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陈良伟在《隋唐东都宫院遗址的发现与研究》（见《扬州城考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6年）中提出了西辅轴线的概念，“（此宫院）恰当宫城轴线和明福门街之间且居中，属于宫城暨洛城两个辅轴线之一”。王书林在《北宋西京城市考古研究》（文物出版社，2020年）一文中沿用了这一提法。
[2]“大业、文成、武安三殿，御坐见朝臣，则宿卫随入；不坐，则有宫人。”（唐）韦述、杜宝撰，辛德勇辑校：《两京新记辑校大业杂记辑校》第8页，三秦出版社，2006年。
[3]“（唐）含元殿西，有乘明门，其内曰宣政殿。”注曰：“常听朝内殿，本名武成，后改宣政。天祐二年，改贞观殿。殿南有武成门。又南千福门，南当敷政门。按：敷政，见上；千福，后改乾化，天祐二年改乾元。武成后改宣政，天祐二年改敷政。”（清）徐松辑，高敏点校：《河南志》第121页，中华书局，1994年。
[4]“（宋）次北文明殿。”注曰：“正衙殿也，唐之武成、宣政，又改贞观，梁开平三年改文明。”“殿东南隅有鼓楼，西南隅有钟楼，东西横门曰左右延福门，殿两挟曰东上、西上门。”注曰：“殿后有柱廊。”（清）徐松辑，高敏点校：《河南志》第146、147页，中华书局，1994年。
[5]a.1977～1980年，洛阳博物馆发掘了洛阳建筑机械厂区域，即定鼎北路以东的部分，在唐武周天堂的西南方向发现一座南北向建筑基址的东半部分，虽几经改建，但基础范围并未有大的变动，自隋唐一直延续至北宋末。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隋唐洛阳城天堂遗址发掘报告》第292页，科学出版社，2016年。
b.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掘洛阳宫大内西区东部三号基址。《隋唐洛阳城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记录了这座基址的详细信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隋唐洛阳城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第427页，文物出版社，2014年。
c.陈良伟认为两次发掘的基址均为隋武安殿、唐武成殿、宋文明殿宫院的组成部分。陈良伟：《隋唐东都宫院遗址的发现与研究》，见《扬州城考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6年。
d.笔者从建筑位置、形制、营造尺度及出土遗物分析，认为上述两次发掘分别为同一建筑的东、西部分。这一建筑乃文献中所记载的隋武安殿、唐武成殿、北宋文明殿。王书林：《北宋西京城市考古研究》第128、129页，文物出版社，2020年。
e.王书林、徐新云：《洛阳宫唐武成宫院-宋文明宫院格局探微》，《南方文物》2022年第4期。
[6]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隋唐洛阳城天堂遗址发掘报告》第14、15页，科学出版社，2016年。
[7]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隋唐洛阳城天堂遗址发掘报告》第113页，科学出版社，2016年。
[8]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隋唐洛阳城天堂遗址发掘报告》第113页，科学出版社，2016年。
[9]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隋唐洛阳城天堂遗址发掘报告》第112页，科学出版社，2016年。
[10]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隋唐洛阳城天堂遗址发掘报告》第113页，科学出版社，2016年。
[11]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隋唐洛阳城天堂遗址发掘报告》第114页，科学出版社，2016年。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隋唐洛阳城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第506页，文物出版社，2014年。
[13]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隋唐洛阳城天堂遗址发掘报告》第21～23页，科学出版社，2016年。
[14]从开间进深数据分析看，用尺规律较为一致地指向开皇尺，而用砖尺寸以开皇尺为主，有的也符合大业尺。故推测七号建筑建成于大业二年，但在隋代可能经过局部整修。
[15]“《隋书·律历志》十五等尺中所录隋代之尺，分律尺与官方颁定的常用尺两类。隋虽仅历二世，度量衡则有二次大变更，即文帝沿袭北周之大制，而炀帝则依复‘古’制。隋文帝立国之初，以后周市尺为官定之尺（开皇官尺），令百司用之。……一尺之长约合今29.5厘米……炀帝改用小制……日常用尺用宋氏尺长24.6厘米，律尺改用梁表尺，长23.6厘米。”丘光明等：《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第301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16]《隋书·炀帝纪上》记载：“辰，改州为郡；改度量权衡，并依古式。”
[17]“道北有武安门，门内有武安殿，周以轩廊。……大业、文成、武安三殿，御坐见朝臣，则宿卫随入；不坐，则有宫人。”（唐）韦述、杜宝撰，辛德勇辑校：《两京新记辑校大业杂记辑校》第7、8页，三秦出版社，2006年。
[18]《旧唐书·太宗纪下》记载：“（贞观十五年）五月壬申，并州僧道及老人等抗表，以太原王业所因，明年登封已后，愿时临幸。上于武成殿赐宴，因从容谓侍臣曰：‘朕少在太原，喜群聚博戏，暑往寒逝，将三十年矣。’时会中有旧识上者，相与道旧以为笑乐。”
[19]《旧唐书·员半千传》记载：“（员半千）寻又应岳牧举，高宗御武成殿，召诸州举人。”关于高宗试岳牧举的时间，文献中有两种记载。一是调露元年（公元679年）。《旧唐书·高宗纪下》记载，十一月甲寅，临轩试应岳牧举人。二是永隆元年（公元680年）。《册府元龟》在《贡举部》的《科目》门下记：“永隆元年，岳牧举。”小注云：“武陟县尉员（贺）半千及第。”（北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第7729页，中华书局，1960年。《唐会要》在《制科举》门下按年列述制举科目及其及第者，其中有：“永隆元年，岳牧举，武陟县尉员半千及第……”（宋）王溥：《唐会要》第1386页，中华书局，1955年。考虑到员半千及第发生于武成殿，故以永隆元年为高宗御武成殿试岳牧举的时间。
[20]a.“（光宅元年二月）甲子，太后御武成殿。皇帝帅王公以下上尊号。丁卯，太后临轩，遣礼部尚书武承嗣册嗣皇帝。自是太后常御紫宸殿，施惨紫帐以视朝。”（宋）司马光编：《资治通鉴》第6419页，中华书局，1956年。
b.《新唐书·则天皇后纪》记载：“（光宅元年二月）甲子，皇帝率群臣上尊号于武成殿。”
[21]a.陈子昂：《为乔补阙庆武成殿表》，摘自（唐）陈子昂《陈子昂集》第59、60页，中华书局，1960年。
b.关于该表的创作时间，有两种意见，一为光宅元年（公元684年），二为天授元年武氏称帝以后（公元690年）。（1）“《为乔补阙庆武成殿表》，《罗谱》祇云‘居东都数年中作’。按《新书》四光宅元年二月：‘甲子，皇帝率群臣上尊号于武成殿。’则此文殆光宅初作。”向群、万毅编：《岑仲勉文集》第345页，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2）“‘今陛下应天授命，括地登枢。先飞名于秘篆，终据图于宝座’。由此段文字可知，该表必作于天授元年（公元690年）九月九日武氏登基称帝后。”韩理州：《陈子昂评传》第102页，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c.通览全表，可提取两个值得重视的信息。（1）“骨笃禄等贼请降事”，关于突厥请降的时间，文献并未记载。根据骨笃禄攻唐过程，则应该是在突厥战败后请降，那么应有两次。一是光宅元年（公元684年）七月，骨笃禄等寇朔州，被程务挺击败。二是垂拱二年（公元686年）九月、三年（公元687年）七月，黑齿常之于两井、黄花堆大败突厥。天授中（公元690、691年）骨笃禄病卒。（2）“先飞名于秘篆，终据图于宝座”，应该是指垂拱四年拜洛受图，因此该文应作于垂拱四年十二月以后。“陛下至尊至神……自天而祐……帝气氤氲，祚基于元命”，与垂拱元年《上军国利害事三条》、垂拱二年《为乔补阙论突厥表》用语皆有明显不同，而与永昌元年（公元689年）《洛城观酺应制》《为程处弼庆拜洛表》更为接近。因此，笔者认为《为乔补阙庆武成殿表》应作于永昌至天授年间（公元689、690年）。
[22]天堂与武成殿紧邻，其兴废与武成殿院的格局直接相关。
a.“垂拱四年（公元688年）二月庚午，毁乾元殿，于其地作明堂，以僧怀义为之使，凡役数万人……十二月辛亥，明堂成……号万象神宫……又于明堂北起天堂五级以贮大像，至三级，则俯视明堂矣。”（宋）司马光编：《资治通鉴》第6447、6454～6555页，中华书局，1956年。
b.“垂拱四年二月十日，拆乾元殿，于其地造明堂。”（宋）王溥：《唐会要》第552页，中华书局，1955年。
c.另有垂拱三年开建明堂，四年建成的说法。《旧唐书·礼仪志二》记载：“垂拱三年春，拆毁东都之乾元殿，就其地创之。四年正月五日，明堂成。”
[23]根据《隋唐洛阳城天堂遗址发掘报告》图版2、图版4，可知在七号建筑东门阙西南角和西北角皆发现柱础。但这两个柱础形制完全不同，且卯口开设方向和尺度均无关联，其中西北角的柱础形制与六号建筑东门阙柱础形制相同，因此推测，西北角的柱础可能是改修六号建筑时使用的，仅西南角的柱础为七号建筑使用。
[24]“用于地势高受风荷大的建筑物。作用同管脚榫但较长。长为柱子露明部分的1/5～1/3，径约为柱径的1/2～4/5。”李浈：《中国传统建筑形制与工艺》第149页，同济大学出版社，2015年。
[25]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隋唐洛阳城天堂遗址发掘报告》第37页，科学出版社，2016年。考古报告文字部分将这一柱础误放入六号建筑遗址的描述中。事实上，六号建筑所存为西南、东南两枚柱础，形制完全一致，见于图版25～27、31。
[26]a.“光宅元年（公元684年）二月甲子，太后御武成殿。皇帝帅王公以下上尊号。丁卯，太后临轩，遣礼部尚书武承嗣册嗣皇帝。”这里也提到太后为册嗣皇帝而临轩。唐武成殿的主要功能为设宴、殿试、陈仪等重要活动，五代后还有朔望起居施入阁仪、册拜妃后，对四夷君长等功能，与大明宫正衙宣政殿的功能相似，“唐之宣政殿也，在周为中朝，在汉为前殿，在唐为正衙，凡朔望起居及册拜妃后、皇子、王公、大臣，对四夷君长，试制策举人，在此殿也”。徐苹芳先生也指出：“洛阳宫在中轴线主殿的布置上，与长安太极宫、大明宫仍有不同之处，即皇帝处理日常政事的宣政殿，不在乾元殿之北，而偏处乾元殿之西。”因此，“太后临轩”也可能在武成殿举行。至于这里所见武成殿前廊是否即“轩”，尚需更多资料整合讨论。徐苹芳：《唐代两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考古》1982年第6期。
b.王丹妮对唐代“轩”有所梳理，认为“前轩是堂屋前部一个开敞的空间”，并强调“唐代的前轩是建筑主体的前部，明清的‘轩’是建筑主体外的附加构件，两者有所不同”。王丹妮：《唐代中上阶层的“家”、空间与生活秩序》，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
[27]“发掘中利用2号础石西侧的现代灰井破坏坑进行了考古解剖，在础石底面以下1.1米处夯土中发现有一块大型砂岩。这块砂岩夹在夯土之中，表面虽然粗糙，但可以看出是人工加工的石料，大致呈长方体，南北宽约1.6、高约0.6米，东西长度不详。该砂岩在础石2的正下方，间隔13层夯土。从剖面上看夯层紧贴础石和砂岩块，当为夯筑基础过程中放置的砂岩和础石一次到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隋仁寿宫唐九成宫37号殿址的发掘》，《考古》1995年第12期。
[28]这种形象常见于隋唐时期的图像之中，如北朝至隋的天水石棺、初唐的大雁塔门楣石刻及盛唐时期敦煌148、172窟壁画等。
a.天水市博物馆：《天水市发现隋唐屏风石棺床墓》，《考古》1992年第1期。
b.萧默：《敦煌建筑研究》第79、87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9年。
[2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大明宫》第34～37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
[30]“中央御道宽14米，铺砖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为素面方砖，下层为条砖横列错缝平铺。”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隋唐洛阳城天堂遗址发掘报告》第24页，科学出版社，2016年。
[31]“这些石块都在同一水平面上，距现存夯土最高处深1.8米，而且排列有序。通过雷达遥感探测，并经钻探验证，发现1959～1960年发掘出来的两排二十个础坑下同一水平面的夯土里也埋有这样的石块。此外，在础坑之南9.2米处的同一水平的夯土里又发现一排十处这样的石块。……我们选择了三处进行解剖，以了解其形制。三处承础石的形制基本一致，每处都是由四块方形石平铺而成。方形石不太规整，边长52～60、厚18～22厘米。四块方形石之间及底部、顶部还铺有细沙。从解剖坑的夯土层来看，承础石是在夯筑到这个水平面时按照柱网布局放入的，而不是筑好基础后再挖坑放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大明宫含元殿遗址1995～1996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7年第3期。
[32]“这些磉墩结构独特，均用四块方形或者近方形的扁平石块平砌成方形……这种形制的磉墩与不远的圆形建筑基址上的磉墩形制完全一致，但却小得多。”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隋唐洛阳城天堂遗址发掘报告》第34页，科学出版社，2016年。
[33]“证圣元年正月……十六日夜，明堂后夜佛堂灾，延烧明堂，至明并尽。”（宋）王溥：《唐会要》第278页，中华书局，1955年。
[34]a.《旧唐书·王方庆传》记载：“则天御武成殿示群臣，仍令中书舍人崔融为《宝章集》，以叙其事，复赐方庆，当时甚以为荣。”
b.“神功元年五月，上谓凤阁侍郎王方庆曰：‘乡家多书，合有右军遗迹？’方庆奏曰：‘臣十代再从伯祖羲之之书先有四十余纸，贞观十二年，太宗购求。先臣并以进讫。惟有一卷见在，今进。……二十八人书宫十卷，并进。’上御武成殿示群臣，仍令中书舍人崔融为宝章集，以叙其事。复以集赐方庆。”（唐）张彦远辑：《法书要录》第111、1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35]“其年（证圣元年即公元695年）三月，又令依旧规制，重造明堂，凡高二百九十四尺，东西南北广三百尺，上施宝凤，俄以火珠代之。明堂之下，环绕施铁渠，以为辟雍之象，至天册万岁二年（公元696年）三月二日，重造明堂成，号通天宫。”（宋）王溥：《唐会要》第279页，中华书局，1955年。
[36]“东门阙东西面宽5米，南北进深3米。北面紧贴台基，东、南、西三面有墙，南面中间有门、门道宽1米，有慢道，慢道是用三块莲花纹方砖向外呈斜面铺砌，下面与东侧道相连。室内用素面方砖铺地”。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隋唐洛阳城天堂遗址发掘报告》第32～34页，科学出版社，2016年。
[37]笔者认为二号庭院为中宗所建佛光寺。王书林：《天堂佛光神功圣化——论隋唐洛阳城天堂区域的营建过程》，《华夏考古》2023年第3期。
[38]a.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冬，十月，癸丑，作水运浑天成”。（宋）司马光编：《资治通鉴》第6765页，中华书局，1956年。
b.《旧唐书·天文志上》记载：“又诏一行与梁令瓒及诸术士更造浑天仪，铸铜为圆天之象……铸成，命之曰水运浑天，俯视图置于武成殿前以示百僚。无几而铜铁渐涩，不能自转，遂收置于集贤院，不复行用。”
c.“是日端午，宴群臣于武成殿，各赐衣一袭，帝亲自赋诗。”（北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第1309页，中华书局，1960年。
d.有唐玄宗《端午一作端午武成殿宴群臣》诗：“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盐梅已佐鼎，曲蘖且传觞。事古人留迹，年深缕积（续）长。当轩知槿茂，向水觉芦香。亿兆同归寿，群公共保昌。忠贞如不替，贻厥后昆芳。”（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第37页，中华书局，1960年。
[39]丘光明等：《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第331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40]宝历二年（公元826年）二月，“上自即位以来，欲幸东都，宰相及朝臣谏者甚众，上皆不听，决意必行，已令度支员外郎卢贞按视，修东都宫阙及道中行宫。裴度从容言于上曰：‘国家本设两都以备巡幸，自多难以来，兹事遂废。今宫阙、营垒、百司廨舍率已荒阤，陛下傥欲行幸，宜命有司岁月间徐加完葺，然后可往。’上曰：‘从来言事者皆云不当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会朱克融、王庭凑皆请以兵匠助修东都。三月丁亥，敕以修东都烦扰，罢之。召卢贞还。”注曰：“史言修东都之役，非以群臣论谏而罢，特畏幽、镇之称兵而罢耳。”（宋）司马光编：《资治通鉴》第7848、7849页，中华书局，1956年。
[41]《旧五代史·李罕之传》记载：“光启元年（公元885年），蔡贼秦宗权遣将孙儒来攻（洛阳），罕之对垒数月，以兵少备竭，委城而遁，西保于渑池。蔡贼据京城月余，焚烧宫阙，剽剥居民。贼既退去，鞠为灰烬，寂无鸡犬之音。罕之复引其众，筑垒于市西。”
[42]《旧唐书·昭宗纪》记载：“九月己卯朔，汴州朱全忠、河南尹张全义与关东诸侯俱上表，言秦中有灾，请车驾迁都洛阳。全忠、全义言臣已表率诸藩，缮治洛阳宫室。优诏答之。”
[43]a.《旧五代史·梁太祖纪二》记载：“帝因是上表坚请昭宗幸洛，昭宗不得已而从之。帝（梁祖）乃率诸道丁匠财力，同构洛阳宫，不数月而成。”“天祐元年二月，帝辞归洛阳，昭宗开内宴……因连上章请车驾幸洛。”
b.《旧五代史·张全义传》记载：“梁祖迫昭宗东迁，命全义缮治洛阳宫城，累年方集。”
[44]a.《旧唐书·哀帝纪》记载：“延喜门改为宣仁门，重明门改为兴教门，长乐门改为光政门，光范门曰应天门，乾化门曰乾元门，宣政门曰敷政门，宣政殿曰贞观殿。”
b.“天祐二年四月敕，自今年五月一日后，常朝出入，取东上门，或遇奉慰，即开西上门，永为定制。其年五月四日，敕改东都延喜门为宣仁门，重明门为兴教门，长乐门为光政门，光范门为应天门，乾化门为乾元门，宣政门为敷政门，宣政殿为贞观殿，日华门为左延福门，月华门为右延福门，万寿门为万春门，积庆门为兴善门，含章门为膺福门，含清门为延义门，金銮门为千秋门，延和门为章善门，以保宁殿为文思殿，其见在门名与西京门同名，并宜改复洛京旧门名。”（宋）王溥：《唐会要》第564页，中华书局，1955年。
[45]a.《旧五代史·梁太祖纪四》记载：“御文明殿受朝贺……改西京贞观殿为文明殿，含元殿为朝元殿……（二月）宴群臣于崇勋殿。”
b.《河南志》所载武成殿更名过程，可与上述文献对应。“唐之武成、宣政，又改贞观。梁开平三年改文明。”（清）徐松辑，高敏点校：《河南志》第147页，中华书局，1994年。
[46]a.韩建华：《试论北宋西京洛阳宫城、皇城的布局及其演变》，《考古》2006年第11期。
b.王书林：《北宋西京城市考古研究》第223～243页，文物出版社，2020年。
[47]《宋史·天文志》记载：“太平兴国四年正月，巴中人张思训创作以献。太宗召工造于禁中，逾年而成，诏置于文明殿东鼓楼下。”
[48]“次北文明殿，正衙殿也，唐之武成、宣政，又改贞观，梁开平三年，改文明。……殿后有柱廊。”（清）徐松辑，高敏点校：《河南志》第147页，中华书局，1994年。
[49]王书林：《北宋西京城市考古研究》第139页，文物出版社，202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