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国农村经济 | 孔祥智：我的研究路径——纪念《中国农村经济》创刊40周年

我与中国农村经济

我的研究路径

——纪念《中国农村经济》创刊40周年

2025年是《中国农村经济》创刊40周年。不由感慨，这个每天都能够在案头看到的刊物竟然陪伴我40年了。

我第一次在《中国农村经济》上发表文章是1998年第2期，题目是《中西部地区农民贫困的机理分析》；第二篇是1998年第10期发表的《论发展我国的质量农业》。在此，我简单回顾一下第二篇文章的写作背景。

20世纪90年代，我国农产品供求状况发生了重大改变，温饱问题得到了根本性解决，人们逐渐由“吃饱”向“吃好”过渡。1992年9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决定》，这拉开了改革开放之后第二次农业结构调整的序幕。怎么调整？用农民的话说，就是“少种粮食，多种果菜”。调整的成果可以用“立竿见影”来形容。1990年的全国粮食播种面积为170199万亩，1995年减少到165091万亩，2000年进一步减少到162694万亩。而蔬菜播种面积在1990年为9507万亩，1995年增加到14272万亩，2000年进一步增加到22856万亩，2000年较1990年增长了1.4倍；蔬菜产量由1990年的25727万吨增加到2000年的44468万吨，增长了72.85%。水果产量由1990年的1874万吨，增加到1995年的4215万吨，再增加到2000年的6225万吨，10年增长了2.332倍。那个年代的蔬菜、水果和现在繁多的品种不一样，都是传统的老品种。虽然数量增加了，但质量并没有上去，这导致20世纪90年代蔬菜、水果等农产品大量过剩，农民增产不增收，《国务院关于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决定》所提出的“高产优质并重”很难实现。

农民不增收，也与缺乏优质品种有关。记得1995年我陪同展广伟老师去参加一个小型学术会议，一位育种专家发言时说：“从上大学时老师教的就是培育高产品种，现在提出优质，不知道怎么办了。”1998年3月26日，原农业部召集部分专家召开小型研讨会，就当时的农产品供求形势进行研讨，在那次会议上，我的观点是：自农村改革至1995年，我国粮食产量连续登上3.5亿吨、4.0亿吨、4.5亿吨3个台阶，1996年的粮食产量一举突破5亿吨大关，提前实现“九五”计划目标。1997年，虽略有减产，但减产幅度较小，并且粮食产量的波动已经从波幅扩散式的无序波动变为波幅收敛式的增长型波动。因此，可以认为，我国粮食生产能力已经达到5亿吨水平并相对稳定。目前，粮棉油、肉蛋、蔬菜、水果和水产品都呈现明显的买方市场特征。因此，要及时调整农业结构，提升农产品质量，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我当时提出要发展劳动密集型农业，理由是粮食等土地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的吸附能力较弱，技术进步较为缓慢，市场化程度较低，比较效益处于劣势；而像棉花、油料、糖料、畜产品、水果、花卉等农产品，对劳动力的吸附能力较强，单位产品包含的劳动量和附加值高，对农民收入的贡献大。上述观点被记者写进会议综述，并发表在1998年4月2日的《人民日报》上。会后，我把发言提纲整理好投到《中国农村经济》，这篇文章很快就在第10期发表了，其中的大部分内容由我当时指导的硕士生李保江执笔。现在看来，这篇文章讨论得还很浅显，但无疑触及了我国农业发展的方向性问题，这对我以后的研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2003年我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就是在这篇文章基础上的拓展。

2003年，我有幸成功申请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农户选择绿色技术行为的实证研究”，从题目来看就是探讨如何从技术角度推进农产品质量的提升。我在《中国农村经济》2004年第1期发表的《农户采用无公害和绿色农药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对山西、陕西和山东15县（市）的实证分析》就是这个课题的成果之一，合作者为张云华、马九杰、朱勇。正是在对绿色技术采纳行为过程的研究中，我们深刻感受到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那时还很少见到“农民专业合作社”这样的名称）对于引导农民采纳绿色技术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在这个课题中开展了对合作经济问题的研究。这个转向对我此后的研究路径产生了重大影响。正是由于有了一些调研成果，200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开始准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立法工作时，时任原农业部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总站处长的赵铁桥先生推荐我参加起草小组。从那时起，我就把研究方向聚焦于合作经济问题并承担了多个与此相关的课题，包括2007年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研究项目“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影响因素和促进政策研究（编号：07JA630032）”、200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课题“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研究（编号：08&ZD021）”、2013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成员异质性、合作社理论创新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政策体系构建（编号：71273267）”，以及多个部门和地方的委托课题。我和多个合作者在《中国农村经济》杂志上发表论文，如《农户参加用水者协会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广西横县的农户调查数据》（发表在2008年第10期，与史冰清合作）、《不完全契约、内部监督与合作社中小社员激励——合作社内部“搭便车行为分析及其政策含义”》（发表在2012年第7期，与谭智心合作）、《中国农户兼业经营条件下的生产效率分析》（发表在2013年第3期，与赵建梅、孙东升、刘玲玲合作）等。在研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过程中，我发现部分合作社开始产生流转土地的现象，山东枣庄还出现了全国较早的徐庄土地流转合作社。我感觉到土地流转即将成为一种趋势，于是开始研究土地流转问题，当然也没有离开合作社领域。一些关于土地流转的研究成果也相继发表在《中国农村经济》上，如《转出土地农户选择流转对象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综合视角的实证分析》（发表在2010年第12期，与徐珍源合作）、《农户土地租赁与农业投资负债率的关系——基于三省（区）农户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发表在2014年第1期，与何安华合作）、《“大小兼容”的农地连片经营如何实现——以江苏盐城湖亭区“小田并大田”为例》（发表在2023年第12期，与刘同山、杨晓婷合作）等。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合作社制度是农业中的现代企业制度，而公司制不适合农业。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共同特点，就是给合作社大量补贴（包括税收减免）。给予合作社补贴从理论上而言的原因是：第一，农业是弱质产业；第二，农民是弱势群体。但很多经济学家从效率角度出发，并不认可补贴制度。例如，奥地利的冯•米塞斯认为经济进步的先锋不是合作社而是追求利润的私人企业，只有在合作社有能力不靠税收减免、廉价政府信贷及其他照顾来错误地维持自己的生存，合作主义才能被视为自由社会中一种做生意的正当方式。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也对合作社制度予以批评，认为除了消费合作社，该制度在其他领域并不成功，因此认为合作社仅仅是一种理想。按照马歇尔的认识，对合作社给予任何补贴和税收优惠都是对纳税人钱财的一种浪费。

既然从经济学角度看合作社是不经济的，那么，这个制度为什么在全世界农业领域广泛存在？究竟应不应该给合作社补贴？这些是研究合作社时不可回避的问题。对于中国而言，农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工业化、城市化作出了巨大贡献。我的老师严瑞珍教授曾经计算过，1957－1984年，仅仅是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就相当于同期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原值的3/4，这个贡献是巨大的。那么，改革开放之后还有没有贡献？于是，我在严老师工作的基础上向前推进，计算了改革开放之后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土地剪刀差和农民工工资剪刀差，数字同样是惊人的。这就为集农业弱质和农民弱势为一体的合作社的补贴制度建立找到了理论依据。因此，我所研究的城乡关系问题与合作社问题密切相关。在这类成果中，有一篇发表于《中国农村经济》2021年第1期。

尽管我在《中国农村经济》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并不多，但大多学术含量较高，对我的职业生涯影响也较大。在农业经济管理领域期刊中，《中国农村经济》的影响因子最高。记得多年前，中国人民大学要根据发文级别考核教师业绩，要求学院在本领域C刊中推荐A、B刊（当然是有数量限制的），我们在广泛征求意见后推荐《中国农村经济》作为A刊。长期以来，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教师（包括博士研究生）发表论文以此为标杆。

《中国农村经济》不仅在我的学术生涯中具有重要地位，对我指导过的学生的成长也产生了无可比拟的影响。通过知网可知，在《中国农村经济》上，钟真发表论文9篇（其中7篇为第一或通讯作者），刘同山发表5篇，董翀发表4篇，张琛发表3篇，谭智心、何安华、史冰清各发表2篇，其中有一些文章是与我合作或者他们之间互相合作的成果。《中国农村经济》为我们这个团队的成长提供了巨大支撑。

最后，祝《中国农村经济》杂志40岁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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