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有过论述，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是一种差序格局，人与人的关系呈现为重叠交错的人际网络，这个网络是以个人为中心、以血缘或地缘关系为原则而延展出的同心圆体系。
文｜从易
责任编辑｜梁欣婷
又是一年春节至。
春节，似乎是一个让离乡在外的游子们爱恨交织的节日。一方面，离乡的人渴望回故乡与家人团圆，可另一方面，又有近乡情更怯的种种顾虑。于是，每到年关前后，关于“回不去的故乡”的讨论一下多了起来。故乡为何回不去？近乡情更怯“怯”的又是什么？
关系社会里的盘问
在诸多现代都市剧中，在城市里事业有成的年轻人一回到老家，七大姑八大姨聚上来，一口一个狗蛋、胖猪、二饼、秀兰、春花地叫。她们不知道，自己的侄子侄女外甥们在城市里是Linda、Mary、Vivian、George、Justin，她们也不会在意，他们在城市里从事什么职业。即便他已经是腰缠万贯的新晋富翁，或是在体制里前途无量的干部，还是领导了几十个人的冷漠boss，在七大姑八大姨眼里，他明明就是狗蛋啊，那个穿开裆裤、糗事一堆的狗蛋！
这让人想起了一个段子：“回家那几天，就是Linda、Mary、Vivian、George、Michael、Justin变回秀兰、翠花、桂芳、大强、二饼、狗剩们的时候。”这个段子鲜明体现了乡土社会的人际特征。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有过论述，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是一种差序格局，人与人的关系呈现为重叠交错的人际网络，这个网络是以个人为中心、以血缘或地缘关系为原则而延展出的同心圆体系。换言之，乡土社会是一种“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血缘、地缘、感情为界限。
在一个“熟人社会”里，我们随时会被熟人遇到、被熟人找到。就像每一个出生在乡村的小孩都有一个狗蛋或胖猪的昵称，无论他长大成人后是医生、教授、商人，还是普通的工人、农民，乡人们也许记不得他的学名，但他们会亲切地叫出他的昵称。并且因为熟人社会缺乏必要的界限感，你恋爱、结婚、工作、生子的消息都会成为熟人口中的话题，一个大一点的事情可能在短时间内就传遍整个乡村，你始终活在乡人的“注视”中。
法学家梅因有句脍炙人口的名言：进步社会的运动，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在城市中，熟人社会中的关系、人情等因素淡化，个体的隐私、选择和能力等得到凸显和尊重。没有人管你买房不买房，没有人劝你结婚，没有人对你的选择指手画脚，没有人会贬低你的学历，没有人会嘲笑你的梦想或选择……你就是你，你有足够的自由成为你自己。
过年一回家，就是一个“从契约到身份”的过程。伴随着乡人亲切叫出昵称的温情而来的，是建立在熟识、关心、爱护基础之上的种种盘问：“怎么还不结婚啊”“一年赚多少钱啊”“买房了没有”“对象家境怎么样啊”……盘问之余，可能还有各种语重心长的嘱咐：“得结婚啊，你爸爸妈妈年纪多大了”“不结婚让人家笑话”“得赶紧买房了，房价又要涨了”“一年怎么才赚这么点钱啊，白白读了这么多年书”……很多年轻人在大城市上学、工作、生活久了，早已习惯了一种匿名性的城市生活状态，熟人之间的盘问反倒会成为一种“人际折磨”。
因此，近乡情更怯，怯的就是这没完没了的盘问，以及对我们的选择和隐私的侵扰。
乡村价值体系的压迫
在电影《布鲁克林》中，1950年代，一个名叫艾莉丝的爱尔兰小姑娘背井离乡，到纽约谋生去了。虽然初到纽约遭遇了种种艰难和不适，但她终于还是适应了，并与一名水管工相爱。这时，家里突遭变故，姐姐意外病逝，她只身回家，想当初她只是小镇上一个平凡无奇的姑娘，在面包店打工受尽欺负，前途渺茫；但回乡后，她一下子收获了曾经梦寐以求的生活：有了一份体面的工作，有高富帅在追求，身旁的人都对她刮目相看……她几乎打算放弃在纽约的爱人，而选择在小镇上生活了。
可她在纽约偷偷结婚的事，辗转被面包店老板娘知道了。老板娘凶神恶煞地威胁她，要将这个消息透露出去，让她身败名裂。这个遽然的冲击让艾莉丝一下子清醒起来，她终于明白了纽约与小镇的区别，机遇倒是其次，更重要的是，二者之间的价值体系的差异。
这个故事，同样在中国的小城镇和广袤农村上演。我们之所以害怕乡人的盘问，不仅仅是盘问本身，更是因为盘问背后隐藏着一套根深蒂固的、同质化的价值体系——这就是德国社会学家吐尔干所谓的“机械团结”，社会成员信仰、情感、意愿的高度同质性。乡人们会以这个同质化的价值体系要求我们、规定我们、想象我们、压迫我们。这个价值体系里有这么几条我们非常熟悉的成规：人到了年龄一定要结婚，不结婚就是不孝；要生个男孩；读书就是为了赚钱，读书后赚不了大钱当不了官你读什么书啊；人的身份地位主要还是看钱财和权力的……
乡村与城市的差距，不仅仅是物质方面的差距，也在于文化上、精神向度上的差距。城市价值观建立于工业化、现代化的基础之上，它的关键词是开明、以人为本、尊重个性；乡村价值观建立于农耕文明的基础上，它一方面延续着中国的传统理念，另一方面又深受市场化浪潮的冲击。其结果是，乡村价值体系沉淀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糟粕，但又缺乏契约精神、法治原则等价值观的支撑，其精华部分不断受到商业化、拜金主义等浪潮的侵袭。
近乡情更怯，怯的是这一套被腐蚀了的乡村价值观的同质化要求，及其对我们的挤兑和压迫。
让故乡拥有新的可能性
纵然人们总在抱怨故乡在沦陷、故乡回不去，但抱怨归抱怨、怯怕归怯怕，多数人最终还是会选择买票回家，成为春运大军中的一员。
一方面自然是出于对故乡的爱，无论故乡怎样变迁，它终究是我们的根，是我们的出发地，也是我们的港湾。有人曾这样写道，“真正心碎的经历，是你怀着思乡心切的情感回到故乡，却感觉到格格不入时，不是家乡变了，而是你自己变了。”或许不是故乡变了，故乡也许始终如此，只是当我们的翅膀硬了之后，才发现故乡变“小”了。
另一方面，是对故乡的深切体谅。我们不该将故乡的种种缺点归咎于故乡本身，这些缺点并非天生，也非主动选择，它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中国城乡二元化的格局下，大量的优势资源向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倾斜，广袤的乡村得到的太少，甚至还要源源不断地向城市输送资源和劳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化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这就像一辆座位有限的高速列车。我们只是比故乡、比乡人更为幸运，我们抢到了座位，占用了资源，接受了教育，最终跟着时代的列车走出了大山、走出了贫瘠，成为了一名“文明人”，而故乡和乡人们仍被遗留在原来的地方。当我们“衣锦还乡”，面对故乡和乡人，又岂能只是老调重弹地哀叹“故乡在沦陷”，岂能站在道德高地上“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因此，近乡情再怯，还是要回去。置身于故乡的此时此刻，感受到故乡的不足，才能改善这不足。调校过度倾向大城市的发展天平，缩小乡村与城市之间的鸿沟，让社会更加公平正义，让现代化理念浸润于更多人心中，让故乡也拥有华丽转身的可能性。
（本文为南周知道旧文修改重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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