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年会 | 吕晓蓓：乡村旅游可持续升级与挑战

吕晓蓓认为，大都市圈边缘地区乡村发展正在呈现新的态势。基于人口结构调整、经济发展和消费趋势的深刻变化以及都市圈外围的乡村价值提升的研判，在城镇化的下半场，都市圈周边的乡村凭借自身生态环境的优势和丰富的山水景观资源，可能成为新经济新消费的新载体，其中农文旅融合发展就是都市圈外围乡村可能出现的新业态，也是支撑乡村振兴的新动力。然而，大都市圈边缘乡村也面临一系列普遍性问题，如何推动此类地区的发展以及如何推动大都市圈边缘乡村的农文旅融合发展，实现区域“对流促进”及城乡等值的美好未来值得关注与探索。

首先，为什么是大都市圈边缘地区的乡村？

吕晓蓓通过对我国近十年的人口流动数据分析指出，一方面，人口不仅呈现向大城市流动的趋势，且人口结构也在发生巨大变化，尤其是大学生占比在逐年增长；另一方面，返乡、进城向县城流动的趋势在加强，特别是西部、中部地区的城镇人口集聚较强。此外研究数据表明，人口经济进一步向都市圈集聚。2020年，33个都市圈常住人口占全国比重已经超过32%，城镇人口占全国城镇人口41%，占比较大。与此同时，对于中西部地区都市圈而言，人口在向中心城市集聚。但对于东部地区的都市圈，中心城市的人口增速则低于外围地区，意味着都市圈核心区外围得到了人口引入新机遇。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经济发展和消费趋势的深刻变化带来的影响。“有风景的地方就有新经济”，现下经济的新动力来源于生态、科技、文化。以文化、创意、旅游、养老、商贸、物流、有机农业等为抓手，实现特色化、差异化发展是很多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战略，如浙江松阳等均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是互联网带来新型就业方式的可能性。新一代年轻人追求更舒适的生活工作环境，如现下出现大量的自由职业者、数字游民等群体，他们借助互联网在不同的地方办公，实现就业区位从城市到郊区乡镇的扩展。此外，郊区相对低廉的生活成本及相对舒适的环境可满足不同就业需求选择，如日本神山町和中国杭州等。这也成为互联网和生态文明时代一种城乡生活的新趋势，给大都市周边地区的乡村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此同时，大都市圈外围的县镇村往往也因具备更好的风景和历史文化类资源禀赋优势，出现了一批旅游非常活跃的地区，如珠三角周边的一些县镇、上海周边的莫干山、北京的怀柔以及东京的富士山。综上，世界级的城市群往往也是一个世界级的生态旅游度假地，这是世界级城市群本身的消费需求决定的，巨大的客源需求往往带来巨大的发展需求，这也成为未来重要发展趋势之一。

其次，如何推动大都市圈边缘地区的乡村发展？

大都市圈边缘乡村面临的一系列普遍性问题，包括人与自然、中心与外围、城市与乡村、传统与创新以及历史与未来等方面。一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方面。从大规模工业化时代至今，边缘乡村地区逐步丧失发展动能，现仍有工业化的冲动，但生态文明的刚性要求与现实发展的诉求存在巨大的矛盾，因此，找到生态价值转换的渠道至关重要。二是中心与外围统筹发展方面。如何拉近中心和外围的距离，不仅是时空距离，更多的是创新能力的差距。三是城乡融合发展方面。城乡关系紧密，但处于相对低水平的均衡发展，仍有部分还处于城乡二元的状态。四是传统和创新方面。乡村地区的很多传统产业找不到转型突破的方向，亟需新质生产力赋能途径。最后是历史与未来方面。乡村地区有大量历史文化资源积淀，但缺乏面向未来、面向年轻人的保护和激活的途径。要让年轻人关注并喜欢上这类地区，规划师可借助现下城乡发展新理念，在提出上述问题的解决方案上其实大有可为。

基于上述分析，吕晓蓓认为，推动大都市圈边缘乡村地区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抓手可从以下几方面考虑：第一，要积极融入都市圈，链接全球分工体系。如何提高公共交通的可达性缩短时空距离，融入都市圈至关重要；第二，要引入大都市的新质生产力赋能县镇村发展。这类地区要更主动融入到都市圈的产业分工体系中来，链接到产业链供应链中去。特别是在珠三角地区，大量的制造业中心如何带动并赋能周边地区的传统制造业发展尤为关键。

第三，要提升公共服务的标准，围绕人的需求，塑造高品质城乡生活。很多年轻人之所以放弃原来的乡村，并非放弃了乡村山水，而是放弃了相对较低的生活品质和服务品质，提升城乡品质是吸引年轻人重返乡村的关键举措。因此，要塑造高品质城乡生活需构建全龄友好、以人为本的公共服务设施支撑。要协调县镇村基础设施布局，引导高水平公服设施向县镇域集聚；构建全龄友好的居住圈，满足“一老一小”人群需求；关注特色化的需求，特别面向青年人的特色化的需求进行提升，以及面向国际性游客包括港澳地区游客/旅居人群的服务需求。现在香港游客不仅前往深圳，还继续北上往北上广走，也有部分前往广东的粤东西北地区。根据调研报告显示，50岁以上的港澳人群中，其中近80%表示未来养老会选择内地风景较好的地方，对此我们要提前做好谋划。要完善青年发展型设施，打造青年的“生态圈”、扩大青年的“朋友圈”、提升青年的“服务圈”。

第四，要引导多方合作和居民参与。如何整合县镇村发展资源，首先必须要认识到城市和乡村之间治理能力和资源整合过程中的差异性，包括产权问题、土地问题、就业机会、法治能力等。例如，有时候我们去到村里，看到空房子以为可以盘活，其实细问下去都有归属，要想盘活必须跨越很多治理问题。如何引导多方合作和居民的参与，如何形成现代化的治理能力，这其实是最难的。

然后，如何推动大都市圈外围乡村的农文旅融合发展？

吕晓蓓提出农文旅融合发展是都市圈外围乡村可能出现的新业态，也是支撑乡村振兴的新动力。

第一，要重视三类趋势（生态、乡创和体验）和两大力量（资源结构力和文旅品牌力）。要通过可驱动的结构将散布的资源整合，讲出完整的故事，打造文旅品牌。生态层面发展趋势，主要体现为自然资源的活化，保育减灾等。体验层面发展趋势则更为丰富，体验是贯穿在出现的新业态里面非常重要的线索。乡创层面的趋势，体现在如何做未来乡村及农业科创，包括文化体验、休闲体验、文艺体验以及酒店住宿体验。

第二，要重视资源的整合与产品的组合。对于规划师而言，产品组合能力可能比设计单一产品更加重要。国外关于产品组合的案例很多，如日本富士山-箱根将茶道文化、文化场所以及乡村场景整合起来形成丰富的产品组合，打造了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对于大都市圈周边的文旅集中发展的地方而言，面向的是需求多样化的都市人群，所以文旅产品也需要多样化，通过产品组合创新显得尤为重要。深圳在这方面也有些不错的实践探索，如体验和生态的整合，山海的漫步、山海的体验、山海的连廊。当然，这背后也出现了较为复杂的治理难题，如步道的管理，步道跟生态保护区之间的关系，标识系统以及多样化的植被重新处理等。再比如，体验和乡创的组合、乡创和艺术的组合，还有乡创和新经济的融合。近年来国内外出现数字游民这类社会现象趋势，浙江安吉抓住机遇发展创意经济，已成了新的创新人才集聚地。未来的乡村建设面向新技术、新游民，可通过高品质的空间场所营造，吸引未来青年回到乡村，让回归乡村成为一种时尚。

第三，要重视“在路上”的体验。要重新理解旅游交通与旅游发展的关系，交通不仅是抵达目的地的方式，“在路上”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国内自驾游占比已超过60%，怎样让自驾游成为一种更具创新性的产品组合？未来旅游交通的规划建设不应再局限于交通本身，而是以多方式、全天候、全维度、立体化的方式，构建上山、下水、下海的交通体验为核心的旅游产品体系，如千岛湖公路。旅游交通的建设已成为世界各地的新风尚，如美国每年评选最美风景道，中国评选最美公路，以及日本箱根的快旅慢游、立体、体验式的特色交通系统。此外，日本还以乡村作为“区域连接器”构建了一套驿站体系。因此，建议可“在路上”沿途设置驿站，整合旅游服务和出行服务，并依托乡村集中的公共开放空间或集中的公共地区将其植入。此类驿站体系的构建将有力带动大都市边缘的乡村经济社会发展。

最后，吕晓蓓对未来城乡关系进行了展望并提出了美好期待。

大都市边缘的乡村发展的本质是城乡融合发展问题，中国人民几千年一直从乡村走向城市、城镇，又在城市不断向往乡村。城镇化的上半场是乡村不断衰落的过程，在城镇化的下半场中，城乡关系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组合？此次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令人信心大振，不仅明确城乡融合发展是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而且非常明确指出城乡要素之间要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未来城乡之间的对流，带来的是区域之间的对流，也是未来都市圈或城市群发展的动力。因为人口规模大幅度的增长已不现实，未来要怎样推动经济的发展，人口在中心和外围地区之间对流，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流，这可能才是未来发展更重要的动力。

城市让乡村更美好，未来希望乡村让城市更加向往，这是我们可以共同期待的更美好的城乡融合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