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撰稿 /北京史地民俗学会理事 张世强(小强）
1961年4月，正是北京乍暖还寒的初春时节，地处北京东北郊区的顺义，天气还有些微冷。4月7日下午，一列火车悄悄停靠在北京顺义牛山火车站附近的道岔上。火车上这一行人轻车简从，为了不给地方增加负担，在15天的时间里，他们一般就吃、住在火车上。
这一行人中，有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有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曹幼民，有时任中共中央秘书处机要秘书，也是邓小平同志的夫人卓琳，还有北京市委派出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大中、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常浦和统战部部长廖沫沙等。
他们为什么要来到顺义？在这15天时间里，邓小平同志又留下了哪些至今还让人难忘的故事？
“实事求是年”的京郊之行！
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在为增进人民福祉而不断求索的道路上，作出过许多影响深远的重大决策，这背后是他始终坚持把调查研究“作为永远的、根本的工作方法”。他经常到各地调查研究，深入基层了解情况，认真倾听群众心声。1961年，他来到北京顺义进行长达15天的调查研究，就是一段让人难忘的岁月。
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处于艰难探索阶段，国民经济遭遇严重困难。在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提出，希望在1961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
3月13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写了一封信，强调各级干部都要重视调查研究，特别提出：“希望小平、彭真两位同志在会后抽出一点时间，例如十天左右，去密云、顺义、怀柔等处同社员、小队级、大队级、公社级、县级分开调查研究一下，不要各级集合，这样，可以使自己心中有数，好作指导工作。”
3月27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出，改正工作中错误的根本方法是加强调查研究。他说：“政策上是解决平均主义，方法上是提倡搞调查研究，县以上领导机关要把调查研究恢复起来，作为永远的、根本的工作方法。”
邓小平一直记着毛泽东3月中旬信中提出的要他和彭真到北京郊区作调查研究工作的意见，但他还需要处理手头一些急迫的工作。于是，他和彭真商定，稍后他们直接带领和指导5个调查组到北京郊区开展调查研究。他带两个组到顺义，彭真带三个组到怀柔。等到邓小平把各项工作安排好后，这才于4月7日下午，带着时任中共中央秘书处机要秘书卓琳和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曹幼民等人，轻车简从，到达顺义。
邓小平乘坐的火车悄悄停靠在牛山火车站附近的道岔上。深入顺义调查研究期间，为了不给地方增加负担，在10多天的时间里，邓小平一般就吃、住在火车上。他和普通干部一样粗茶淡饭，河里打上来的水草，煮一煮也摆上了饭桌。他唯一一次改善伙食，还是经请示北京市委同意后加的豆腐。
20世纪50年代末，顺义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片面夸大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在生产力方面急于求成，在生产关系方面急于过渡，在分配方面搞平均主义，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盛行，给农村经济带来了严重危害，使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和生产热情受到严重挫伤。
邓小平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主要采用分别召开县级、公社级和生产队级干部座谈会的方法作调查。为了了解社员生活的真实情况，他把卓琳派到上辇村农民孙旺家住了一个星期。他派曹幼民到上辇村、张大中到北小营村，重点调查如何克服平均主义、贯彻落实按劳分配原则，以及怎样办好食堂等问题。
邓小平来到这里调研，对于当地的干部群众来说，真可谓是久旱逢甘霖。
粮食减产到底是什么原因？
邓小平这次调查研究的目的，就是摸清当时调整农村政策中急需解决的若干问题。为尽快了解农民的疾苦，邓小平在顺义的15天时间里，日程安排得十分紧张。他分别在7、8、20号这三天先后听取了县委领导关于全县自然状况、农业合作化、农村各业发展变化以及当前工作等情况的汇报; 12、15、17、18号这四天先后在县委、北小营、牛山、前桑园村召开了公社、管理区、大队、生产队书记干部座谈会,听取和调查了张喜庄、北郎中、高丽营、北小营、木林、东沿头、上辇等十几个社队的情况;21号，他召开了县商业局、手工业社的局、社、科领导干部座谈会;16号，他视察了城关公社拖拉机站;17号正好赶上了阴历三月初三的牛山镇大集,他去赶逛了庙会;4月18、19号两天，他又两次去牛山公社,视察白庙村的公共食堂,参观张庄村的扬水站,调查芦正卷村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问题。此外,邓小平同志还听取了陪同视察的中央办公厅曹幼民同志关于上辇村的情况、北京市委宣传部张大中同志关于北小营村的情况汇报,考察了县城的集市贸易,社队工业、家庭手工业、副业等情况,还到农民家中进行了访问。
在顺义7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史上,像邓小平同志这样的中央领导人,这样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还是绝无仅有的。他的视察在顺义县人民心中产生了极大的反响，
顺义县地处京郊平原，农业生产发达，号称北京的粮仓。农业合作化以后，粮食连年增产。1957年亩产达到二百八十四斤。1958年受浮夸风的影响，把亩产报到三百一十五斤，实收只有二百六十斤。1959年下降到二百四十九斤。1960年继续下降到二百四十七斤。
邓小平来到顺义后，十分关心这里的农业生产状况。围绕1958年以来连年减产的问题，他召开了各级干部的座谈会。座谈会上，干部们众说纷纭。
县干部老张说：“你们说说，咱们去年大搞水利，用工多，这粮食能不减产吗！”
这时老李拦住了老张：“咱们都是靠天吃饭，你就算算，去年先是旱，春耕的时候下了几场雨？到了8月，你看这雨下的，水都没膝盖了。先旱后涝，哪年也没有去年闹灾凶啊！”邓小平听后却不以为然，只是把大家的话都记在了本子上。
邓小平深知：社队规模大小，直接关系到农业生产的管理和劳动的效率，更是直接关系到生活资料和收入分配。而粮食产量减少，用工多、灾情恐怕都不是主要原因。那主要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邓小平到达顺义的第二天，也就是4月8日，便召集县委负责人座谈会，全面了解农村生产生活情况。在谈到调整社队规模问题时，邓小平提出：“看来还是要根据群众要求，早些把社队规模定下来，公社规模的调整可以靠后一些。考虑得充分一些，要联系到水利、机械化、加工业、手工业、商业、供销社等问题来考虑。春耕大忙季节来了，要用最快和最简便的办法解决这些问题，不要耽误生产。”
在会上，他心平气和地问大家：“同志们，咱们有的干部告诉我，去年，也就是1960年搞水利用工多，所以粮食减产了。我给大家算算这笔账哈。根据咱们县上的工作记录，去年，也就是1960年，县里是农闲时调出两万多人，结果是粮食减产；咱们再翻翻旧账，三年前，1958年，县里是在农忙时调出三万多人，可那一年怎么样呢？县里取得了大丰收！如果说是搞水利用工多，为什么1958年还能大丰收呢?还有的干部说，去年县里灾情挺凶！去年的天气情况咱们可以有据可查的，1960年的灾情究竟如何?另外，咱顺义的劳力不缺，又有拖拉机，所以同志们，粮食减产的原因究竟在哪里?”
大家听完邓小平的讲话，都不说话了。
大家说真话！粮食减产就是政策问题！
邓小平带头讲真话，使干部解放了思想，他们开始道出实情。
又过了四天，在4月12号，邓小平又组织公社、管理区干部座谈，并让县级领导回避。他在会上说：“同志们，县里粮食减产，这可是大问题，我看了你们交上来的材料，你们的材料上都把劳动力减少当做1960年减产的第一个原因，我根据你们的材料算了一下帐，我认为，主要原因不是劳动力问题，而是群众生产积极性问题，是干劲问题，也就是政策问题。是我们的干部瞎指挥、“一平二调”搞得群众没劲头了，你们说对不对！要我说，群众有了劲头，地就会种好！”
邓小平的一席话，在座的所有干部都低下了头。实际上，在座的干部谁都知道群众积极性不高，但没人敢说，怕涉及党的政策本身。
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减产的根源在积极性调动不起来，积极性调动不起来的根源在党的政策，其中特别是生产关系的变革超过生产力发展水平。当时的实际情况正是如此。
顺义县在1958年曾按照“一大二公”的要求，把全县分成八个大公社，后来还想合并成一个“顺义公社”，大大超过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由于片面强调“公”，热衷于所谓的“共产主义因素”，以致把社员的自留地、家禽家畜统统收归社有，家庭副业全部废弃，实行供给制和工分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大搞平均主义，在生产、生活中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破坏了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原则。
邓小平带头说了真话、实话，基层干部、群众终于也敞开了话匣子。特别是他们在讨论农业“六十条”草案时提出：公社、大队规模太大，最远的离公社二十多里。全县八个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管辖村子多，穷富差别大，但都被拉平了，群众生产积极性不高，希望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群众对瞎指挥有意见，希望国家早点把征购粮的数字定下来，以便心中有数。
邓小平看到大家纷纷发言，非常高兴。他坚决主张缩小人民公社和生产队的规模。在县委座谈会上谈到调整体制、确定社、队规模的问题时，他明确提出:“要根据群众的要求，社、队规模早些定下来……也可以采取一些过渡办法，农民和基层干部都是有办法的。”为了不影响春耕生产，他在座谈会上拍板说:“基本核算单位是一村一个，就这样了。”
这时，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大家觉得这位大领导真是雷厉风行，说话掷地有声啊。随后，邓小平明确说：“总的原则基础是三包，多产的可以多留，无论如何不能拉平，各小队生产结果不同，吃粮就不能一样。人与人之间劳动有强弱和好坏，工分和口粮也要有差别，而且差别要相当明显。这样就能克服平均主义，激发群众生产和克服各种灾害的积极性。”
大家都觉得邓小平的话，说到了自己的心坎里。这时，邓小平接着说：“要克服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就必须调整直至废除生活资料分配供给制。人民公社化以来，实行按人口分配的粮食供给制，粮食分配与社员的劳动质量和数量不挂钩。“六十条”草案中提出粮食百分之三十按人口分配，百分之七十按劳分配，即三七开。这虽然比过去有了很大进步，但很多群众认为按劳分配的部分还是少了，提出二八开或一九开，有的甚至提出只对五保户或困难户给予照顾，其余完全按劳分配。但在现在的条件下，按劳分配的部分太大甚至完全实行按劳分配是很难的。不过，我认为，在人均年分配七十元以上的比较富裕的生产队实行三七开没有问题，而人均年收入五十元以下的生产队实行三七开就有问题了。我看咱们这样：供给制三七开的原则还是要坚持，现在有条件的就可以实行；条件不够的可以把供给制比例缩小一点，将来增产了再实行三七开。”
后来，经过十几天的深入调查了解后，邓小平对供给制与实行按劳分配的矛盾有了新的认识。最终，他在调查研究结束后写的调查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应该废除三七开的供给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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