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莫迪执政以来，印度经济快速增长。2022年9月初，印度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纳伦德拉·达摩达尔达斯·莫迪（Narendra Damodardas Modi）在2023年印度独立日向民众许诺，印度将在未来五年拥有“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中国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印度既是中国最大的邻国之一，又具有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的潜力，研究印度经济观念与经济政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然而，学界对印度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印度经济发展的动因、内容、成效和制约因素，印度经济的话语视角较少被关注。印度官员擅长语言游戏，创造了“达摩资本主义（Dharmic Capitalism）”“油条就业论”等经济词汇，他们一方面宣称印度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市场，另一方面又对外国企业采取众多歧视政策。理解印度官员的经济话语是洞悉印度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今日商业》曾报道2014年印度大选是一场莫迪导演的品牌营销，其胜选的原因是改写并重新定义了印度政治的游戏规则。此外，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常常以自传、评论等方式传播经济观念并影响社会舆论，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数量众多的文本材料。相较于官方文件，这些材料更能直接表达官员的经济观念。这些官员要么在印度政府身居要职，要么与莫迪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通过研究这些人的各类文本，本文旨在达到三重目的。第一，提炼莫迪政府的经济观念，了解莫迪政府在开放与保护主义、政府与市场关系、效率与再分配等经济政策选择上的指导原则。第二，分析莫迪政府采取何种叙事方式将经济观念落实为经济政策。第三，对莫迪政府的经济改革作出评价。

话语同社会生活中的其他成分存在某种辩证联系，以权力的形式对社会现实发挥着能动建构作用。“如果没有话语的生产、积累、流通和发挥功能的话，这些权力关系自身就不能建立起来和得到巩固。”20世纪70年代，公共政策先驱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提出“政策科学（Policy Science）”概念时，指出政策科学家要能“说服”（而非“强迫”）社会强势群体帮助解决社会“弊病”。公共政策被认为只有在解释当中才能获得意义，人们如何看待某项政策，往往取决于这项政策是如何被“叙述”的。正如范·伊藤（Van Eeten）的预言，“故事”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公共政策分析的核心概念。已有众多研究涉及公共政策与话语的关系。克里斯蒂娜·博斯韦尔（Christina Boswell）、安德鲁·格德斯（Andrew Geddes）和彼得·肖尔滕（Peter Scholten）通过对移民政策的研究发现，尽管欧洲国家建立了众多的移民研究机构，期望在实证基础上研究移民政策，但是专业知识在政策决策中日益重要的趋势并不意味着政策完全是理性的。移民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民众压力和专业知识的叙事方式的影响。桑乔伊·班纳吉（Sanjoy Banerjee）认为全印穆斯林联盟（All-India Muslim League）塑造的被国大党背叛的话语，是产生1940年的《拉合尔宣言》（Lahore Resuolution）的主要原因。通过比较研究英国和芬兰的双职工家庭中的母亲，卡佳·雷波（Katja Repo）发现政府话语作为一种解释框架，能合法化或去合法化母亲对于不同家庭议题的认知。学者们将这种现象称为“政策叙述”（policy narratives）。政策分析家则以叙述的形式思考，谁应该做什么，以及他们应该如何、何时以及为什么这样做。叙事在影响政策议程方面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一致性，并由此取决于“识别、定义和构成”政策问题的能力。正如保罗·利科（Paul Ricoeur）所说：“情节或叙事······将多个分散的事件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故事，从而图式化了整个叙事所附带的可理解的意义。”因此，政策叙事就是一种将各种事件整合为一个具有因果关系的情节的方式，从而使一些政策比另一些政策更具有影响力、更自然和更容易得到承认。

同样，经济学也依赖于话语。迪尔德丽N.麦克洛斯基（Deirdre N.McCloskey）在《经济学的修辞》中提醒“经济学家应该意识到修辞的重要性，因为修辞会使他们更加清楚为何赞同、为何反对，也会明白仅仅通过研究方法来击败不同论点并非易事。因此，即使是经济学家也应该借助诸如经济隐喻、历史先例的相关性、内省的说服力、权威力量和其他实现说服的修辞手段来使论证变得温和”。库尔特·海因泽尔曼（KurtHeinzelman）在《想象力的经济学》中分析了19世纪经济学家的话语结构和修辞。随后，沃伦J.塞缪尔斯（Warren J.Samuels）在他出版的文集《经济学作为一种话语：经济学家语言的分析》中提出经济学研究是一种话语或者修辞实践，并讨论了如何把修辞、阐释、后现代、解构和批判等方法运用到经济学研究中。

话语产生文本。本文对“文本”的界定如下：首先，文本一词对应英文text。它在狭义上指以文字呈现的一本书、一篇文章、一段文字等。一次对话内容被转成文字后，也可以作为文本分析的对象。广义的文本，指任何能够被观察和解读的社会现象，比如一种宗教仪式、一个广告、一张图片等。其次，在社会情境（context）中理解文本。所谓社会情境，是指由特定文化背景与具体时空条件规约下的社会处境。情境是历史传统与现实场景的交汇，历史传统储存在特定群体的意识和记忆之中，它制约、规范着人们的活动，而现实因素又调整、修改着历史传统，两个方面的会合、交融就是影响实际发生的社会行为的主要情境因素。

第一，为了基于叙事角度分析印度政府经济观念与经济政策之间的关联，本文收集了印度政府高级经济官员的著作、官方经济文件、谈话与媒体文章等文本，并通过分析这些文本的角度，更好理解印度政府的经济政策。这些政府官员有莫迪、阿尔文德·帕纳加里亚（Arvind Panagariya）、桑吉夫·桑亚尔（Sanjeev Sanyal）、克里希那穆蒂·文卡塔·萨勃拉曼尼亚（Krishnamurthy Venkata Subramanian）、V.阿南塔·纳吉瓦兰（V.Anantha Nageswaran）、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 Rajan）等（详见表1）。之所以选择上述文本因为这些作者属于印度经济的核心决策层，级别至少是邦长或部长。如桑亚尔供职的总理咨询委员会（Economic Advisory Council tothe Prime Minister）是一个专门就经济问题向印度政府，特别是向总理提供建议的机构。又如帕纳加里亚任职的国家转型机构（NITI Aayog），其前身是印度计划委员会（Planning Commission），它负责制定印度的经济发展计划。国家转型机构由印度总理莫迪、印度所有邦的首席部长、德里和本地治里的首席部长、所有联邦直辖区的副部长，以及少数总理提名的成员组成。

第二，这些文本包含了官方文本和非官方文本。如《印度经济调查》是印度财政部每年发布的报告，报告总结了印度过去一年的经济发展情况，并对未来的经济规划进行展望。一些文本虽然不是通过官方渠道发表的，但官方人士出现在文本的发布会上，如比贝克·德布罗伊（Bibek Debroy）的《使印度回到轨道》（Getting In-dia Back On Track）的发布会有莫迪总理和时任财长阿伦·贾特利（Arun Jaitley）出席，《抓住伟大》（Grasping Greatness）的发布会有印度外长苏杰生出席。又如印度前总理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亲自主持蒙特克·辛格·阿卢瓦利亚（MontekSingh Ahluwalia）的《幕后：印度高速增长年代背后的故事》（Backstage：The StoryBehind India＇s High Growth Years）的发布会。这些文本是比较权威和有代表性的。

第三，本文所选文本的发布时间是2006-2022年。通过长时段考察，尽可能对莫迪政府经济观念作长期监测。

第四，以国大党官员阿卢瓦利亚的著作作为对照组，对比莫迪政府与其前任政府在经济观念上的异同。阿卢瓦利亚是印度经济改革的活化石，从1978-2014年先后任职印度政府经济顾问、总理秘书、财政部秘书、国家计划委员会成员和副主席等职，其观点具有代表性。

本部分将从经济复兴梦、开放与保护主义、政府与市场关系、效率与再分配四个方面来提炼莫迪政府的经济观念。分类的依据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印度复兴梦是莫迪政府推行的印度经济新认知观。印度外长苏杰生（S.Jaishankar）强调为“＇巴拉特（Bharat）＇建立全面叙事的重要性”。他指出巴拉特叙事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或者文字游戏（word play）”，它是一种独立的声明，在政治、经济和发展方面都有着重要象征意义。第二，开放与保护主义、政府与市场关系、效率与再分配这三点是学界、市场对印度经济政策的关注焦点。莫迪政府在开放与保护主义、政府与市场关系和效率与再分配上的立场分别是“自力更生＋世界工厂”“强大而有限的国家”和“从财富再分配到财富创造”。

伴随印度人民党（下文简称印人党）势力崛起，莫迪政府力图构建伟大复兴的经济强国梦，它强调印度教经济史认知观，并将叙事对象主要设定为城市新中产阶级。

1、印度教经济史认知观

“让我们从前吠陀时代说起。”莫迪政府常常描绘古印度地区的繁荣。桑亚尔在《印度的复兴》中重新阐释了印度经济史，开篇就强调了认识印度辉煌过去的意义：“在我们继续讨论印度的现在和未来之前，重要的是要简要回顾一下它的过去。大多数人会认为印度的衰落始于18世纪的欧洲殖民。然而，一千多年来，印度的相对国际地位几乎一直在下降，不仅早于欧洲殖民，甚至早于马哈茂德·加兹尼（MahmudGhazni）在11世纪的袭击。要了解衰退的情况，我们首先要回顾印度在古代世界经济中的卓越地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充分认识到印度在过去15年中经历的转型的重要性。”

桑亚尔接着罗列古代印度的经济成就。在公元前3300-2000年的印度河谷文明时期（Harappan civilization），“那个时代的印度人的平均生活水平远高于同时期世界其他地区的居民”。到了公元前4世纪，印度的海洋贸易蓬勃发展。公元1700年，印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占世界总量的1／5。桑亚尔总结道，印度在古代世界的经济地位类似于今日之美国。但印度经济从11世纪开始衰落，直到1991年印度经济改革，其颓势才开始扭转。

在时间轴上对比前莫迪时代和莫迪时代的经济认知，萨蒂什·德什潘德（Satish Deshpande）认为前莫迪时代的政治领导人是以1757年英国殖民为认知起点，印度政府需要摆脱奴役的经济，将印度建设为高度现代化的国家。然而在莫迪时代的经济史认知观中，公元前3300年或者公元1700年是认知印度经济历史的起点，印度的将来是回到过去的“黄金时代”“过去时刻”和“将来时刻”都是荣耀时刻，“现在时刻”则被遮蔽。莫迪政府通过在全社会内塑造的印度教经济史认知观，将印度教特性识别为感知印度经济的主要因素，以印度教经验独占经济发展话语。这使政府成为印度教文化的捍卫者，掩盖了当下的经济治理问题，将人们对现实的关注转移到遥远的民族复兴梦之上。

2、城市新中产阶级作为叙事对象

莫迪政府经济复兴梦的另一叙事特征是以城市新中产阶级作为叙事主体。桑亚尔称印度新中产阶级为“伟大的印度中产阶级”（The Great Indian Middle Class），他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印度中产阶级起源于英国向印度人以英文传授高等教育。这对印度中产阶级产生了如下影响：第一，印度人逐渐吸收了西方的科学知识，获得了报酬更高的工作。第二，英语在印度的传播使印度全境形成了一个相对同质性的中产阶级。在英国殖民以前，印度各邦有着各地的中产阶级，但是他们仅推崇本地的文化和历史。印度独立后，新兴中产阶级在城市化进程中兴起。他们住在城市，认为教育能带来物质回报，从事着都市白领、公务员和商业工作。他们将区域身份认同置于印度国家公民身份认同之下，有着共同的民族观。

在所有衡量印度新中产阶级的标准中，官员们一致强调受教育程度的重要性。这从他们对印度经济改革的规划中可以得到证实。莫迪政府希望改善印度政府低下的行政效率，打造出口导向型的制造经济以及鼓励市场竞争。这些都会对印度人口素质提出具体要求，如熟练地掌握工作技能、基本的识字能力和科学知识、重视身体健康、女性工作意识的提升等。因此，莫迪政府认为印度的改革在某种程度上是人及其观念的更新。德布罗伊、桑亚尔等官员称印度的新一代“不再承认贫穷是美德”，要求政府的经济改革应以充分释放新一代活力为目标。

然而，“新一代”是不包含农村人群的排斥性概念。莫迪政府关于熟练地使用英语、在都市工作等要求很明显不是对农村人群所言的。已有研究指出莫迪政府广泛应用推特（Twitter）、油管（YouTube）等网络媒体和印地语式发展口号等是印度中产阶级更为熟悉的知识体系和沟通方式。针对莫迪政府的经济政策的分析也显示，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在印度日趋严重，增长成果主要被富人和“城市新中产阶级”享有，而穆斯林和达利特人等少数群体的社会经济状况并没有得到多少改善。

有印度官员对封闭经济、关税保护等政策持反对立场，并提出“印度（经济）比自认为的更加依赖全球经济”。第一，他们认为开放是提高印度制造业水平的必经之路。帕纳加里亚、纳吉瓦兰都批驳了设立进口关税能激励企业创新等多种支持贸易保护主义和进口替代的观念，因为它们不利于印度产品提升竞争力。拉詹认为：“将＇印度制造＇理解为设置关税壁垒，通过提高关税实现进口替代。这一策略之前也尝试过，但并不奏效，因为这将减少国内竞争，降低生产者效率，提高消费者成本。相反，“‘印度制造’意味着扩大开放，让我们的企业与世界的其他企业充分竞争，也欢迎外国企业来到印度，共享印度的发展环境，为印度创造就业岗位。”

第二，由于印度政府常年面对经常性项目赤字和财政赤字问题，这也迫使印度政府通过开放来引入国内供不应求的风险资本。自2004年以来，流向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一直呈上升状态。2021-2022年的FDI创造历史新高，总额达848亿美元。《印度经济调查2022-2023年》称莫迪执政推行的“印度制造”和“自力更生战略”等一系列生产激励计划，使FDI／GDP的比值有了结构性变化：在2005-14财年间，FDI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2％，但在2015-22财年间，FDI平均占GDP的2.6％。

第三，印度长期目标是成为世界工厂，然而印度政府意识到由于印度在世界产业链中处于不平衡地位，短期内必须倚靠产业政策，推动制造工业的快速成长。印度政府电子和信息技术部特别工作组主席潘卡吉·莫辛德鲁（Pankaj Mohindroo）认为关税逆转可能导致印度电子制造业失去增长的势头。在分阶段制造计划的指导下，随着电视、电动汽车电池和太阳能电池板等电子产品在国内附加值的增加，这些产品的基本关税（Basic Customs Duty）会根据其在价值链上所处的不同位置而被不断校准。例如，手机最初是被置于零基本关税下，随着零件在印度开始生产，政府逐渐分阶段提高了零件的关税。从2015年到2022年，印度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手机制造商，印度手机年产量从6000万台增长到3.1亿台。但印度的开放也是有条件的。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禁用了抖音（TikTok）、快手（Kwai）等纯粹互联网意义上的初创企业。因此，自力更生与世界工厂在不同官员、不同部门间是存在着张力的，但桑亚尔直白地表达了随着印度崛起，印度将在各行各业和各个国家展开对市场和资源的竞争：“想象一下这样一个世界：一家总部设在新加坡的印度制造公司使用中国的设计，与一家以越南为主要生产中心的韩国公司竞争。这是一个产业内贸易、跨国联盟和复杂的区域生产网络的世界。这样的体系在今天的东亚已经存在，中国的一体化让我们看到了事情可能会如何发展。然而，在早期的案例中，这是一个更线性的过程-每个新进入者都在价值链的底部，并向上推进。在印度，它可能更像是一个横向进入的案例。印度将在某些领域与日本竞争，同时在其他领域与中国和越南竞争······印度别无选择，只能参与其中。”

印度官员认为理想中的国家与市场关系是：“强大而有限的国家”（The strongbut limited state）。所谓的“strong”是类似韦伯式国家观，国家在领土范围内拥有对垄断武力的权力。其次，“limited”意味着政府遵循考底利耶（Kautilya）的启示：维护法律和秩序，防止大鱼吃小鱼的规则。

从表3可以看出，无论是辛格政府还是莫迪政府的官员，他们都认为印度要同时在两个方面改进：第一，限制国家权力作用范围。有限的国家仅应侧重于两个领域。首先，它应该关注框架事宜（framework issues），如国防、国内安全、治安、司法、外交政策、货币政策、金融监管等。其次，它应在市场失效的领域提供公共产品，如环境保护、公共卫生等。桑亚尔将限制国家权力作用范围的政府改革称为“第一代改革”。它是特指印度从1991年开始的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的经济政策，其主要目的是将印度的经济从内向型的、政府部门主导的模式中解放出来。尽管印度的“第一代改革”已经进行了30余年，但莫迪政府认为印度在私有化、高等教育和劳动法等事项上仍然需要进行自由化改革。

第二，提高印度国家能力。莫迪政府认识到了印度发展面临人口问题、工农业结构问题、财政问题和国家能力不足等一系列挑战。其中，国家能力不足是更为基本的问题，它还放大了其他问题对印度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印度国家机构无法在全国范围内提供基本和有效的公共产品与服务-教育、医疗保健、供水和污水处理、公共交通等等。拉詹认为，相较于民主和法治，印度政府最需要加强的部分是提供有效治理及公共服务的能力。在国家能力本就不足的情况下，发达的民主问责制进一步限制了政府的执行能力。拉詹认为，印度政府应该“在给予政府不受制约的权力与政府完全瘫痪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中间点”。

纳吉瓦兰对印度国家能力不足做出了更为具体的原因分析。首先是政府执行缺陷（Implementation Deficit）。例如，在教育领域，印度公立学校的教师旷课现象严重，教学水平较低。在公共卫生领域，印度厕所数量不足且设施维护较差。在医疗保健方面，医生和护士缺勤率非常高。在监管系统上，印度法律法规很难被贯彻实施。承包腐败、执行拖延等现象在印度中央政府和邦政府的部门中屡见不鲜。纳吉瓦兰认为造成政府执行缺陷的主要因素是相对较小的印度政府规模不足以管理相对庞大的国家。其他因素有政治化的官僚机构、普遍的腐败、孱弱的监督系统以及公务人员在纪律上、专业性上和道德上都存在很多问题。

其次是印度政府决策瘫痪（decisionmaking paralysis）。纳吉瓦兰认为印度近10年来出现的机构间的权力转移趋势限制甚至瘫痪了印度中央政府的决策能力。这些趋势包括：一是印度2005年的《知情权法》（Right to Information Act）。该法案规定了公民从公共当局获得信息的基本权利，了解各级政府（包括内阁）做出决策的背后原因。但是纳吉瓦兰指出该法案使政府的透明度太高，以至于超过了最成熟的发达民主国家的做法。官员为了减少风险，也不敢做出激进的改革措施。二是印度司法能动主义。印度法官经常发表他们对正义的主观理解，而不是按照成文法解释法律。这种脱离上下文重新解释法律的做法，有时代替了政府的行为。这既扩大了法院的职能管辖权，又鼓励了诉讼。层出不穷的诉讼阻碍了经济效率。三是对决策的事后评估。这尤其体现在决策的财务后果评价上。纳吉瓦兰称之为假定估值的暴政（The Tyranny of Presumptive Valuation）。由于政策效果往往不如预期，使得官僚们在政策选择上变得讨厌风险。

最后是财政部的否决权。印度财政部有权对各种公共支出的项目进行财政审核，按照项目的成本-效益分析对项目计划提出修改建议。但是纳吉瓦兰认为印度财政部的否决权大大超出了保证政府有效运行的范围。印度财政部的否决权体现在各个项目之中，尤其是在项目实施的最后一千米。其最常见的否决内容包括克扣交易成本、报酬（工人的午餐）、建设成本、运营和维护费用。纳吉瓦兰指出财政部仅仅根据会计技能对专业官员在其相关领域提出的方案进行挑三拣四，这种做法严重破坏了政府项目的成功推进。

因而，印度急需对政府进行改革来提高国家能力。桑亚尔用“第二代改革”形容此类的政府改革举措。相较于“第一代改革”，第二代改革是关于“调整现有的制度安排，以支持因自由化而出现的新的“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系”。究其根本，第一代改革是关于减少国家的作用，以便私营部门能够扩大作用。第二代改革是改革国家本身，使之在公共产品和服务等方面发挥政府应有的作用。在“第二代改革”中，官员们普遍提到了大规模提升印度政府人员的专业性是重中之重。

德布罗伊、帕纳加里亚、桑亚尔等官员普遍认为财富的再分配和创造财富两种政策取向间存在张力。针对印度市场化改革导致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德布罗伊在《经济：从财富再分配到财富创造》中辩护道，收入不平等是一种相对概念。自1991年以来，印度成功提高了社会绝对贫困线，印度现在面临的相对贫困问题应该等到印度贫困率下降到5％或者印度人均收入超过20000美元后才着手解决。德布罗伊在这篇文章中引用了政敌阿卢瓦利亚的两篇文章来支持其观点。第一篇是2010年出版的《印度经济：表现与挑战》（India＇s Economy：Performance and Challenges），第二篇是2020年出版的《幕后：印度高速增长年代背后的故事》（Backstage：The StoryBehind India＇s High Growth Years）。这两本书的出版时间跨度有10年之久，德布罗伊仍能引用书中细节，这从侧面反映了即使在激烈的印度政党斗争下，印度高级经济官员对印度经济改革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共识。这也为下文考察阿卢瓦利亚对于贫困和不平等问题的观点提供了依据。

1976年，阿卢瓦利亚在《不平等，贫穷和发展》（Inequality，Poverty and Devel-opment）中解决贫困问题的观念可归纳为四点：第一，在经济发展早期，社会贫富差距大幅增加；在一段时期后，贫富差距会出现缩小倾向，但最贫困国家需要更长时间缩小贫富差距。第二，生产结构调整、劳动力的技术水平提升和人口增长放缓等因素有利于在经济发展后期促进贫富差距缩小，但这些因素无法解释经济发展初期贫富差距的恶化。第三，社会各阶层都能从经济发展中受益，但高收入群体比低收入群体更能从中获益。第四，在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更快速的经济增长率并不与更严重的不平等挂钩。在《幕后：印度高速增长年代背后的故事》中，阿卢瓦利亚认为解决贫困问题的首要方法是推动印度GDP更高速的增长，以涓滴效应来惠及低收入群体，其次是强调农业的增长，最后才是减贫方案。

以印度农业和制造业为例。印度农业部门的企业主要特点有：第一，小企业（雇员人数小于5人）占总企业数的58.8％，在特定制造业，该数据甚至高达到90％。众多研究也指出印度企业结构存在中等公司的（50到200名员工）缺位问题。第二，生产效率低。第三，薪酬也仅仅达到最低生活保障线。集约化生产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方式。相较于小企业，单位生产成本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而下降。在印度，几乎所有增长势头强劲的部门都拥有大公司，如汽车、机械、制药、炼油、软件和电信等行业。然而，服装、纺织品和鞋类等轻工制造业缺乏大企业。帕纳加里亚对比了中印服装行业工人的就业分布情况。在印度，92.4％的服装业劳动力受雇于人数少于50人的公司，而在中国，只有12.3％的服装业劳动力受雇于这样的小公司。印度和中国之间不同规模的企业就业分布差异与它们之间出口绩效的差异是相匹配的。

表4、表5。图源：《南亚东南亚研究》2024年第1期

帕纳加里亚认为改善农业部门收入和提高国家生产力的方法是通过建立更多中型和大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吸纳来自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大型企业不仅生产率更高，也是技术和技能变革的推动者，有助于中小企业实现更高的生产率。因此，经济官员们反对诸如《圣雄甘地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Mahatma Gandhi NationalRural Employment Guarantee Act，简称MGNREGA）等计划。他们认为这类计划是一种将收入转移给穷人的低效工具，阻碍了印度工业化发展。总之，印度高级经济官员现阶段反对以大规模的社会福利计划的方式缩小贫富差距，支持以效率导向的经济政策，在不破坏激励因素的情况下，结合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等政策共同促进更快的经济增长和更好地提高总体生活水平。

莫迪政府官员为推动经济观念落实为政策而采取了一系列话语策略，如印度教化叙事、民族国家叙事、反国大党叙事和专业叙事策略等，官员可以削弱或扭转有分歧偏好的社会行为者对其产生的约束作用，从而部分实现或完全实现他们的经济主张。

印度教化叙事是指采用教义、神话和人物等印度教元素，包装政府的经济观念。这既能避免类似于“资本主义”和“道德腐化”等指责，也迎合了印度教组织复兴印度教及其文化的诉求。莫迪执政后，官方文本越来越多展现出印度教化叙事特征。萨勃拉曼尼亚在《经济调查2019-2020年》的前言写道：“从考底利耶（Kautiya）的《政事论》（Arthashastra）到提鲁瓦鲁瓦（Thiruvalluvar）所著《泰米尔双联谚语》（Thirukural），创造财富的思想植根于印度古老而丰富的传统，它们强调符合道德的财富创造行为是一种崇高的人类追求。本《调查》引述古代文献和当代证据，表明印度短暂“移情别恋”社会主义-数十年毕竟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是短暂的-只是一场例外，信奉市场无形之手才是印度的常态......本《调查》引述描述古代制度的文献表明，由信任之手支撑的市场无形之手造就了印度经济的主导地位......因此，调查对财富创造的概念化呈现了新与旧的融合，体现了古印度传统与当代证据相结合。”

相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如桑亚尔引用《政事论》支持市场机制改革，帕纳加里亚用印度教特性来为印度社会极化现象辩护。它们都可以归纳为从印度古代文献的某一部分为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某一部分确立依据，进而宣称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符合印度教文化。因此，所谓的“印度教法资本主义”是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进行印度教概念的渗透、融合与再包装，本质上是在印度教思潮泛滥的社会情景下，官员为推动印度经济改革而采取的自主性对策。

莫迪政府反国大党的经济叙事旨在修正大众对国大党统治时期（1947-2014年）经济表现的认知。在纳吉瓦兰的《印度经济调查2022-2023年》、帕纳加里亚的《新印度》、斯瓦米的《重启：重获印度经济遗产》和桑亚尔的《印度的复兴》中，官员们都贬低国大党的经济表现。下面以纳吉瓦兰的《印度经济调查2022-2023年》的叙述为例。

以1991年为界限，在此之前，印度经济被描绘为失落的时代，抨击尼赫鲁及其后继者的经济模式，指责他们在印度社会构建出了一种将商业和财富创造视为邪恶的意识形态，这是导致印度数十年经济增长低迷的原因。纳吉瓦兰着重地称赞了瓦杰帕伊时代的经济改革措施，如取消消费品的进口许可证，允许更多部门接受100％的外国直接投资和推动公共部门私有化进程等。纳吉瓦兰写道：

在国内国际不稳定事件结束后（“9·11”事件、2000年和2002年印度干旱等），1998-2002年改革带来的增长红利开始得到体现。结构改革使印度经济为全球增长做出了贡献，并从中受益......这种结构性经济改革及其对经济增长的滞后效应，与现今印度经济的发展有相似之处。

总结而言，印人党对于国大党主政期间的经济表现的评判标准是夸大负面信息，淡化甚至忽视正面信息，给国大党贴上了计划经济、贫穷崇拜、改革不力、低增长等标签。种种重写印度经济史的举动，都意图为印人党政府的经济政策辩护和塑造经济合法性。

民族国家叙事是指官员们通过声明代表全体国民和国家利益来说服那些具有分歧性偏好的社会行动者改变其偏好，或至少使其对某议题保持静默。莫迪政府经济官员有两种形式的民族国家叙事：国家利益式和民族主义式。

国家利益式。官员将特定经济政策描绘为实现国家利益的必要途径。由于政府作为民意的唯一合法代表，在界定国家利益的事项上具有排他性的权威地位。莫迪在推动“清洁印度”（Swachh Bharat）时说道：“我不是在谈论政治......这超出了政治。这是受爱国主义而不是政治的启发......如果我们再次陷入政治，我们将再次对印度母亲造成伤害。”“我们之前的每个人都为此而努力。在圣雄甘地的领导下，国大党领导了它。我们应该负责任地工作，不要陷入谁做过，而谁没有做过的（讨论）。”“圣雄甘地梦想着一个印度，不仅是自由的，而且也是清洁和发展的。圣雄甘地为印度母亲提供了自由。现在，我们有责任保持印度母亲洁净和清洁。”

在这一文本中，莫迪尝试以“爱国主义”的名义弥合印人党与国大党的纷争，从全体印度国民的立场，而不是仅仅从印度教徒的立场来谈论社会经济政策。对印度发展的规划是一种界定印度国家利益的行为。政府可以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有中国背景的投资者进入印度市场，也可以以国家繁荣为由推动公共部门私有化。

民族主义式。官员们在掀动民族主义时并不总依赖印度教民族主义。甘地和反殖民等印度民族主义象征也是他们的叙事素材。莫迪在宣布“总理的人民金融计划”（Pradhan Mantri Jan Dhan Yojana）时说道：“作为经济体系的一部分，是消除贫困的重要一步。如果人们被排除在外，那么这就是所谓的‘金融贱民’......因此，当圣雄甘地与社会贱民作斗争时，我们也需要摆脱经济上的贱民，才能摆脱贫困。”在这段话中，莫迪肯定了甘地推翻贱民制度的壮举，并且将宗教文化意义上的“贱民”术语扩展到了金融领域。在印度教本体论中，所有事物或者生命都是立于某种集体主义的断言之上的。印度教徒都应当遵循“达摩”（dharma），“达摩”象征着一种社会秩序，种姓制度就被铭刻在这一秩序之中，并决定了一个人可以正当地献身于某些特定职业。阻碍印度种姓间流动的因素除了上述的文化观念，还包括导致排斥和压迫的社会等级制度。从这个角度来看，莫迪对“贱民”观念的再阐释不仅在经济上具有破坏性意义，而且在社会结构上也是如此，这无疑与代表上层种姓种族主义的国民志愿服务团（Rashtriya Swayamsevek Sangh，下文简称RSS）的观念是背道而驰的。

专业叙事的方式众多，比如招募知名专家担任高级官职，使用高度学术化的概念来解释政策等。莫迪政府官员尤其擅长操弄经济概念，以达到美化政府治理成效和获取政策执行灵活性的目的。下面本文将以德布罗伊对“农村”和“农民”的讨论为例进行分析。

2016年，德布罗伊呼吁政府重新界定“农村”。他认为政府对“农村”的定义太宽泛，这导致资源分配的浪费。我们姑且不去探究德布罗伊的农村定义是否符合印度国情，仅专注于分析其“农村”概念背后的社会语境。“印度提出了两个问题，如果成功解决这些问题，将积极改变印度城市化的性质以及农村经济的未来。第一，基于‘乡村性’的资源配置的性质。如果我们忽视了政客的次级激励，那么政府的计划应该基于稀缺性来分配，而不是不明确的‘农村’指标。第二，需要创造一种自动触发机制，促使行政上的农村住区，但事实上的城市，开始从法律上向行政一城市居住区过渡。”“不平等肯定有一个空间方面的问题，通过城乡视角没有充分捕捉到。根据2011年人口普查，在德里大约有250个‘村’。但它们几乎没有“乡村”特征。”“2009年，一个委员会（国家土地关系和土地改革中的未完成任务）告诉我们，地籍调查和土地收入记录状况不佳。在进行调查／重新调查之前，我们不会有明确的土地所有权，也不会知道“‘农民’系何人。”

德布罗伊和帕纳加里亚也于2016年建议莫迪政府重新制定贫困线（BelowPoverty Line，BPL）标准。他们要求新标准采用如住房、饮用水、卫生、电力等复合要素。总体而言，新标准提高了印度的贫困线基准。在印度语境中，“农村”是贫穷和需要扶助的代名词。如果某地被界定为“农村”，政府会投入更多资源以扭转当地的“贫困”状态。通过重新界定“农村”的含义，德布罗伊等支持经济改革的官员至少达到了两重目的：第一，美化莫迪政府的贫困治理工作。因为贫困评价的标准与城市息息相关，将更多人口纳入城市人口，意味着数字上的“贫困”人口减少。第二，“农村”在印度社会中有着重要且强势的意义和作用。政府往往在农村改革上处处受限。政策制定者通常假定“农村”是贫穷和需要扶助的代名词，如果某地被界定为“农村”，政府会投入更多资源以扭转当地的“贫困”状态。政府通过介入对“农村”的界定，这有助于减少莫迪政府在处理农民问题时的阻碍。

除了对“农村”概念外，GDP的计算方式、经济改革的延迟效应等经济学解释也是众多例证。莫迪政府叙事美化政绩的操作痕迹屡见不鲜，在“客观”“专业”的术语下显露了政府的政治需求。

根据2020年9月至2021年11月间印度官员在农业改革案中的各种文本材料，可以考察印度官员在经济政策推行中的话语实践特点。印度新农业法改革有三个重点。第一，允许农民在全国农产品市场委员会（APMC）监管外的市场交易农产品。第二，允许加工者、批发商、出口商和大型零售商与农民签订合约，按照市场需求种植经济作物。第三，废除在《基本商品法》中规定的政府对谷物、豆类、食用油和食用油籽等作物拥有价格管制权力的条例。总之，农业法改革延续了莫迪政府的市场化改革思路：运用市场力量，逐渐调整农民生产结构，减少政府财政负担。

2020年9月农业法宣布之初，政府就遭到了来自农民群体、RSS和反对党等众多社会团体的抗议。来自旁遮普邦、哈里亚纳邦和北方邦的农民爆发了几十年来未有的群众抗议运动。9月16日，RSS的附属农民协会（Bharatiya Kisan Sangh，BKS）质疑推行法案过程的合法性，动员农民向莫迪和农业部长施加修改法案的压力。9月27日，印人党的铁杆盟友至高阿卡利党（Shiromani Akali Dal， SAD）宣布因农业法案存在巨大争议而退出全国民主联盟。10月6日，RSS负责人莫汉·马杜卡尔·拉奥·巴格瓦特（Mohan Madhukar Rao Bhagwat）强调印度的农业不仅是一项赚钱的业务，还是基于印度的价值和传统。社会对农业法改革的责难有三。首先是程序性。法案制定过程违反了印度宪法。法案未经过与议会的充分讨论，仅由政府少数顾问商定，就迅速在全社会推行。其次是法案具有亲资本性。反对者认为政府废除“最低收购价”（Minimum Support Price，MSP）会削弱农民对资方的议价能力。最后是反印度教。政府仅从经济角度对待农业，有损“正法”（dharma），这不利于社会和谐。

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莫迪政府一直在运用不同的话语策略，试图为农业改革进行辩护。首先，专业叙事。“我们是经济学家，谈论经济学。经济学说它（农业法）有很多好处。”时任财政部首席经济顾问萨勃拉曼尼亚谈到，印度大多数经济学家们都认为农业法是印度经济改革的正确方向。联邦部长普拉卡什·贾瓦德卡尔（Prakash Javadekar）援引全国各地有850名以上的院士都支持新的农业法。2020年12月29日，莫迪在农民持续的抗议中发表了全国讲话，“无论在哪个领域，正确的知识，没有误解和谣言，都可以成为每个人的力量倍增器。”可以看出，莫迪希望说服农民接受科学事实。专业叙事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斥责国大党在农业法改革上双标。因为国大党过去也尝试对农业部门进行类似改革，如今却让其政治立场压倒了专业立场。

其次，通过将抗议者描绘为不同的形象，莫迪政府试图分化抗议农民。第一种形象是少数既得利益集团。帕纳加里亚提出：“我们如何解释当前的农民抗议活动......一个更合理的解释是，较富裕的农民，特别是旁遮普邦农民，在抗议活动中看到了一个机会，可以为所有销售提供利润丰厚的最低支持价格的法律保证。”

第二种形象是外国势力。食品和公共分配部部长丹维（Raosaheb Danve）声称：“正在发生的骚动不是农民的骚动。中国和巴基斯坦参与了这件事。这个国家的穆斯林首先受到了煽动。（对他们）说了什么？国民登记名册（National Register ofCitizens）和《公民身份修正法》（Citizenship Amendment Act）即将到来，穆斯林将不得不在六个月后离开这个国家......这些努力没有成功，现在农民们被告知他们将面临损失。这是其他国家的阴谋。”

第三种形象是锡克教分离主义者。检察总长科塔亚姆·卡塔诺特·凡努格帕（Kottayan Katankot Venugopal）在最高法院关于农业法宪法有效性的听证会上说：“值得称赞的是，到目前为止，农民们和平地进行了鼓动，没有任何不幸的事件。但一些非农民（Sikhs for Justice）也加入了进来，以示对农民的声援。”

表6。图源：《南亚东南亚研究》2024年第1期

从三个例子中可以看到，官员将抗议者划分为两个群体，一方是少数既得利益集团、锡克教分离主义和外国势力，另一方是沉默的、“真正的”、代表大多数的农民。事实上，不只是官员的公开讲话，也有媒体报道显示，莫迪政府通过媒体大规模地对抗议者进行污名化。通过二元对立的身份划分，官员被归在了农民一方，而另一方是印度国家利益的破坏者。因此，政府有权力采取必要手段对抗议进行“合法的”制裁。这些行为包括政府对抗议者使用水炮和催泪瓦斯，或关闭抗议网站，要求推特（Twitter）删除使用与抗议有关的标签的帖子等等。

在这场政策斗争中，官员还采取了各种其他手段试图推行农业改革，比如采取印度教化叙事的手段，宣称法案能让农民“自力更生”，有时也会利用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冲突。虽然农业法改革最终失败，但莫迪政府官员试图贯彻市场化、自由化的经济理念的政策主张是非常清晰明了的。

本文从探讨经济与话语的关系出发，总结帕纳加里亚、桑亚尔、萨勃拉曼尼亚、纳吉瓦兰、拉詹等官员的经济观念，最后提炼了印度官员话语构建的四种策略。笔者认为，无论就职于辛格政府还是莫迪政府的经济官员，尽管对当前印度经济实施和势头的看法各不相同，但对于印度经济改革和政策存在弱共识-强调制造业出口与自由贸易，减少对私营部门的控制，扩大投资开放，宏观经济增长带动微观减贫等。

在印度政党、社会群体和意识形态两极对立不断加强的背景下，经济话语已经分化为两种不容折中的类型，即财富创造和财富再分配、富裕和贫穷、印度教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等，这种话语“极化”将在印度持续下去。而原本属于经济术语的话语，在印度越来越多地带有了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含义，保护印度文化和消灭印度文化、民主和极权、改革和低效腐败等话语“扩张”，可能会压缩印度社会对经济改革共识的讨论空间，从而阻碍经济改革的持续推进。

本文选自《南亚东南亚研究》2024年第1期文章，原标题为《印度莫迪政府的经济观念及话语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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