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全公路是怎样修成的？（上）
文摘
2024-07-21 19:26
广西
湘桂古道是怎样修成的？这也许要追溯到秦始皇岭南开疆时的虎狼之师。桂全公路是怎样修成的？这也许要追溯到孙中山桂林北伐时的一纸命令。 自秦汉到明清，桂北地区最重要的陆路交通是湘桂古驿道，这条存续了上千年的古道连接桂林到全州，再北越南岭通衡永往中原。湘桂古道宽丈余，用三合土与卵石或青石板铺筑路面，平整美观，晴雨可行。古道越千年，直到上世纪二十年代，湘桂古道才被桂全公路所取代。 话说百年桂全公路，可以从千年古道说起，也可以从清末桂全铁路说起。 清代末，洋务兴，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广西官绅68人联名奏请自办广西铁路，清政府顺应潮流，策划发展交通，钦定在广西境筹办梧邕、桂全铁路，广西巡抚张鸣岐积极响应。 1910年4月，全州绍水人、光绪乙未科进士、朝臣赵炳麟因得罪宗室，以四品京堂候补，调出京城回广西，出任桂全铁路督办。赵炳麟到任伊始，发现在未通公路情况下，通过水路运输修铁路材料极为困难，为此上书称：“由衡州至全州900里，水浅滩高，断难载重，是北路运道之不通也。……而由梧州至桂林滩河900余里，艰难万状，陆路800余里，崎岖难行，是南路道之不能也。南北运道皆不通，材料何能天外飞去，此地势之无可设法者也”。赵炳麟认为要修桂全铁路必须先修桂全公路，实事求是之言，有先见之明。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桂林籍文化名人梁漱溟回顾清末以来广西交通时也说：“广西无深大之河流，仅有可通小船者，春秋水浅时船亦不易行，故只由陆地设法，铁路工程太大，不易修筑，广西全省现尚无一里铁路，故只有开辟公路，通行汽车”。 不管先修铁路还是先修公路，发展交通都是好事。有朝廷旨意，有地方支持，赵炳麟手里有了官商集资入股筹集来数百万两工程款，借修桂全铁路亦可顺带修桂全公路，桂全间交通建设闪现一片光明。 俗话说人算不如天算。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广西军情紧急。大清朝作垂死挣扎，已升为两广总督的张鸣岐向朝廷紧急建议，将筹建桂全铁路的200多万两官股和筹办农垦实业的50万两经费和官府积谷10余万两公款全部挪作镇压起义军费。清廷紧急下谕：“将以上各款查明，移缓就急，以济饷需”。 大清国难当头，赵炳麟自当遵旨，手中的工程款被朝廷军头一扫而空，发展桂全间交通之事终成泡影。赵炳麟作诗感叹：“文恭祠里办公归，督路督农愿总违；一疏筹金三百万，可怜徒使武人肥”。 大清复兴梦灭，桂北修路难成，清末民初前后数十年，桂林至全州间迟迟没有修公路铁路，还是靠着那条年久失修的古驿道维持交通。 大清朝灭亡后，陆荣廷的旧桂系控制了广西，陆军头滥用手中权力，于1915年下令修筑供其回乡光宗耀祖的邕武公路（南宁一武鸣），修邕武公路，要翻越大小高峰山坳，工程艰巨。陆军头动用士兵修筑，公路弯曲拐弯，陡险难行，工程费时4年，全长40公里。从修邕武路始，广西进入了创建公路时期。再此后，旧桂系又先后在其起家之地修起龙水（龙州一水口）和龙南（龙州﹣镇南关）公路。由于旧桂系极其狭隘的地域观念十分强烈，桂南公路建设如火如荼，桂北公路建设渺无声息，迟迟不得起步。![]()
1921年底，孙中山北伐驻节桂林，痛感桂林经济落后，交通不便，因而大力倡修广西公路。孙中山《在广西阳朔人民欢迎会的演说》中指出：“广西为中国最穷之省，而所藏之财富，较之他省为优，何以言穷？因无便利之交通，是以致此” 。 孙中山《在桂林学界欢迎会的演说》中指出：要使广西矿产品和农产品顺利出运，换回更多的钱，就必须开辟道路，因为“道路即开发财富之钥匙也”。 在如何发展广西交通的问题上，孙中山特别强调公路交通建设，建议就地取材，用石子、沙子作材料，把窄路辟宽，低者填高，高者削平。他说，如果道路开辟，交通便利，则既可促进商业发达，繁荣经济，又可增加人民收入，改善人民生活。有了发达的道路交通，广西的煤、铁、金、银等矿藏可以得到开发，一切工场实业可以振兴，教育事业也可以普及，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孙中山大声疾呼广西“全省开辟大路，推而及于全国”。 孙中山驻节桂林时间不长，却亲自促成了修建桂全公路这件大事。1922年1月13日，孙中山以大总统的名义，下达 “桂林县赶筑由桂林至全州马路” 命令，“桂全马路”于1922年4月4日开工，孙中山先生亲自莅临桂林北门主持剪彩仪式，并持铲破土奠基。 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李任仁先生在所撰《中山先生在桂林使我难忘的几件事》中写到一件事：“为了繁荣桂林，中山先生主张修建的桂林到湖南的公路动工了，中山先生也亲自到桂林北门外拿起锄头参加修路，这使参加修路的各届群众受到很大的感动和鼓舞”。 王觐、沈樾、李墨馨先生在所撰《孙中山先生在桂林》一文中写到：“孙先生到桂林未久，即提倡修筑桂全马路，开工那天，布置盛大典礼，孙先生亲临破土，此路当时虽没有建成，可是仍为后来修建桂全公路的良好基础”。由此可知孙中山的桂全马路与后来的桂全公路有着承前启后的关系。 在有关孙中山倡修桂全公路的回忆录中，北伐大本营参军处上尉书记官韩锋先生所作《孙中山北伐在桂林》一文最为详实，因为韩锋先生正是筹建桂全马路的参与者。 韩锋书记原本为书生，为投革命军冒充行伍出身，被安排在孙中山的参军处为上尉书记官。参军处随孙中山驻节桂林期间，韩锋身份造假之事败露。据韩锋交代：“参军长胡毅生查出我并非行伍出身，实在是学习测绘的，因此组织了一个测量队，升我为队长，另外委派一个工程师李应慈，一个工程人员廖希飞，一个测量员张钟熙，连同李秩、谢毅、朱江三人皆改为测量员，还有一个书记官陈季凯是专任摄影的。这个测量队亦于双十节成立，而且一同加入国民党”。 韩锋书记假行伍军官身份暴露，想不到却因祸得福，只因身怀一技之长，摇身一变被提拔成桂全公路测量队队长。测量队被孙中山当成是宝贝，时常前来检查工作。测量工作手不离地图，“先生指导我们将广东、广西、湖南三省的十万分之一军用地图，加上夹板，装裱成碑贴模样，俾便于检查携带。当工人们裱糊时，先生兴到，也亲来指点，并提出意见”。 韩锋队长回忆：“我奉命出测桂全军路，全队出驻桂林北门外单边街。当我们测到甘棠渡时，碰见赵士觐带着先生的卫士四人，到全县开办军粮局”。韩锋随后一路测绘也到了全州，“那时粤军有一旅人出驻全县，旅长为大麻子谢文炳。原来谢文炳未发迹时，曾在桂全道上当过轿夫，后来给军队拉去当挑夫，过了多时才转为伙夫。因此桂全道上往来人们，都呼谢为三夫谢旅长。” 韩锋队长回忆：“1922年1月底，桂全军路全线测量完竣，我们是随测随计划的。回桂林复命后，先生任李杞堂为军路局长，开工那天，先生亲到北门外持铲锄泥，替工人们示范”。 韩锋回忆录对研究桂全公路历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是鲜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根据韩锋回忆录分析，孙中山下令赶筑的桂全马路并非纯粹为了繁荣桂林地方经济，孙中山驻节桂林当务之急是要赶筑一条北伐进军中原的军路。负责桂全军路测绘的是大本营组建的测量队，由部队军官军士组成，属于军队编制，与桂林县政无关。桂全军路从测绘到计划均为军方所为，军路局与军粮局一样，与军队行动有关。负责修筑军路的领导机构是部队“军路局”，由大本营庶务部部长李杞堂出任军路局长。孙中山下达“桂林县赶筑由桂林至全州马路”命令，或许是为掩人耳目，明修栈道，暗渡成仓，明为马路，实为军路。 据《桂林交通志》记载：1921年12月4日，“孙中山到达桂林，计划取道全州入湘北伐，筹建桂林至全州公路（昔称军路），1922年1月1日，由桂林北门往全州方向测量，随测随做计划。”《孙中山在桂林大事记》则记载：1922年“4月4日，桂林至全州军用公路兴工，孙中山参与筑路礼”，明确桂林马路实为军用公路！ 鉴于修桂全公路事关北伐大业，当桂全军路全程测绘完毕，筑路计划随即开始实施。开工不久，因陈炯明倒戈叛乱，孙中山不得不挥师南返，桂全军路遂停止修筑，仅完成了北门外4公里的路基建设以及绕城道路。 孙中山修桂全军路之举意义深远，虽然工程停止，却是后来新桂系重修桂全公路的先声，以致有史学专家误将先后两次修路混为一谈。如新版《兴安县志》竟如此记载：“民国10年（1921年），桂黄（桂全）公路开工，孙中山参加了开工典礼，并持锄举行破土仪式。民国17年（1928年）7月，即以沙土路全线通车”。兴安文史专家只记孙中山修路，不提后来新桂系修路之举，似乎孙中山的修路工程延续7年之久，有违史实。 对于孙中山与新桂系先后修桂全公路的历史，民国《灵川县志》的记述较为客观：“桂全公路自桂林北门外起，历甘棠经县城北，渡凤凰桥，踰横岭而至河口。民国十一年（1922年）孙总理率师北伐，驻节桂林，仅修至桂林北门四里止。民国十四年（1925年）由白（崇禧）指挥发起，官民合办，以十五六两年粮股续修，于十六年（1927年）冬竣工，十七年（1928年）夏开车”。 孙中山修桂全马路特别注意保护桂林古城，没有拆毁北门将马路直接修进城，而是在北城门外绕西城墙修了一条新马路。据桂林城史资料介绍：“1922 年，孙中山在桂林下令修建桂全公路，施工时拆除了丽泽门瓮城，开启了拆毁桂林古城墙的先河，城垣前扩修的道路，命名为翊武路”。由此看来，桂全马路绕西城墙通到靠近榕湖的丽泽门瓮城即为终点，所修翊武路是桂全公路在桂林市区的遗存。![]()
1922年，孙中山倡修桂全公路，因故于当年停止。1924年至1925年间，在孙中山的支持下，以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为首的新桂系打败旧桂系，赶走了滇军，统一了广西。在孙中山先生的倡导与新桂系的苦心经营下，桂全公路建设得以东山再起。孙中山的桂全公路由新桂系续修，于1928年竣工通车，三百里路云和月，一路甘棠，千秋功业。 新桂系的省政府将发展公路交通作为施政重项。1925年11月，省政府批示“对于放弃公路、清乡两事之所辖县知事，得随时检举撤换”。新桂系督令各县征工集资， 筹划筑路，并将省政府相当部分建设经费用于筑路事业。1925年秋，广西建设厅拟订了《全省修筑公路网》规划。制定“五线公路计划”，其中就包括桂林至黄沙河的公路。据民国资料记载，1927年度，广西全省建设经费为590余万元，用于筑路支出达400万元，占全部建设经费70％以上，由此可见新桂系对公路交通的重视程度。 据《桂林交通发展史略》记载：1925年11月20日，白崇禧提请委任桂林收支处长秦鍨为桂全公路局局长获得通过，桂全公路的建设又一次拉开了序幕。11月27日，秦鍨在桂林设立桂全公路局，但磨磨蹭蹭筹划了半年，却一直没有动静，领导不满，秦鍨因此被免职。 1926年5月，桂全公路局被新任全县县长的覃明河接管并迁往全州，以便中饱私囊。覃明河是鹿寨中渡人，生性狡猾奸诈，来全州不久，因耽心贪赃枉法行为暴露、公然陷害谋杀财政局长俞卓轩，猖狂追杀修仁县长蒋余荪。覃明河事后害怕报复，辞职离开全州，跑到临桂去当了桂林县长，把桂全公路局的招牌丢在了全州。附带记一笔，解放后覃明河逃回四十八弄为匪，最终被解放军俘虏，在中渡遭枪决。 桂全公路建设一波三折，进展缓慢，领导着急。1926年2月，时任建设厅厅长的盘珠祁专访已息政在家，挂名省政府顾问的蒋继伊，以造福桑梓为由，力邀蒋继伊出任桂全公路总办，负责桂林至全州黄沙河段筑路事宜。 蒋继伊，字伯文，广西全州安和乡青龙村人，光绪癸卯科举人，1905年，经广西布政使张鸣歧选派留学日本，入法政大学专攻财政，1908年毕业回国后从政多年，官至两广财政厅长。 蒋继伊有担当，不计个人得失，为谋乡梓福利而毅然出山修公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修筑一条一百多公里的公路不容易，一是工程技术问题，桂北修筑公路属创举，几乎没有现成的经验可鉴。二是政府财力有限，没有那么多资金用于交通建设。三是修路涉及人工、土地等，各方面关系难摆平。困难之大可想而知。 克服困难需要群策群力，为此，在蒋继伊的协调下，灵川、兴安、灌阳、全州四个受益县组织董事会，并共同推举一名董事长,“协议创修”桂全公路。曾两任灌阳县长的全州才湾人王竹斋（又名王启华）年富力强、德才兼备，被四县代表一致推举为董事长。 有了董事会事情好办多了，经全、灌、兴、灵四县董事会共议，商定桂全公路实行官民合办，改组瘫痪了的桂全公路局，将局址设在全州县城内老当铺，由蒋继伊任局长，由曾任全县县长的唐杰英为坐办，后因唐杰英另有任用，改由陆炳壁为坐办，秘书唐昌谊。公路局下设工程处，工程处辖三个工务处，全州段为第一工务处，兴安段为第二工务处，灵川段为第三工务处，负责组织施工。组织工作到位，桂全公路局开始独立自主运作，公路建设资金由全、灌、兴、灵四县全力承担。 按道理，修桂全公路应该有桂林牵头参加，为何桂林反而被桂全公路董事会排挤在外？当事人不说，故今人不解。如今猜测，有一种可能是臭名昭著的覃明河出任临桂县长，全州人不愿搭理他。二是临桂县境要整修的道路仅有数公里，自负省城修路之责即可，不必掺和北边四县合作修路事宜。 无论是何种原因，临桂这边自作主张，“1927年1月11日，桂林北郊路段开工”。桂全公路最南段经翊武路绕道城西，最后延伸到南门外新修建的汽车站，此站为桂全公路南端终点，定桂军总参赞侯人松在终点题“南通边微，北贯中原”八个大字以为庆贺。 据《桂林交通志》记载：“桂全公路局，历时半年筹划，次年（1926年）5月将局址迁往全州，并制定筑路规章。6月开始测量，路线基本沿旧有驿道截弯取直，边测量边施工，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7月以土路通车”。据统计，桂全公路“全路共建桥梁66座，最大为飞鸾桥，全长349尺，除有3座石拱桥外其余多为石台木面桥，桥面均盖防雨篷。黄沙河、甘棠、大溶江、小溶江四处较大河流未建桥梁，设码头渡口过车。共建涵洞748座，多为石灰浆砌的石箱涵和砖拱涵”。![]()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