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我独自一人怀揣着党组织介绍信，从东海区地委出发，绕过水道镇敌人据点，穿过文登、牟平、牙前3县，步行5百多里，来到驻在牙山区的胶东抗日军政大学。
胶东抗大是敌后办学，处在日、伪、顽势力包围中，时刻会遭到敌人的袭扰和围攻。我们男女学员实际都是兵，边学习边战斗，全校是一个团的建制，女学员只是一个排。
我们过的完全是军事生活，身着草绿色军装，腰间带着三枚手榴弹，肩扛“三八”步枪，还有一个四、五斤重的干粮袋。一件军大衣白天背在背上，晚上当被盖。学校对我们学军事的要求很严格，有打靶、掷手榴弹、野外演习等科目。
徐舟力和丈夫——新华社胶东分社、《大众报》编委、采访科长孔迈的合影。
为防备敌人的袭扰，驻地经常转移，紧急集合、急行军就成为家常便饭。我们这些20上下岁的女青年怀着抗日救国的满腔热血，不怕苦，不怕累，刻苦学习和锻炼，很快成长起来。
毕业后，我留校刻钢版油印教材。由于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根据地的条件很艰苦，没有铅印，只能用油印。我们校出版股十几个男女青年随身带着工作工具，钢版、腊纸，还有一盏小豆油灯。
冬天没有炭火，手冻得又红又肿。晚上，有时太靠近灯光，不知不觉把军帽的前沿烤焦了。夏天腊纸容易化，喘气都得小心。我们爱惜这些得来不易的工具甚于自己的生命。
当看着油印出一页页清晰的蝇头小字，飘着一股油墨的香气，装订成一本本整齐的教材时，虽然苦累也觉得香甜，我们谁都明白这些教材就是打击日寇的武器。
1942年冬季，日寇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亲自部署并指挥日伪军20000多人，采取“拉网合围”战术，向我根据地大扫荡，牙山区地处合围中心。
在校领导聂凤智、廖海光指挥下，以一部留在牙山区内，协同民兵开展游击战，坚持内线杀伤入侵之敌。校部与部分部队，则隐蔽在敌人来路之侧的山上，待敌人尚未展开搜剿之前，协同地方武装，从敌后牵制和杀伤敌人。
为了保证反“扫荡”结束后教材不至中断，领导派我和其他三个男同志提前离开学校，换上便衣急急赶到牙子夼村，坚持出版油印教材。
牙子夼村只有十几户人家，地形隐蔽，村周围层峦迭嶂，树木茂密。我们四人仍是一个小集体住在老乡家里，帮着房东藏粮搞坚壁清野，大多时间是在山坡树丛中刻写钢版。
我们和房东亲如一家。一天，来了情报说鬼子来了！我们和房东一家迅速进入掩蔽洞，洞口用树枝盖好。我透过树丛的空隙，看到不远处的山顶上，鬼子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在搜山捉人。
天黑了，只见山顶上烧着一堆一堆篝火，偶然听到鬼子的吆喝声，知道那些篝火是鬼子为自己壮胆。山顶山坡咫尺之遥，我们一点情况都不知道，只能和房东一家紧紧挤在一个山洞里，静静地等待着。天快亮时，山上的鬼子才走了。要说军民之情如鱼得水，我更觉得此刻老乡爱护八路军尤如骨肉一样亲。
历时40多天，华北我军反“扫荡”胜利结束。胶东抗大恢复了往日的平静，雄壮嘹亮的校歌回荡在驻地的上空。可是，我们学校有30多位同志在与日寇的战中为人民流尽最后一滴血，光荣牺牲了。
我爱胶东抗大，是她把我们从十几岁的农村青年培育成热爱祖国、热爱党、终身坚定信仰共产主义的革命者。
作者徐舟力，1921年3月出生，女，山东省乳山市城区街道人。1939年，参加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五支队。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东海昆嵛报社、胶东抗大、济南新民主报社、新华社华东分社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入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就读。
1953年起，历任新华社驻印度分社、古巴分社记者。1965年起，先后任新华通讯社干部处副处长、外事局副局长、《参考消息》编辑部副主任兼党委书记。被评为最有影响的中国十大女新闻工作者之一。1985年12月，离职休养。2007年8月，病逝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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