纪要 | 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北京大学-香港大学社会学学科交流会议

北京大学和香港大学的社会学都有深厚的学科传统，对社会学的理解颇具共识。2024年1月，两校社会学学者在港大社会学系进行了第一次学术会议交流以及富有建设性的讨论。为继续两校社会学学科的深度交流、探索有利于两校师生的合作形式，12月14日，以“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和实践”为主题的北京大学—香港大学社会学学科交流会议在北大理科五号楼201会议室召开，现场气氛热烈。

当日，到访的8位港大同仁和北大同仁进行学术分享和对话。港大社会学系宗树人（David Palmer）教授和北大社会学系邱泽奇教授分别进行了主旨演讲。在讨论社会学理论、方法和经验研究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外，本次会议还是一次寻找合作研究、建设两校师生互访机制的尝试。

北大社会学系主任周飞舟教授作欢迎致辞。周老师热烈欢迎港大同仁的到来，并介绍了北大社会学的历史与学科重建成就、提出当前中国社会学界面临的挑战。北大社会学延续着费孝通先生开创的田野调查传统，积累了大量的经验研究成果，师生历年深入田野的广度、深度在全国范围乃至国际范围内都相当突出。当前中国社会学界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将丰富的经验材料、实例发现与社会学理论融会贯通，产生出既基于中国经验又具有世界意义的新概念和新理论。

随后，与会人员一同合影留念。

港大宗树人教授作第一场主旨演讲，题为《〈太平经〉对社会学理论建构的启示》。宗教授的基本问题是，能否找到道家研究和社会学研究的结合之道，从而将道家思想视为社会理论的一种来源。宗树人老师希望能够深入道家的思想体系，通过与西方社会理论展开对话，使道家的一些重要概念获得超越道家或中国思想的普世意义，而在道教经典中，《太平经》最具有社会理论的意味。

宗树人教授介绍了《太平经》蕴含的“三才论”宇宙观和“万物类象”思维模式。天、地、人构成了宇宙中三个基本元素，天和地的结合产生人，三个元素相互合作、缺一不可，最终导向一种社会意义上的因果论。这种因果论认为，人欲造成的恶构成“承负”，使得每个人在此世的命运受到过去人事的影响。要想消化和解决“承负”，就需要回到“道”和“守一”。

宗树人指出，这种宇宙观和思维模式为破除二元对立提供可能的思想资源；还可与“具身性”理论构成对话，指明意识在被社会构建的同时也可以超越社会构建；最后，由“君臣民”理论提出的上升式社会整合模式，还可与涂尔干的社会神圣理论、韦伯关于教派的经典论述构成对话。

宗树人老师

北大邱泽奇教授带来了第二场主旨演讲，题为《数字化与社会学的时代之变》。演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关乎数字社会带来的挑战。邱老师认为，“数字化”意味着以数值刻画事物属性、用计算模型解释事物间关系模式这一特殊的知识。此外，数字社会的知识还呈现出与产业和社会紧密结合的属性。数字社会对社会生活和社会学都构成了重大的挑战，前者的主题是人与机器智能如何妥善共存；后者则更关乎学科命运，即社会学还有没有刻画和解释当代社会的能力。

演讲第二部分，邱老师介绍了社会学对于现有挑战的回应。当前学界对于数字化同时存在正反两种基本态度；而在方法层面，除传统的质性和量化方法之外，还诞生了大数据挖掘、建立智能体这两种新方法。邱老师认为，传统的质性与量化之争不利于学界应对新挑战，需要在两者之间探寻一条把握当代社会的新路径。第三部分，邱老师讨论，在这个数字社会已然不可逆转的时代之变中，社会学家能够做些什么。邱老师从问题之变、素材之变、方法之变、理论之变、知识之变五个方面展开论述，最后对上述问题的推进前景、学界的社会责任表达期许和展望。

邱泽奇老师

两篇主旨演讲激发了与会学者极大的兴趣，大家向两位报告人提出的问题包括：《太平经》中体现最高意识的“君”如何获得指引；道家理论是否存在类似于儒家理论的“天听自我民听”结构；通过“修炼”走向最高意识的“道”最终指向何方；内省和神秘主义之区别何在；如何理解与道家关系密切、同样强调自我修炼与提升的中医与现代医学的关系；如何理解身体、传统修炼与人工智能的关系；如何顺应数字社会的新要求培养学生；等。宗树人老师回应，时代进步导致信息环境变化，但修炼提高的是意识，后者是人类不变的诉求；道家理论看似偏离主流，但在主流框架正在发生变迁的当下，或许正是我们和“道”发生关系的新契机。邱泽奇老师认为，内省强调内化规则，而神秘主义则强调找寻终极力量；人类拥有机器所不具备的自省能力；最重要的还是让学生真正回到社会之中去感受变化，教师则需要提升自己，在批判和反思之外多做些解释的工作。

第一组学术报告在中午12:00开始，由北大田耕老师主持。

港大Paul Joosse老师报告的题目是The Concept that Went Viral: Using Machine Learning to Discover Charisma in the Wild。借助Word2vec大语言模型，研究从韦伯的文本、社会科学文献数据库JSTOR以及社交媒体Twitter中各抓取与“卡里斯马”概念有关的10个关键词，分别构成三组语料库，分析学界、大众传媒对该概念的运用与韦伯文本的异同。研究发现，在讨论卡里斯马时，韦伯强调其作为合法性模式的一面并着重讨论“例行化”；在JSTOR语料库里，关键词呈现出“领导者中心主义”的特征，这反映了学界对“卡里斯马纽带”的关注；Twitter语料库的结果则更接近日常用法，也相对更保守。

北大王铭铭老师作《关于文化复合性》的报告。王老师首先回顾了费先生1978年提出的“藏彝走廊”概念。“藏彝走廊”对文化复合性的强调构成了对早期民族识别工作的反思，王老师用“中间圈”强调这一地区构成了政治拉锯和贸易、礼仪-宗教、神话、技术知识等的汉藏间交互借鉴的“中间地带”。王老师提出了“走廊中国”的概念，认为这构成了梁启超、蔡元培、吴文藻等前辈们将中国想象为一个复合整体的基础。

随后，北大孙飞宇老师作了题为Self-control and Break Dow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a Depression Case History的报告。本次报告借助其中一个案例——女性受访者X的故事展开论述。在X的成长历程中，“层层加码”的过程给她造成越来越强的精神负担。大二下学期某天，这些负担集中爆发为精神崩溃和进食障碍；此后，X开始调整自己的生活，开始读书并尝试从书中寻找与自身经历的共鸣。而X却是许多其他学生仰慕和效仿的对象。孙老师指出，在这个意义上，X的案例反映了一种更加普遍的社会建构。

最后，北大王利平老师报告了与学生的合作研究The Collective and the Individual in Jonesville:How was Collective Ethno-graphy Possible。研究关注一九四〇年代“人类发展委员会”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莫里斯镇所开展的一项社区研究的教育组织模式。王老师指出，这项社区研究呈现出一种“集体民族志”的模式。当时的研究者们几乎对该镇每个居民都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并逐步引入不同的研究问题和研究工具，这意味着需要非常多的人手。最终，这项研究由Ralph Tyler、W. Lloyd Warner等学者策划、招募、培训自己的学生和其他刚毕业的大学生作为临时研究员而完成。在集体研究的过程中，个体研究者们也获得了成长。

讨论环节从研究本身的技术维度以及研究指向的组织与文化维度展开。在场老师讨论了应如何处理语料库中的学科差异、选取“道德价值/影响”作为分析维度之原因何在等问题。老师们还就学术间隔年（gap year）制度、开展集体民族志研究所需依托的师生关系与学术机构氛围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第二组学术报告在下午1:00开始，由北大方文老师主持。

首先，港大田晓丽老师作了题为《作为理性化工具的钉钉》的报告。田老师围绕中国城市中产阶级工作者为何对电子办公应用存在不同态度的经验问题，追问组织环境与人们对电子办公应用态度的关系。田老师指出，人们对类似“钉钉”的电子办公应用的使用方式与态度很大程度上由组织环境塑造。在社会依赖程度较低的工作环境中，人们对钉钉的使用更工具化，对其评价也更正面；而在社会依赖程度较高的工作环境中，钉钉非但不能提高工作效率，反而会作为标准化管理手段形成强制性控制，进而使人们更倾向于对这些应用进行负面评价。

接着，北大卢晖临老师报告了《“苏南模式”再出发：对中国发达地区社会形态的探索》。卢老师介绍了“苏南模式”的起源、内涵与变化。接着他指出，今天苏南农民走出了村庄，在更大的范围内编织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区别于传统西方理论中“拔根的城市化过程”，苏南地区城市化的过程更像“扎根城市化的过程”，即集体发挥了重要作用，让城市与乡村相互补充、相互支持。基于此，卢老师提出“扎根的城镇化、有温度的现代化、迈向共同体的城乡社会”的愿景。

最后，北大谢雯老师作《超越新自由主义城市性：中国“锈带”城市转型中的时间错位与地方特质》的报告。谢老师尝试通过该研究理论化去工业化地区的城市转型现场。她以中国东北地区为田野点，分析工业城市转型中的多重时间性与地方特质形成的过程。谢老师指出，在去工业化地区，由于存在根深蒂固的社会结构，抵制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政策拉力的地方特质，在时间推移下会加剧与社会变革的“时空错配”。此外，在时间上跨越多尺度和领域展开的时间框架，对理解城市生活的动态和转型轮廓至关重要。

讨论环节，在场老师就现代企业组织方式的内化如何影响对理性化工具的态度，苏南模式可复制性之机制何在，如何理解社会组织、社会结构衰败与更新的过程等问题展开讨论。

第三组学术报告于下午2:30开始，由谢雯老师主持。

首先，港大王鹏老师报告了《法外治理：中国非法市场的社会秩序》。王老师在介绍“非法市场”和“法外治理”的概念与机制后指出，这一研究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分析非法市场的社会秩序：在宏观层面旨在揭示非法市场的性质，及非法市场、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微观层面考察交易关系的性质、交易伙伴面临的不同惩罚及约束非法交易的权力动态。王老师的研究不仅增进了对非法市场运作的理解，也为政策制定和干预提供了新的视角。

接着，北大张力生老师报告了《集体记忆的民间展示：民族志视角下的博物馆研究》。张老师指出，通过收藏、展示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重大事件的相关物品，民间博物馆参与到中国现代知识生产与意义表达的过程中，补充了主流历史叙事。民间博物馆打开了一种社会空间，这种社会空间的“民间”不仅容纳了个体与集体关于国家的记忆与情愫，也体现了国家与民间的上下结构关系。此外，通过民族志的方式关注博物馆与其周围环境的内外关系、博物馆自身在时间上的前后关系，有利于进行比较研究。

随后，北大乔天宇老师作了题为《社会资本转化的动态过程与电商扩散网络的涌现》的报告。乔老师将电商村如何发展起来的问题转化为电商技术如何在村庄社区中扩散、电商扩散网络如何涌现的问题。研究基于山东省曹县大集镇丁楼村的数据搜集，运用动态指数随机图（TERGM）和随机面向行动者模型（SAOM）分析电商扩散网络动态。乔老师指出，村庄内部的社会网络对电商技能的扩散起到关键作用，且这种影响在外部力量介入后并未呈现减弱趋势。此外，年龄也是影响电商扩散网络形成的重要因素，受教育程度则影响不大。

最后，北大凌鹏老师报告研究《物像、世像与气像——论中国传统诉讼中地图与审断的关系》。研究聚焦中国传统诉讼，特别关注土地诉讼中地图的复杂多重性与人的宇宙观之间的关系。在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分析之外，凌老师引入艺术史的研究思路，从“画”的角度切入理解“地图”。围绕“为何诉讼图要画成这样”的问题，研究将诉讼地图区分出物像、世像与气像三重维度。凌老师指出，中国传统司法与诉讼的理想形态是在物像、气像和世像的层面恢复物、人与天地之间的秩序，在这个理想下，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的司法与社会。

在评议与讨论环节，王鹏、田晓丽、卢晖临、田耕等几位老师就气运动的方位，制图和作画的区别等与凌鹏老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第四组学术报告下午4:00开始，由乔天宇老师主持。

首先，港大魏来老师报告《劳动力市场转型与社会固化的维持——以美国为例》。魏老师利用NLSY79和NLSY97两期面板数据、O*NET调查数据和报纸招聘广告数据，研究探讨了社会不平等在社会变迁背景下的维持机制。研究发现的主因效应是，家长会适应劳动市场的变化，并为自己的子代选择匹配的、时效的技能，最终让子代获得更好的工作；次因效应是，家长凭借对市场的理解，把自己的子代介绍到比较高地位的工作岗位上，并直接提供金钱上的资助。

接着，北大李建新老师报告《从普雷斯顿死亡曲线到卢茨因果模型——影响我国死亡水平的因素分析》。该项研究探讨了经济发展和死亡水平之间的人口学关系。李老师首先介绍了“普雷斯顿曲线”的内容及缺陷。2018年，Wolfgang Lutz与Endale Kebede的论文改进了“普雷斯顿”曲线，提出不随时间变化的“教育—健康—收入”三角关系模型。借助Lutz模型，李老师的研究探讨中国的死亡情况，指出需要应对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以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随后，北大周皓老师报告《人口负增长背景下的中国流动人口》。从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来看，流动人口存在“强度增强，规模减小”的悖论。利用第五至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使用标准化过程，研究聚焦流动人口与人口负增长的关系，分解出流动人口的结构效应、规模效应和强度效应，并利用估计模型进行人口预测。结果发现，结构效应具有负向作用，并受到老龄化速度的调节作用。基于此，周皓老师认为，应从全年龄段应对老龄化趋势，而非仅针对老年人。

最后，北大范新光老师报告《家庭生命周期中的个体迁移：基于生命历程视角的研究》。范老师指出，在生命历程视角下，流动贯穿于个体的一生。他使用2018年CLDS数据、运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分析了个体的迁移流动行为模式的变迁机制。本项研究发现，个人生命事件与家庭事件对不同世代迁移流动行为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模式差异，且这种差异性还存在性别、城乡的异质性；个人生命事件对迁移流动的重要性随着世代不断增强，家庭事件则相反。

讨论环节，在场老师就中美家庭培养语境的差异、个体迁移流动行为的同伴效应与世代效应、个体迁移流动中世代选取的依据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第五组学术报告于下午5:20开始，由范新光老师主持。

首先，港大Gordon Brett老师以American Sociology’ s Interdisciplinary Impact: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of ASA Journals, 2000-2023为题作了报告。他的研究关注社会学如何与其他学科相关联，以及这种关联如何体现在期刊和子领域中。他分析了Web of Science中的被引率数据和2000—2023年所有ASA期刊的引用数据，发现大部分ASA刊物在非社会学领域引用率都越来越高。

接着，港大Isak Ladegaard老师报告了他的研究How Digital Platforms Enable State-like Administration of Shadowy Commerce。Isak Ladegaard老师以像素游戏为引入，提出数字平台是一种组织大规模社会经济活动的新方式。在后现代社会，数字平台提供了一种国家化的大型组织形式。以开源社交网络服务平台Gab的转型案例为材料，本研究展现了当今时代数字平台组织商业的强大能力和可能存在的危险政治隐患（如隐性种族歧视）。

随后，香港大学Tom McDonald老师作了题为Liquid Communities: NFT Platforms, Markets and Media的报告。他的研究认为，流动性是未来趋势而不是问题。从加密方法的出现，到NFT平台的搭建，再到打磨白名单，香港的能源收集商积极推动“流动社区”的概念。这一过程帮助我们重新思考对平台的理解，尤其是平台的中立性与区隔问题。

最后，北大张春泥老师作了题为The Context Effect on General Trust among Chinese: Evidence from Survey Experiments的报告。张老师指出，中国的信任测量存在普遍过高的自我报告值。从费孝通的差序格局出发，张老师的研究提出信任半径的测量路径。通过设计和实施一项网络调查实验，她发现，不同文化语境下的群体对朋友、家人等的信任半径存在差异。

讨论环节，针对两项数字平台研究，在场老师就研究的具体过程、数字平台的权力与传统权力的区别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在场老师还讨论了信任研究的语境效应、信任研究在不同学科中的呈现等问题。

总结致辞环节，宗树人老师和田耕老师都表达了对未来两校间进一步交流的期望和畅想。本次会议在热烈的氛围中圆满落幕。

新媒体编辑 | 陈欣悦

海报设计 | 龙嘉毅

摄影 | 余烨旻 王倩旭

文字 | 陈烨广 孔一舟 周扬

审核 | 田耕 叶曾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