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撰稿 /北京史地民俗学会理事 张世强(小强）
现在流行City Walk，如果您行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您知道可以到哪里去欣赏邓小平同志的墨宝吗？告诉您，北京饭店、兆龙饭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分别在长安街、东三环、西二环和北四环边上，这四个单位的名字您只要路过就可以看到。另外，像“希望工程”“景山学校的三个面向”“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等等题词题字，都来自邓小平同志。
“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碑，已成拍照景点！
在今天的八达岭景区，长城两大极具历史价值的题词纪念碑——毛泽东的“不到长城非好汉”和邓小平的“爱我中华修我长城”，已成为著名的拍照景点。
就在四十年前的1984年9月，邓小平题词“爱我中华修我长城”，不仅让古老的长城恢复了生机，也唤醒了整个中国的文物保护意识。
1984年，作为跑文物口的《北京晚报》记者苏文洋，目睹了八达岭部分长城的颓败，残垣断壁、一片荒凉，心里真不是滋味，
苏文洋心里琢磨，“现在人们文物保护的意识还不强，我又是个年轻记者，能够做出点儿什么事来。”随后，经过多方调研和征询意见，苏文洋想到通过社会集资修长城这个念头。随后，在报社和众多领导，特别是中央领导的支持和鼓励下，《北京晚报》联合八达岭特区举办了“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
1984年7月5日，《北京晚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则活动启事——《北京晚报、八达岭特区办事处联合举办“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呼吁各单位和个人量力而为，参与赞助。
启事见报当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成立大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对《北京晚报》记者说：“这是一个好的活动，是个大好事。”说完，习仲勋应邀为活动题词——“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
第二天，《北京日报》和《北京日报郊区版》《经济日报》《工人日报》等也刊发了活动启事和报道。新华社等媒体纷纷跟进报道。
一时间，社会赞助修长城的消息，传遍祖国大江南北。
短短20天时间，活动委员会收到了70万元赞助款。计划中的八达岭长城修复第一、二期工程，自1984年7月28日顺利开工，原计划11月中旬完工，到9月17日就提前竣工了。
邓小平同志“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题词写好了！
看到八达岭长城修复进展顺利，苏文洋想，如果能把长城沿线各城市都号召起来，那该多好！如何号召？20来岁的苏文洋有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儿，他和活动委员会商量，提出了更大胆的想法——邀请邓小平同志题词。
他和同事们想，如果能请邓小平同志为活动题词，这活动会产生最大的号召力。一产生这个念头，他们就立即着手找有关部门联系，但这一大胆的想法能否得到邓小平的回应，大家心里没有把握。
敢想敢干的苏文洋和报社同事把活动相关情况写成文字，然后请有关部门呈报小平同志。
小平同志日理万机，能为此专门题词吗？谁都没太大把握。
过了几天，苏文洋接到一个电话，中南海传来佳音——小平同志的题词写好了，马上到中南海西门去取。听到这个消息，大家欣喜若狂。他挂了电话，立马骑上那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自行车，用最快速度赶往中南海。
由于速度太快、“车闸不灵”，在路上苏文洋不小心撞了一位姑娘。他来不及陪姑娘去医院，也不方便说明原委，就写了一张纸条，留了电话，道歉说：“我有急事，你自己去医院吧，有问题尽管来找我。”后来，那位姑娘并没有找他。
苏文洋急匆匆赶到中南海西门，门口的警卫人员问：“你找谁？”他自报家门，并说：“我是来取急件的。”很快，传达室的工作人员递过来一个大号牛皮纸信封。他迫不及待地展开，只见“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八个苍劲的大字力透纸背。
“伟人的关怀，凝聚在字里行间！”苏文洋至今不忘，那一天是1984年9月1日。他感慨道：“做了多年记者，自己参与组织的活动能得到小平同志的关怀和亲笔题词，这是我莫大的荣幸！”
苏文洋取回小平同志的题词后，报社同事闻声都围了过来。时任北京日报社排字车间主任的白利平记得，“报社就跟过节一样热闹，大家都高兴、骄傲。”
题词取回后，《北京晚报》翻拍见报，真迹至今仍珍藏在京报集团资料室内。9月2日、9月3日，《北京晚报》和《北京日报》分别在头版刊登了小平同志题词——“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
报纸印完后，苏文洋去车间把小平同志题词的这块铜版抠了下来，留作纪念。后来有记者采访他，苏文洋从上衣口袋掏出这块珍藏多年的“宝贝”，只见这块铜版手掌大小，泛着暗红色，凸出的字迹间，似乎还残留着当年的油墨。
苏文洋还把小平同志的亲笔题词，拿到琉璃厂荣宝斋，用木版水印技术，按原大印制了50轴，交给活动委员会。“如果有突出贡献的单位或个人，我们就送他们一轴，表示感谢。”
报纸送入千家万户，小平同志的题词，在全国再掀热潮。
后来，经“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委员会研究决定：邓小平同志题写的题词要制作成纪念碑，永远矗立在八达岭长城上。纪念碑碑身正面镌刻邓小平同志题写的“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八个大字，碑阴刻写碑文，记录这次有重大影响的爱国活动，碑身两侧分别刻写赞助单位和赞助个人的名单。纪念碑碑址在八达岭长城北七城台中央，这座城台是这次赞助活动工程的起点，也是八达岭长城的第二制高点。
这次赞助活动不仅推动了八达岭长城以及慕田峪、金山岭、张掖汉长城等各地长城的修复进程，而且提升了公众的文物保护意识。
从1984年开始，修复长城的活动在全国各地展开，以前八达岭丢了很多长城砖，都被周围的村民拿去围猪圈了，这个活动之后，老百姓自发地把这些长城砖送了回来用于修复。
邓小平同志为“希望工程”输入标题
1990年9月5日，邓小平为“希望工程”题名,此后希望工程遍布农村，希望之花开遍全国。人们在缅怀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之时,不能忘记,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一直十分关心青少年一代的成长,高度重视青年工作。
“希望工程”是团中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以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儿童为目的，于1989年发起的一项公益事业。它的宗旨是建设希望小学，资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重返校园，改善农村办学条件。援建，改变了一大批失学儿童的命运，改善了贫困地区的办学条件，唤起了全社会的重教意识，促进了基础教育的发展；弘扬了扶贫济困、助人为乐的优良传统，推动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1989年10月30日,青基会宣布:实施以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为主旨的希望工程。1990年5月,团中央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请他为刚刚实施不到一年的希望工程题名。“没想到,很快,9月5日,青基会就收到了小平同志的题词。拿着那张还散发着墨香的字幅,看到小平同志挥洒苍劲的书法‘希望工程’,青基会的同志们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
有了邓小平的题词, 极大地增加了希望工程的影响力和公信力。现在,即使是贫困地区刚入学还不识字的孩子,他们的文盲父母,也能认得邓小平的行书手迹,他们认定,小平同志推动的希望工程定会给他们带来幸福和希望。
1992年4月15日,“希望工程百万爱心行动”序幕正式拉开,以此为契机,邓小平为希望工程的题词也在《人民日报》上正式发表。
1992年青基会实施“希望工程百万爱心行动”,创新了资助模式,第一次以“一助一”结对的方式展开助学行动。捐款20元即可帮助一位失学儿童完成一学期的学业,捐款人与受助人通过邮局统一发行的明信片实名结对。希望工程成立前三年,累计救助失学儿童3万名,而‘百万爱心行动’实施当年,救助规模就突破30万名。
一位老共产党员的两次捐款！
就在“希望工程”活动进入高潮的时候,1992年6月10日,青基会捐款接待室来了两位军人,他们拿出了3000元捐款,但不留捐款人的姓名。负责接待的会计张培明告诉他们:“留下捐款人的名字是我们的规定,不仅为我们,更是为后人留下一份责任与爱心的清单。”这两位军人想了想,说:“如果一定要留名,就请写‘一位老共产党员’吧。”
那时,青基会位于北京东城区后圆恩寺胡同,当这两位军人离开时,张培明多了个心眼儿,他给海外部的甘东宇使了个眼色,小甘悄悄地跟了出去,一直跟到胡同口,只见他们上了一辆车,他默默记下了车牌号。根据车号,我们判断这辆车可能来自中南海,后来通过求证,进一步确定了那辆车就是小平同志的工作用车,从而判断出这位给希望工程捐款的‘老共产党员’就是小平同志。”
不久,1992年10月6日,这两位军人又来到青基会,再次以同样的方式捐款2000元。后来，青基会经过讨论决定,这两笔共5000元的捐款用于小平同志早年战斗过的地方——广西百色地区,救助那里的失学儿童。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亲自组织领导和发动了百色起义,创建了红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并建立起右江苏维埃政权。
最终,邓小平的捐款用于救助广西省百色市平果县希望小学25名壮、瑶族的失学儿童。虽然当时并没有刻意宣传,但小平同志资助希望工程的消息还是在平果县希望小学和百色地区悄然传开,受惠于小平同志捐款的25个孩子还特意给邓爷爷写了一封充满感情的信。
信中说:“当我们得知您以‘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名义向希望工程捐款5000元人民币,又知道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把这些钱用于救助我们百色革命老区的失学儿童,我们都激动得哭了。我们的父母、老师知道了,也感动得流下了眼泪。您的工作多忙呀,可您还时刻惦记着我们这些老区山里的娃娃。我们感到,虽然您住在北京离我们好远好远,但您的心与我们贴得好近好近。我们一定不辜负邓爷爷的亲切关怀和期望,珍惜学习机会、好好学习,长大把家乡建设得更新更美。”
孩子们的这封感谢信经青基会等相关部门,最终确定交到了邓小平的手里。这件事情过去很多年以后,小平同志的女儿邓榕曾对原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说：“父亲是在一次全家人一起吃饭时，听大家议论希望工程,当即表示要捐款。后来,娃娃们的感谢信他也看到了,父亲非常高兴。”
邓榕还好奇地问徐永光:“你们如何知道这位‘老共产党员’就是父亲?是不是来捐款的同志‘泄密’了?”徐永光听后笑了,摆摆手说:“那两位军人绝对保守了秘密,至于我们是如何知道的,这也是秘密。哈哈!”
后来，那25个孩子中,有11人考上了大学。其中,周标亮毕业后选择回母校平果县希望小学执教,并通过竞聘出任校长,后来还成长为平果县教育局副局长，党的十八大代表，这位被希望工程选为“希望之星”的女代表曾对媒体说:“有一天,我的班主任找到我说,你很幸运,你得到了邓爷爷的资助,你可以继续上学了。当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做梦都想不到，北京离我们这么远，我们这里又是一个偏僻的小山村，确实没有想到过能得到邓爷爷的资助，每个学期五十块钱（资助），一直到了小学毕业，真的是改变了我的命运。”“每当回想起我的成长历程,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起我的恩人邓爷爷,想起他老人家倾注大量心血的希望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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