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如果有一件事能够定义我们国家，同时也能让我们和其他国家区别开来，那就是种姓制度。我们称其为瓦尔纳、贾提等等。许多人认为，种姓制度被镌刻在《吠陀经》的隐喻中，我们的史诗也常常引用它们，比如即使没有太多人读过《摩奴法典》，我们依然清楚知道书里对种姓制度的着迷。葡萄牙人引“卡斯塔”一词描述种姓，因为这个词拥有血统和阶级区别的含义。英国人试图系统记录他们所看到的“本土”类别，但最终造成了一场完全混乱的社会政治局面。因此，在当前精英们的说法中，像种姓、种姓主义和种姓主义者这样的表达是贬义的，带有一种邪恶的原始主义味道。
然而，精英们又错了。为数众多的印度选民再次站在了精英们的对立面。
他们要求种姓普查，迫使所谓的反原始主义左派屈服于这一要求。越来越多的群体要求被赋予“落后”的头衔，这样就能让他们获得预留配额。那些能力一般的选举学家不断地告诉关心这件事的人们，种姓票仓是我们政治生活的核心。因此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人们一边喊着种姓已死，一边高呼种姓万岁。
全球左翼对于受害者心态的鼓励和许多群体的抱怨行为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些群体本应反对那些模糊定义的霸权压迫者。西方，白人男性基督徒压迫其他获得明确少数族裔地位的团体；而在印度，上层种姓的印度教徒（婆罗门、拉杰普特、班尼亚）压迫所有其他的少数种姓，即使他们自己并不这么看。这种跨大洲的相似性令人深思。直到1960年，人们认为美国的黑人希望变成“白人”。在英国统治期间，印度各种姓协会多方游说希望本种性被认定为是上层或高阶种姓。如今，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印度，通过肤色或是声称自己的“落后”来获得受害者地位反而变得更有吸引力。
现代关于种姓制度的知识性讨论有着悠久的传统。婆罗门协会（Brahmo Samaj）和雅利安协会（Arya Samaj）拒绝种姓制度。焦特拉奥·普勒（Jyotirao Phule）和拉马斯瓦米·纳依克（Ramaswami Naicker）将种姓制度视为种族主义的制度加以攻击。他们对英国统治的支持本将使他们不得人心，但他们对种姓制度的杰出分析经受住了时间考验，使他们依然拥有很高的声望。祖师纳拉扬（Narayana Guru）和安贝德卡尔（Ambedkar）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前者设法在虔信（bhakti）和宗教传统（agama）中为超越种姓进行辩护，后者则主张通过在印度教范式中采用佛教传统消除种姓制度。如往常一样，圣雄甘地的态度高深莫测难以归类，他一方面持续批判不可接触制度，一方面却对整个种姓制度态度温和。
有趣的是，甘地与梵文学者班达克对于不可接触的问题看法很一致。罗摩·曼诺哈·洛希亚（Ram Manohar Lohia）认识到，种姓制度可以被用于政治动员，他的这一观点很有见地。我的朋友、已故的耶稣会历史学家约翰·科雷亚-阿方索（John Correia-Afonso）曾与我谈及果阿的基督徒普遍存在的种姓制度。他敏锐地说：“印度人喝下种姓制度这杯毒药。”这让我们想到了不可知论的费边社会主义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他不反感同胞称呼他为潘迪特吉（Panditji，意为尊敬的学者——译者注），也不拒绝外国人称他为潘迪特尼赫鲁。毕竟，人们普遍承认，即使身处身份意识强烈的婆罗门之间，来自克什米尔的潘迪特和来自喀拉拉邦的纳姆布杜利人（Namboodris，纳姆布杜利人是喀拉拉邦婆罗门的子群体，以其严格的仪式实践、古老的家族传统和印度教仪式守护者著称——译者注）也会认为自己高人一等。作为一位民主政治家，尼赫鲁可能已经意识到，他的头衔有助于提高他的地位。
对种姓制度的学术研究始于18世纪晚期，法国传教士杜布瓦（Abbe Dubois）就是其中的先驱。由于蒂普苏丹不太温和的劝说，他未能成功让印度教徒皈依，还失去了几名信徒，于是转而投入伊斯兰教。杜布瓦的独特贡献在于，他没有将种姓视为具有多种维度的社会现象，而是视作邪恶的婆罗门阴谋。当今学术界对这个阴谋论及其他变种（如婆罗门主义、婆罗门霸权、婆罗门父权制——仿佛除此之外，神道、汉、犹太父权制就不值得关注一般）深感兴趣。
20世纪时，另一个法国人路易·杜蒙（Louis Dumont）创造了“阶序人（homo hierarchicus）”一词。他的言下之意是，印度社会在本质上是、甚至从最开始就致力于社会等级制度，因此与自由派所钟爱的欧洲启蒙运动中的平等精神截然不同。
印度对种姓制度的研究兴趣始于孟买大学的古尔耶（G.S. Ghurye）教授。由于他对种姓持有宽容的观点，所以他在当代社会学家中几乎被遗忘。他的学生斯里尼瓦斯（M.N. Srinivas）提出了现在著名的说法“梵化”（Sanskritization）。尽管后来印度出现了努鲁·哈桑尼安（Nurul Hassanian ）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学和西方大学出现了后现代主义的“南亚”研究，但完全取代斯里尼瓦斯的研究依旧方兴未艾。
企鹅兰登书屋最近出版了R·瓦伊迪亚纳坦教授的《作为社会资本的种姓：种姓在印度社会的复杂地位》（Caste as Social Capital: The Complex Place of Caste in Indian Society）一书，提出了关于种姓问的新角度。如果斯里尼瓦斯创造了“梵化”，那么瓦伊迪亚纳坦则提出了“吠舍化”。我敢预测，这个表述在未来的岁月里会越来越重要。
瓦伊迪亚纳坦是印度管理学院（IIM-Bangalore）退休的金融学教授，同时也是一位拥有加尔各答印度统计学院硕士学位的杰出统计学专家。鉴于这样的背景，瓦伊迪亚纳坦无需向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或者那些滑稽的后现代期刊的编辑们卑躬屈膝。他可以以统计学家的独到视角自由地讨论印度各种种姓报告。他能够并且愿意深入探讨资本市场准入及其产生的后果这一关键领域。在看待种姓时，没有预先设定的政治立场强加给我们的情感包袱，他是一位持有手术刀的经济学家，敢于探讨其他学者甚至不敢正视的政治经济问题。
瓦伊迪亚纳坦在他的论述中涉及了广泛的领域，并提出了几个观点。以下是一些与本文作者产生共鸣的观点：
1.在英属印度，种姓往往会分裂成亚种姓。而在独立的印度，亚种姓往往会聚集起来形成一个更大的种姓，因为在民主政治中，数量至关重要的。
2.“落后性”已经成为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一个社会或经济问题。人口普查数据的神圣性基本上已经被遗忘。落后种姓的人数可能比他们在人口中的比例还要少。但他们，特别是其中的“精英层”，成功地创造了一个环境，使他们可以占据大部分的预留福利。
3.整个保留制度的斗争都在被操纵。
4.印度人被鼓励在国家部门中争夺日益减少的工作机会，以及在越来越不利于获得有用技能的课程中争夺教育机会。
5.在私营部门建立预留制度的理由是薄弱的。无论如何，即使这在政治上变得受欢迎，其虚幻的好处注定会被操纵掉。
6.与其在“工作”上浪费时间、注意力和资源，国家可能更应该专注于基层创业，创造工作安置而不是雇佣公民。（顺便说一下，国家部门的工作因其工作安全性和通过贿赂获得额外收入的机会而受到珍视）。
7.所谓的“非组织化”部门，由所有权和合伙关系组成，是国家的动力，并且是乐观的重要来源。落后种姓和达利特公民是这个部门的积极参与者，有时以不成比例的数字参与。而不是“梵化”所谓的低种姓，他们实际上可能正在“吠舍化”自己。顺便说一下，即使是高种姓也在忙于“吠舍化”，导致了意想不到的趋同。婆罗门和拉杰普特的企业家正忙于进入为吠舍规定的空间。当今政府可能希望专注于其刹帝利责任，即捍卫国家和维护法律和秩序。公民可能会自己成为吠舍。
8.种姓不再是关于职业隔离或等级制度，而是关于社会团体。当我们继续花时间研究这些团体的政治权力或他们对预留的高声要求时，我们没有欣赏到种姓团体可以提供的网络、信任、较低的交易成本和优越的信息。当我们将视角转向这个方向时，种姓不再是我们放逐的“坏”类别。种姓成为一个提供社会凝聚力、经济润滑剂的积极机构，最重要的是他所说的社会资本，为国家提供积极能量，减少功能失调。
9.有经济活力的地理集群中，未受研究的现象在其中有种姓轮廓，这些轮廓为这些集群注入生命。种姓作为社会资本不仅涉及种姓团体内部的“结合”，还涉及团体之间的“桥接”，从而形成一个得到伯克和托克维尔肯定的国家社区。泰米尔纳德邦丁迪古尔县的皮革集群就很好展示了穆斯林、印度教和耆那教种姓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关系。
10.作为一个国家，如果我们将种姓整合的能量从争夺大学入学和国家部门工作配额转向创业，我们可能会更富有。
11.因为基于种姓的创业集群主要存在于非组织化的所有权和合伙关系中，他们不善于与满是文书工作和时常拖延的正式金融机构打交道。作为替代，他们使用种姓网络内的“信任”因素来克服这个障碍。
12.也许应该庆祝种姓作为一个有用的社会润滑剂，而不是将其贬低为一个落后的现象。
一举之间，瓦伊迪亚纳坦将种姓从抱怨、呻吟、投诉和满是怨言的范式中转移出来，使其在国家经济中发挥充满活力和积极的作用。似乎高呼“种姓制度万岁”或至少“部分种姓制度万岁”也没有什么不妥。
瓦伊迪亚纳坦引用了大量的统计数据和表格，尽管他指出印度并不缺乏数据。但当我们听到关于印度的那些轶事小片段时，他的方法最能展现出色彩、生活和即时性，而我们的学术界和媒体往往会忽视这些：
13.你知道吗，班加罗尔大部分电器商店都是由梅瓦里人（是的，梅瓦里人，不是马瓦里人）经营的，他们雇用的“帮手和助手”通常来自梅瓦里，他们经常会自己开办企业？很显然，这里的梅瓦里网络似乎比商学院在培训企业家方面更优秀。
14.达罗毗荼政党高谈反对种姓制，但事实上，泰米尔纳德邦蒂鲁普的高恩德尔（Gounder）种姓和西瓦卡西（Sivakasi）的纳达尔（Nadar）是两个最成功和最有趣的种姓集群，他们今天在全球范围内制造和供应针织服装，并在国内市场上占据了火柴盒的垄断地位。印度许多繁荣的经济活动中心——苏拉特（Surat）的钻石、纳马卡尔（Namakkal）的卡车制造和打井服务、 拉杰果德（Rajkot）的工程、贾姆纳加尔（Jamnagar）的黄铜制品和阿格拉（Agra）的鞋类都以种姓网络为基础。顺便说一句，所有这些中心都是由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的人创办的，并且在没有MBA的活跃参与下成长起来的。也许正是因为MBA的稀缺，他们才得以成长。这些企业家几乎都属于过去主要与农业相关的种姓。现存的纵向社会流动性令人震惊。在卡车业务中，司机和清洁工成为企业主并不罕见；钻石抛光工也经常成为大商人。
15.2001-02年，古吉拉特邦的风筝制造业的总收入为3.5亿卢比，现在已经达到80亿卢比，这与州政府积极推广“风筝节”密切相关。穆斯林作为企业家和工人也参与其中，其中70%的工人是穆斯林妇女。
16.你知道瓦伊迪亚纳坦的“吠舍化”观点从达利特人的案例中得到强有力的支持吗？达利特印度商会和工业部有许多成功的男女会员。瓦伊迪亚纳坦以此为例，分析了种姓群体中的个体能动性：部分达利特人从预留政策中受益，部分从创业中受益，部分则从两者中都受益。重要的是超越这种非此即彼的范式。
17.你知道印度大都市中的大部分水管工都来自奥里萨邦肯德拉帕拉区（Kendrapara）的表列种姓吗？管道工不仅仅是作为工人，他们也是自己名副其实的企业家。有远见的奥里萨政府（惊奇！一些州政府很上进）在肯德拉帕拉开设了一个州立水管技术学院。
18.你知道吗？微不足道的华裔少数（我猜又是另一个种姓）开创了美容院业务，而今天这个业务及相关的水疗业务主要由东北部的人，尤其是梅加拉亚邦的卡西人（Khasis）所主导？
斯里尼瓦斯曾阐述特定地区存在着“主导种姓”的观点，还探讨了主导种姓对1952年后成年选举的政治影响。瓦迪亚纳坦研究了不同州基于种姓的政党。他主要研究了土地稀缺性问题，尤其是商业和工业土地的稀缺性，而不是作为政党租金收入主要来源的金融资本。他提出了一个理论，鉴于与党派资金相关的会计纪录很少，即使是对种姓的忠诚也无法确保充分“信任”。因此，党派资金需要家族控制，甚至兄弟之间的竞争也会侵蚀信任，因为对财权的竞争可能会导致台面上的政治分歧。尽管瓦迪亚纳坦提出了有趣的问题，但信息往往是零散和片段的。关于基于种姓的政党政治，以及他提出的有关商业集群和创业的思路，仍然需要更为深入的讨论。
读这篇文章的读者会惊奇地发现，一场新的社会运动方兴未艾。这场运动规模尚小，但或将意义非凡：部分种姓团体要求不被认定为落后种姓，不被给予预留。他们希望避免被污名化，他们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可以凭自己的实力取得成功，而不需要任何救济。有趣的是，这场运动兴起于泰米尔纳德邦，而泰邦传统上正是基于种姓预留政策的最激烈堡垒。最近被称为帕拉尔斯（Pallars）的种姓团体，已经被授予了预定种姓的地位，今天被归类为达利特人，他们已经公开表示，他们的名字和地位被英国人口普查官员错误地列出，这个错误一直持续到今天。他们正确的传统名称是Devendra Kula Vellalar，他们希望取消他们的地位，希望不受保留地竞争。一只燕子不成夏，但这很可能预示着扭转我国社会和政治历史的新趋势。
当我们从早先的梵化世界转向当代的“吠舍化”世界时，我的主要收获是，我们早该停止通过西方学者的居高临下的视角来看待我们永恒的种姓制度（让我们甚至不再称其为种姓，并记住，无论我们喜欢与否，它都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这些学者对他们所谓的自由启蒙价值感到自负。相反，我们应该让我们自己的知识分子探索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的轮廓。一个无疑有疣的社会，但也拥有我们自己的力量。
本文编译自《印刷报》2023年8月20日文章，原标题为：Stop seeing caste from western lens. Move away from ‘Sanskritization’ to ‘Vaishyavization’原文链接：https://theprint.in/opinion/stop-seeing-caste-from-western-lens-move-away-from-sanskritization-to-vaishyavization/1721397/
本期编辑：俞欣怡 陈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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