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湾改编：初步奠定人民军队建军基础
三湾改编是中国共产党建设新型人民军队最早的一次成功探索和实践，标志着毛泽东建设人民军队思想开始形成。三湾改编初步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及旧军人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政治建军的基础。
南昌起义胜利后，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决定在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湖南、湖北、广东、江西4省发动秋收起义，要求4省“以农会为中心”，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土地革命。中共中央在给湖南省委的多次指示信中还指出，秋收暴动与南昌起义一样，“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发动土地革命”。1927年9月9日，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领导的湘东赣西秋收起义爆发。秋收起义部队到浏阳文家市集合后，毛泽东否定了“直攻长沙”的错误意见，把部队引向罗霄山脉建立革命根据地。当部队走到萍乡县芦溪镇时，遭遇敌军和地主反动武装的偷袭，部队伤亡三分之一，加之军阀习气严重，士气低落，士兵不断逃亡。
9月29日，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到达江西永新县的三湾村。这时部队已不足1000人。为了巩固这支新生的革命军队，以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毛泽东在三湾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整顿和改编。这次改编，将部队缩编为1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在部队中建立共产党的各级组织，班设党小组，连建立党支部，营、团建立党的委员会，连以上各级设党代表，并且成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担任书记，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了扫清旧军队的一切不良制度和习气，毛泽东果断地采取了许多革命的措施，在部队中实行民主制度，规定官长不得打骂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建立士兵委员会，参加部队的管理，协助进行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不久后，又宣布了“三大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此即举世闻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雏形。
赣南三整：力挽狂澜保存革命火种
南昌起义后，中共前敌委员会决定：部队撤离南昌，南下广东，实行土地革命，重建革命根据地。朱德率领第九军教育团作为先遣队，比起义军主力早两天撤离南昌，踏上了南下广东的征程。1927年10月初，部队赶到广东饶平县以北的茂芝后，南昌起义军主力在潮州、汕头地区失败的消息传来，令许多人心情沉重，思想混乱，一些指挥员也处于不知所措的境地。在这个非常时刻，朱德挺身而出，担当起历史赋予的重任，在饶平茂芝全德学校召开干部会议，讨论了革命形势和起义军的去向问题。会议否决了少数人关于解散部队的提议，朱德根据大家的意见，作出了“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战略决策，决定到敌人力量薄弱、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湘粤赣边界地区去找“落脚点”，去打游击。这就为因处于困境而陷入混乱的队伍指明了出路。
在向赣南进军途中，朱德为了巩固这支部队，保存革命火种，先后进行了3次整顿，即“赣南三整”。朱德在谈到当时为什么要进行整顿时曾说：“转到江西安远县的天心圩。这时部队更涣散了，由3部分集拢在一起，有周士第的一部分，有潮汕撤出的一部分和我原来指挥的一部分，七零八落，没有组织。有些人中途跑掉了，留下的人也还有继续要求走的。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就在天心圩进行了初步整顿，召集军人大会，说明革命形势和任务，指出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以鼓舞情绪和坚定信心。”
朱德带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余部，经过石经岭隘口战斗，到达江西安远县天心圩。此时，因形势恶劣、部队供给困难，且面临敌军残酷的“围剿”，许多起义官兵开了小差，离开了部队，原本有2500多人的部队，抵达天心圩时仅剩1500多人。此时，国民党军大军压境，企图消灭起义军，扑灭革命火种。据杨至成上将后来回忆：“每个人都考虑同样的问题：现在部队失败了，到处都是敌人，我们一支孤军，一无给养，二无援兵，应当怎么办？该走到哪里去？”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朱德当机立断，在江西安远县天心圩集合部队，进行了一场重要的讲话：“同志们，革命现在的确面临失败的危险，但是我们不要气馁，仍要抱定革命最后必胜的信念！大家都知道苏俄革命，1905年他们也像我们今天一样陷入失败的绝境，可是后来呢？1917年他们最后取得了全面的伟大胜利！甚至影响到全世界，影响到中国！我们也要坚信，我们也能有中国革命全面胜利的1917！”朱德铿锵有力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迷茫中的官兵，粟裕后来就在回忆录中写道：“朱老总的讲话如拨云见日，让大家阴沉沉的心一下子明朗起来。”当年同行的陈毅也对之作出高度评价，他曾说，朱德同志的这次讲话，是讲了两条政治纲领，我们对部队进行宣传教育，就是依据这个纲领做些发挥工作。两条政治纲领是指：坚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革命必须自愿。这次大会，使部队的混乱状态有所好转。天心圩整顿是起义军千里转战途中的一个转折点，是“赣南三整”的开端。尽管有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在这次整顿中离队了，但留下来的800多人，都是革命的精华，其中许多人以后成了人民军队著名的高级将领。朱德在这支部队生死攸关、需要作出生死抉择的关键时刻，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挺身而出，勇担重任，把部队带出绝境，并且博得了全军对他的极大信任。
天心圩整顿之后，虽然部队中的混乱状况有所缓解，但是当时起义军的成分很复杂，且刚刚从旧军队中分化出来，所以一时还难以摒弃从旧军队中带来的一些不良风气。1927年10月底，朱德率领部队来到赣粤边境的大庾镇时，决定利用国民党军阀各派之间进行混战、放松对起义军追击的间隙，组织部队进行了整顿和整编，重点是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首先是整顿党、团组织，成立党支部。南昌起义虽然开始了我们党独立领导军队的新时期，然而当时这支部队只是在上层领导机关和军官中有少数党员，在士兵中一般是没有党、团员的，因此党的工作不能深入到基层和士兵中去。粟裕说：“记得当时部队还有共产党员五六十人，党员人数不到群众人数的十分之一。那时候我们还不懂得应当把支部建在连上，但是实行了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去，从而加强了党在基层的工作，这是对于这支部队建设有重大意义的一个措施。”经过这次整顿，首先是重新登记党、团员情况，加大基层连队的党、团员比重，还选派了一些优秀党员去基层担任指导员。其次是对部队进行整编。在整编中，他们从实际出发，不再按照完整建制搭建部队，而是组成7个步兵连、1个迫击炮连和1个重机枪连。为了缩小目标，便于隐蔽，对外暂称“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朱德为司令，陈毅为指导员，王尔琢为参谋长。整编之后的部队比原来更加集中、团结、精干，更有利于指挥和作战。经过这次整编，部队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官兵们思想稳定、士气高涨，形成了一个比较坚固的战斗集体。朱德非常自豪地说：“我们的队伍经过千锤百炼，现在已经成为一支坚不可摧的钢铁部队。”
11月初，朱德率领部队来到湘粤赣3省交界的江西省崇义县西南上堡山区。这里的环境相对偏僻，敌人暂时无暇顾及，正是进行整训的有利时机。朱德告诫官兵：“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没有纪律是不能生存的。”他要求官兵对群众说话要和气，买百姓的东西一定要付钱，空闲时间帮助群众做农活儿。到了上堡后，首先是整顿纪律。根据形势的变化，部队的任务不仅是行军、打仗，而且还要深入农村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根据地。这次对部队进行纪律教育时，明确规定：募款和缴获的物资全部要归公，设立没收委员会，专管没收和处理缴获财物，并对部队普遍地进行了自觉遵守纪律的教育。其次是加强军事战术训练。这支部队的指挥员多数来自叶挺独立团，不少人毕业于黄埔军校，他们沿用的是正规战的指挥模式。战士们大多参加过北伐战争，打的也是正规战。部队转移到山区后，朱德、陈毅等人从实践中摸索出“还可以上山打游击”“觉得上山有出路”的结论。他们还提出新战术，即从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从打硬仗转变为打有把握的仗、不打没有把握的仗；在战斗队形方面，由一线式改为“人”字式，开始了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转变，在上堡、文英、古亭等山区村镇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
上堡整训只有20天左右，但为起义军战略战术的转变，即由攻占大城市的武装暴动，向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转变；由正规战逐步向游击战转变，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工作。这里的百姓长期深受地主、土匪的压迫，大革命时期受过农民运动的影响，具有较好的群众基础，一经发动，便轰轰烈烈起来了。正如朱德所说：“大败之后重新整理队伍，恢复元气，转变方向，深入农村，得到了群众的拥护，才得以生存与发展。”
新泉整训：开启人民军队正规化建设新起点
新泉整训是继三湾改编和赣南三整之后的一次新型整军运动，开了我军政治整训制度化、规范化之先河。通过整训，中央“九月来信”精神得到贯彻，整体军政素质得到提高，在此基础上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简称红4军）官兵思想上取得了空前统一，在政治上达到了空前团结，为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工农红军成立之初，随着革命武装队伍的不断发展壮大，兵源成分日趋复杂，致使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明显抬头，极大地影响了红4军中党的绝对领导，动摇了红4军政治建军的立军之本，影响了全军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面对如何充分认识并纠正红4军党内错误思想的问题，红4军领导层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1929年11月28日，红4军前委扩大会议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决定部队移师福建连城县新泉镇进行为期10天的军政整训，以彻底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全面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红4军全军4个纵队4000多人全部参加了集训，规模空前。此次整训紧紧围绕着一个目标——“党管军队，努力锻造政治更加合格、纪律更加严明、作风更加文明的红4军”。按照前委分工，在整训期间毛泽东、陈毅负责政治，朱德负责军事。与军事整训相比，更重要的是进行了政治整训，以明确中央要求的红军主要任务，自觉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纠正旧军阀作风。毛泽东领导的政治整训主要包括3个方面，即开展调查会、思想政治教育、组织纪律教育。
整训开始后，毛泽东深入基层开展各种调查会，找干部、战士和农民等谈心，了解红军的思想和存在的问题，对士兵中出现的错误思想倾向进行耐心教育，并征询对军队建设的意见。通过调查研究，毛泽东进一步摸清了红4军内存在问题的种类、性质和根源，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原汁原味的一手资料。红4军广大官兵通过深入学习和讨论，深刻汲取了此前由于削弱前委领导导致军事行动受影响等教训，对加强党的领导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对红军官兵在思想上真正确立党的绝对领导原则具有重要意义。整训期间，毛泽东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形成我军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新型人民军队建设提供了纪律保障。经过集中整训，指战员的政治觉悟不断提高，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军事整训也如火如荼开展。朱德在军民万人大会台上给红4军指战员作动员报告，主持制定各种条例、条令，举办基层军事干部集训班并亲自授课。为了提高干部的军事指挥能力，全军各级干部编成若干个训练队，由纵队司令担任队长，并以身作则，带动战士们一起按实战要求严格训练。通过在全军开展军事技术、战术训练，提升了官兵军事素质，提高了部队战斗力。
新泉整训后部队的思想得到统一，组织更加健全，军事训练更符合实战，形成了一个坚强有力的战斗集体。新泉整训成为人民军队建设历程中一个重要里程碑。
三次军政整训影响深远
在土地革命初期，为了创建、发展新型的人民军队，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了伟大的革命实践，为我军创建初期的建军原则以及制度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三湾改编、赣南三整和新泉整训，都是同一时期关于军队建设的整顿运动。区别之处在于，三湾改编是在逆境中为了求生存而被迫进行的，重在组织机构上的“整编”；赣南三整是在困境中力挽狂澜保存革命火种，重在坚定革命“信念”；新泉整训是在顺境中为了谋发展而主动进行的，重在思想领域的“整训”。3次整顿都达到了预期效果，为人民军队的创建和发展打开了一片广阔的天地。
在三湾改编之前，已经诞生6年的中国共产党尚未拥有一支独立的军事武装。我们党虽然整合和影响了一些国民党军队，并在其中建立了党的组织，但党组织（支部）都是设在团一级，团政治指导员办公室直接管连队政治指导员，政治指导员只做宣传教育工作，因而政治工作没有群众基础。连一级没有党的组织，就难以直接掌握士兵，团一级即使设了党的组织也难以掌握部队。
“三湾改编”和“赣南三整”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对军队进行的整顿，但却各有侧重和特点，就整顿的内容上看，虽异曲同工，但也有不同。“赣南三整”只派党员到连队，而“三湾改编”明确提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相对“三湾改编”来说，朱德在“赣南三整”时，当时就身份而言，他无法也无权对党如何领导军队，或军队与党的关系作出任何的决定，这也就是“赣南三整”没有像“三湾改编”那样明确地提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因。虽然没有明确建立基层支部，但朱德采取了选派优秀的党员、团员分散到基层的各个连队去展开工作，进而扩大党的影响，以间接达到加强党的领导的目的，这几乎与毛泽东在“三湾改编”的主导思想如出一辙。这就说明，毛泽东和朱德虽然是在两个不同的地区，领导着两支革命部队，但他们在运用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所走的道路是相同的，所遇到的问题也是相近的，因而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也必然是相似的。三湾改编和赣南三整虽有差异，但却都是在中国共产党建军初期对人民军队进行的整顿。革命军队及其领导者都在适应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自己，为革命的胜利作出积极努力。
毛泽东、朱德在新泉整训过程中都把思想教育、组织整顿、军事训练三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确立了“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官兵平等”等人民军队建军原则，这次整训坚持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为清除党内军内非无产阶级思想，建设新型人民军队迈开了坚实步伐。新泉整训是继三湾改编和赣南三整之后人民军队第一次正规的军政整训，以毛泽东、朱德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同时，也开始了对红军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的探索。从继承与发展的意义上来讲，我们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整党、整军，无不与三湾改编、赣南三整和新泉整训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所不同的只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注入了新的内容，有了新的发展。
1928年4月，井冈山上，当毛泽东与朱德第一次互相紧握双手时，实现了八一南昌起义部队与秋收起义部队的会师，标志着“朱毛红军”的诞生。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当毛泽东与朱德的手再次紧紧相握时，中国工农红军已经成为了党绝对领导下的、思想高度统一的一个“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标志着中国革命走上了成功的道路。从此，诞生了在无产阶级思想引领下的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翻开了党的建设、军队建设的崭新一页，开启了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