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24年5月20日
这是馒头说第 800 篇 文章
上一篇讲了魏忠贤
也说了崇祯是高开低走
既然说了他的开头
那这一篇
就来说说他的结局吧
1
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一。
李自成在西安称王了。
称王的同时，李自成把国号定为“大顺”，年号定位“永昌”。
换句话说，在李自成和他的起义军眼里，已经不承认什么“崇祯”纪年了，因为他们已正式明确了自己的目标：推翻大明王朝，改朝换代。
三天之后，李自成就把自己麾下的大军兵分两路，直扑北京。
大顺军一路势如破竹，明朝最后的残存精锐望风披靡，一战即溃，崩溃速度简直到了让人咋舌的地步——“闯王”正月初三正式发兵，到了正月初九，就已经可以非常有把握地下战书给朱由检：
三月初十，咱们北京城下决战。
李自成非常有自信：只要给我两个月时间，直接打到你家门口。
面对李自成的战书，之前还有资格在先“攘外”还是先“安内”两条道路之间徘徊犹豫的崇祯帝朱由检，倒也省心了：
没得选了，因为“内患”李自成已经兵临北京城下，要革掉自己的命了。
怎么办？
无论如何，姿态还是要表一下的。
2
就在收到李自成“战书”后不久，崇祯帝召集群臣，表达了自己的决心：
“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祖宗栉风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将何面目见于地下？朕愿督师，以决一战。即身死沙场亦所不顾，但死不瞑目。”
当然，当时间到了1644年的时候，农民军和官军的强弱之势早已逆转，在“匪军”如此强大的情况下，
皇帝是不可能御驾亲征的。崇祯这么开口，还是希望臣下们能表个态。果然，内阁里一批人争先恐后站了出来，拍胸脯嚷着要“代帝出征”。最终，一个叫李建泰的人光荣入选，要带兵替皇帝去和李自成决一死战。
可以想像崇祯当时内心的激动。在李建泰出征那天。崇祯亲自为他饯行，亲自手书四个字：“代朕亲征”，然后亲手把象征权力的节钺和尚方宝剑交到李建泰手里。
然后，那个戴着大红花，披着红斗篷，在鼓乐声中带队浩浩荡荡“代帝出征”的李建泰，一路上一直在“观察战机”，始终徘徊在北京的南面，不敢亲临前线一步。
两个月后，李自成的部队包围了保定，城内的李建泰当即宣布投降——他投降后当到过大顺的丞相，在清军入关后又迅速降清，成为了内院学士。
但事实上，“御驾亲征”从来就没成为过崇祯面前的选择题，他从心里面就没有打算过亲自出马，只是还寄望关键时刻有一位忠臣良将，驾着七彩祥云前来救驾。然而大明王朝走到这个地步，派得上用场的人不是已经战场阵亡，就是被崇祯自己折腾死了——别说孙悟空，连赤尻马猴或通臂猿猴都找不到一只了。
在所谓的“代帝出征”闹剧收场后，崇祯已经一张牌也打不出了，接下来，是真的要做选择题了。
第一道重要的选择题，就是是否要在李自成军队打进来之前，率先离开北京，前往南京。
也就是所谓的“南迁”。
3
虽然说“南迁”是最后的无奈之举，但从当时的形势来看，不失为一种摆脱困境的方案。
当时的北京虽然已经岌岌可危，东北又有满清的铁骑虎视眈眈，但在长江中游，有左良玉率领的十万大军，在长江下游，还有淮安、扬州、庐州、泗州这四个重镇，由黄得功、刘良佐、高杰以及刘泽清这批将领扼守长江天堑。
而明朝一直施行的就是北京和南京的“两京”制度，南京一直有一套相对独立运行的行政班底。所以如果崇祯决定及时迁都南京，依靠长江天险，像南宋一样再维持半壁江山先不敢说，但缓一口气，肯定是没问题的。
事实上，率先有“南迁”想法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崇祯自己。
那年崇祯的内阁首辅还是周延儒。面对内忧外患，尤其满清在东北屡屡得手，崇祯就找周延儒商量：是不是就把首都迁到南京算了。结果消息走漏出去，被崇祯的嫂子——明熹宗的皇后懿安皇后——知道了。懿安皇后坚决反对南迁，崇祯非常敬重这位嫂子，再加上自己也确实在犹豫，这件事就作罢了。
而到了1644年，形势比当初更加危急，崇祯自然而然再次想起“南迁”这件事。
但崇祯自己不肯先提。
毕竟，“南迁”这件事有点像是不战而降，望风而逃，而且明朝列祖列宗的陵寝都在北京——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放弃北京去南京，都绝非一件光彩的事。
那么，就需要有手下人来提。
率先报出这个提案的，是太子身边的官员，左中允李明睿。李明睿是强烈支持“南迁”的。之前崇祯就召见了李明睿，两人一直聊到深夜二更时分。两人聊完后不久，李明睿就在朝堂上公开上疏，建议“南迁”。
李明睿给出的理由也很充分：
如果皇帝决定南迁，御林军可以护驾，而沿途以皇帝的威望，还能招募数十万勤王的士兵。到了南京，有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坐镇大局，可以稳住阵脚，再图中兴。
朱由检很满意这份奏疏，但他还是不愿意顶在前面，就把这份奏疏交给了内阁，让他们讨论后给出意见。
这件事到了这个环节，就出了问题。
内阁首辅陈演第一个站出来反对。陈演这个人，外界公认他没什么大才能，但猜崇祯心思和拍马屁功夫一流，当初他也是靠着这个上位的。陈演反对，其实也很正常：
他贪污腐败是出名的，所以有大量的田产和财富都在北京城，一旦南迁，那就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而在大明朝大朝堂之上，有陈演这点小心思的，绝不止他一个人。
但陈演并不明着出头反对，而是授意一个叫光时亨的兵科给事中出头。这个光时亨心领神会，一上来就骂李明睿的意见是“邪说”，并且扬言：
“不杀李明睿，不足以安民心！”
崇祯对光时亨的说法非常反感，甚至愤怒。他当场就呵斥了光时亨：
“光时亨阻朕南迁，本应处斩，姑饶且遭。”
崇祯的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心意其实已经很明白了。但群臣就是不接这个话茬，内阁大臣们都不表态。
“南迁”这件事，陷入了一个僵局。
到了二月二十七日，李自成的军队已经离北京越来越近，时间拖不起了。朱由检在文华殿召开御前会议，再一次讨论“南迁”的可行性。
李明睿还是坚持皇帝赶紧南迁，而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华这次也站出来支持“南迁”了，而且他提的方案似乎听上去更能接受：
如果皇帝先不走，那么让太子先“监抚南京”——把种子留到南京去，万一北京守不住，南京还能保住一个核心。
但以陈演为首的一批身居要职的重臣，还是都坚决反对南迁。那时陈演已经卸任内阁首辅了，担任的是吏部尚书。但官职虽变，观点不变，陈演还故意向外界走漏消息，让大家一起猛烈抨击“南迁”的主张。
面对主要官员尤其是自己信任的这批官员的反对，崇祯毫无办法，乃至痛苦——崇祯其实很希望陈演能够领头，支持南迁，在这件事上担一担责任。
但陈演坚决不肯。
这倒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财产都在北京，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提出“南迁”就是逃跑，以后要是秋后算账，那是要背锅的！
陈演是深知崇祯性格的：有事拜托你的时候说得花好稻好，一旦出了事，第一个甩锅的就是他，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你头上，而且还一查到底，一点情面都不讲——与其帮皇帝背锅，不如自己保命保声誉。
所以崇祯后来对陈演说过一句话：
“朕不要做，先生偏要做；朕要做，先生偏不要做。”
这句话里的“朕要做”的事，指的其实就是南迁。
但也并非陈演一个人看出了其中利害。接任陈演内阁首辅位置的是魏藻德，他没有陈演那么激进，坚决反对，而是更老奸巨猾一些：每当有人提“南迁”建议而崇祯问他意见如何时，他就装哑巴，一言不发，崇祯同样一点办法也没有。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崇祯自己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逆转：
他由最初自己支持南迁，变为反对南迁了。
他当众表态，要死守北京。
为何要死守？崇祯又拿出了新的一套理由：
如果朕单独离开北京，在北京的宗庙社稷怎么办？列祖列宗的陵寝怎么办？京师的百万生灵怎么办？
国君与社稷同生死，是道义的正统！
那么，让太子先去南京呢？崇祯也不同意，理由是：
以我的才能，经纬天下十几年，尚且无济于事，像我儿子这样的小孩子人家，他又能做得了什么事？去了也白去！
所以，关于“南迁”的第一道选择题，崇祯几经犹豫，做出了自己的最终选择：
鱼死网破。
而在做“南迁”选择题的同时，崇祯当时其实还有另一道选择题要做：
“勤王”。
4
所谓“勤王”，当时也只能调动北方的边防军来包围北京了。
但“勤王”同样是一道艰难的选择题——一旦要把北方的边防军调回京师，也就意味着要把山海关外的大片领土让给满清。
这似乎又回到了最初崇祯面临的“攘外”还是“安内”的大选择题上了。
但事已至此，崇祯自己也知道，两头只能顾一头了。
崇祯十七年年正月十九日，崇祯提出：急调辽东总兵吴三桂带兵入关，保卫北京。
而和“南迁”一样，他把这个想法也抛给了内阁，要他们给出意见。
以内阁首辅陈演为首，这一次虽不明确反对，但全都不吭声。
因为大家都知道，一旦同意皇帝这个意见，就意味着关外的大片国土要沦丧，这是要在历史上留下骂名的，他们不肯担这个责任。
两天后，恼火的崇祯再次给内阁施加压力，一定要他们拿出一个明确意见。陈演看避无可避，也只能表态：
“一寸山河一寸金”。
换句话说，陈演终于明确表态，反对征调吴三桂。
但问题是，“一寸山河一寸金”的道理，难道有谁不懂吗？但如果不调吴三桂，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吗？
陈演自己也拿不出来。
接下来，兵部尚书张缙彦的表态更绝，他说：
“三桂之调不调，视宁远之弃不弃，两言两决。”
言下之意，就是调不调吴三桂，就看要不要放弃宁远城，这件事其实很简单——一句话就可以了。
谁的一句话？当然是崇祯！张缙彦这话的意思其实就是：
这种事情，只要您皇帝拍板就行，想找我们背锅，没门儿！
崇祯看到事已至此，不做决断已不可能，于是思虑再三，还是拍了板：，
放弃宁远，退守山海关，吴三桂率军入关勤王。
吴三桂等边防军将领接到命令后都表态，愿意接受调令，即刻入关勤王。但内阁大臣们又站出来说话了——这一次，他们不反对，但抛出一系列问题：
放弃宁远之后，山海关如何防守呢？撤退的军民如何安置呢？现在立刻执行是不是太仓促了？是不是等拿出细则之后再操作，这样比较稳妥？
毫无疑问，这些内阁大臣们说的问题都有道理，但这样的道理谁都明白——只是时间来不及了。但眼看已经火烧眉毛，这些大臣为何还要反复纠缠于这些大家都知道弊端但没有解决方案的问题？
因为他们都知道，现在他们说的一言一行，都是要留档的。
以后万一有人问责：谁应该为放弃关外领土负责？他们就能说：
这锅我可不背，你去查查就知道了，当初我可是反对的，我还把问题都提出来了。
在这样的反复斟酌过程中，”勤王”这件事就拖到了二月初八，连太原都已经陷落了，京师震动。
危机时刻，蓟辽总督王永吉、顺天巡抚杨鹗联名上书，主动请求调吴三桂入关保卫京师。崇祯直接把这份奏折拿给陈演和魏藻德看——都已经到这个地步了，皇帝就差跪你们面前了：两位，你们就点个头，好不好？
两位崇祯最倚重的大臣对视之后，还是一言不发，却在离开后碰头商议：
“上有急，故行其计，既事定，而以弃地杀我辈，且奈何？”
现在皇帝是着急，所以有这个放弃关外之地的想法，等接下来事情搞定了，他反过来说是我们主张放弃失地的，要砍我们的头，怎么办？
说到底，还是不肯担责任。
到了这个地步，朝堂之上其实已经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大臣越怕皇帝以后让他们背锅，就越不肯表态；而大臣越不肯表态，皇帝就越要大臣表态；皇帝越要大臣表态，大臣就越害怕：“你看，就是要我们以后背锅呢！不然自己拿主意不就行了？”于是就越不肯表态。
皮球最终还是被踢回了崇祯的脚下。
而这时候，他已经耽误了太多的时间了。
三月初四，忍无可忍的朱由检终于亲自拍板：加封辽东总兵吴三桂为“平西伯”；两天后，又明确下旨：放弃宁远，征调吴三桂、王永吉、唐通等人率兵保卫北京。
吴三桂接到调令后，三月上旬才从宁远率五十万军民启程，每天走几十里，十六日进入山海关，二十日抵达今天的唐山附近。
而就他抵达唐山的前一天，李自成已经率军攻陷了北京城。
5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七日。
这一天，李自成的西路部队抵达了北京西直门外，开始炮轰北京城墙。
此时此刻的紫禁城内，崇祯还在进行早朝，皇帝和大臣们相对哭泣，手足无措。这时候，那群大臣倒开始积极提意见了：有的说，要么把当初受到魏忠贤牵连的所谓“阉党”一派重新起用来挽回大局吧；有的说，要么再给带兵的总兵加官进爵，激励他们赶紧来勤王。
这时候，可能倒是崇祯最清醒的时刻——他知道，一切都已经晚了。
中午时分，李自成的部队开始攻打平则门、彰义门和西直门。这时，明军守卫这三处城门的还有所谓的“三大营”，但已经是一些老弱残兵和太监了。面对李自成的精锐部队，守城军队只是放一些空炮进行敷衍。
不久之后，守城的太监曹化淳按照约定，首先打开彰义门投降，之后其他几道门也依次打开，李自成的军队如潮水一般地涌入，北京的外城已经被攻破了。
这时候，崇祯和他的内阁大臣们开了最后一次会。大臣们的话掷地有声：
“陛下洪福齐天，不必顾虑，万一不测，臣等决心巷战，誓死不负国家！”
那么，所谓的“巷战”有没有发生呢？
当李自成的农民军开始向内城发动进攻的时候，负责守卫正阳门的兵部尚书张缙彦——就是那个要皇帝自己说放弃宁远的那位——率先开门投降，然后负责守卫宣武门、齐化门的这些大臣和太监也纷纷开门投降。
从头到尾，“巷战”就从来没发生过。
三月十八日晚，农民起义军已经控制了北京的整个内城，将紫禁城团团围住。
这天晚上，朱由检在自己最信任的太监王承恩的陪同下，登上了煤山瞭望，在看到内城确实已经陷落之后，返回了乾清宫。
崇祯把皇后和嫔妃聚集在一起，和她们吃了一顿酒宴，然后要求她们全部自杀殉国。尤其是对自己的两个女儿长平公主和昭仁公主，崇祯是亲自挥剑砍杀的，昭仁公主当场毙命，长平公主被砍断了一条手臂——因此后来给金庸先生留下了足够的遐想空间。
到了三月十九日的凌晨光景，朱由检带着王承恩，在景山寿星亭附近的大树下。
他最后望了望自己的几里江山，上吊自尽。
6
三月二十日，北京全城投降。
李自成的人发现崇祯的遗体后，还发现了他留下的遗书。其中有一句是：
“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这句悲壮的话后来被证明是崇祯自己有点加戏了：李自成并没有为难他的遗体，他让人买了两口柳木棺材，把他和周皇后安置后好好埋葬了。
还有一句：
“百官俱赴东宫行在。”
可见崇祯在自杀前，还想到了太子，要求百官都到太子的东宫去。
在三月十八日，崇祯曾写手谕，要求成国公朱臣纯辅佐太子。但他的想法又太天真了：朱臣纯那时候早就开门投降了，而且太监把崇祯的手谕送到内阁的时候，那些号称要“以死殉国”的内阁大臣早就跑得影子都没一个了。太监回去复命，却也找不到崇祯了。所以崇祯到死还以为大家都去辅佐太子了。
但事实上，他之前拒绝太子先南迁，所以北京城一破，包括太子在内的他的所有儿子，都成了俘虏。
还有一句，写的是四个字：
“诸臣误朕。”
可见崇祯临死之前，是有怨念的。
但还好他是死了。
如果他知道他死后那些大臣的表现，怕是要气得从棺材里跳起来的。
7
崇祯死后，和周皇后的遗体一起被放在东华门外，接受大家祭拜。
从头到尾，在他棺材前下拜哭泣的大臣，不过就三十个人；下拜行礼但没有哭的，大概有六十个人，其他大臣经过时都像没事人一样，看都没看棺材一眼。
四月三日，崇祯和皇后的遗体被葬入墓地，沿途给他们送葬的除了太监，就只有老百姓了，一个大明的大臣都没有。
崇祯自杀的时候，北京城有大明朝的大小官员3000人，但为皇帝自杀殉国的，加上他自己皇家的亲戚在内，一共也就30多个人，其中有一位，就是一直苦劝朱由检南迁，或者至少让太子南迁的那个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华。
那么其他大臣呢？他们其实还真挺忙的——忙于向李自成效忠，劝李自成赶紧登基。
那个在反对“南迁”和“勤王”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陈演，李自成一进城，就献上四万两白银作为自己投降的筹码；那个说谁提南迁就应该杀头，应该誓死保卫北京的光时亨，也是在城陷之时就投降了李自成。
还有那个一直装傻充愣反对南迁的内阁首辅魏藻德，被俘虏后李自成问他：
“你作为内阁首辅，为什么不自杀殉国啊？”
他的回答是：
“我正准备为您效力呢，哪敢去死？”
后来他被关在一间小屋子里，急得通过窗户对外面人喊：
“你们只要用我，给我什么官都可以，何必要把我关起来呢？”
在三月十七日的最后一次早朝时，面对百官出的各种馊主意和放的各种马后炮，崇祯曾在桌子上写了十二个字，让站在旁边的司礼太监王之心看了一下，随后抹去。
据说，其中有六个字，是：
“文臣个个可杀”。
（本文完）
馒头说
历史没有如果，但总是让人忍不住讨论“如果”。
比如，如果当初崇祯选择了“南迁”，事态会怎样发展？
从当时的局面来看，李自成的军队是三月十九日彻底控制北京的，但一直到四月初，由于消息断绝，在南京留守的明朝势力还不知道北京究竟发生了什么。
直到四月初七，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还在到处张罗，准备率兵“北上勤王”。几天后，南京的大小官员都喜形于色，因为他们听到了一个消息：
皇帝已经从北京逃出，正从海上返回南京，而太子也逃了出来。
当时大家都觉得士气大振，因为认为还是可以收拾旧山河的——第二天，就传来了皇帝已经上吊自杀的消息。
南京城顿时乱成一团，从大臣到显贵到太监到手握重兵的将帅，立刻就陷入了一场勾心斗角的内斗中——到底拥立哪个藩王成为正统，来延续大明王朝的命脉？
在这场内斗中，各方势力根本没心思管其他事情，主要精力全都放在未来立的那个皇帝是否和自己有关，自己是否能够立功，分到一杯羹。
而南明时期的核心人物史可法，也在这场重新确立继承者的斗争中犯了不小的失误，导致后来处处受到掣肘，这里就不展开说了。
如果当时崇祯决定南迁，或者至少让太子先南迁，那么后来这种情况就很难发生。不是说后面的南明小朝廷就一定能够重振旗鼓，光复河山，但必须承认，南明后来那种“内斗就要亡国，亡国也要内斗”的风气根源，崇祯也是要负上责任的——按照他当时破罐子破摔的想法，颇有点法国路易十五的那种“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的味道。
清朝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张岱，曾感慨崇祯这个皇帝确实是用功的，但也用十六个字来形容他的缺点，这十六个字是：
“焦于求治，渴于用人，刻于理财，骤于行法”。
他还有其他几个“四字诀”来形容崇祯，说他的政策“三翻四覆，夕改朝更”，说他用人是“黑白屡变，捷如弈棋”。
读明史，你会发现这几个形容词还是颇为精准的，甚至有点毒。
诚如上一篇所言，从诛杀魏忠贤开始，崇祯其实是开了个很好的头的，但一副牌最终打成这样一副烂样子，到底是谁的责任？
当然，在崇祯的心目中，大明的江山，最终是坏在这帮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文臣手里的。
但那一刻，他是否检讨过自己呢？
（全文完）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明史·本纪·二十三、二十四》（张廷玉等，《中华书局》，1974年）
2、《明史·卷三百九·李自成传》（张廷玉等，《中华书局》，1974年）
3、《明史讲稿》（樊树志，中华书局，2017年）
4、《明史讲义》（孟森，“微信读书”）
5、《崇祯长编》（汪楫）
6、《南明史》（顾诚，北京日报出版社，202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