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谈写作 | 略萨谈马尔克斯：不是作家选择主题，而是主题选择作家

要想找到一位小说家志向的根源、与现实产生隔阂的经历，以及二者最终决裂的时刻，并不是一件易事，可正是这些使他变成了盲目激进的反抗者，让他有了弑神的意愿，进而在未来将他变成上帝的替代者。说它不容易是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中，造成决裂的并非只是单一的事件或某个瞬间发生的悲剧，那是个缓慢、渐进的过程，是一系列负面的现实生活经历的复杂集合导致的结果。总而言之，要想调查清楚小说家志向的本源，就得对他的人生经历和文学作品进行细致的研究：秘密就藏在这二者交汇的地方。小说家“为何而写”和他“要写什么”，这两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生活中的“魔鬼”就是他作品的“主题”。那些“魔鬼”――事件、人物、梦境、神话、存在或缺席、生存或死亡等――都让小说家和现实生活成为仇敌，它们就像在他的记忆中点起了火，不断炙烤他的灵魂，进而变成他用以重构现实的素材。他要把它们抓出来，再像驱魔一样把它们赶走。他的武器就是文字和想象力，对文学理想的实践从它们中诞生并获得滋养，它们在那些故事里以真身露面或是经过一番乔装打扮，无所不在或是隐藏身形，总之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化身成一个又一个“主题”。（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惯用的话语往往是充满智慧的：一个“有故事”的人总是会被形容成“有话题的人”或是“身上带着话题的人”。）叙事文学创作的过程也就是把那些“魔鬼”转化为“主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作家借助语言的力量，将主观化为客观，把个人经历转变为大众化的经历。

根据罗兰·巴特的说法，小说家写出来的故事都是围绕同一主题或其变种展开的。这种观点也许不见得适用于解读托尔斯泰、狄更斯或巴尔扎克的作品，但用以理解卡夫卡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创作倒很合适，因为似乎他们所有的作品都出自同一固定理念。加西亚·马尔克斯也是一样：有一种核心意图贯穿于他的作品之中，他为之着魔，总想写它，那是他唯一的野心，哪怕选取的视角不同、使用的技巧各异，他的作品仍一直在或多或少地渐渐深化那个主题。这种特点使他的短篇小说和某些长篇小说可以被当作某个从很久之前就生出的宏大创作意图的故事片段或零散描写来阅读。在这一背景下，每一部作品就都有了非凡的意义。这种为同一部作品服务的想法意味着作者想要创作出一个封闭的现实、一个自给自足的世界，而加西亚·马尔克斯最主要的创作灵感就来自自己的童年生活。他的童年、他的家庭、阿拉卡塔卡对他文学志向的奠定具有决定性意义：正是这些“魔鬼”成为他最主要的灵感源泉，其他的经历则是用来丰富和打磨它们，却永远也无法替代它们。他对哈斯说的话有夸张的成分，他说他“所有写出来的东西都来源于八岁以前听到或了解到的事情”，而自从他的外祖父去世以来，他“就再也没经历过什么有趣的事了”。与此相反，在说下面这句话时，他却丝毫都没有夸大其词：“要是脱离个人经历的话，我连一篇小说也写不出来。”没有哪个作家能脱离自身经验去搞创作；哪怕是在最天马行空的虚构故事里也一定会隐藏着某个“魔鬼”。加西亚·马尔克斯身上所有的“魔鬼”几乎都来自阿拉卡塔卡：这是为什么呢？正是那些经历决定了他的文学志向，他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冲突也源自那里：

加西亚·马尔克斯（GM）：你瞧，我从十六岁就开始写《百年孤独》了……

巴尔加斯·略萨（VLL）：为什么不先谈谈你最早的那几本书呢？从第一本开始。

GM：因为第一本就是《百年孤独》……当时我开始写它，突然我发现它对当时的我而言是个过于沉重的“包袱”。我当时就想坐下来把我现在写下的故事都讲出来……

VLL：你的意思是，你在那个年纪就已经想写马孔多的故事了？

GM：不仅如此，我当时已经写出一段来了，就是现在这个版本的《百年孤独》的第一段。但是我发现我应付不了那个“包袱”。连我自己都不相信我正在讲述的故事，我也发现真正的困难是纯粹技术和语言层面的，正是这些因素决定了文字的可信度。于是我搁置了那本书，写了其他四本。我写作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总是寻找那种可以让我笔下的文字变得可信的语气和腔调。

加西亚·马尔克斯把自己的前四本书总结为创作《百年孤独》这部非凡作品的准备性练习，这自然有失偏颇。可是它也有一定的价值：它解释了为何作者会对自己之前几部作品感到失望，乃至于在完成后就把它们丢到箱子里去。因为他觉得那些作品没有达到他想要的效果，在那些作品中，“魔鬼”的分量超过了“主题”，只有《百年孤独》让他心满意足。但是他说得很清楚：他在十六岁时就已经开始写《百年孤独》了，那时候他已经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而直到现在为止，他之前创作的所有作品全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如果一个想法不能在许多年后依然令我着迷，我也就不会再对它感兴趣了。要是像我最新的这本小说一样，一个想法纠缠我十七年之久，那么我除了把它写出来，也就别无他法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着它，我能随心所欲地讲述那个故事，就好像它是我研读过的某本书一样。”

在十六岁前，究竟哪些事使加西亚·马尔克斯坚定地想当作家？离开阿拉卡塔卡到锡帕基拉的寄宿学校去，过了几年孤独又痛苦的生活，这无疑是其中之一，它使得这个男孩和现实的关系开始恶化，在他心中萌生了抗拒现实和替换现实的意愿。他最早的几个短篇――1947年到1952年间发表在《观察家报》上的那些故事――正是这种新生意志的体现。但最终使他坚定下来、指引他走向正途的事并非离开阿拉卡塔卡，而是重返。它曾是个神奇的世界，他带着对那里的美好回忆远赴波哥大，数年间不断在心里重温在那里度过的岁月，阿拉卡塔卡就是他的乡愁、他的回忆，而这次重返使这一切都裂成了碎片：现实毁掉了它。他的复仇就是摧毁现实，再用自己的语言重构，就从他童年记忆的残垣断壁里，来重塑那一切。

好吧，那时发生了一件事，只是现在我才意识到那可能对我的作家生涯起到了决定性影响。我们，我是指我们家所有人，搬离了阿拉卡塔卡，我八岁或十岁时就住在那里。我们搬到别的地方去了，等我十五岁，我妈妈要回阿拉卡塔卡把我们提过的那个满是亡灵的宅子卖掉，我就找到她，自然而然地对她说：“我陪你去。”我们去了阿拉卡塔卡，我发现那里一切如旧，却又略有不同。这是种比较诗意的说法。也就是说，我从家中窗子往外看，体验到了我们每个人都曾有过的那种感觉：那些在我们的记忆中宽大的街道变小了，街边的景物也不像想象中那样高大了；房子都没变，但是时间和贫穷侵蚀了它们。透过窗户往屋里看，家具也还是以前那些，但实际上它们的年龄也长了十五岁。那是个尘土飞扬、炎热异常的村子；我们去的时候又是大中午，到处都是土味儿。为了建水渠，人们要先挖个蓄水池出来，但是大家只能在晚上工作，因为工具在白天会被烤得烫手。妈妈和我在村子里走过时，就像走在一个幽灵村落中一样：街上连一个人都没有；我确信妈妈看到时间给那个村子带来的影响时的难过心情和我一样。我们来到街角的一家小药房，里面有个缝衣服的女人；我妈妈走进去对她说：“大嫂，最近好吗？”她抬起头，她们拥抱，然后一起哭了半小时。她俩什么话也没说，就那样哭了半小时。就是在那时，我生出了写个故事的想法，我想讲述那里发生的所有往事。

“我生出了写个故事的想法”，或者用“需要”和“诱惑”这样的词来形容会更恰当。小说家是不能理智选择自己的意愿的：一个人迫切接近那一意愿，而这一过程又充满神秘色彩，比起理智的决定，起作用的更多是本能和潜意识。不过无论如何，最大的驱动力源自某种负面记忆或挫败情绪。那个青年就站在那里，多年后又回到那个实际上他从未远离的地方，他无法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切：面前的村子与他记忆中完全不同，后者鲜活，前者死气沉沉，成了“幽灵村”。房屋破败不堪，一切都更加沧桑了。但是除此之外，最触动他的是村子里已经没什么人了：波哥大和锡帕基拉的“悲伤感”曾令他难以忍受，他经常把那些满是“穿着考究的阴郁小伙子”的城市和“他的”那个繁华热闹的村子比较。可是这次他回到阿拉卡塔卡后竟发现“街上连一个人都没有”，而且“我绝对确信妈妈看到时间给那个村子带来的影响时的难过心情和我一样”。他难过，但事实上不仅是为他的村子感到难过，也是为他自己感到难过。他的痛苦尽管是自私的，却也是真挚的：他感觉自己被现实欺骗了，遭到了背叛，被耍了。他最深沉的情感换来的只是不忠：他固执地投入所有情感、在记忆中保存下来的阿拉卡塔卡，那个让他在寄宿学校里觉得自己格格不入的阿拉卡塔卡，此时失去了魔力。真的是时间摧毁了这个村子吗？还是说随着时间的流逝，自己的记忆出了问题？这都不重要了：那个年轻人，面对现实强加给他的粗暴惩罚，觉得自己最珍视、最怀念的东西――童年生活――被夺走了。一个他无法再视而不见的“魔鬼”在他心里扎了根，它将一直待在那里，挑唆他，直到他感觉无论如何也得把它驱走，并且把它囚禁在一本书的书名当中为止，那个魔鬼就叫“孤独”。

还得再过许多年，他还要经历许多考验，然后可能性才会出现：志向的起源只是一个出发点，那对他的作家生涯来说不是不祥征兆，当然也不会决定结果的成败。它只意味着一种可能，当然，它打开了一个空间，此后，理智、固执、能量乃至疯狂会慢慢充满那个空间，它们有可能带来成功，也有可能导致失败。但是现在，在这一刻，他只能面对眼前与他的记忆和梦境不符的残酷现实：他会牺牲虚构的现实，默默接受真实的现实吗？那个年轻人不愿抛弃自己的幻想：可能有些疯狂，但他更愿意牺牲的是真实的现实。带着满腔的复仇怒火和从心底生出的失望情绪，他起身反抗了：“就是在那时，我生出了写个故事的想法，我想讲述那里发生的所有往事。”那个如今已经不复如初的村子，将来还会再次变回原来的模样；现实刚刚玷污了他记忆中的阿拉卡塔卡；而他则决定要竭尽全力去羞辱现实，以记忆为参照，用想象创造另一种现实，以取代真实的现实，不过那个世界注定从一出生起就将染上可怕的失望和孤独的色彩。从那一刻起，加西亚·马尔克斯全力以赴，通过弑神式的书写，来展现奥雷里亚诺和乌尔苏拉在他们生命中的某一刻的发现：“让一个人着魔的那些念头是可以战胜死亡的”（第346页），成为取代上帝之人，一旦有了这种想法，有朝一日扭转今时今日的败局、击垮真实的现实也就成为可能。有一天，他也会像胡安·卡洛斯·奥内蒂《无名氏之墓》中的叙事者一样说道：“写完之后我才感觉平静了下来，我确信我已经获得了从这种使命中能得到的最大褒奖：我接受了挑战，至少已经扭转了日常生活里无数溃败中的一场战局，我赢了。”

在这一特殊事例中，意愿一旦确立，其坚定性就会在各个层面体现出来：它像怪癖一般从原始创伤的经验和与现实的决裂中汲取营养，它们一次又一次给它提供材料，供它塑造那片虚构的现实，而它们本身也成为加西亚·马尔克斯所有虚构作品中的重要元素。实际上，他对现实的抵抗源自面对自己的童年记忆被无情摧残时生出的根本性否定情绪，他不愿意接受一个满目疮痍、孤独的阿拉卡塔卡，因为那与他的记忆相差太远：作家就是靠记忆为生的，在从那天开始的那场战斗中，那些记忆就是他最有力的武器。它们是他最重要的“魔鬼”，是激励他创作的东西，是他虚构故事的模板，是他最常涉及的“主题”。后来在接受采访时，他笑眯眯地说，“所有到那时为止写出来的东西都源于八岁前听到或了解到的事情”，这句谎话之中也隐藏着某些真实。他开玩笑似的重复说“我写东西只是为了让我的朋友们更喜欢我”，可实际上连这句话也是真的：他只是在发现孤独的那一天才真正“决定”写作的。

不是作家选择主题，而是主题在选择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没有自主决定对阿拉卡塔卡的记忆创作小说。事实刚好相反，是他在阿拉卡塔卡的经历选择了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人无法选择他的“魔鬼”：他们经历某些事情，其中有些事会让他们如鲠在喉，令他们发疯般地否定，想要替换掉它。那些成为他志向之源的“事情”将来也会成为他实现那一志向的材料、刺激物和力量源泉。当然了，无论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还是其他任何一个作家，都不能单纯把他们文学志向归因于某个单一事件：随着事件的推移，其他的经历会不断补充、修改和替换最初的事件。不过就加西亚·马尔克斯来说，从他的作品出发，在不否定其他经历的重要性的前提下，可以确定那次回到阿拉卡塔卡的经历，就是他文学创作的最大动力。

文章来源：《略萨谈马尔克斯：弑神者的历史》［秘鲁］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著，侯健 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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