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先贤的故事
编者按
一年半之后，论文完成了，谁知道布教授看了之后，认为不成功，甚至劝他放弃这个题目。两年的学习时间已过了大半，樊弘心中仍想继续完成这个题目，但手中的钱已所剩不多了。继续下去，生活也将陷入困境。在此关键时刻，在一位四川籍的同学接济和鼓励下，樊弘坚定了自己完成这个题目的信心，重新做研究，重新写论文。
在不断的研究之中，他终于发现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与凯恩斯的经济学说的不同之处，认为凯恩斯知道的马克思都知道，而马克思已经知道的凯恩斯却并不知道。在新的论文中，他主要用马克思的经济观点去揭示凯恩斯经济学说的缺陷与不足，并对凯恩斯的观点和理论有所批判，认为他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进行了有意无意的歪曲。这样他改写的论文便有了新意。他为了争取时间，每天早上吃过早餐之后，便去剑桥大学图书馆，专心写作，深夜才回家。
如此埋头苦写三个月之后，论文又放在了道布教授的面前。一开始，道布教授以怀疑的眼光来阅读，待到看完时不禁拍案叫绝，认为是难得的好文章。对如日中天的凯恩斯经济理论进行批判谈何容易，道布教授马上通知系里，让其他教授一同来审阅，阅过之后大家都说好。剑桥的教授们素以治学严谨著称，难得有研究生的学术论文为他们所称道。
道布教授将此文推荐给著名的经济学术杂志《经济研究评论》发表。不久樊弘就接到杂志主编的来信，说他认真阅读了樊弘的文章，认为是一篇很好的学术论文，同意发表，并说杂志是季刊，且下期准备发表的四篇文章已经排定，但因樊弘的文章很有学术新意，就决定将一篇原定的文章撤掉，换上他的文章。
樊弘的这篇论文发表以后，对当时的经济学术界有一定影响，其后有许多剑桥学者也开始认真研究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凯恩斯看了樊弘批判他的《通论》文章，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这篇文章有它的历史定位，1968年被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的《马克思和现代经济学》所收录。樊弘教授是一个踏踏实实做学问的人，十余年潜心研究经济学，终于获得了成功。自此樊弘成为了一名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教授。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樊弘教授时任复旦大学经济系主任，本应随校返回上海，但同时又接到母校北京大学经济系任教授的聘书，最终决定还是返回北京大学任教，樊弘教授回到母校, 可谓是如鱼得水，北大的校长正是他在北大做学生时，他最尊崇的胡适老师，在那里能更好地实现他救国救民的政治理想。
当时全国上下对蒋介石政权的贪污腐化不满，1948年3月29日，既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日，也是华北学联成立的日子，北大学生会决定在北大举行纪念大会。樊弘、许德珩、袁翰青三位教授在位于沙滩的红楼北大民主广场上，做救国救民的演讲，慷慨激昂，振臂高呼，台下群情振奋，成千上万的学生们鼓掌叫好，一呼万应。
许多青年学生受了他们的影响走上革命之路，樊弘与许德衍、袁翰青三位教授，还被青年进步学生们称赞为“民主三教授”。
樊弘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对马克思、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均有精深的研究。他一生发表专著十余本，论文100余篇，涉猎经济学的诸多领域，以及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而且，他的学术论文大多是具有前瞻性的研究成果。作为一个教育家，他注重培养学生的德育，许多学生受他影响走上进步之路。他注重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鼔励学生发表文章，他的一些学生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北京大学纪念樊弘从事教学55周年的大会上，他这样说：“只要一息尚存，就努力去攻克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顽固堡垒，攀登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珠穆朗玛峰！”同时他多次通过著文、直言等方式，对北京大学的办学提出自己的意见，尽了他一个北大人40年执教生涯的一份责任。
1988年4月18日，樊弘教授结束了他精彩的一生，带着微笑离开了人世。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首都经济界、教育界等200多人参加了樊弘教授的告别仪式，逝世后，《人民日报》刊登了悼文，对他的一生给予很高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