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先贤的故事
编者按
1949年6月，许德珩等5人向新政协筹备会递交了一份名为《九三学社概要》的材料们，之后九三学社被列入参加新政协的45个单位之一。在《九三学社概要》中列有九三学社早期知名社员50人名单，我国抗战时期著名的“七君子”之一王造时名列其中。王造时(1903—1971)，江西安福人，是2018年上海市社联推出的首批“上海社科大师”之一。王造时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是为国家的民主、法治、富强不懈奋斗的一生。
经受五四运动及五卅运动的洗礼
1903年7月，王造时出生于江西省安福县一个经营竹木生意的小商人家庭。1917年，他以江西省前五名的成绩考取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其时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在清华就读期间，他阅读了《新青年》等许多进步的刊物，也在《清华周刊》《民国日报》及其他刊物上发表一些文章，为“德先生”和“赛先生”摇旗呐喊。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王造时不满16岁，是清华学校中等科二年级的级长。他第一个将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传遍清华校园，并为学生领袖联席会议的召开发挥了关键作用。在五四运动中他两次被捕。第一次是他领队到东安市场演讲被捕，第二次是他参加北京学生代表团向北洋政府请愿被捕。
5月4日那天正值清华八周年纪念日，当时清华地处比较偏僻。下午5点，正在招待来宾的王造时得知，北京城内各校学生举行了示威游行，发出“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吼声，打了卖国贼，烧了卖国贼的房子，许多学生被捕了。在消息确认后，当晚他在清华园里四处奔走传播这一消息，并号召大家急起响应。第二天，在他的积极推动下，清华各级级长和各会社负责人开会決定，要和北京各校学生一致行动。
6月3日，王造时在北京东安市场正要演讲时，生平第一次被捕，这一次他被关了5天。7月间，山东军阀马良枪杀宣传抵制日货的学生，济南、天津和北京各校学生组织代表团向北洋政府请愿，要求惩办肇事官员，王造时代表清华参加，8月28日再次被捕。在被捕时他还高喊“打倒卖国贼”“抵制日货”等口号，毫不畏惧。迫于舆论的压カ，一天后北洋政府不得不释放王造时等爱国学生。后来他在回忆这段时光时说:“通过五四运动和两次拘捕，爱国主义深入我心，从此以后，反帝爱国运动我无役不从，几十年如一日。＂
1925年，在王造时即将从清华毕业之际，反帝爱国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等地爆发。6月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书》。北京学生闻讯后立即组建各校沪案后援会，王造时代表清华参加，并接受邵飘萍、孙伏园的邀请，主编了《京报副刊•上海惨剧特刊》，共出了12期。6月11日，汉口参加游行示威的群众行至公共租界时，英国水兵向人群开枪射击，打死数十人，重伤30余人。6月22日，王造时被北京各校沪案后援会派往武汉调查惨案，慰悼被难同胞，联络各界，推动爱国运动。抵汉次日他会见了湖北督军萧耀南，请他保护爱国运动。在这之后的第三天，武汉学生也举行了大规模的反帝爱国示威游行。
1925年8月，王造时赴美留学，刚在西雅图上岸，就接到正在印第安纳大学举行的全体留美学生年会的电报，要他去报告五卅运动的情况。他报告后，群情激昂，一致决议，宣誓献身于救国事业。大会结束后，王造时即往威斯康辛大学办理入学手续，主修政治学专业。
在美留学期间，王造时埋头苦读。除了在威斯康辛大学先后取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外，每年暑假的三个月还去芝加哥大学学习。在美期间，他去听过美共总书记福特的报告，深感美国社会并不完美。1929年8月，他从美国转去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跟着后来担任过英国工党主席的哈罗德•约瑟夫•拉断基专门研究政治思想及比较政府，深受费边社会主义的影响。
抗日救亡的急先锋
1930年8月王造时回国，应聘担任了上海光华大学教授和政治系主任，不久又担任了文学院院长。同时他还兼任中国公学、大同大学、上海法学院、暨南大学教授，并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国民党一党专政提出的批评尖锐泼辣而又直截了当，差点令刊物被当局封杀。
1931年九ー八事变后，王造时迅速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发表了题为《救亡两大政策》的小册子，主张对外准备殊死战争，与日拼命到底，促成日本革命；对内取消一党专政，集中全国人オ，组织国防政府，并先后做了“日本侵略东三省问题”和“一统会议与中国前途”等多个演讲，并发起组织上海各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和上海各抗日救国团体联合会，支援十九路军“一•二八”抗战。1932年1月，国民政府聘任王造时为国难会议会员，之后他和態希龄、褚辅成等7人作为代表与汪精卫等进行谈判，强烈要求结束训政、实行宪政等，但遭当局拒绝。1932年2月，王造时受上海各抗日救国团体联合会等委派，专门赴北平与张学良会谈，督促出兵东北收复失地，“一面可牵制日本，一面分解上海危机。战为死中求活之出路，不战只有卖国”。
1932年1月，王造時创办了《主张与批评》半月刊，只出了4期就被当局查禁。1933年2月他又创办《自由言论》杂志，并在该刊第一期上发表了《我们的根本主张》和《安内必先攘外》等文章，系统地提出了自己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主张，并有力驳斥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该刊出版21期后又被勒令停刊。不仅如此，国民党当局还密令光华大学及其他大学停聘他。此后，王造时开始挂牌做起律师，并在几家出版社出版了《中日问题与国际联盟》《荒谬集》和《中国问题的分析》等著作以及《近代欧洲外交史》《现代欧洲外交史》和《美国外交政策史》等译著。
1932年底宋庆龄、蔡元培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王造时任上海分会执行委员，积极参加营救被国民党关押在监狱的革命者和进步学生的活动，令国民党当局头痛不已，将他列入了暗杀的“黑名单”。1933年6月18日，和他同列“黑名单”的杨杏佛被特务枪杀。后来王造时找人将这份”黑名单“发布在《大美晚报》中、英文版头条，引起中外舆论哗然，迫使国民党当局暂停实施这一暗杀计划。
1933年11月，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鼎、蔡廷锴等人以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为主力，在福州发动“福建事变”，之后建立了反蒋政权，但最终失败。王造时秘密参与了这一事变。1935年8月，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12月，爱国学生在北平发动“一•二九”运动。在运动爆发后的第三天，王造时就和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等283人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这份宣言上的署名马相伯排第一，王造时排第二)。不久，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相继成立，王造时在这三个组织中都被推选为常务理事(或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并主持《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会刊》和《救国情报》的编辑工作。
1936年1月23日凌晨3时左右，救国会的7位领袖人物沈钧儒、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章乃器、邹韬奋、史良在上海被捕(此处7人排名按“公诉状＂)，罪名是“危害民国”“共党嫌疑”“鼓动罢工＂，后押往苏州。
苏州江苏高等法院开庭审理。法官问:“被告王造时，你们的联合会宣言有句话说:各党各派代表进行谈判，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战政权，这是不是不要现政府呢?”王造时于是给法官“上课＂了，告诉他应该如何理解政府和政权这两个概念，并指出:“你所问的可题本身就是逻辑混乱、概念错误。”审判长见状，转移话题问:“你们为什么要鼓动上海日本纱厂工人罢工?“王造时针锋相对地答:“日本纱厂的工人，也是我们的同胞，我们怎么不应该援助他们呢?他们也是审判长先生的同胞，审判长先生为什么对自己的同胞毫无同情心，一味替日本资本家说话呢?”王造时在法庭上仿佛不是在接受审问，而是在做抗日救亡运动的演说，赢来了听众席上一阵又一阵掌声。
在狱中，王造时写了两幅题词挂在监狱墙上:“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非全国一致不分党派不分阶级，大家团起来御侮不可。”“我们是爱和平，但是亦爱正义，更不能不图民族的生存，我愿意接受平等的和平，但亦不辞为正义为生存而战!”他还和其他6人商定，如果把他们几个人去枪毙，他们将高唱《义勇军进行曲》走向刑场，临刑的时候一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民族解放万岁＂口号。
事件發生后，“七君子“得到国内外众多进步团体、人土的声援和营救。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中，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项主张“中的第三项便是“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12月28日，毛泽东代表中共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也说“释放上海爱国领袖”是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允诺的6项条件之一。这里的“上海爱国领袖”，就是专指王造时等“七君子”。1937年7月3日，“七君子“终于获释，但国民党当局直到1939年1月才正式撤回起诉。
王造时获释后不久，国民政府成立抗日大本营，各党、各派都有代表人物参加。王造时应担任了第二部(政略部)和第四部(国民组训部)的委员。
1938年7月，国民参政会在武汉成立。在100名参政员中，有毛泽东等7名中共领导人和王造时、许德珩等救国会代表。在第一届国民参政会期间，王造时积极履行参政员职责，运用参政会这个讲坛发表意见和提议案，反对妥协投降，要求抗战到底。1938年10月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在重庆召开，爱国华侨陈嘉庚无法到会，但用电报提出了《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案》。在会上，时任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等人表示不赞同陈嘉庚的议案，王造时即刻起身对汪派言论进行了严肃而有力的批驳，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用武力占领了东北和华北，又占领了南京、上海和武汉而还在继续进攻，在此形势下，除了屈膝投降为城下之盟外，哪有“和”可言?言和者应以卖国论罪。1939年9月，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在重庆召开，王造时提出了《为加紧精诚团结增强抗战力量而保证最后胜利案》，明确要求国民党从速实行民主宪政。
王造时拥护国共合作，赞成团结、抗战、民主的言论，在参政会引起很大反响，但也让日伪恨之入骨。1939年日伪的广播曾造谣说，他被敌机扫受伤而死，以致各方纷纷询问。
1939年3月27日，江西省城南昌被日军占领，王造时举家迁往吉安。5月，为了宣传抗日救国，鼓舞军民抗战斗志，王造时接受江西抗日救国联合会的要求，创办了《前方日报》。该报的许多社论、专论或评论为王造时亲笔撰写，如《长期抗战的国策再认识》《总动员不能缓》《看鄂南湘北战局》《保卫我们的粮仓》《挽转颓风》等，及时观察、分析时局和战局。汪精卫国投敌后，《前方日报》连续7天刊載了王造时撰写的评论《汪逆怎样把我们卖了》，全面、深刻揭露了汪精卫的卖国行径。1940年6月，《前方日报》还特別连载伦敦《泰晤士报》的长篇通讯《中日战争中的华北》，介绍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群众、坚持民主、抗战到底的事迹。《前方日报》一经出版发行，便以其震撼性的抗战锋芒赢得了广大读者，发行数从最初不足2000份很快上升到7000多份，发行量差不多是当地《江西民国日报》的三倍。
1942年夏天，日军发动了浙赣战役，敌前锋离吉安市只有几十公里了，吉安的大小官员纷纷向南撤退，唯独《前方日报》仍坚持在吉安照常出报。后来日军流窜到吉安，《前方日报》撤至安福县，报社设在安福中学(该校是安福县第一所中学，由王造时于1939年创办并任名校长)，改出“紧急疏散时期临时版”。以后随着形势的好转，《前方日报》回吉安继续出版。
为国家的和平民主而奔走
1946年5月，王造时回到上海，并加入了褚辅成、许德珩等刚创立的九三学社。他还跟张澜、沈钧儒、罗隆基等知名人士说，一定要争取和平、反对内战，争取民主、反对独裁，争取统一，反对分裂。他奋笔疾书，写了《讲理不讲打，动口不动手》等文章，坚決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同时大声疾呼:“今日中国，实在太需要民主了!”他还先后到10多所大、中学校演讲，说明中国人民要的是和平而不是内战，是民主宪政而不是一党专政，是独立自主而不是美国插手干涉。
1946年9月，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被刺身亡，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王造时等人发起组成了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的追悼大会筹备委员会。20天之后，救国会领袖之一、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因病去世，王造时等又发起组成陶行知先生追悼大会筹备处。
1947年5月，国民参政会四届三次大会在南京召开，王造时在会上和主张和平民主的参政员许德珩、黄炎培、褚辅成等一起，联合提出了由他执笔起草的《国共两党停止内战重开和谈案》，但由于占会议多数的国民党参政员的反对，他们的提案未能通过。
1947年7月，褚辅成、孟宪章、王造时、笪移今等九三学社社员，并联合其他民主党派成员发起成立“对日问题座谈会”，于8月3日发表《我们关于对日问题的意见》，揭露美国为侵略中国而扶植日本军国主义的行径，从而在上海乃至全国逐步掀起了一场颇有声势的反美扶日运动。从1947年春至1948年底，他们先后在《大公报》发表了9篇文章，其中《致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的公开信》等2篇由王造时执笔。
1948年3月29日，九三学社始人之一、上海分社主任理事褚辅成逝世。5月16日，在大上海大戏院举行了褚辅成先生追悼会，王造时在会上致悼司。同年12月26日，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在王造时家中举行社员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二届分社理事会，公推王造时和孟宪章、顾执中三人为常务理事。会议着重讨论研究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决定上海九三学社的工作应在审慎中求深求实，加强与兄弟党派地下组织联系，宣传组织护厂、护校，免遭特务破坏，迎接上海解放等事宜。会后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上海分社理事笪移今去《观察》周刊社审稿，一进门就和该社编辑、记者7人起被逮捕。《观察》周刊主编为九三学社社员储安平，笪移今为主要股东。从1947年8月至1948年10月，该刊先后四次发表反美扶日的专论和报道，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发行量高达12万份，被国民党下令查封。1949年2月，经王造时等人强力营救，亲自担保，笪移今等被释放。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当局决定对全市各高校中思想激进有共产党嫌疑的学生进行大搜補。为保护学生，王造时不顾个人安危，让复旦大学等校逃避搜捕的学生到自由出版社躲藏。最终迎来了上海的解放。
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3月，王造时被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同时，他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上海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后来又以“特别邀请人士”的身份担任了上海市政协委员、常委，并兼任市政协政法组副组长。
1951年8月，王造时应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之邀，到复旦大学法学院政治系任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后改任历史系教授，并主持世界近现代史教研组工作。以后，他还担任了上海市法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历史学会、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的常务理事等职务。1954年，王造时作为列席代表，参加了上海市北川路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1956年，当选为上海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7年2月，王造时被上海市政协推选为列席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的代表。3月5日-20日，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王造时在会上作了发言，赞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同时也指出工作中难免存在一些缺点和问题。他说:“我们一手应该拿着望远镜来高瞻远瞩，看大势的趋向，肯定主要的成就，比照过去的落后，展望未来的远景，从而使我们满怀信心，向社会主义前途迈进，不致因为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迂回曲折而感到迷惑；另一手应该拿着显微镜来发现我们工作中的矛盾、困难和缺点，或在未形成的时候加以预防，或在萌芽的时候加以消除，或在已发生问题的时候加以解决，以免由无变有，由小变大，招致不需要的损失。”会后，周恩来总理专门抽出时间请王造时吃饭，与他亲切交换意见。
王造时回到上海后，先后在多个会议上发言。他指出:“民主与法治是分不开的。社会主义的民主是法治的指导原则社会主义的法治是社會主的民主的体现，也就是它的内容。民主的原则，靠法律的制定，形成为公共守的行为规范，靠法定的机关来具体执行。因此，我们今天要扩大民主，就必须健全法治。＂并提出了4点具体建议:加强民主法治的宣传和教育，切实实现人民的基本权利，建立互相监督的制度，开始推行基层民主管理。他强调:“从基层组织上建立民主法治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体。一、必须依靠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二、必须有计划、有步骤来进行。但我觉得有两点仍然是重要的:一、认识上应当明确；二、实践上无妨开始重点试行。而在高级文教机关尤可尽先推用。党的领导与民主管理不是对立，而是相成的。两者可以，而也应当取得有机的结合。”
忠言逆耳，在后来的反右斗争中王造时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57年11月，上海市出版局向中共上海市委打报告，建议请王造时等参加《辞海》的编提工作。1960年9月，王造时获得摘帽后，オ回到讲台，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本科生讲授世界近代史这门基础课，并和历史系其他老教授一起为本科高年级学生及研究生讲授“史学评论”“欧美社会政治思想史＂等课程。然而到了“文革”期间，王造时又受到迫害，1966年11月2日被捕，1971年8月5日含冤去世。
1978年12月，上海有关部门作出《关于王造时的平反決定》;1979年3月，又作出《关于王造时右派问题的复查改正结论》。1980年8月20日，上海各界为王造时举行追悼会，将其骨灰葬于上海龙华烈士陵园。
来源：《民主与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