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外长苏杰生8月31日发表讲话。图源：《印度斯坦报》
《印度斯坦报》8月31日报道，印外长苏杰生8月31日表示，全球各国普遍面临“中国问题”，但印面临的“中国问题”更加特殊。苏杰生评论两国的边境争议、经贸关系时指出，“印度在与某些国家的交往中，安全问题与经济问题的界限往往非常模糊”“有必要基于‘中国是个特殊的国家’这一事实处理两国关系”。边境问题方面，苏杰生认为，印过去四年在边境问题上处境非常艰难，印方当前明智的应对方案就是采取预防措施。经贸问题方面，苏杰生称“印政府从未表示‘不接受中国投资’或‘拒绝与中国合作’”，问题在于如何处理、审查中国投资。他还表示，包括印度在内的许多国家抱怨对华贸易逆差，这是因为他们在几十年前“有意选择忽视中国生产的性质，以及他们在公平竞争体系中所享有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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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标准报》8月30日报道，印电子和信息技术部（MeitY）辅秘库马尔（Bhuvnesh Kumar）8月30日表示，印电子产品出口年增长率达23%，跃居印前五大出口类别。库马尔指出，截至2024年3月，印电子制造业市场规模超过1000亿美元，而2017年仅为490亿美元。他还表示，印正加速推动半导体产业本土化，未来印电子产品出口净收入（出口总收入减去生产、运输、关税等相关成本）有望实现增长。此外，印万亿美元规模的数字经济中有4000亿美元与电子制造业有关，其余则来自IT相关行业。另据悉，莫迪政府拟根据生产挂钩激励计划（PLI）推出电子元件和半导体制造促进计划（SPECS）2.0，更好刺激电子制造业发展、促进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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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快报》8月31日报道，印人党意识形态母体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RSS）8月31日-9月2日在喀拉拉邦帕拉卡德（Palakkad）举行年度“全印度协调会议”（ABSB），聚焦党团关系、“社会和谐”（samajik samrasta）运动、孟加拉国局势等议题。RSS最高领导人莫汉·巴格瓦特（Mohan Bhagwat）、总书记霍萨巴勒(Dattatreya Hosabale)等组织高层，印人党主席纳达(J P Nadda)、总书记桑托什（B L Santhosh）等党内高层出席会议。党团关系方面，会议拟推动党团加强协调、消除党团间矛盾，以取得更好的治理效果。社会运动方面，RSS面向达利特群体持续推进“社会和谐”运动，旨在宣扬印度教团结、弥合基层种姓鸿沟，而印人党大选“失利”无疑加剧RSS开展该运动的难度。孟加拉国局势方面，RSS、印人党方面高度担忧孟国内宗教少数群体的安全问题。RSS官员认为孟伊斯兰大会党在孟政治影响力日益上涨，因此孟宗教问题与印国家安全相关。此外，会议还讨论《统一民法典》（UCC）、种姓普查、表列种姓/部落分类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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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快报》8月31日报道，印海军第二艘“阿里汉特”（Arihant，意为征服者）级核潜艇“阿里加特”号（Arighaat，意为毁灭者）8月29日正式入役，进一步完善印“三位一体”核能力建设，有望大幅提升印核威慑能力。印是全球第六个拥有“三位一体”核能力的国家。印防长拉杰纳特（Rajnath Singh）表示，“毁灭者”号有助印在印度洋地区建立战略平衡，对印国家安全、地区和平意义重大。据悉，“毁灭者”号排水量6000吨，由83兆瓦加压轻水核反应堆驱动，同时搭载射程超700公里的印产K-15导弹。目前，印海军现役潜艇数量已增至18艘（包括16艘常规潜艇），正建造两艘排水量约7000吨、较“毁灭者”号规模更大的弹道导弹核潜艇（SSBN）。其中一艘据称已于2021年下水，正处于试航、测试阶段，另一艘情况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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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快报》8月31日报道，孟加拉国政治动荡导致西方企业大幅削减孟服装订单，向印纺织业外溢红利。孟服装业所需原材料高度依赖自印进口，而孟服装订单数量锐减导致印面向孟的棉花、其他生产资料出口额大幅下降。与此同时，知情人士透露，孟政治动荡期间，西方企业将部分订单转移至印度。此外，因孟长期存在“人权问题”，欧洲市场也更有意对印开展合作。然而，印纺织业能否趁机取代孟很大程度取决于印交付能力，印当前服装生产效率和质量均不如孟。目前，孟有关部门正加紧恢复正常生产，叠加孟关税利好，西方企业极有可能恢复孟服装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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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观察家研究基金会（ORF）8月29日发表题为《拜登、特朗普与印美科技合作》的评论文章，详细梳理特朗普、拜登执政时期印美科技合作演进历程，认为特朗普和拜登从不同角度，通过不同方式加强印美技术伙伴关系，并围绕未来加强关系提出建议。本文作者卡希什·帕皮亚尼（Kashish Parpiani）系信实工业集团（RIL）主席办公室高级经理。
印美科技合作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太空技术合作，尔后2005年双方签署印美科技（S&T）协议。然而，这段时期两国科技领域合作发展有限，未能兑现两国科技合作的巨大潜力，根本原因是双方缺少总体合作路线图。印美科技合作是两国深化全面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的关键环节，是双方实现互惠互利、更好维护两国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渠道：对印而言，美是印获取技术转让、推动科技创新的主要合作伙伴；对美而言，印科技成本效益、高技能人才培养方式、数字基建的成功经验值得学习。
特朗普时期，美印科技合作取得重大突破，聚焦国防、战略领域科技合作，有效缓和受特朗普“公平互惠”贸易原则影响的美印关系。例如，特朗普政府推翻奥巴马期间对印施加的“自美获取敏感防务技术”资格冻结，推动印成为美“首个获得《导弹技术控制制度》（MTCR）第1类无人航空系统（UAS）”的非条约伙伴国。再如，特朗普政府将印列为“战略贸易授权-1”（STA-1）国家，为两国民用航天、国防领域的关键技术转让铺平道路。又如，美印2019年签署工业安全附件（ISA），允许双方共享敏感的军事技术和信息。然而，在此时期内，印美科技合作除国防领域外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拜登时期，美延续并扩大特朗普启动的国防科技合作，并加速推动两国科技合作制度化。一方面，拜登政府加大对印关键技术转让力度，深化双方清洁能源、气变等领域合作。例如，美印2021年宣布“原则上同意成立美印工业安全联合工作组”，旨在尽快统一政策和程序，推动尖端国防技术领域合作。另一方面，中美科技竞争加剧催化美面向印度等“志同道合”国家加强技术合作。美印2023年1月建立关键和新兴技术倡议（iCET），并先后两次开会增设双方科技合作领域即是例证。
未来随着中美科技竞争进一步加剧，iCET等合作平台对深化美印科技合作意义重大。然而，印美科技合作仍需克服一系列问题和挑战。例如，印美国防技术合作计划曾因缺乏联合框架而进展缓慢。此外，美印强化对华科技遏制打压或对美及其盟伴之间的合作外溢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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