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恶当代史实多在逢迎上意，为党派之争而去歪曲历史，对‘五四’尤如此。我在著述《五四运动史》时，立下两条原则：一是临文不讳，秉笔直书；二是不求得宠于当时，而期待于将来。”
“我跟蒋先生做秘书工作，有两年多的时间。那段时期，我有机会接触党、政、军、文化、学术各界的名人，还有各党各派的领导人物和外国人，如胡适、章士钊、毛泽东、周恩来、李宗仁、马歇尔等等。周恩来同蒋介石谈判，我就在场。有机会接触这些人物，能估量他们的本色、想法和能力，不能说对我日后的研究有直接帮助，但起码可以扩充我的观念。”
“从抗战胜利起，到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到召开国民大会，改组政府，每次重要会议我都在场。于是，我逐渐认识到政治多么黑暗……”
“尤其重要的是，我认定当时中国的现代化和改革，只能从政党和政府之外去推动，作为人类一分子和一个中国人，我必须争取独立思考，充实自我和完善自我。”
“自从中国文化和西洋文化接触后，中国应如何批判和继承传统，中国前途如何安排，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对中西文化互动后中国人的反应与改变做全面检讨，方足以谋解决之道。”
“哀时竟止钩沉史，浮海宁甘著禁书。”
中国的病根，也反映在代表早期五四思想的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失败上。
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五四运动史》，是公认的经典！要想了解五四，识破形形色色的谎言，请沉下心来读这部书！
我八五年在香港的书店，站着快速翻完美国周策纵先生的《五四运动史》，算是第一次知道关于“五四”的另一种讲法。
我不知道这封信能否寄到你处，也不知道你是否还活着？但是当我读你的书《五四运动史》时，我就立刻觉得必须写封信，并且设法寄达你，因为我要为你这书而感谢你，这书读了真使我感觉非常痛快。我必须恭维你在你的书中所表现的学问和研究。
各国研究中国近代史、思想史、文学史或传记的著作，几乎例必征引《五四运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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