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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今日日报，请关注“南亚问题研究小组”微信公众号2023年，“四方安全对话”广岛峰会。图源：《印度教徒报》
《印度教徒报》9月8日报道，印美同意互换四方安全对话（QUAD）峰会主办年份，以便拜登举行QUAD“告别会议”。美9月21日计划在拜登家乡特拉华州举行本届峰会，莫迪、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参会。据悉，印方原计划于9月联合国峰会期间在纽约主办本届峰会，但在与各方协商后决定将本次主办权转交美方。分析人士表示，由于拜登、岸田即将卸任，其兑现政治承诺变得“更有压力”，本届峰会被广泛视为拜登、岸田等人的“告别会议”。此外，莫迪9月访美期间还计划参加联合国“未来峰会”（Summit of the Future），并出席印侨活动。
路透社、《商业时报》9月6日报道，印拟延长食糖出口禁令，优先确保国内供应以提升乙醇产量，恐加剧全球食糖供应紧张形势。莫迪政府9月底或正式公布这一消息。据消息人士透露，印延长食糖出口禁令原因有二。一是印蔗糖产量有所下降，出口空间有限。二是莫迪政府已将“提升乙醇占汽油比例”列为优先事项，必须确保蔗糖供应充足。印食品和公共分配司（DFPD）近期发布规定，2024年11月起取消乙醇厂商“不得使用甘蔗汁、B-重糖蜜、C-重糖蜜生产乙醇”的限制，同时要求政府部门定期审查，确保国内食糖供应稳定。分析称，印放宽乙醇生产限制有助莫迪实现“提升乙醇占汽油混合燃料比例至20%”的目标。然而，在巴西食糖产量因干旱下降的背景下，印延长食糖出口禁令恐进一步加剧食糖供应紧张，推高全球糖价。
9月4日，莫迪和新加坡总理黄循财（Lawrence Wong）。图源：彭博社
彭博社9月7日报道，新加坡跃居印最大外资来源国。印1991年推出“东向政策”（Look East）后，印新关系成为印与东盟国家关系的范例。数据显示，2000年以来，印利用新加坡投资占其利用外资总额的近四分之一，涵盖半导体、制造业、金融、房地产等领域。莫迪9月4-5日访新，推动两国继续在包括半导体产业在内的上述领域加强合作。莫迪曾表示，新加坡是发展中国家的灵感之源，印有意在国内建设多个“新加坡”。然而，有观点认为，中印同为新加坡经济发展两大外部动力源，而芯片技术是中美贸易摩擦的关键点之一，新需谨慎处理与印的半导体合作关系。《印度教徒报》9月7日报道，印人党意识形态母体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RSS）正积极协调印人党与团家族（Sangh Parivar）成员组织的关系。RSS 8月31日-9月2日举行年度“全印度协调会议”（ABSB），聚焦党团关系。会上，RSS方面对印人党全国主席纳达（J.P.Nadda）表示，莫迪政府“忽视”包括印度农民协会（BKS）、印度工人协会（BMS）、印度本土觉醒运动（SJM）等团家族成员组织的合理诉求，推出包括转基因作物计划、修改1995年员工养老金计划等“争议政策”。同时，上述团家族成员组织也表示，他们与多个政府部门合作不畅，正计划发动抗议。值得注意的是，RSS最高领导人巴格瓦特（Mohan Bhagwat）指出，任何人都不应自封为“神人”，暗批莫迪大选期间自称“神选之人”——“成功人士会渴望像闪电一般耀眼，但闪电过后天空反而更加黑暗，RSS成员应如‘油灯’般持续努力工作”。他还表示，RSS始终秉持“团结+讨论”的原则，团家族成员组织应与印人党保持积极沟通，即使存在分歧，团家族也应将国家利益置于首位。《南华早报》9月6日报道，莫迪或缺席上合组织峰会，预示印巴关系仍难以改善。据悉，上合组织峰会10月15日至16日拟在巴基斯坦举行，巴已正式邀请莫迪出席峰会，但印“态度冷淡”尚未明确回应。自1947年以来，克什米尔问题一直是两国冲突的根源，特别是2019年印取消克什米尔特殊地位后，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印外长苏杰生此前强硬表态称，印巴“无条件对话”时代已结束，“跨境恐怖主义”仍是转圜两国关系的关键障碍。尽管分析人士对未来印巴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保持乐观，但短期紧张局势仍将持续。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印巴关系僵局已使南盟事实上停止运行，当前恐同样干扰上合组织机制运行。《外交政策》9月4日报道，因巴基斯坦未能在2024年9月前完成伊巴（IP）天然气管道项目建设，伊对巴发出高额罚款和法律诉讼的最后通牒。因沙伊关系紧张（编者注：指2023年3月双方和解以前）、美对伊制裁加强、巴自身经济和安全问题，IP项目2014年启动以来屡遭延宕。据悉，伊2022年曾要求巴2024年2月至3月之前完成管道建设，否则将面临高达180亿美元的罚款。然而，一方面，巴忌惮为伊修建天然气管道将破坏巴沙盟友关系并触发美国制裁，在项目推进中行动迟缓。另一方面，巴自身经济脆弱难以应对制裁或巨额罚款。当前，伊计划9月向巴黎仲裁法庭起诉巴方，而巴正在寻求与伊达成“较低罚款解决方案”，但项目未来前景仍不明朗。《经济学人》9月5日发表题为《欢迎来到印度，这里的街道有四个名字》的社论文章认为，印政府对待命名和更名问题应更为严肃，为追求短期政治噱头而忽视实际效益有失理性。1947年印独立后，国大党政府命名清晰直白，但缺乏创新性。例如，理工见长的学院直接命名“印度理工学院”，位于北方的印度第一人口大邦被直呼为“北方邦”。面对大量取名、更名工作，长期执政的国大党难免思绪枯竭，最后只能用领导人名字来命名公共设施和场所。德里的“英迪拉·甘地机场”（Indira Gandhi）、海得拉巴的“拉吉夫·甘地机场”（Rajiv Gandhi）、孟买的“桑贾伊·甘地国家公园”（Sanjay Gandhi），其命名策略至今还有迹可循。如果还是取不出名字，那还可以用上一些匪夷所思的缩写，例如NABARD（某农业银行）、NREGA（某农村就业计划）等。2014年莫迪上台后，部门、基建、倡议的命名工作既贴切又富有内涵。一是回归古印度教经典，推广印地语。例如，某传统医学部门被命名为“AYUSH”，既是“福祉”的梵文词，又是阿育吠陀、瑜伽、尤纳尼医学、悉陀医学、顺势疗法的缩写。某地区的航班补贴计划被命名为“UDAN”,这是“飞行”的印地语单词。二是“去波斯化”“去殖民化”特点突出。例如，改英殖时期的Calcutta为现在的Kolkata。然而，莫迪政府近期命名和更名工作稍失理性，出现“名号恶性通货膨胀”（Nominal hyperinflation）——政客为彰显特色、实现政治雄心，取名冗长，又难以记忆。例如，北方邦将Mughalsarai小镇（11个字符）改名为Pandit Deen Dayal Upadhyaya Nagar（33个字符）。再如，马哈拉施特拉邦将Aurangabad（10个字符）改名为Chhatrapati Sambhajinagar（25个字符）。此外，随着“反穆”情绪上升，“去伊斯兰化命名”特点日益鲜明，而“杰出人物命名法”重出江湖，又体现政府对特定历史文化“勇士”“领导人”的景仰甚至“痴狂”。命名和改名与历史延续和政府更替息息相关，但需认真严肃对待。在一定程度上，更名和改名会带来经济成本，若其脱离实际考虑，每次更名必将引发新的混乱，耗时却毫无实质收益。例如，印近期修改《印度刑法典》《印度证据法》《刑事诉讼法》3项殖民时代法案并重新命名，律师需重新记忆数百页内容致使司法系统效率进一步降低。街道重命名也为导航及民众确定具体位置带来诸多不便。若不考虑收益，无论将国名改为“印度”“婆罗多”还是“印度斯坦”都无济于事。*阅读今日日报，请关注“南亚问题研究小组”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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