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家大院以其宏伟的规模和精美的建筑著称，被誉为“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显示出晋商富豪乔氏家族的财大气粗。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发生后，晋中失守，日军在当地大肆掠夺，许多富贵人家的财产被洗劫一空。
但奇怪的是，看到富庶的乔家大院，日军竟然没有闯进去劫掠，最终使得这一座古宅得以保全。
日军为何没有对乔家大院下手？其实这都是因为门口挂的东西，救了乔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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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家始祖乔贵发，从小父母双亡，是一个衣不遮体无依无靠的光棍汉。
乾隆初年，他跟一个姓秦的好兄弟一同出走口外，开始在萨拉开厅合成当铺做伙计，稍有积蓄，便转到西脑包开草料铺，兼销豆腐、豆芽、切面及零星杂货。
经过苦心经营，乔秦二人开设了客货栈广盛公，当上了财东。
生意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中间一度亏本，后来扭亏为盈，他们便把广盛公改名复盛公，意思基业复兴，此后买卖越发红火。
创业虽难，但守业更难，即便从穷小子变成了富豪，但乔贵发却没有得意忘形，过上骄奢淫逸的生活，而是立下严格的家规，乔家子弟不准嫖赌，不准纳妾，不准酗酒等。
从这方面来看，乔贵发是很有格局和远见的，因为另一个一起创业的老伙计——秦家，对子弟不加管束，个个吃喝嫖赌、挥霍浪费，很快就从号内把股抽出，全部败光了。
最后，股份全被乔家买下了，成了一家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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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家的商业帝国起步于乔贵发，兴旺于他的孙子——乔致庸。
乔致庸从小是被兄长养大的，本来准备走仕途，刚考中秀才，兄长故去，只得弃文从商，主持家业。
“人弃我取，薄利广销，维护信誉，不弄虚伪”，乔致庸用儒术来指导商业经营。
在他执掌家务时期，乔氏家族事业日益兴盛，成为山西富甲一方的商户。其下属复字号称雄包头，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说法。
另外还有大德通、大德恒两大票号遍布中国各地商埠、码头，乔致庸本人也被称为“亮财主”。
在鼎盛时期，乔家现金流被估计达到1000万两白银，这还不算商号、店铺等固定资产，在当时真的是超级大富豪了。国库缺钱，左宗棠还得向乔家借钱。
资本愈见盈厚，但乔致庸并不沾沾自喜，还乐善好施，一生做出诸多善行，如光绪三年天遭大旱，乔致庸就开粮仓赈济灾民，还曾全力支持朝廷收复新疆。
19世纪末，由于连年战乱，晚年的乔致庸一改以往不治家宅的传统，开始在家院附近购置地皮，大兴土木，修建了规模庞大的宅院，即著名的“乔家大院”。
他扩建乔家大院第一个出发点，便是将大院盖得越牢固越好，以便保护乔家的财富。
所以，我们看到的乔家大院不像个“大院”，倒像个“城堡”，围墙很高，整体布局呈“囍”字形，展现了极高的防御性和私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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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参观过乔家大院的肯定都会惊叹：历经两百多年风雨沧桑和战乱的宅邸，现在保存得竟然这么好。
其实，乔家大院也曾险遭厄运，但最终化险为夷，这也得益于乔家人的善举。
原来八国联军入侵时，各地发生了很多排挤洋人的骚乱，当时的山西巡抚毓贤也在山西乱杀洋人。
那时，乔家就来了一群从太原逃出来的意大利修女。这些修女早就听闻乔致庸仁义的名声，所以前来求救。
乔家人认为修女们没做伤天害理的事，不应该被牵连，就收留了她们，还想办法把她们送出山西。
没想到正是这次侠义之举，让乔家大院在日后逃过一劫。
1938年，日军入侵到祁连县，一路烧杀抢掠到了乔家大院附近。乔家大院就算建得再坚固，也顶不住日军的炮弹啊。
在这危机关头，乔家人想到了在祁县的意大利神父孟泽喜。
孟泽喜感念乔家人当年的义举，赶紧送来一面意大利国旗挂在乔家大门上，并特意写了一则告示：“这里是我的子民，你们不能乱来。”
日军最后看在盟国国旗和意大利神父的面子上，悻悻而归，没有大肆破坏。
而在日军的那次“扫荡”中，除了乔家大院之外的很多晋商大院，都被日军损毁。
当然，乔家悬挂意大利国旗的事，也被一些人诟病。
不过，这在当时只是一种自保的权宜之计，并不能代表乔家对他国的靠拢，反而因此保护了一处珍贵的历史遗产，让我们一窥清代的建筑风貌。
此后，还有一些乔家子弟走上抗日的道路，比如乔致庸的曾孙乔倜便是一位为国牺牲的飞行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