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台海空中截杀战

今天是2024年3月18日

这是馒头说第 789 篇文章

1966年1月8日，深夜。

四艘美制LCM-3型登陆艇编队驶出福州马尾港，前往霞浦县古镇。

这四艘登陆艇隶属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省军区守备七师闽北船运队二中队，当时执行的任务，是运送一批军用物资。

当编队以10节航速靠近马祖列岛时，已经接近午夜。按照惯例，编队施行灯火管制，全部闭灯航行——马祖列岛由台湾国民党控制，随时可能会对编队开火袭击。

月黑风高，除了海浪声和马达声外，再无其他声音。

但没多久，却响起了枪声，而且是一连串的枪声。

马祖列岛上，一切如旧，国民党守军并没有发现这支解放军的登陆艇编队。

枪声来自行进编队中的一艘登陆艇——F131号。

出事了。

那一夜，F131号登陆艇上有10个人。

这10个人分别是艇长甘久郎，领航员吴文献，轮机员吴珍，高射机枪手吴富春，以及陈振新、魏献美、杨保、张正庆、许忠义、施林岳六名战士。

开枪的，是吴文献，吴珍和吴富春三人。

但他们射击的对象，并不是敌人。

这三人先是堵住驾驶舱的门，开枪杀害了在里面独自驾驶的艇长甘久郎，然后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冲锋枪，对着舱内已经熟睡的另外六名同艇战友进行了扫射——六名战士全部当场牺牲。

这是一次蓄谋已久的行动。

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吴文献等三人要控制这艘船，而控制这艘船的目的，是要去对面的台湾“投诚”。

因为吴文献一直违反规定，偷听台湾方面的电台，对对岸提出的“黄金重奖投诚义士”大感兴趣。一直盘旋在心中的欲望冲动最终付诸实践：吴文献找到同为福建莆田土头公社的老乡吴珍和吴福春，三人一拍即合，制订了计划。

这份计划就是：

在1966年1月8日，三人趁晚间当值F131号登陆艇执行任务时，在接近马祖列岛编队进行灯火管制的时候，杀害战友，直接开着登陆艇前往台湾“投诚”。

在“行动成功”之后，吴文献三人来不及打扫舱内的斑斑血迹，立刻将F131号登陆艇改变行进方向，向马祖列岛驶去。

F131号登陆艇

一切，都在吴文献等人的计划之中。

1月9日，0点30分。

马祖列岛上国民党守军的雷达发出警报：一艘不明身份的船只，正以大约10节的速度靠近。

雷达监察员立刻上报，情报随即传到国民党金门防卫司令部，很快，命令下达：

海上侦察队派出炮艇一艘，船舶连派出两艘相同型号的LCM-3登陆艇，两栖侦察队和附属部队派出三艘胶舟，对来犯不明登陆艇进行包围。

大约一个半小时后，F131号登陆艇进入了马祖南竿岛国民党守军警戒线，除了合围的舰艇外，岸上大小火炮和轻重机枪全都瞄准了F131号。

但国民党守军惊奇地发现，这艘登陆艇灯火通明，根本没有实施灯火管制。

更关键的是，桅杆上挂着一面白色床单。

国民党守军虽然很意外，但还是意识到：眼前的这艘登陆艇，可能是大陆方面来“投诚”的。

在靠近并登上F131号登陆艇后，猜想被证实：

吴文献等三人高举双手，表示自己是来“投诚”的，而他们身旁的黑板上还写着八个大字：“起义投诚，望君接应”。

根据国民党方面登艇人员事后的回忆，当时舱内到处都是血迹。经过清理，只有五具尸体，按吴文献的说法，还有两具尸体在途中已被丢入大海。

在确认了对方的“起义”意图后，马祖方面顿时兴奋了起来：

这是罕见的大陆方面正规军被广播打动后的“投诚”，而且还有“投名状”，如果上报上去，肯定是大功一件。

一方面，吴文献三人立刻被安排进了所谓的“大陆义胞接待所”，吃饭洗澡，理发更衣，另一方面，一封急电已发往台北所谓的“国防部”，汇报了相关情况。

在马祖岛上理发的吴文献等三人

我们会马上派专机过来接走这三位“反共义士”，然后会在台北举行一个盛大的新闻发布会。

第二天一早，受到相关方面指示的台湾媒体报道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但台湾当局可能没想到或者并不在乎的是——他们其实已经在第一时间主动公开了F131号之所以“失踪”的原因。

当台湾方面开始为这艘“投诚”的大陆登陆艇忙碌起来的时候，海峡对岸的大陆方面，似乎一片沉寂，没有什么动静。

但事实上，平静的水面之下，怒流已经开始涌动。

1月9日，清晨。

曾幼诚刚刚到指挥所进行交接班工作，就接到了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打来的电话。

曾幼诚当时是福州军区空军副参谋长、福建前线空军指挥所主任。一大早就接到上级亲自打来的电话，曾幼诚知道应该是出事了。

皮定均在电话里的语气非常严肃，他简明扼要地向曾幼诚说了几个小时前发生的情况——我军一艘登陆艇叛逃，多名战士被残忍杀害。

曾幼诚是见过大场面的人，但听到这情况，还是心下一惊：

在他的印象里，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以来，第一次发生这样的恶性事件。

曾幼诚，1923年出生，湖北汉阳人，1988年被授予空军中将军衔

三名叛徒现在应该还在马祖，但台湾方面肯定不会错过这么好的一个“展示窗口”，由于派船只接人的时间过长，且途中容易出意外，所以肯定会派专机将他们接到台北，然后再借机宣扬。

换句话说，大陆方面如果要阻止这件事恶性发酵，唯一的机会，就是截击台湾方面派来接走叛徒的飞机。

曾幼诚的猜想一点都没错。

很快，关于吴文献等三人携艇叛逃的事就层层上报，最终报到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那里。

福州军区空军当时提出的方案是：空中截击。而周恩来在这份方案上批了字：

“就根据情况办，如果能够拦截最好。”

从口气上看，周恩来并没有下死命令。

但福州军区空军司令部从上到下都知道，那是因为周总理处处为人着想——他知道台湾本岛离马祖很近，飞机只需要飞行很短的时间，截击难度很大，所以他不想给人压力。

但周总理其实已经同意了拦截方案，并表达了对结果的期待，再加上本次事件性质恶劣，叛徒属于杀害战友后投诚，所以大家都已经把这份批示看做是一条死命令：

必须击落运送叛徒的飞机。

1月9日，早上8点30分。

一架来自台湾本岛的C-47运输机抵达马祖——它是来负责将吴文献等三人接回台湾的。

马祖岛上只修建了一个长约1.2公里，宽只有50米的简陋机场，无法降落普通民航客机，所以只能派军用运输机来接。但这架C-47运输机在降落过程中却出了事故：起落架折断，翼尖也因为擦地而受损。

也难怪，这个简易机场离大陆只有20公里左右，离福州军区空军的机场也只有60公里，国民党飞行员神经高度紧张，最终出错。

在马祖岛着陆受损的国民党C-47运输机，1940年开始在美军服役

无奈之下，台湾方面又派出一架PBY水陆两栖飞机，载着数名工程维修人员从本岛飞抵马祖。

维修人员抵达马祖的时候，已经临近中午。在紧急维修评估后，得到的结论是：C-47运输机受损比想象的重，一时之间无法修复。

摆在眼前的问题，有一个备用方案：

让吴文献等三人乘坐PBY水陆两栖飞机回去。

但是这个建议很快被否决了：PBY水陆两栖飞机太小，只能乘坐八人，无法安置随行人员。

怎么办？台湾方面只能再调一架HU-16信天翁专机飞往马祖——这架飞机足够大，可以装下所有需要随行的人员，且在陆地和水中都可以起飞，安全系数高。

中午12点11分，HU-16信天翁专机抵达马祖。

之后不久，另一架PBY水陆两栖飞机也降落在了马祖的简易机场，飞机上乘坐的是台湾的新闻媒体——他们要全程记录这一“光荣时刻”，回去再做宣传报道。

此时，马祖岛上已有了四架飞机：

最先抵达但出了事故的C-47运输机；载着维修人员抵达的PBY水陆两栖飞机；装载量最大的HU-16信天翁飞机；载着台湾新闻媒体的另一架PBY水陆两栖飞机。

台湾方面心里很清楚：海峡对岸看上去风平浪静，但肯定早已严阵以待，绝不会让自己的飞机那么轻易飞回去。

但是，马祖离台湾岛太近了，就100多公里的距离，中共真要截击，绝非易事。

对于接回三个“反共义士”，台湾方面还是有信心的。

更何况，他们手里有四架飞机可以“搓麻将”。

同一时刻，在福州军区空军司令部，曾幼诚确实碰上了难题。

曾幼诚是这次“空中截击”的总指挥，他面临三个问题：

第一，根据情报，马祖岛上现在有四架飞机，吴文献他们究竟会搭乘哪一架？

第二，水上飞机飞行高度低，我方雷达很难察觉，不能第一时间发现马祖方面有飞机起飞，就不可能进行及时有效的拦截；

第三，当时中国空军采用苏式指挥系统，由地面控制战斗机进行空战，但这次截击行动需要保持无线电静默才能达到奇效，如何解决空地互联问题？

问题摆出来，就必须解决。

经过紧急商讨和研究，三个问题都给出了解决办法：

第一，四架飞机中，HU-16信天翁最大，飞行最稳，是最有可能搭载吴文献等人的；C-47运输机排在第二顺位（当时曾幼诚并不知道C-47已不能起飞）；两架PBY水陆两栖飞机放在最后顺位；

第二，曾幼诚下令，将我军设在离马祖最近的平潭岛上的雷达，全部都只盯马祖，且将雷达天线角度从仰角调为俯角——这样敌机只要一起飞，就可以迅速发现；

第三，空地互联参照朝鲜战场上的方法：对无线电报话机上的通信按钮进行轻轻敲击，用事先约定好的长短组合来传递简单信息——这种声音即使被对方监听到，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当时停泊在马祖岛港口附近准备接人的HU-16信天翁水陆两栖飞机，1949年开始在美军服役，满载16至17人

当时台湾空军配备的是美国的F-100“超级佩刀”超音速战斗机，而福州军区配备的战斗机主要是超音速的歼6和亚音速的歼5——歼5与F100相比在性能上有代差，但歼6已经毫不逊色，甚至在某些方面占优。

考虑到台湾方面肯定会派出战斗机护航，曾幼诚最后确定的方案如下：

两架歼6飞机担任掩护和诱敌任务——主要负责引开和拖住对方护航的F-100战斗机，飞行员分别是沈学礼和杨才兴；两架歼5飞机担任攻击任务，飞行员分别是李纯光和胡英法。

一切方案准备就绪之后没多久，雷达显示：马祖方向有飞机升空。

一场空中的博弈与截杀，就此开始。

1月9日中午，12点50分。

马祖方面起飞了第一架飞机——PBY水陆两栖飞机。

这架飞机是当初搭载维修人员抵达马祖的那一架，但并没有搭载吴文献等三人，纯粹是试探性起飞，目的在于吸引大陆方面的注意。

事实上，在这架飞机起飞前，马祖方面已经实施了多次无线电佯动，希望能够搅乱对岸视线，顺带摸清对方的行动计划。

一般的流程是这样的：

马祖发出无线电：

“我们已准备好，何时起飞？”

台北方应答：

“按原计划行动。”

但事实上没有任何飞机起飞。在看到福州方向空军也没有动静之后，马祖方面再发无线电报：

“刚才飞机发生故障，无法按时起飞，现在故障已排除完毕，拟准时起飞。”

但飞机还是不起飞。

遵循“敌不动，我不动”的策略，福州军区空军也一直按兵不动，但事先埋下了一颗“棋子”：

先派一架未标记型号的战斗机起飞升空，目的在于吸引台湾方面雷达的注意，同时防止万一届时空地失联，这架飞机可以在空中补充转达地面的指令。

但当马祖第一架PBY水陆两栖飞机起飞后，曾幼诚还是在第一时间下达了“一等战备”的命令——四架战斗机飞行员已全部进入座舱，等待起飞信号。

但没多久，曾幼诚又取消了“一等战备”的命令。

因为通过分析发现，台湾的这架PBY水陆两栖飞机飞得很高，丝毫不考虑规避大陆方面的雷达，反而显得要让对方有意发现一样。

曾幼诚判断：这是一架“烟雾弹”飞机。

很快，马祖方面又没有了动静，而福州军区空军司令部也随之陷入了沉寂——双方都在等第二步棋。

在此期间，马祖方面继续实施无线电佯动，而为了保险起见，大陆方面每次都会下达“一等战备”命令，待判断明确后，再取消命令。

几次下令和取消，进舱和出舱，负责执行任务的几位解放军空军飞行员的神经也开始变得紧张，尤其负责攻击任务的歼5飞行员李纯光，手心开始冒汗——谁都知道这次任务的重要性。

这时候，李纯光接到了曾幼诚亲自打来的电话。

在电话里，曾幼诚既没有谈任何有关任务的事，而是和他聊了聊关于他们一起打篮球的几件趣事。

电话挂了后，李纯光紧张的心情开始慢慢松弛下来。

两位歼5飞行员：李纯光（左）和胡英法

在指挥室内，站在曾幼诚身后的，是福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袁彬。之前也有几位领导来到指挥室，但进入到计划实施阶段，都先后离开，只有袁彬留了下来。

曾幼诚后来回忆，当时袁副司令员留着不走但又不说一句话的用意，他很清楚：

“袁副司令员是想帮我卸担子——他如果留下来，就是整个指挥室级别最高的军官，他想告诉我：一旦任务失败，承担责任的是他。”

下午3点35分，雷达监察员的一声报告，打破了指挥部内的寂静：

“他们的第二架飞机起飞了！”

1月9日下午，3点35分。

马祖岛上起飞了第二架飞机——HU-16信天翁。

事实上，这架飞机从2点50分就已经在跑道上待命了。

在机舱内坐着的，正是吴文献等三人，以及国民党军政方面人员和机组人员，一共17人。

经过第一架飞机的“烟雾弹”和多轮无线电佯动，国民党方面判断：时机已经成熟了。

吴文献等三人在簇拥下，带着绶带准备开始登机

这架飞机飞得极低，似乎是想利用地球曲面来规避大陆雷达的跟踪。

根据这些信息，曾幼诚立刻做出判断：就是这一架！

福州空军的机场随即打出信号弹，两架歼6和两架歼5在跑道上迅速加速，升空，直冲云霄。

这时，时针指向了3点41分。

两架歼5升空后，随即按照事先约定的方案，通过特别方式与地面联络，校正航向，直扑目标。

事实上，当两架歼5升空飞出闽江口的时候，那架HU-16信天翁已经飞行了40公里左右，离台北还有100公里左右的距离。

争分夺秒。

在云层中，两架歼5根据地面指示，降低高度，开始搜索目标。

3点51分，李纯光在耳机中听到了僚机胡英法的一声低语：

“看见了！”

1月9日下午，3点52分。

此时的那架HU-16信天翁飞行高度只有300米，而两架尾随而来的歼5的飞行高度更是压低到了300米以内，几乎是贴着海平面飞行。

胡英法驾驶的那架歼5，在距离HU-16信天翁尾部约800米处，率先开火。

李纯光和胡英法事先就已经约定好：谁先发现，谁就打。

但是第一次开火，没有命中目标。

胡英法随即进行了第二次开火，这一次，命中了HU-16信天翁的尾部，但并未造成严重破坏。

由于战斗机的速度远超水上飞机，胡英法的歼5很快越过了HU-16信天翁。

跟随在后的李纯光驾驶的歼5进入了攻击位置。

中国当时的歼5战斗机群。歼5是我国仿照苏联米格-17研发的第一代喷气式战斗机

第二次开火，击中了HU-16信天翁左侧发动机。

此时的HU-16信天翁飞机发动机已经冒起了烟，机身开始微微失去平衡，但依旧还能控制。此时，两岸的无线电监听都收到了这架飞机飞行员慌乱的明码呼救：

“我遭共军数架飞机围攻，情况危急，请赶快救援。”

有救援吗？本来是有的。

事实上，国民党空军第四大队第二十二中队当时已经从嘉义空军基地起飞了两架F-100A战斗机，专门为运送吴文献等人的HU-16信天翁护航。但在下午3点50分左右，国民党飞行员报告说发现了两架试图截击的中共战斗机，随即拉高迎敌——而“截击”的那两架飞机，正是负责掩护和诱敌的沈学礼和杨才兴驾驶的歼6。

没有配备武器的HU-16信天翁在茫茫大海上，已经无路可退，只能不断降低速度——他们希望能用低速造成尾随的歼5失速坠海。

此时，李纯光驾驶的那架歼5，为了咬住HU-16信天翁，已经把速度降到了每小时240公里。

按照歼5的设计，失速的界限是每小时220公里。

李纯光心里很清楚：如果再降哪怕一点点速度，他和自己的座机就将一头扎进下面波涛汹涌的大海。

但他还是不肯放弃。

就在那一刻，坐在驾驶舱里的李纯光已经能够清楚地用肉眼看清HU-16信天翁上的国民党空军徽章——他知道，这将是他最后一次攻击机会了。

他将速度往上一推，随即果断按下了射击按钮。

一连串火炮，全部命中了HU-16信天翁，这架飞机的右机翼根部遭受重创。

没多久，那架载着吴文献等17人的水上飞机就爆炸起火，一头栽进了大海。飞机上除了吴文献等三人外，还包括国民党两名上校，三名中校，一名少校。

此时，时间是下午3点55分。

从F131号登陆艇被劫持，到吴文献三人殒命，一共只过了16个小时。

1月9日，傍晚。

在台北的机场，从太阳刚升起等到太阳落山的台湾新闻媒体和“各界欢迎群众”，最终等到了一条消息：

飞机在返台过程中失事，吴文献等三位“反共义士”，以及机上其余的国民党党政人员、机组人员共17人，无一生还，全部遇难。

1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条新华社的简短消息：

“九日上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在华东地区上空，击落了窜入我沿海骚扰的美蒋机一架。敌机残骸坠入海中。”

（本文完）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空海搏杀十六小时——击落叛徒座机始末》（萨苏，《炎黄春秋》，2017年11期）

2、《空军战斗英雄李纯光讲述他奉命驾机歼敌的战斗故事——发生在37年前的海空歼敌战》（《海峡导报》，2012年1月1日）

3、《1966年周恩来总理亲自下令追杀叛徒》（新华网转引自《北方新报》，2012年6月4日）

4、《1966年福建“吴文献事件”档案寻踪》（西津旅程，B站，2023年12月25日）

5、《1966年解放军叛徒吴文献打死战友叛逃台湾事件》（凤凰网，2012年3月8日）

6、《吴珍加、吴春富“义士”登陆艇投诚马祖 次日飞台遭击落事件》（《马祖日报》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