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论坛 | 可持续发展与环境健康分论坛专家观点摘编

Lidia Morawska教授分享了关于公共室内空气质量管理的最新研究，强调了空气污染对公众健康的深远影响，并提出了国际合作在改善空气质量方面的关键作用。她呼吁各国政府重视空气污染治理，特别是在新冠疫情后，空气传播的健康风险已被得到广泛认识，需加强室内通风标准的制定。她从如何将科学研究转化为政策的视角，强调了科学家在推动变革中的重要性，建议通过国际合作和科学共识来影响空气质量管理领域的政策制定。

Tracy Morse教授从环境健康的角度出发，阐述了新污染物的健康风险，呼吁全球强化污染物治理，以保护人类健康。她分析了环境污染对人类健康的多重影响，尤其是新兴污染物如微塑料和抗微生物耐药性（AMR）。她介绍了在马拉维的研究，探讨了抗生素耐药性问题的传播路径和驱动因素，包括生活环境、废物管理和食品安全。她提出，缺乏有效的废物管理和清洁饮用水是发展中国家AMR问题的关键因素。她呼吁通过改善废物管理和社区教育，减少AMR的传播。

朱彤教授探讨了气候变化引发的高影响天气对人类健康的影响。他指出，近年来极端高温、野火和洪水等事件频发，对人类健康构成了直接和间接的威胁。例如，野火释放的大量PM_2.5和臭氧会导致呼吸道疾病和其他健康问题。朱教授强调，需要通过政策制定来减少高影响天气的健康风险，同时推动“碳中和”以减缓气候变化的进程。

郑玫教授深入分析了PM_2.5的成分及其对健康的不同影响，提出了在空气质量管理中需要更加关注污染源的成分和健康效应。她回顾了中国的空气污染治理历史，特别是自2013年PM_2.5标准实施以来的改善进展。她提出，PM_2.5的健康影响不仅取决于浓度，还与成分密切相关。不同地区的PM_2.5成分存在显著差异，因此需因地制宜地制定治理策略。同时，她强调通过空气质量健康指数（AQHI）向公众提供更直观的健康风险信息，以改善民众的健康管理。

李湉湉研究员探讨了气候变化背景下极端天气对健康的影响，强调了极端天气健康预警系统的重要性。她展示了热浪、寒潮、台风和洪水等极端天气对心血管疾病和呼吸系统疾病的显著影响，特别是在中国南部地区，寒潮对居民健康的威胁更大。她提出，通过高温健康风险预警系统，能有效降低极端天气对健康的影响。她建议，将健康纳入气候适应政策中，以提升公共卫生系统的应对能力。

张强教授探讨了中国实现碳中和与清洁空气的协同路径。他通过建模分析了不同政策措施的成本效益和健康影响，强调了在制定政策时考虑健康影响的重要性。

Caradee Wright博士通过视频方式分享了她的演讲。她提到，在南非，空气污染、极端气候事件、缺乏废物管理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等是当前主要的环境问题。她介绍了基于可持续性原则的环境健康改善策略，包括替代能源的推广、城市绿化以及清洁饮水系统建设等。她指出，通过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和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减缓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改善社会不平等现象。

Jonathan Abbatt教授深入探讨了室内与室外空气质量之间的联系。他表示，空气中的污染物，尤其是PM_2.5和臭氧等污染物，不仅在室外环境中广泛存在，也会渗透进入室内，对居民健康产生直接影响。他指出，臭氧在进入室内后会与室内表面发生反应，生成具有潜在健康风险的二次污染物。此外，他还介绍了近年来在空气污染监测和气溶胶研究方面的新技术，强调需要通过更完善的监测手段来掌握室内空气质量的变化情况。

Barbara Turpin教授介绍了PFAS（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对环境健康的影响。她指出，PFAS因其在耐水、耐污、耐热等方面的特性，被广泛应用于消费品生产中。然而，由于其持久性和生物累积性，PFAS会通过空气、水等多种途径进入人体，并带来癌症、免疫系统损伤等健康风险。她强调，通过减少消费品中PFAS的使用、加强污水处理等措施，可以有效降低PFAS的环境负担。

Hugh Coe教授探讨了建筑效率提升与空气质量改善之间的关系。随着建筑能效的提升，节能措施可能会导致室内污染物排放增多，从而影响居民健康。他介绍了如何通过传感器监测建筑内的空气质量，以及如何在建筑设计和使用材料时减少污染物的产生。他指出，政策制定应当综合考虑建筑节能和空气质量的平衡，以确保实现健康与环保双重目标。

段小丽教授分享了她在环境健康研究中的暴露评估工作。她指出，暴露行为研究对制定环境和健康政策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调查问卷、传感器等手段分析人们的日常行为模式，可以更准确地评估污染物对健康的潜在风险。她特别提到在空气污染较严重的情况下，通过改变暴露行为，如减少户外活动等，来有效降低健康风险。

薛涛研究员介绍了中国清洁空气行动对于生命早期的健康影响。他指出，PM_2.5是导致过早死亡和疾病负担的重要因素。他探讨了空气污染对儿童健康的影响，以及空气质量改善的健康收益。

刘欣主任介绍了以人为本的空气质量改善策略，强调空气质量与温室气体减排的协同作用。他指出，中国近年来空气质量显著改善得益于多项政策，包括国家空气质量标准和三个国家级空气质量行动计划，推动了空气污染与经济发展的脱钩。他提到，中国在新能源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光伏发电和新能源汽车等绿色经济项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加大。此外，刘欣提出了通过空气-气候-健康集成研究计划与交流平台（ARCH）与政府、企业等多方协作，共同推动空气质量标准的升级，以进一步减少PM_2.5和臭氧浓度，实现“美丽中国”的愿景。

Nguyen Thi Kim Oanh教授详细分析了东南亚地区的空气污染问题，尤其是PM_2.5的来源及其对健康的影响。她指出，东南亚PM_2.5污染的主要来源包括生物质燃烧、固废燃烧和工业排放，而这些污染物的高峰期多集中在旱季，带来显著的健康风险。她强调跨区域合作的必要性，并认为中国的经验可以为东南亚提供有效的治理模式，尤其在空气质量监测、政策制定等方面。此外，她还提到通过推广清洁燃料、可再生能源和清洁煤炭技术，可以逐步减少该地区对煤炭的依赖。

Patricia Krecl教授介绍了如何通过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来缓解城市热岛效应。她指出，城市化导致地表温度上升，增加了高温相关疾病的风险，特别是对儿童和老年人影响较大。她提出了一个气候服务框架，通过种植树木、优化通风设施等方式缓解城市热压力。她的研究表明，增加树木覆盖率可有效降低空气温度和热应激水平，这一方法成本相对较低且具有可操作性，有望在巴西乃至全球城市中推广应用。

于云江研究员分享了电子垃圾拆解区的污染物暴露和健康风险。他指出，电子垃圾在拆解和处理过程中释放出大量的重金属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如四溴双酚A），对附近居民造成健康风险。他的团队开发了经济实用的监测设备，并通过一系列实验分析了这些污染物在人体内的代谢路径及其健康影响。于教授建议通过引入更高效的生物降解技术，减少污染物对环境和人体的影响。

Admir Lima Targino教授分析了南美洲的生物质燃烧及其对空气质量的影响。他指出，每年7月至10月的野火季节，巴西、玻利维亚等地的生物质燃烧会向周边国家传输烟雾，导致黑炭和臭氧浓度上升，对空气质量构成威胁。他呼吁南美国家加强跨国合作，通过提升监测能力和出台联合政策来有效管理生物质燃烧。

汤绪教授介绍了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天气对人类健康和社会的影响，并提出需要全球共同努力应对。他指出，2023年全球温度创历史新高，极端天气事件增多，气候风险愈发严峻。汤绪教授强调，国际社会需携手制定统一的适应和减灾框架，将气候适应纳入国家战略，推动健康、经济和气候变化的协同治理。他呼吁建立气候变化适应指标，提升全球适应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