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分析中国经济不能陷入纯表象思维、纯经济思维及片面与静态思维，而应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方法，在世界经济体系演进的长期过程和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整体过程中认识中国经济的当前方位、未来方向、总体方略与具体方法。改革开放几十年间中国通过经济发展有力推动了现代化国家建设，新时代十年的重大成就则是通过系统的现代化国家建设为经济未来发展构筑了极为巩固的基础、拓展了极为广阔的空间。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进入以关键三十年为时间设定、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设定、以新发展格局为模式设定的大转型阶段，这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其对世界经济体系的意义与影响也是前所未有的。体制、供给、需求和人才等多方面优势是转型成功的重要保证，直面经济竞争、持续扩大开放、不断深化改革是转型期间的恒定性特征，短期企稳蓄势、中期逐步成势、长期前景光明则是不同的阶段性特征。为使光明前景成为现实，中国需处理好两大奇迹、两大格局、两大集团和两大秩序之间的关系，并在党的建设、科技创新、金融图强、广结善缘和维护塑造国家安全方面磨练更高超本领。
2023年夏秋之交，一场有关中国经济的大辩论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当前状况？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未来前景？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关系将向何处去？后疫情时代的中国经济还行不行？以后还能不能沾上中国经济的光？或者说能不能从中国经济态势的变化中分一杯羹？围绕这些问题，不同的人给出了不同的结论。外界对中国经济不同的分析判断，相当程度上成为人们对世界未来愿景期待的映射；对中国经济状况的意见分歧，是不同主体之间经济利益差异乃至战略分歧的反映。这决定了各方莫衷一是、一时缺乏定论的必然性。本文以点评这场大辩论的方式，尝试参与到这场大辩论之中。运用历史的、整体的、发展的视角，既立足也超越当前各种意见判断，基于中国和世界整体演进的形与势，在宏观和战略上阐述对中国经济的初步看法。在这场全球范围的大辩论中，乍看起来，似乎强调中国经济困难挑战和负面预期的论调居多，实际上意见并非是“一边倒”。如果对其进行总的概括，突出特点就是“复杂”。从实际情况出发，如果认为当前中国经济一点问题都没有，既不是一个大国经济的真实状况，也不符合人们的普遍观察，更有违我们看待事物应有的客观全面、实事求是态度。很多人感觉到，与21世纪初以来的中国经济相比，后疫情时代的中国经济面临一些新“问题”：一是消费疲弱。新冠疫情结束后，广为期待的“报复式”经济增长没有出现，可能原因包括人们感觉到钱难赚了，人们在疫情之后学会了节约，或者是消费观念更加成熟、过了“大手大脚”“乱花钱”阶段等等，或许还有其他原因，总之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不及预期。二是外贸下滑。出口数据方面传来的“坏消息”似乎居多，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引擎面临挑战。三是外资流出。通常反映经济前景的股票市场表现不佳，外国企业抱怨营商环境变差，制造业外流明显，民营经济信心明显不足。四是失业忧虑。舆论一度关注大学生就业和青年失业率问题，如何谋个“铁饭碗”，成为一些学生和家长们热议的话题。五是楼市震荡。一线城市的房价居高不下，一些城市的房子则价值缩水；房价高有高的不满，降也有降的纠结。尤其是几大地产商资金链相继出问题，给中国经济增添更大风险。由于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国际舆论出现了多种负面论调，其中“中国经济见顶论”最为典型。综合看，可将所谓“中国经济见顶论”的各种论据概括为如下几点。一是人口老龄化。过去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中国人口增速急剧下降，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并由此武断地推论中国的创新能力、消费潜力、社会整体活力都将逐步下降。二是债务过多。认为中国债务状况堪忧，特别是地方债和企业债负担沉重，严重制约经济活力，甚至不排除爆发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三是产业两头在外。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厦并非完全建立在自家地基上，抵御外部风险能力不足，在高科技方面“脖子”被卡得难受，影响了企业，也影响了国家。四是政策不再友好。声称中国不再奉行“亲资本”政策，外企不再享有“超国民”待遇，中国政府在金融、数据、科技领域制定一系列立法，出台一系列管制举措，导致营商环境恶化，企业市值缩水，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下降。一些西方媒体上的类似论调反复激荡、相互强化。受此影响，一些人似乎开始相信中国经济真的见顶甚至要爆发危机。可是，中国经济真的是如此不堪吗？待一些国际人士来到中国之后才深深感到，看媒体报道和分析抽象的数据是一回事，来中国实地走走看看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来到中国之后，以前的很多认识和想象被彻底颠覆。他们看到，中国的大小城市街道整洁有序，人群熙熙攘攘，各地交通拥堵，快递小哥着急赶路，其他人行色匆匆；公园里的人们散步、打拳、跳舞，一片悠然景象；到节假日，几乎所有旅游景点都人满为患。这是一个经济萎靡不振、充满危机风险的国家呈现出的面貌么？正是因为如此复杂的现实，国际舆论对中国经济的研判并非都是顺着“见顶论”的调子。美国《纽约时报》2023年9月11日一篇文章的题目写道，“中国经济充满风险，那为什么美国企业不能离开？”企业嗅觉最灵敏，如果中国经济确实不行，为什么还有大量外国企业选择留在中国和加大对华投资呢？英国《金融时报》网站9月19日刊登了著名评论员马丁?沃尔夫的文章“我们还不能说‘中国已达顶峰’”。文章引述其他国家发展历程的例证说明，中国经济纵有各种问题，但潜力依然巨大，只要自己不犯重大错误，其发展将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类似的判断还有很多。总之，人们隐约感觉到，当前和未来的中国经济发展，是一个正在展开的极为复杂的故事；这甚至不是一个既有坏消息也有好消息的经典辩证故事，而是一个包含着新指标和新特征的全新脚本；传统的视角和经济学理论已不能给予很好解释，下判断必须更谨慎些。显而易见的是，不是中国经济不行了，而是认识中国经济的一些传统视角失灵了，必须在思想方法上与时俱进，才能跟得上形势发展。在介绍看待中国经济的科学视角之前，先把一些错误的认识方法到底错在何处说清楚。首先需要警惕的是“纯表象思维”。现实世界的任何事物，都是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纠缠在一起的。对于中国经济，要挑毛病始终是有的。但这些毛病只是表象，是发展中的问题，并不影响发展的车轮滚滚向前，纠结于这些表象并无助于认识事物的主流和本质。如今，大的环境变化使这些表象具有了不同的“意义”，即其可能成为“认知战”的素材，唱衰中国经济不排除是反华势力对华打压战略的一环。从对华竞争的视角来看，美西方反华势力最忌惮的就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势头，担心美国经济被中国超越，因此除采取各种打压举措，也不排除通过鼓噪“中国经济见顶论”来影响外界对中国经济的预期，间接实现削弱中国的目的。需要避免“纯经济思维”。就经济谈经济，从单纯经济视角入、从单纯经济视角出，显然已不能解释当下中国的经济活动。完全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市场经济基本上是一种理论假设，现实中世界各国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经济活动每时每刻都要受到国家治理的影响。各国如此，中国也是如此。市场、社会与政府，作为现代化国家体系内部不可再度化约的三个基本变量，它们之间是越来越紧密的相克相生关系。因此，不能用那些过分简化的经济学理论去解释现阶段的经济活动。片面思维和静态思维也是要不得的。经济活动的一般特点是：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不怎么好，这是经济活动固有的周期性特征；有些领域好，有些领域不怎么好，不同行业的活跃度和利润率总是有差别；有些地区好，有些地区则不怎么好，即所谓地区发展不均衡。经济活动总是在不断地自我扬弃和动态演进中实现更高的效率、创建更加高级的经济形态。不必因为一时一事的好而沾沾自喜，也不必因为一时一事的不好而焦虑不安。市场效率、社会稳定、国家富强，都是经济活动中值得追求的目标；必须在动态中实现这些目标之间的平衡，因为世界总在变化，国家总在变化，经济活动也在变化。看待经济需要更加综合和动态的眼光。由此，正确的做法是：以世界现代化进程在过去几百年的演进为坐标系，从中国百余年来执着追求国家现代化的角度，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轨迹给予世界性、历史性和系统性的考察。也就是说，看待中国经济必须坚持大历史观。从世界体系论的角度看，中国经济的发展经历了几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把握住这几个时期将有助看清当前中国经济所处的时空方位。一是被动融入阶段。自所谓“地理大发现”后，世界现代化进程正式启动，各国进入深度联系、激烈碰撞、共同演进的全新历史阶段，世界体系逐步形成。在此过程中，世界经济体系以欧洲为中心不断扩张，经过几百年时间已覆盖世界各个角落，基本实现“全球化”。在这一体系中，欧美长期处于中心地带，占据有利地位，在资本催动下不断侵略、扩张、殖民；亚非拉地区是“外围地带”或说“边缘地带”，被强行拉入世界体系，处于经济上被剥削、政治被压迫、安全上被控制的不利地位。封建主义时期的中国就是在这样的进程中被强行拉入世界体系的，这是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的原因。这一阶段，山河破碎，主权沦丧，人民受辱，没有独立的国家，也谈不上拥有像样的中国经济。二是独立自主阶段。新中国建立后，国家获得至为珍贵的独立主权，打下了现代化国家的最重要基础。这一阶段的成就是：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形成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明确了经济发展同社会发展之间的逻辑统一关系，即社会主义国家“人民至上”的本质要求；确立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定位——即便计划经济形态并非是始终如一的最优选择，但政府必须介入经济活动，这一原则是正确且必要的。这一阶段的最大局限性是封闭。现代化国家存在于世界现代化进程和世界体系中，要建立的不是封建性的、仅依托于域内的土地等生产资料的自给自足经济，而是基于国际分工的开放型、合作型经济，必须参与全球分工，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但由于冷战初期的国际环境，中国对外开放的条件并不具备。封闭的后果是严重的。20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开始面临严重的发展难题。三是主动融入阶段。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主动融入国际经济体系，这极大改变了中国的面貌。这一阶段的成功，一方面是因为中国需要世界，需要外部的资金、技术、经验来加快本国经济现代化进程，因而开放意愿强烈，是完全主动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世界需要中国。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世界出现严重滞胀，必须将世界市场进一步扩容，中国规模如此之大，是产业转移和对外投资的理想之地。在此过程中，中国的收益是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转变，美国等发达国家也受益极多。在中国加工制造、对美出口、赚取美元、购买美债过程中，美国得以长期维系国内长达几十年的低通胀和低利率，维系由其主导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四是新的发展阶段。这也是新时代的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如果对这一阶段予以经济领域的学理式概括，可称为“全面转型阶段”。这一阶段开始时的形势是：第一，主权得以保全。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守住了政治底线。相较之下，许多后发国家特别是从社会主义阵营脱胎出来的转轨国家，在参与国际经济体系过程中都遭到美西方策动的“颜色革命”严重冲击，主权完整性被严重破坏。第二，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由于政府有效治理，合理统筹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创造了“两大奇迹”。第三，统筹了内外大局关系。自己的发展对别人好，别人的发展也对自己好。经过几十年努力，中国已成为国际经济体系中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首要发展中大国。如果说美国长期主导着全球金融体系，那么中国则当之无愧地成为全球生产网络和贸易体系的枢纽型国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贫穷落后不是现代化国家，主权丧失不是现代化国家，经社脱节也不是现代化国家。经过从1840年代开始一代又一代国人的努力，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努力，中国的现代经济形态初步建立起来，现代化国家形态也建立起来，现代经济建设对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基础性作用也凸显出来。上述梳理显示，要正确认识当前的中国经济，必须透过历史视野、全局视野和战略视野，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中蕴含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根本遵循。如果说改革开放几十年是用现代经济建设支撑现代化国家建设，那么新时代十年伟大成就的功用则在于通过现代化国家建设为打造更加高级的经济形态构筑起异常坚实的基础。关于新时代十年伟大成就，各类文献已有全面、权威、深刻的概括，本文仅从新时代伟大成就如何助推新征程经济发展的角度进行论述。一是通过党的自我革命，重塑了规范的政商关系。长期以来，政商关系不清是各国普遍面临的重大治理难题。政商关系不清，短期似乎便利了经济活动，久而久之必然滋生严重腐败，削弱政府合法性，带偏国家发展方向，威胁国家政治安全，并最终也危及经济活动。我国在改革开放几十年取得非凡成就的同时，也滋生了普遍、严重甚至是一些深层次的腐败。新时代以来，党以壮士断腕的勇气，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力度，高压惩治腐败，重新构建起既亲也清的新型政商关系，以政党的自律性确保了政府的自主性，以政府的自主性确保了国家的能动性，从而为经济活动设定了更加规范、透明、可预期的环境，确立了政府对经济活动支持而不扰乱、欢迎但不被其控制的基本规范。可以说，通过这种努力，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抢先一步，为经济更健康发展和国家更平衡发展打好了牢固的制度基础。二是通过战略顶层设计，确立了高远的经济目标。从“摸着石头过河”转向更注重顶层设计，以党的全面领导牵引各项工作和经济活动的展开，是十八大以来党在治国理政方面的重要特点，是党治国理政的信心与能力持续提升的重要体现。新时代以来，我们既立足当前更放眼长远，为经济发展设定了十分明确的目标和十分清晰的路径，其中总的牵引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安排和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的目标设定。目标高远意味着空间更加广阔，路径清晰意味着行动更加坚定，这相当于把中国经济发展的坐标轴拉长。后疫情时代以来，世界主要大国均感觉到战略顶层设计的重要性，也制订了一些长远战略规划，但就精细程度和可执行性而言，则无出中国之右。三是通过历史性地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积蓄了强大的经济潜力。脱贫攻坚战是民生工程，是民心工程，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党初心使命的重要内容，是党对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在此基础上，其经济意义也极为重要。放眼全球，消费不足是各国经济活动面临的普遍难题。经过过去几百年发展，全球化的地理空间开拓过程基本完成，世界市场已经被比较充分开发。接下来的努力方向，是通过将人的发展进步与人的消费活动深度融合，在同步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创造更大的需求增量。美国拜登政府提出“拜登经济学”，核心内容就是要“重振中产阶级”，手段是先帮助中下层民众，进而激发他们的消费潜力，为经济提供更大活力。“拜登经济学”能不能搞成，受制于多方面因素，但其广受关注显示出，各国特别是主要大国均意识到重建稳定的社会结构、增大社会扶持力度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意义。中国在脱贫攻坚以及乡村振兴方面是真心真意的，是全心全意的，是一以贯之的，是持之以恒的，是一步一个脚印的。有理由相信，这种努力在建设更加稳定有序的社会形态的同时，也必将产生全面长远的经济效果。四是通过产业政策布局，赢得了新经济业态的先发优势。后疫情时代，各国都开始抢夺新产业制高点。此时人们发现，中国已在建设新经济业态方面取得了很多成绩。中国能获得明显的先发优势，是因为从国际金融危机后甚至从21世纪初，就已开始布局以新能源为突出标志的新产业。如今中国的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等“新三样”，以及在对新产业至为重要的关键矿产加工等方面，都已确立稳固的国际优势。这些优势的取得均得益于中国高瞻远瞩的经济政策和产业布局，以及其他方面的一些提前布局。可以合理推测，未来中国在新经济业态建设方面还会带来更多惊喜。五是通过遏制资本无序扩张，拆除了经济风险的引线。自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全球推展以来，迄今已造成全球范围内的资本过度积累和过度集中。持续不断的收购兼并造成垄断越发严重，经济活力逐步下降；大量资本在金融市场空转，加剧了金融危机风险；资本力量太过强大，对政治的不当干预明显增多；由于管制不足，国际资本活动横冲直撞，对各国经济活动与经济安全造成严重威胁。这一普遍和共性的形势要求各国必须对资本活动加强监管，中国也面临类似形势。新时代十年里特别是党的十九大后，中国主动作为，对资本无序扩张问题采取了强力举措。在力争摸清资本特性与规律的前提下，为资本运作设置“红绿灯”，对各类金融风险实施“精准拆弹”。或许主动刺破泡沫的行为会带来颠簸震荡，但这有助于避免危机，完全值得。六是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拓展了经济发展的空间。中国是现代化国家，更是一个大型现代化国家，甚至是超大规模现代化国家。现代化国家的经济必须是开放性的，超大规模国家的经济就不仅要是开放性的，而且要是全球性的，要向全球开放。2023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回首过去十年，“一带一路”倡议被各国高度重视和认可，“一带一路大家庭”不断壮大，各国与中国之间的经济活动更深度融合，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通”取得非凡成就，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为全球发展开辟新空间，为国际经济合作打造新平台。这些举措极大优化了中国的现代化国家形态，理顺了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关系，理顺了内外关系，理顺了人与自然关系以及发展和安全之间的关系，从而把经济活动置于一个更加平衡稳定的国家整体结构中。更加清正的政府形态、活跃有序的社会形态、更可持续的自然形态、更加开放包容的内外关系形态，对各类经济主体而言只是利好、不是利空，因为它提供了对经济发展而言最珍贵的确定性。要理解当前中国经济，必须了解中国经济的过去，还必须知道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方向。要知道当前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的是中国此前从未经历的、甚至是人类现代社会从未有过的“大转型”。为简要描述这一“大转型”，重点阐释三个关键词。关键词之一是“高质量发展”。当前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的这次大转型，首要的特征是要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这是这次大转型在目标方面的设定。简要从几个方面加以说明。首先，此前的高速度发展何以可能？主要有外部和内部两方面原因。从外部看，如前所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普遍陷入滞胀，必须开辟新的市场、寻找新的发展空间、转移国内产能，中国是理想的合作对象。因此中国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时，面对的是比较友好的国际经济环境；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大量转轨国家融入国际体系，进一步扩大了国际经济体系规模，中国以自身的加工制造优势，在全球的资源型国家和消费型国家之间建立起纽带，充当了枢纽。这种大开大合使中国保持了几十年高速度发展。从内部看，中国人民的勤劳和智慧，中国劳动力的充沛和价格优势，也为高速度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客观条件成熟之后，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创业热情一下子迸发出来，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之高有内在必然性，经过几十年时间中国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有客观必然性。其次，如今的高质量发展何以必须？可以从四个方面说明。一是可以高质量，因为有基础。此前几十年高速度发展，为中国经济打下了厚实家底。健全的工业体系，成熟的管理经验，顺畅的融资渠道，大量高素质的劳动者和企业家，使高质量发展成为可能。二是需要高质量，因为有约束。主要是资源和环境约束。大量资源密集型产业不仅造成资源供应紧张，而且带来严重的环境破坏。必须提高发展质量，走高效、集约、绿色发展之路。三是应该高质量，因为有追求。经济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人的发展。与过去的艰苦时期相比，当前的中国居民有了更高的发展需求，经济活动必须跟上。经济活动的重心，也应该转向提供更高质量的商品和服务。就此而言，部分中低端产业逐步淘汰或迁到其他地区顺理成章；当然对于一些具有安全和战略意义的产业，仍需设法留在国内或确保近岸可控。四是将受惠于高质量，因为有好处。提供高质量商品和高质量服务，对经济主体而言意味着更高的利润回报。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中国，提供的将是比此前高速发展时期还要大得多的高回报市场。过去近两千年，中国经济是长期领先的，创造出先进的技术、大量的财富和璀璨的文明，带动了世界文明进步。在近现代，中国经济落后了，中国的财富被掠夺，长期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不利境地，被动挨打，抬不起头。如今中国已彻底摘掉贫穷落后的帽子，社会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发展阶段也在发生历史性变化，解决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必须推动高质量发展。这必将给中国经济带来新的巨大生机，给国内外企业带来新的巨大机遇，中国也将最终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确立新的领先地位。这是民族复兴在经济领域的具体内涵和深远影响。关键词之二是“新发展格局”。对中国经济大转型而言，“高质量发展”是目标设定，而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则属模式设定。“新发展格局”内涵十分丰富，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当代经济学研究的重大课题，必须深入领会思考。本文从中国经济转型的特定角度阐述一些粗浅理解。“新发展格局”既是固本，也是进取。有人认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似乎给人一种防守的感觉。是的，其中确有防守的成分。如果说面对加速演进的百年变局，面对各种不确定难预料因素，面对美国无所不用其极的遏制打压，中国经济一点都不做防备，不为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可能到来做好防范，似乎也不合情理。基于对国际形势的研判，中国现阶段经济工作的重要方面，就是固本培元，为各种可能极端情形做好准备，确保极端情况下国内经济循环畅通。或许做好了这些应对极端情形的准备，对中国经济的险恶攻势就会不攻自破，从而避免极端情形的真实发生。“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大有深意。中国为经济修筑坚固城墙，理顺国内循环的体制机制，绝不是为了自给自足。恰恰相反，搞好国内大循环，是为更好参与国际大循环。只有借助国际大循环，国内经济循环才会有不竭动力；只要国内大循环搞好了，国际大循环就肯定离不开我们。中国的国内大循环搞得越好，国际大循环的广度和深度就会更大，经济伙伴就会更多。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新发展格局”既有中国意义，更有世界意义。“双循环”对中国的意义在于，它给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大自主性。自主性的反义词是依附性。中国反对依附，不是说中国觉得依附于国际经济体系就是不好的。存在于并依赖于国际经济体系，是每个现代化国家的基本属性。中国反对或说避免的，是对试图控制国际经济体系的霸权国的依附，或者说是反对对美国霸权的依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深度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同时，非常注重维持自身政治特性，从未陷入对霸权国的依附，而是确立了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互利共赢关系。后疫情时代，美国有些人要将这种相互依赖“武器化”，想搞“零和竞争”和“竞赢中国”，面对这种情形，中国自己做主、避免受制于美的“双循环”对中国自身的战略意义就更加凸显。“新发展格局”的世界意义在于，它将为世界经济提供新的强大动力，甚至带动新型国际经济体系的形成。过去几十年里，美国主导国际经济体系的主要方式就是带有美国色彩的“双循环模式”。美国以其国内庞大市场为动力，吸收其他后发国家制造的商品并输出本国印制的美元，使美元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和计价单位；美国掌控着生产过程中的设计研发等环节以赚取高额利润，控制着产业链上游，并在全球推进产业分工，吸引各国参与到这一生产过程，对其他国家实施控制。各国既受惠于此，更受困于此。美国的价值盘剥、金融盘剥和隐性殖民，让各国苦不堪言。相较之下，中国只有胸怀天下的责任感和脚踏实地的科学谋划。中国追求的是更大范围的互利共赢；中国的想法是改变自己就能改变世界，做好自己就能惠及世界。过去十余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稳居世界第一。未来，随中国“新发展格局”逐步成势，14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其对世界经济的拉动效应会更明显。若是真的形成这种局面，不仅是现代中国从未经历的，也是现代世界从未有过的。关键词之三是“关键三十年”。要多久才能构建起“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呢？这是国内外都很关注的问题。从中国经济大转型的角度，高质量发展是目标设定，双循环体系是模式设定，“关键三十年”则是时间设定。“新发展格局”与“高质量发展”是党的文献中明确提出的重大概念。“关键三十年”这一术语似乎并未出现在官方文件中。本文认为，即便没有官方表述，却丝毫不影响它的有效性。从党的二十大到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大致就是30年时间，这段时期对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是极关键的，故而将这段时期称为“关键三十年”。具体分成两个方面加以阐释：一是“关键十年”还是“关键三十年”？二是中国应该“着急”还是“不着急”？“关键十年”是拜登政府2022年10月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出的概念。认为21世纪第三个十年，是对大国博弈和世界政治发展极为重要的时间段，将决定未来几十年的世界面貌。需说明的是，美国使用“关键十年”概念的更深层考虑，是认为这个十年乃是压住中国的最后机会，若是这十年压不住中国，待到中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并顺势全面发展，压住中国就不可能了。美国提出这样的概念，应该引起中国充分重视和警觉。为了不让美国压住，中国必须紧张起来，“着急”起来。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后疫情时代中国各部门、各行业的节奏都更快了，设定的目标也更高了。同时，如果我们仅是把眼界设定在这个十年，似乎有点窄了。中国的目标不仅是避免被美国压住，而是应更高远些。时势在我一边，命运在我手中，历史反复证明，中国是压不住的，我们应有更高远的视野去谋划更长远的事情，遵循自己的节奏而不是被别人带节奏。中国必须既立足当下也从长计议，有问题就去解决问题，能解决的必须尽快；对于一时解决不了的重大难题，就先把问题控住，着力为问题最终全面解决积累条件。本文前面所述的消费疲弱、外贸下滑、外资流出、失业忧虑、楼市风险以及由此而生的预期转弱和其他深层次问题，既是疫情三年冲击的结果，也有外部遏制打压的原因；是中国长期高速度增长期间遗留下来的问题，也是百年变局下各国经济共性特征在中国的具体反映，同时更是中国主动谋求大转型期间必然产生的阶段性现象，必须着眼长远、遵循规律，在统筹兼顾的基础上妥善谋划应对方案。中国正在实现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转变。强起来，除了实力上强起来，也应包括思想上强起来。从现在到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期间的中国，要越来越像强者那样看待和处理问题。要看到自身的短板不足并努力改进，更要看到自身存在的战略性优势，满怀信心地把长板做长，使其发挥更大作用。2023年8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南非出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时发表重要讲话，谈及中国经济具有的四大优势，指出中国经济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产业体系配套完整的供给优势，大量高素质劳动者和企业家的人才优势。遵循这一重大论断，中国经济优势的具体表现可从如下几方面理解。一是体制优势。体制优势或说制度优势是国家的最重大优势，体制竞争或说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在21世纪大国经济博弈中，经济体制及国家体制发挥着至为关键的作用。是否具有体制优势，将决定谁能走得更远，谁能笑到最后。这是因为，21世纪的国家经济和世界经济，早已经不是19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阶段，也不是20世纪少数欧美列强抢夺资源能源、瓜分世界市场的帝国主义争霸阶段。过去200多年间，西方现代化进程主要是在资本增殖本性驱动下完成的，主要是靠大国的船坚炮利、比谁的拳头硬而完成的。人性贪婪、残暴、粗鄙的一面，世界范围内的混乱无序、生灵涂炭，在这一时期并不鲜见。这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早期阶段。不经历这个阶段，不行；停留于这个阶段，更不行。如今，大量全球性问题——气候变化、环境污染、资源枯竭、毁灭性武器的扩散等，及国家性问题——贫富分化、地区分化、行业分化、种族矛盾、文化冲突等，已经小的拖大、大的拖炸，如果再不有所应对，人类的自我存续恐怕都成问题。没有世界，哪有国家？没有大家，哪有小家？人类社会必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即更有管理的世界现代化阶段及更有管理的国家现代化阶段。这是21世纪世界现代化进程面临的新任务，对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均提出更高要求。必须对全球资本活动给予更有力的监督，对国家经济运行给予更精细的管理，对内外两个大局给予更有效的统筹，对人的发展进步给予更真切的关照，对全球生态环境给予更真诚的敬畏。凡此都要求更强有力的国家体制。哪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及国家体制更能应对这些时代课题，这个国家就必能在21世纪的国际经济博弈中脱颖而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多下功夫，切实把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要从系统论出发优化经济治理方式，协调不同部门、不同政策在国家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定位和功能，加强全局观念，防止顾此失彼，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系统优化。新时代新征程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坚决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也注重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力争确保政府、市场与社会多元主体之间的紧密协同。我们重视市场的作用，是因为我们充分认识到，资本与资本活动仍将在很长时间内继续存在，必须摸清资本特性规律并加以有效驾驭，推动企业在创新活动和经济活动中处于主体地位。中国绝不是要排斥资本和市场活动，而是要更好地借重利用。中国更重视发挥政府的作用，是因为充分认识到单靠市场自发调节是不行的，市场有逐利性和盲目性，不能辜负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与期待，政府必须为经济活动设定方向、必须统筹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必须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将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放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上，充分发挥上下齐心的强大效能。有了这样的体制优势，我们就完全有信心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的关系，战略与策略的关系，守正与创新的关系，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活力与秩序的关系，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的关系，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这艘巨轮行稳致远。二是需求优势。这一需求优势来自于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中国有超大规模市场，是因为中国的超大规模体量。在过去几百年的大国经济博弈中，国家规模总是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和未来相当长时期，需求和市场将是全球经济活动中最稀缺的资源，谁掌握了需求和市场，谁就占据巨大优势。18世纪早期，荷兰的国际体系主导国地位很快被英国取代，就是因为荷兰本身的规模太小。无论是国土规模、人口规模还是经济规模以及政府规模都比较小，体现的是现代主权国家初期阶段的基本特征。这样的规模特征决定了荷兰市场纵深有限，只能在转口贸易中获利，根本无力建立并维系以其国内需求为支撑的“双循环体系”。金德尔伯格曾这样评价荷兰：“17世纪的繁荣是一个奇迹，衰退仅标志着拥有200万生灵的小小的荷兰共和国回归到了它在欧洲应有的位置。”相比之下，对荷兰取而代之的英帝国，其国土规模、人口规模、经济规模和政府规模都要大得多。178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总人口约为750万；1821年全英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英国人口已经增至1200万人。1821—1870年间，英国人口又增至2000多万人。大规模的人口以及相应的高收入水平，形成了对国际农产品和其他消费品的巨大需求，并辅之以伦敦金融市场的成熟，英国得以建立起以其为中心的国际经济环流。继英帝国之后兴起的其他后发国家，例如德国、俄国、美国等，各项国家指标也都比英国高。20世纪初，在美国即将从英国手里接过国际经济主导国的接力棒之前，美国的人口规模接近1亿，比英国多一倍；国土规模自不待言，是大陆级的；经济规模也稳居世界头号交椅。二战之后，美国以其各方面规模优势，牢牢把控着国际经济体系主导权。当时的苏联以及一些东欧国家，本质上是后发国家集团，不仅经济规模不及西方，经济治理方略也有问题，因而无法赢得同美西方集团的经济竞争和全方位博弈。规模是国家的自然禀赋，具有极为稳固的内在特征。大国也有大国的难处，小国更有小国的便利。本文在此处想传递的主要信息是，广袤国土和巨大的人口规模与经济规模，是中国的自然禀赋，中国没有理由不用好这一禀赋。现阶段中国的中等收入人群总数大致相当于美国总人口，中国的整体人口数量比西方国家加起来的总和还多。中国是后发国家，潜力巨大；中国的方略对路，前景光明。随中国14亿多人口整体进入现代化，其释放的需求将是天量的。三是供给优势。中国产业体系配套的完整性是各界熟知的。在经过国际比较后，特别是对比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空心化以及部分后发国家产业体系的畸形发展，就能对中国的供给优势有更深刻认识。在此基础上，本文还想强调一下除此以外的其他方面。应辩证地看待“过剩”供给问题。一些人的感觉是，中国目前似乎存在某些领域的供给过剩问题。比如，很多人都觉得房子盖得过多，一些桥梁、公路、园区等大型基础设施和城市拓建等，完工之后迄今没有达到满负荷运转，等等。必须承认，这方面现象确实存在，重要原因是中国现阶段基建和制造能力很强，造成一定程度的过剩；另一方面也要想到，很可能的是，待到中国经济“大转型”成功后，这些目前看来有所闲置的基础设施就能够发挥巨大效用。应发展地看待“新旧”供给问题。中国的产业体系中有一些确实是旧的，因为我们在高速度发展阶段承接了大量的国际“成熟”产业转移项目并自主建设了很多；同时，我们也有很多是“新”的，比如在新能源以及在数字产业方面。这些都是产业体系的战略预置，是为更高端、更有效率的新经济业态大规模推广做准备的。应长远地看待“内外”供给问题。中国的产业体系并非仅仅限于国内，而是一个全球性的存在。共建“一带一路”十年来，中国为共建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体系建设方面提供了大量公共产品，既为中国自身优质富余产能找到了出路，也为其他后发国家的经济腾飞插上了翅膀。给别人带来更多便利，也将给自己增加更多优势。目前，一些西方国家怀着复杂心态、信誓旦旦地要在一些全球南方国家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其动机和效果令人怀疑。西方国家本身产业体系空心化严重，在自身基础设施建设、重建产业体系方面仍需补课，哪有能力和好心去帮助别人？四是人才优势。拥有大量高素质的劳动者和企业家，是中国经济的人才优势。如何理解中国各类人才的“高素质”呢？一方面是劳动者的素质。如今，中国的教育常常被家长们抱怨为“太卷”。可是反过来看，这样的激烈竞争使每个人在进入社会时，掌握的本领也很多。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基础教育的成功，中国的文盲率极低。上手快，能吃苦，心灵手巧，适应性强，任劳任怨，是过去几十年来中国劳动者给人们的最典型印象。如果有人说，如今的这一代年轻人不愿吃苦了，也不能吃苦了。可以这样回应：经过上一代人咬紧牙关、艰苦奋斗，这一代年轻人已经不用再吃上一代人的那种苦了；而且要相信年轻人，在新的重担压到这一茬年轻人肩上后，他们一定能展示出强大的负重意志和担当精神。另一方面是企业家的素质。企业家有各式各样的，有一些还充满争议。但也有一些企业家，让人禁不住为其点赞。一段时期以来，一位出镜率很高、满脸皱纹的企业家就被广泛视为典型例证。尽管遭受外国对手“国家级”的遏制打压，甚至家人的安全也遭到威胁，却没有半句恶语相加，而是笑眯眯地说要向对手学习、与对手合作；在疾风骤雨没有到来之前，已经不事张扬地为最坏情形做好准备，从而在关键时刻制造“惊喜”；没有因为国家和国民的力挺而骄傲自满，却也从未放缓将商业利益与国家利益统筹推进的步伐。人们愿意相信，有家国情怀的企业家和实业家，民族危亡之时曾大量涌现；民族复兴之时，也一定不会少。研判未来趋势有难度。基于人类所获信息和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不可能考虑得面面俱到。但预测趋势仍是可能的。如果基于科学的方法，即便我们不能准确预测未来每一件事情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及其展开过程，却至少能把握住大致的脉络。为做到这一点，本文再次做出方法论的转换。如果说分析中国经济当前状况应将其放在中国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全过程中加以考察的话，那么对中国经济未来趋势的判断，则必须放在一个更大的坐标体系中，即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既考虑到中国因素，也考虑到世界因素；既考虑到客观因素，也考虑到主观因素。主观因素并不意味着随意性，战略意志和战略决断一定程度上也是确定性的来源。基于这样的方法论选择，本文将中国经济未来趋势分为不变与变化两个方面，并将变化的方面分为短、中、长期不同时段。先说不变，即确定性。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经济大转型相互交织，期间难免发生各种突发事件，但中国经济已具备相当程度的自主性，国家战略意志亦十分坚定，经济将长期和确定无疑地呈现如下几方面特征。一是直面经济竞争。中国反对以竞争定义中美关系，并非无视中美之间的竞争。中国必须直面中美竞争，在大国经济竞争中提升中国自身的国际经济竞争力。中国反对以“竞争”定义中美关系大致出于三个理由：第一，美国说的竞争根本不是竞争而是遏制，是对中国作为主权国家基本权利的否定，中国不能接受；第二，竞争并非中美关系的全部内容，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层次都存在大量合作领域，不能以偏概全；第三，就算中美关系的现状是竞争，现状也不必然意味着合理，对中美关系的定位必须具有前瞻引导功能，而不仅是确认现状。反对以竞争定义中美关系的同时，中国也清醒认识到，美国十分忌惮中国的庞大经济体量和快速提升的发展质量；美国一些人企图把中国的经济增速打压下去，把中国永远压制在产业链、价值链下游。可以预见，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当政，无论中国是否展现诚意与合作姿态，美国对中国的“小院高墙”、脱钩断链、融资限制及地缘成本强加都很难改变。鉴于中美战略博弈将贯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程，来自美国的经济竞争将是中国要长期应对的一项工作。消极躲避肯定不行，也没有必要躲。强起来的阶段，与强手过招是中国持续壮大的有效方式。中国必须敢于直面经济竞争，为此调动各方面资源、做好各方面准备。关于这一点，确定性是很强的。二是持续扩大开放。国际政治的基本规律是：国家在工业化初期通常采取保护主义政策，扶持“幼稚产业”发展壮大，就像美国首任财长汉密尔顿以及其他产业政策倡导者主张的那样；在快速崛起和繁荣昌盛阶段，倡导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就像鼎盛时期的英国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美国主张的那样；到了走下坡路阶段，则重新强调保护主义，试图保护国内落后工业。长期以来，中国是对外开放政策和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受益者。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里程碑。短短20多年间，中国货物贸易总额增长了11倍，成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未来几十年是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国家将继续发展，注定要拥抱对外开放。如今，中国立志实现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开放。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宣示了中国在对外开放方面的基本方针。2023年9月底，第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举行第八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高质量发展。这进一步确认了中国在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方面的坚定态度。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一方面要用足国内市场资源和内外大局的紧密联系，放宽市场准入，激发进口潜力，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不断提升在国际贸易中的分量和地位；另一方面，还应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性开放，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自身开放推动与贸易伙伴的双向开放，推动建设更加开放包容的国际经贸体系和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贸新体制新规则。这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也具有极强的确定性。三是不断深化改革。当代中国政治的基本信念是，改革永远在路上。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建设现代化国家有迭代升级的目标任务，会不断提出更高的标准要求；在现代化国家体系之中，一个领域改革往往牵动另一领域也要跟进，另一领域跟进又会带动更多领域变化，改革创新是一个压茬推进的长期过程；特别是未来相当长时期，百年变局演进过程中注定出现许多新情况，对治国理政提出新挑战，必须及时通过体制机制变革和政策调整加以应对。不管怎么改，其基础是明确的，那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目标也是明确的，那就是对经济竞争力、政治合法性、社会稳定性、生态可持续性和内外大局统筹性的总体追求和动态把握，对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维护和增进，对发展和安全的统筹兼顾，以及对民族复兴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统筹兼顾。新时代新征程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与新时期的全球治理，本身就是十分复杂的过程，二者深度融合使复杂性进一步增加。要使现代政党承担起这一职责，要使现代化国家做到这一点，必须通过持之以恒的改革，以自我革命带动社会革命，以关键领域变革带动系统性变革。这一点是中国矢志不渝、长期坚持的。至于变化的方面，从短、中、长三个时段说明。短期看，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的企稳蓄势恐怕还要持续一段时间。这是因为在国内，高速度发展时代过去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疫情三年后，这种“新常态”又进入新阶段、呈现出新特征，需要一些时间适应。后疫情时代，中国决意不搞大水漫灌式的刺激政策，外界也不应期待中国出现报复式的复苏反弹。同时金融领域各种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有的还很突出。输入性与内生性金融风险深度交织相互激荡，金融领域防化风险的任务十分艰巨。金融稳，经济才稳，金融不稳会冲击人们对经济的信心、增大融资难度。从根本上说，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风险性源于国际金融秩序不合理，而这不是短期能改变的。国际上还有一系列不利因素：高利率环境、市场保护主义、资源民族主义、产供链重组、金融武器化，以及乌克兰危机长期化可能带来的世界性系统效应，使世界经济继续下行压力持续存在，甚至不排除爆发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这样“人心惶惶”的国际经济环境对各国经济和中国经济都是重大风险。而且，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打压也是确定无疑的，这种遏制打压可能基于一系列时间节点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2024年是美国大选年，对华“超级鹰派”的鼓噪可能引发对中美关系前景的负面预期，并在经济领域产生破坏效应；2025年美国新政府上台，无论是拜登获得连任、特朗普重新上台亦或是其他候选人执政，美国都可能调整对华政策，带来新变数；2026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是否存在为国内大庆而加倍对华示强的可能性？同时，美国战略界一度鼓噪与台海局势有关的所谓“2027问题”，不排除继续“拱火”台海紧张局势，发动新的认知战攻势，影响对中国经济的预期；2028年则又是美国大选年。如果此时中美经济总量更加接近，两国关系敏感性将进一步增加，美国战略界对华焦虑进一步上升，对中国的战略压力进一步加码。甚至需要设想，到2029年，美国战略界看到其“关键十年”即将终了，如果发现仍未将中国压下去，届时其心态会怎样呢？基于中国庞大的经济体量、广阔的经济纵深、健全的经济体系以及周密的经济安全政策，中国有足够的能力和手段应对上述挑战。只要保证增长不失速，就能做到转型不失焦。经历了五千多年风风雨雨的中华文明，即便面对狂风骤雨式的困难挑战，即便惊涛骇浪真的到来，中国经济将依然会保持强大的韧性和发展势头。中期看，中国经济的新旧模式转换将逐步呈现轮廓和形成势头。中国深刻认识到，进入新发展阶段，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久久为功，必有回报，形势一定会发生变化。待到美西方国家推出的产业政策的“红利”效应逐步减退，而由这些政策带来的通胀效应和金融信誉败坏逐步显现，内部经济、政治和社会矛盾显著激化的时候；待到美西方国家的“脱钩断链”“去风险”举措既没有将中国打压下去、也没有让自己真正安全起来的时候；待到各种遏制打压手段陆续祭出、却被中国一一化解的时候；待到他们意识到对中国既要打压更要借重、不喜欢中国却时刻离不开中国的时候，形势就会发生变化。上述变化出现后，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会有全新的认识。人们会认识到中国经济体系的坚韧性：即便有所损失，但总体平稳坚固。经历了如此淬炼之后，中国经济能够行稳致远的前景变得更加可信。人们会认识到中国经济政策的合理性：在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整体中谋划经济工作，这一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人们会认识到中国经济模式的先进性：经济转型就是越早越好，越早越主动。人们还会意识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带动性：中国经济大转型对世界各国而言是重大机遇，和中国合作是必须的，合作的好处是多多的。如果更大胆预测的话，将短期阶段和中期阶段划分开来的，不排除是一次分水岭式的重大危机。如今人们隐约意识到，随着各国内部和国际层面经济、政治、安全矛盾集聚，特别是考虑到现阶段主要大国超常规的金融举措和岌岌可危的国际金融体系，再度爆发一次全球金融危机，并由此引发广泛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国际安全危机，是有相当概率的。由重大地缘安全危机（如乌克兰危机或是其他区域爆发严重地缘冲突）引发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并引发各国内部和世界范围内的更大系统效应，可能性也是有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论及的世界危机。世界危机的理论规律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爆发世界危机是过去几百年来每一轮百年变局加速期的必然现象；世界危机既是诱发守成大国加速衰落的动因，也是助推后发国家加速崛起的契机。国际格局转换与时代的进步，往往是在世界危机的剧烈动荡中加速实现的。世界危机何时、何地及如何爆发，我们不能轻下判断；如何看待和对待世界危机，则取决于我们的主观决断。世界危机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冲击，也必然带来全球范围内的急剧震荡。同时，如果头脑清楚、准备充分、应对得当，“危”就是“机”，将有助于加速实现中国经济“大转型”。关于中国经济，停滞的前景不会出现，美好的前景也不会唾手而得。现阶段的现实困难和挑战，应高度重视、认真应对。除此以外，还有一些隐隐约约出现在地平线上的新的和真的挑战，或者说会出现一些日益凸显的重大议题，需要提前研判和做好应对准备。这些挑战可大致归纳为对四对关系的处理。一是两大“奇迹”之间的关系。本质是说新征程上的经济与社会关系。中国已创造了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某种程度上，社会长期稳定是建立在经济高速增长基础上的。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稳定的基础会变化，一些高速增长期间掩盖的社会矛盾可能“水落石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对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深远内涵，我们需要不断深入研究。世界变局加速演进的重要表现之一，是全球范围内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再度进入活跃期。我们要从全球化、信息化条件下国内国际紧密联系、深刻互动的角度去看待这一动向。人类社会的每一次经济转型，都会带来利益格局的根本变化，产生新的经济赢家和受损群体。中国经济大转型期间，如何避免大范围的结构性失业？如何确保劳动者素质技能迅速适应新经济形态的需要？如何以公平正义原则处理财富分配，从而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这些都是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唯有把这些问题回答好了，我们才能真正创造新的两大奇迹，实现经济更高质量发展以及社会更加稳定有序和更加充满活力。二是两大“格局”之间的关系。本质是说新征程上的发展与安全关系。高质量发展、新经济形态的内核和驱动力是新科技革命。这一轮以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量子技术、生物技术、能源技术、材料技术等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在彻底改变各国经济形态的同时，也将深刻重塑人类社会的整体形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全新阶段。其对各国国家安全的影响将是根本性的。至于新科技革命将如何影响现代国际关系和各国国家安全，乃是这个时代极为重大的哲学命题和战略课题，目前人们正在启动这方面的研究思考，例如对人工智能将如何改变人类自身存在方式、人与人关系以及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等，人们初步展开了一些思考，但还不够深入。没有思辨哲学一般的深刻洞察，没有对客观世界各个方面的全面把握，没有对自身发展利益和安全利益的全新界定，是不可能完全把这个问题研究透的。各国现阶段都越发意识到，国家需要新的安全理念，需要新的安全手段，需要构建新的安全格局。中国已经提出内涵明确的新发展格局并付诸全面行动；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人心，维护各领域国家安全的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成就，新安全格局正呼之欲出。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更加深刻地认识新科技革命、新经济形态、新发展格局对构建新安全格局提出的新要求，更好地统筹新发展格局和新安全格局这两个大局，更好地统筹发展和安全。三是两大“集团”之间的关系。本质是说全球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的关系。南方集团与北方集团之间的矛盾或说南北矛盾，是百年变局演进的几大主线（南北矛盾、东西矛盾、上下矛盾、左右矛盾）之一。相对于其他几大主线，南北矛盾具有基础性作用。南北矛盾长期有之，是国际体系“中心地带”国家与“边缘国家”矛盾的另一说法，在二战后随着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而呈现出更明显特征；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背景下，全球南方国家自立自强、团结共进的态势更为突出。毫无疑问，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第三世界国家，是理所当然的南方国家成员；如今，中国更是毫不迟疑地确认了自身南方国家的身份，誓言坚定地与全球南方国家站在一起。这是中国的战略定位和重大战略选择，是非常正确、非常必要的，必须长期坚持。同时也要注意，中国认定自己是发展中国家、南方国家，但别人更看重我们的超大规模；全球南方的朋友们一到中国特别是到东南沿海的一些城市，可能更多看到的是中国的高楼大厦、繁华街道和人民的富裕生活。一定有人认为，中国甚至比某些发达国家发展的还好。客观地说，中国的某些地域和某些领域确已具有发达经济体特征；而且中国也会在不远的将来整体迈进现代化。这就要求我们在国际经济体系乃至国际政治体系中的战略定位更加精准。如果定位不准，西方反华势力可能就此大做文章，南方国家的人们也难免疑虑。可以确定的是，即便有局部发达特征或整体进入发达阶段，我们仍将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南方国家的利益；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在全球南方国家和全球北方国家的对立中受益，而是要当好全球南北合作的“枢纽”。东西南北，中国居中，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自然推论；连接南北、贯通中西，是中国应该在这一轮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的独特作用。四是两大“秩序”之间的关系。本质是说百年变局前与百年变局后的关系。如前所述，百年变局的出现是矛盾累积的必然结果；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注定加剧国际体系失衡，催生大规模世界危机；此危机将是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文化危机和国际安全危机的混合物，并产生巨大的破旧立新效应；矛盾出清过程也就是旧秩序逐步瓦解、新秩序逐步形成的过程。世界危机爆发前、爆发中和矛盾危机整体出清完毕的危机后的阶段，国际形势有巨大差别，甚至出现完全不同的国际政治、经济、金融、地缘、安全、文化新秩序。针对新旧两大秩序，中国需要制定不同的战略策略，科学界定自身在“破”“立”过程中的角色定位和利益诉求。还需要针对危机爆发的不同路径，例如主导国率先爆发经济金融危机、其他地区爆发经济金融危机、地区安全冲突失控引发全球性动荡、重大自然灾害引发全球危机等不同情况，进行分门别类的战略推演，前瞻性思考危机后的秩序构建问题，甚至需要多想几步，提前做好战略预置。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就应该有雄心壮志；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也一定能实现雄心壮志。中国胸怀天下，立志以民族复兴之势，带动构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善护念，坚守初心使命；要笃行之，为此练好“真功夫”。立足经济工作，基于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长时段谋划、大空间布局、全领域塑造等目标要求，简略阐释需要下真功夫的几个方面。一是党的建设。加速演进的百年变局不会自动形成全新升级的世界秩序，必须有先进的价值理念、战略愿景和政治力量加以引导。新一轮国家现代化进程也是如此。中国共产党是全球范围内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是21世纪最大最先进的政治力量，注定要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无可替代的特殊重要作用。因此，必须旗帜鲜明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将党的领导贯穿中国经济转型的各领域全过程，贯穿建设更加高级的国家现代化形态和参与引领新型全球治理的各领域全过程。既然承担着如此重大的历史使命，党的自主性、自律性、能动性就必须特别强，必须始终以高标准全面从严管党治党。二是科技创新。应高度重视这一轮科技革命的系统性、全局性甚至是颠覆性意义。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对提高生产率、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尽快摆脱高科技被人“卡脖子”的局面，将科技工作主要放在自身力量的基点上。必须发挥好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确保各创新主体各司其职、各尽所能、最大限度形成合力。需要在科技创新路线上深思熟虑，并有重点地加以攻关，在科技研发上舍得投入，力争获得并长期维持在重大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还应立志在科技创新成果的全国和全球产业推广方面紧锣密鼓、不遗余力。三是金融图强。大国博弈的基本方面是融资竞争，中国建设金融强国刻不容缓。需妥善处理好中国经济转型与金融转型的关系，处理好中国金融体系与国际金融体系的关系，特别是着眼长远重塑中美金融关系。需加快上海、香港等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发挥好国际金融中心在为中国经济转型融资方面的作用。需加强全面监管，确保对资本特性规律有更好驾驭，坚决避免爆发重大系统性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应用好数字人民币等业已出现的金融创新，培育更多金融创新，推动其在国际金融体系变革和国际经济体系变革中发挥更大作用。对可能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做好充分的思想和工作准备。四是广结善缘。需要在拓展经济合作的同时，扩大中国的伙伴网络。不仅培育和扩大共同经济利益，还要培育和扩大共通的战略利益和价值观念。扩大对外开放和统一战线建设，是须臾不可分割的工作。五是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百年变局越是加速演进，大国博弈越是向纵深发展，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重要性紧迫性就越突出。这要求我们必须统筹好经济转型与经济安全，统筹好经济安全与其他各领域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