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先贤】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经济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家吴传钧
政务
2024-10-29 17:35
青海
九三学社涌现了许多令人高山仰止的先贤俊才，先后拥有两百余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多位社员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和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为国家发展和民族进步做出了永垂史册的突出贡献。九三先贤们朴素而高尚的品格，传递着老一辈科学家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和衷共济的爱国情怀、艰苦卓绝的凛然斗志，彰显了九三学社科技强国的底色。
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确立75周年之际，为全面贯彻学习宣传贯彻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我国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贡献青海九三力量，社青海省委特推出追忆九三先贤栏目，希望广大社员积极学习先贤事迹，感悟先贤精神，传承先贤优良传统，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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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传钧，(1918年4月2日—2009年3月13日)，号任之。出生于江苏苏州。经济地理学家、人文地理学家。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1年加入九三学社。吴传钧出身于书香门弟。父亲是东吴大学法律系教授，当过法官和律师，还是著名书法家。母亲是一位贤妻良母型的家庭妇女。吴传钧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他出于朴素的爱国愿望，立志走“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1936年高中毕业后，他以优异成绩考入中央大学地理系。1941年7月获得理学学士学位后，考入本校研究生院，成为该院地理学专业第一位硕士生。1943年7月获得理科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当讲师。1945年，进入英国利物浦大学研究生院深造。1948年7月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并毅然返回到正处于动乱之中的祖国。吴传钧长期从事地理学的综合研究，是我国现代经济地理学与现代人文地理学的学科带头人。20世纪50年代提出经济地理学并非一般所说的经济科学，而是与自然科学及技术科学密切交叉，具有自然—技术—经济三结合特点的边缘科学。80年代提出地理学的中心研究课题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发展过程、机理和结构特征、发展趋向和优化调控，这些学术见解推进了地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吴传钧的研究是随着20世纪中期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而进行的。他立足于地理学，广泛涉及人文地理学的诸多研究领域，并在学科建设、学术组织、人才培养等各个方面都有重要建树。吴传钧学术研究最初侧重于农业地理和土地利用，并始终把这两者作为研究重点，为发展我国农业地理学研究和土地利用研究奠定了基础。他认为，“人口多、耕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农业有别于国民经济其他生产部门的显著特点在于，它和地理环境的关系非常密切。在我国经济落后、人民生活困难时期，地理学为农业服务，既可以发挥学科优势，又能够在生产实践中促进学科发展。而土地利用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核心，正是地理学着力研究的问题”。他研究农业地理就是从土地利用入手。他的《中国粮食地理》、《威远山区的土地利用》、《中国稻作经济》3篇学士、硕士、博士学位论文都属于这两个范畴。20世纪50年代初，他调查了南京市土地利用情况，并编制了我国第一幅大比例尺彩色土地利用图。随后，他参加了黑龙江流域综合考察，进行东北地区土地利用研究。60年代他从事一系列以农业区划为中心的工作。70年代初期，他进行大兴安岭地区宜农荒地资源考察，又到东南、西北和西南各省区进行农业生产典型调查。随后，他承担全国科技发展规划第108项重点任务。其间，由他负责设计、组织全国协作完成的755万字《中国农业地理丛书》，已由美国国会图书馆译成英文。他主编该丛书的主卷《中国农业地理总论》，对我国农业生产发展条件、特点、水平、潜力及地域差异进行了综合分析和理论概括。其中有关对商品粮基地建设和山区综合开发的论证均被生产部门所采纳。这项成果为后来由国家农业区划委员会主持的全国农业区划工作奠定了基础。80年代初，吴传钧受中国科学院委托，主持全国1∶100万土地利用图编制和研究的国家重点课题。所编制的《中国1∶100万土地利用图》，是他组织全国41个单位300人历时10年完成的世界上第一本全国规模的小比例尺土地利用图集。在该图集中，他创造性地设计了用底色、线条、符号、注记来表现3个层次66个类型的方法，使图面直观地反映了我国土地利用的地域差异和分布规律，超过了美、英、日、苏等国土地利用分类和制图水平，在设计水平、分类系统、图幅载量等各个方面均位居国际领先地位，成为我国搞好国土资源管理、制定农业发展规划、进行国力综合研究的科学依据。同时，在他领导下制定的《1∶100万土地利用制图规范》成为编制土地利用图以及开展全国性土地利用研究的指南。吴传钧的研究在经济地理学上不断创新，开拓了国土整治研究新领域。他在研究中不只局限于农业地理，而是顺应国家经济发展各个阶段的形势和任务，来确定各个阶段的研究方向，面向整个经济地理学。20世纪50年代初期，他承担铁道部包头—银川—兰州的经济选线调查和黄河流域规划。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期，他参加中苏两国科学院合作的黑龙江流域综合考察、华北地区工业布局和工业用水调查。90年代，他虽年逾古稀，仍主持“中国经济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的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研究。1949年后地理工作者虽然为国家经济建设开展了资源考察、区域开发、制定规划等工作，但未能把理论研究放在应有的位置，以致地理学本身的理论建设尚很薄弱，吴传钧倡导理论和实践的紧密结合，在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建设中起了重大作用。20世纪50年代初，吴传钧受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的委派，前往苏联科学院生产力研究委员会学习组织综合考察和开展经济地理研究的经验。他结合多年的潜心研究和实践体会，认为我国在当时学习苏联地理学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不同意将这门学科看做是纯经济科学的范畴。1960年他发表了论文《经济地理学——生产布局的科学》，提出“这门科学是与自然科学、经济科学、技术科学关系非常密切，具有自然—经济—技术综合特点的边缘科学，是整个科学体系中不可缺少，也是其他任何一门科学所不能代替的”新见解。20世纪80年代初，他又根据该科学的实践和发展，在中国地理学会第四届代表大会上所做的《地理学的特殊研究领域和今后任务》的报告中，提出“经济地理学不应只是以研究生产配置为主的狭义生产地理学，而是以研究人类经济活动地域系统的形成过程、结构特点、发展趋向和优化调控为中心，包括生产、流通、消费各个领域的广义经济地理学”的新论述。他所倡导的科学新内涵，使广大同行明确了这门科学的性质和任务，对我国经济地理学的建设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吴传钧作为我国地理学界主要学术带头人之一，在1981年我国提出进行国土开发整治的重大任务不久，就指出“国土整治所涉及的资源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大规模改造自然工程的可行性论证与后效预测，地区建设和生产力的总体布局，各项生产和生活基础设施的合理安排，以及不同地域范围环境的综合治理和保护等问题，归根结底是要理顺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而这些正是地理学研究的中心目标。国土整治和地理学两种研究都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综合性的特点。从事国土整治工作可以促进地理学的理论研究”。于是，他倡导地理学要为国土整治服务，并动员地理学界去完成任务。他自己不顾年老体弱，身先士卒，亲临青海和贵州进行国土整治的考察，主编《经济大辞典——国土经济·经济地理卷》，担任中国国土经济研究会秘书长和《地理学与国土研究》学术刊物的顾问，写成《国土开发整治与规划》专著等，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开拓性工作。与此同时，他的倡导得到全国地理学界同行们的响应和支持，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研究国土整治问题的热潮。吴传钧在复兴和发展人文地理学，深化地理学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我国现代地理学，一方面是按照苏联模式，以自然地理学为主体20世纪50年代初期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度忽视人文地理学研究，甚至片面接受苏联部门统计学派的观点，对人文地理学进行地理虚无主义的批判，使这门学科受到摧残。另一方面，我国的地理科学同世界各国一样，专业分化越来越细，一度忽视了地理学综合研究。“文化大革命”后，吴传钧和李旭旦为扭转我国地理学重自然、轻人文的不平衡局面，于1979年率先提出要复兴和发展人文地理学，并做了大量促进工作。他主编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中人文地理分支，分别兼任全国第一个人文地理研究所和第一个人文地理学术刊物的名誉所长和顾问，受国家教委委托主持全国人文地理学研讨班等。1986年他在全国地理学大会上宣读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地理学》的论文，指出“协调好人地关系是当前最迫切的全球问题。研究人地关系是人文地理学的立足点，也是人文地理工作者的用武之地，更是这门学科向前发展的最大动力”。这一见解已被全国地理学界所认同，从而使我国人文地理学研究大大加强，并促使整个地理学的综合研究向纵深发展。吴传钧积极组织国内与国际学术活动，或短期讲学，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多次单独或率团出访英、法、苏、美、日等近20个国家或地区，多次卓有成效地组织双边、多边、多学科国际学术研讨会，向国外介绍我国地理学的进展，增强与各国的学术交往，做了许多沟通我国和其他国家友好关系的工作。1984年，他率领中国地理学代表团参加在巴黎召开的第25届国际地理学大会期间，同各国代表团团长进行协商。经过他的努力，终于恢复了我国在该会的会籍，为中国地理学界广泛开展学术交流开辟了道路。吴传钧还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他在繁忙的工作中，特别重视培养中青年地理学工作者，并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不仅经常到大学讲课，指导地理爱好者撰写论文，辅导身边的年轻同志，带助手，而且作为硕士、博士、博士后导师，从1961年起，先后为地理学输送了国土整治、经济地理、人文地理等专业的高层次中青年科技人才。这些人迅速成长起来，成为地理教育和研究的骨干。吴传钧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160多篇论著。曾获得中国科协“周培源国际科技交流大奖”。他参与编写的《中国海岸带与海涂资源调查报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地图集》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主编的《中国农业地理总论》、《1∶100万 中国土地利用图集》、《中国土地利用》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专著《国土开发整治与规划》、《中国经济地理》等，对国土研究与规划提出了系统的理论和方法。吴传钧早年回国后，受地处南京的中国地理研究所所长林超教授聘请，到该所工作。1953年，这个所被改组为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并于1958年由南京迁到北京，吴传钧历任该所研究员、副所长，中国地理学会、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等全国性学会的正副理事长、秘书长，一些兄弟研究所和大学地理系的研究员、教授，《地理学报》等7个全国性学术刊物的顾问、主编、副主编，以及《中国地理学家》等3个外国出版的学术刊物的编委、联合国大学科学研究协调员、国际地理联合会副主席等数十个职务。吴传钧作为一名科学家，具有崇高的思想品格。虽然他身居高位、成绩卓著，但虚怀若谷，从不居功自傲、盛气凌人，受到同行的尊敬和爱戴。![]( "美食简约动态横版二维码__2023-04-04+17_16_48.gi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