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2月红色特工鲍君甫（杨登瀛）临死前，在病床上反复念叨：“我不是叛徒，我没有叛变，我到现在也说不清自己是什么人，但周恩来是知道我的功劳的……”
1975年12月20日，在周恩来总理临终之际，将罗青长（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叫到跟前。周恩来提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名字，其中就有红色特工杨登瀛。
弥留之际的周恩来感慨万千，郑重嘱咐：“永远不要忘记那些在我们党最危险时期帮助过我们的人……”
这个杨登瀛是谁呢？他就是我党第一个“双面间谍”。实际上，他是中共第一个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高级特工，是一位深度隐藏在敌营心脏的情报能人。
杨登瀛
杨登瀛，本名鲍君甫，1893年生于广东省香山县白石村。他从小就在日本生活和学习，毕业于著名大学早稻田大学。在日本留学期间，也接触过马列主义书籍，因此受到许多共产主义思想的触动。
1919年，杨登瀛从日本回国来到上海后，到日本人办的基督教青年会工作，投身于五四运动。
杨登瀛交友广泛，还经常和一些日本商人有着经济来往，与上海租界区的巡捕房很熟，甚至还结识了很多上海的国民党人。
同时，因为自己精通日语，经常为日本通讯社投稿，声名鹊起，开始在上海留下些许名声。
1924年杨登瀛加入国民党。
不久，他结识了中共工人运动的负责人顾顺章（1931年叛变）。通过顾顺章的人脉，结识了许多优秀的共产党人。
顾顺章
1925年以前，杨登瀛经常到上海一家叫做“伊文思”的书店买书，结识了在书店工作的杨剑虹。杨剑虹也是广东人，两人渐渐成为了无所不谈的朋友。
后来杨剑虹去广东投靠了国民党陈立夫，逐渐成为陈立夫的心腹。
当然，杨登瀛这人特别擅长结识各界朋友，通过杨剑虹，杨登瀛马上就结识了诸如陈立夫、张道藩等国民党大佬。
每次陈立夫和张道藩来上海，无论是公私大小事，杨登瀛总是无微不至地招待。就这样，杨登瀛在上海成了有头有脸的人物。
杨登瀛和张道藩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原来，张道藩有个人称“李痞子”的政敌一直和他作对，杨登瀛知晓后，答应帮他消灭这个政敌。
很快，李痞子就不明不白地被击毙于自家门口。从此，张道藩在国民党组织部站稳了脚跟，并对杨登瀛心怀感激，视他为知己。
张道藩时任国民党党务调查科主任，有了这个保护伞，杨登瀛就更吃得开了。
原先，杨登瀛是住在上海私立大学江湾（当时称为“中共党校”）附近，因此他结识了许多中共师生。
1926年，杨登瀛在这里结识了中特特工精英陈养山（表面身份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官员）。陈养山经常来杨登瀛家学日语，还经常带着几本进步刊物给杨登瀛看，二人成为好友之后常常倾心交谈。
后来陈养山将杨登瀛介绍给了敖景象（时任上海某区党支部书记），通过敖景象
，杨登瀛又结识了陈望道、沈雁冰等共产党人。
因此，杨登瀛在1951年的肃清敌特期间，声称自己是共产党，并称自己是“1926年由陈养山介绍入党的”。
据杨登瀛的女儿鲍美云说，1967年某天，一家人正在吃午饭，父亲突然站起来说：“其实我当党员已经很久了，1926年，是陈养山介绍我入的党。”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杨登瀛大为不满，怨声载道，被捕入狱。但几个月后，蔡元培等人将他保释出狱。
反革命政变后不久，蒋介石因内乱被迫下台。
1928年10月，蒋介石再次复出并担任了国民党军总司令，并成为国民政府主席。为了加强专制统治，他指示亲信陈立夫建立“党务调查科”（这就是中统的前身）。
陈立夫
陈立夫上任后，任命杨剑虹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采访股的总干事。当时，国民党特务的工作经验不多，也没有合适的干部，要为调查部物色技能很好的特务并不容易，于是杨剑虹多次找杨登瀛去做特务工作，两人无话不谈。
然而，杨登瀛很快将此事告诉中共陈养山，说杨剑虹曾两次要求他在上海从事剿共工作，并计划在上海监视共产党和其他反蒋政党的活动。杨登瀛还说，愿意将自己在国民得到的情报提供给中共作参考。
顿时，陈养山就觉得杨登瀛有正义感，态度诚恳，于是正式向陈赓汇报了这个重要信息以及他与杨登瀛的关系，并提议与杨登瀛建立保密关系。
陈赓（时任中央特科二科的科长）向陈养山详细了解了杨登瀛的情况，并向周恩来汇报。
此时，杨登瀛已经是国民党特务系统的特务，被陈立夫等人视为“难得一见的人才”。
周恩来当时正为无人能够打入国民党高层特务内部而发愁，当即决定由陈赓作为杨登瀛的单线联系人。
陈赓
1928年5月，陈赓化名为“王庸上海的霞飞路（现在的淮海路）的一家咖啡馆与杨登瀛进行秘密交谈。
杨登瀛谈起了自己和杨剑虹的关系，讲述了身为国民党特务的难处。陈赓夸赞杨登瀛非常真诚，并充分理解他的处境，支持他跟随杨剑虹继续从事特务工作，并希望他能与国民党上海军、警、特都搞好关系，最好与租界也能好好“合作”。
杨登瀛说国民党人喜欢应酬、打牌、跳舞等等，他提出他的潜伏工作需要一些资金用作应酬。陈赓当即递给杨登瀛一个金条，并承诺以后每月给他300元应酬费。
杨登瀛问道：如果杨剑虹向我要中共的情报，该怎么办？
陈赓向他保证，今后会继续向他提供中共的一些进步书刊，比如《红旗》、《布尔什维克》等，必要时还会提供一些毫无作用的情报，绝不会为难他。杨登瀛手肘拿着陈赓提供的“情报”，就能获得杨剑虹的高度信任。
在杨剑虹的推荐下，杨登瀛被任命为高级特务。
陈赓
此次与陈赓的会面，杨登瀛正式确认了“双面间谍”的身份，成为了中共特工潜伏在国民党特务中的第一个双面间谍。
1928年5月底，陈赓又与杨登瀛谈起自己今后的工作安排，并指派曾在苏联受训的地下共产党员连德生到充当杨登瀛的保镖，整天陪着杨登瀛出差应酬。杨登瀛一有了情报后，连德生就立即向陈赓汇报。
1928年8月，杨剑虹因卷入国民党的一件贪污案而自杀，杨剑虹死后，杨登瀛就得到了重用。
同年10月，经陈立夫、张道藩推荐，蒋介石任命杨登瀛为调查科驻上海的特派员。
一时间，杨登瀛就成为上海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最高领导人，与此同时，杨登瀛在中共特科的名字是真名“鲍君甫”。
1928年5月至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前的三年间，杨登瀛表现出色，受到中共特科的高度重视。
中共为了让杨登瀛引起国民党的注意，还特地为他准备了资料，作为他向上攀爬、巩固地位的资本。
杨登瀛
中共特科还专门设局、设计地下党被抓捕的案发现场，在现场放置一些中共先进书刊、或者不重要的情报，让杨登瀛率先领着国民党特务去抓捕。此外，中共认为出现了不可靠的同志，都会率先让杨登瀛去逮捕，以向国民党邀功。
因为杨登瀛经常出入在国民党上海的军、警、特等机关，陈赓在资金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特别请周恩来破例为杨登瀛买了一辆高级轿车，让他更方便的接触国民党上流社会。
1929年12月，中央调查科的新一任主任徐恩曾，开始将上海的重大事件交给了杨登瀛单独处理，每次到上海，徐恩曾都会到杨登瀛家拜访，经常亲自给杨登瀛吩咐人物，徐恩曾十分重视杨登瀛，从来不检查他的工作。
杨登瀛升为上海特派员之后，中共特科也为他在上海北四川路附近租了楼房，设立了“国民党中央调查科驻上海办事处”，实则是中共在上海的一个秘密办事处。
陈赓派了一位叫做“安娥”的女子做杨登瀛的秘书，杨登瀛的保镖连德生也在这里做情报工作，还专门给杨登瀛加配了人手。
安娥
安娥原名张式沅，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杨登瀛将收集到的全部情报都交给安娥，“对中共有用的情报，安娥会及时抄送给陈赓”。
安娥后来嫁给了田汉，由安娥自己作曲的《渔光曲》与同名故事片一起在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获奖，并在全国广为流传。
多亏了杨登瀛，国民党在上海设立的剿共机关，从一开始就是在共产党的监视下工作。
谈起这段历史，陈赓曾说：“当时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其实我们都了如指掌。”
历史学家金冲及大夸杨登瀛：“他提供的大量情报，对防止破坏我党的机关、拯救我党战友，以及清除国民党特务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时，上海公租界是各方势力激烈角逐的场所。杨登瀛与兰普逊（英国巡捕房探长）以及谭绍良（巡捕房帮办）也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
1928年8月，谭绍良请杨登瀛调查手下失踪的两人是否被上海警备司令部关押。杨登瀛就直接找到了钱大钧打听此事，结果是真的被关押了。
杨登瀛这边还没有回到巡捕房，那两人就已被释放。
于是谭绍良拿出200大元要感谢杨登瀛，但被拒绝了。这件事给英国巡捕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不久，兰普逊问杨登瀛能否搞到一张上海警备司令部的印鉴式样？
杨登瀛不费吹灰之力就弄到了，兰普逊拿到后如获珍宝，感叹道：杨登瀛并非警备司令部的人，却能指挥得动那里的人。
英国巡捕房探长兰普逊认为这个杨登瀛能力太强了，于是向国民党明确表示：“以后上海公共租界的英国巡捕房只和杨登瀛接触！”。
至此杨登瀛成为了兰普逊的座上客。后来，兰普逊又把杨登瀛引荐给了法国巡捕房，法租界巡捕房雇佣杨登瀛为顾问。
杨登瀛奉蒋介石之命成为上海特派员后，身价暴增，可以在上海军警机关独立活动，不再受人为控制。
陈立夫、徐恩曾经常将大案直接交给杨登瀛处理。英法巡捕房探长也认为他能够上天入地无所不能，有案子都找他商量。
徐恩曾
于是，国民党上海特务机关对中共的破坏计划，都通过杨登瀛之手化险为夷。可见，杨登瀛在中共中央特科的角色非同寻常。
1930年4月，黄第洪从莫斯科返回上海。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周恩来代表中央与黄第洪进行联络。
黄第洪，湖南平江人，毕业于黄埔军校。在校期间，他在政治思想方面表现出色，被吸收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周恩来提出让他留在军校政治部编纂科。
黄第洪1925年底就在莫斯科学习，回国后，组织安排他去江西苏区，但他表示不愿意过艰苦奋斗的生活。
原来，黄第洪在苏联期间，已经习惯了那里生活的安逸，再说他被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吓坏了，对革命悲观失望，竟然偷偷给蒋介石写“表忠信”，表示愿意“改过自新”。
并且愿意效忠蒋校长，黄第洪还在“表忠信”上说，他回上海后直接是由周恩来安排工作的，而且和左权、刘伯承等人有过接触。
黄第洪还透露情报说：周恩来近期会见他，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帮助国民党活捉周恩来。
蒋介石看到信后很高兴，心想昔日黄埔的弟子能够脱离中共投靠国民党，把逮捕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当成“见面礼”，非常感谢他的到来。
蒋介石十分重视，立即命令陈立夫：“黄第洪此人可以一举剿灭中共大本营，对党国大有裨益，命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尽快处理！”
陈立夫收到命令后不敢怠慢，去找调查科主任徐恩曾，徐恩曾又将此事交给了心腹杨登瀛。
杨登瀛立即将黄第洪已经叛变的情报秘密报告给了中央特科刘鼎。刘鼎认为兹事体大，直接通过陈赓向周恩来汇报了此事。
黄第洪约周恩来见面的地点是在一家邮电局，见面的理由是讨论以后的工作安排，誓言为共产主义事业倾尽全力。
周恩来得知黄第洪已经叛变后，决定“顺水推舟”，答应准时与黄第洪在邮电局会面，并同时事先安排了红队（中央特科专门镇压叛徒的组织）伺机逮捕这个叛徒。
黄第洪也是黄埔出身，要处死自己的同学，也是迫不得已。周恩来感叹到：“我们组织在黄埔军校的老同学并不多，我们之间的情分都是很珍贵的。但黄第洪投降蒋介石证据确凿，若对他有半分怜悯，会后患无穷！”
见面的那天，狡猾的黄第洪思来想去，竟然半途而逃了。黄第洪认为周恩来一向为人缜密，肯定是事先知道了一些情况，否则他是不会轻易赴约的。
再者，黄第洪知道周恩来身边可能已经埋伏了红队，他们动作敏捷，不好对付，不能将自己性命给搭进去了。
此后，黄第洪更加心虚，不断更换住处。
黄第洪的阵前倒戈，对中共尤其是对周恩来的威胁太大，一定要铲除这个叛徒。中央特科经过仔细调查，终于找到了黄第洪的最新的住处，迅速将他处决。
1931年4月24日，顾顺章在汉口被捕，随后就向国民党投降。顾顺章对中共在上海的大部分成员、以及中共安插在国民党的卧底都了如指掌，当然也知道杨登瀛与共产党的秘密交往。
危急关头，潜伏在徐恩曾身边的机要秘书钱壮飞（中共特工）立即将顾顺章叛变的消息转达中央，上海的党组织立即转移，将牺牲降到了最低。
钱壮飞
情况十分紧急，陈赓找到了杨登瀛，告诉他掌握我党大部分资料的顾顺章叛变了，要他尽快去别处躲起来。
杨登瀛听了很感动，拉着陈赓的手说：“王庸（陈赓化名），你真是朋友，共产党真是我的朋友，危难时刻，你没有忘记我。”
不过杨登瀛觉得他在国民党还有张道藩这个大佬给他撑腰，可以对付顾顺章，决定不躲起来。
陈赓又对他说：“如果你真的不想离开上海，你要有心理准备。顾顺章肯定会把你供出来，你一定要反咬他一口！要记住，党是永远不会忘记你的。”
杨登瀛也深情地说：“你这样说，让我上刀山下火海也心甘情愿。”
不出所料，1931年4月底，杨登瀛就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事后，杨登瀛按照之前中共的指示，在狱中一直强调自己对国民党的效忠。1932年，早年得到杨登瀛帮助的张道藩，将杨登瀛保释出狱。
张道藩
1934年，国民党复用杨登瀛，但是没让他处理特务事务，让他担任南京反省院副院长。他的生活恢复了正常，但是失去了手中的力量……
1949年，解放军横渡长江，而此时的杨登瀛已不再是十多年前通晓天地的人了，他的名声早已被淡忘，靠在南京摆个小烟摊维持生计，生活陷入困境。
1951年春，在“镇压反革命运动”期间，南京开始清理登记残余的前特务，杨登瀛自然也在其中。
杨登瀛因曾任国民党南京反省院副院长一职而被捕。经南京法院有关领导审批，准备重罚这个国民党特务。
被捕后，杨登瀛向法院申辩说，自己在1926年就由陈养山介绍入党，并奉命潜伏国民党；在土地革命期间曾为中共地下组织工作过，还和陈赓合作过，并请陈赓为他证明身份。
1951年，南京法院院长认为此事影响极大，先后两次致函陈赓（时任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希望确认杨登瀛之前的身份。
陈赓
1951年11月24日，陈赓向法院作出回信，给了杨登瀛一个证明：“关于鲍君甫（国民党称杨登瀛）的说法是真的，据我所知，他是1927年与我们有过关系，1931年前曾和我有过合作，那段时间，为党做了巨大贡献。我被国民党逮捕时，和他关押在同一间牢房，他对我颇为照顾。1934年后他担任南京感化院院长，据说他表现不佳，之后他的其他细节不知。”
根据陈赓的证词，杨登瀛被南京法院释放。
1952年11月，杨登瀛的老上司陈养山（时任司法部副部长）闻讯后，立即写信给南京市公安局，信中说明“鲍君甫（杨登瀛）对我党的保卫工作做出过巨大贡献，曾先后救出了我党许多同志”信中说：“我和陈赓同志商量给鲍君甫提供一些生活救济。”
李克农
1956年3月，应陈赓邀请，南京军区将杨登瀛接送到北京。陈养山亲自到车站迎接。次日，陈赓夫妇为杨登瀛举行了家宴，并邀请了陈养山、李克农、安娥等和杨登瀛一起合作过的同志相聚一堂。
1956年4月，陈赓和陈养山专程到南京看望杨登瀛。临走前，陈赓还委托南京市公安局置办一些家具救济杨登瀛。
此后，南京市公安局给杨登瀛每月发了100元生活费。陈赓每次去南京都会去看望杨登瀛，直到1961年陈赓在上海去世。
1967年8月，杨登瀛被污蔑为国民党特务，押送至北京审问。
这期间，杨登瀛受到专案组的逼迫，身心疲惫。
鲍君甫之墓
1969年12月19日，病重的杨登瀛痛苦而死，享年76岁。
临终前，杨登瀛将子女叫到床头，反复念叨说：“我不是叛徒，我没有叛变，我到现在也说不清自己是什么人，但周恩来是知道我的功劳的……”
周恩来得知杨登瀛的死讯，深感内疚。他委托陈养山去慰问杨登瀛的家属，周恩来对杨登瀛作出如此评价：“鲍君甫的一生功大于过。”
1978年，杨登瀛妻子谭秀珍去世后，与丈夫的骨灰一起安葬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