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整理父亲遗物时，一张70多年前的老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只见这张拍摄于1952年12月21日的老照片，上面写有“中央政法干部学校七班九组同学合影”的字样。在这张有14人合影的老照片中，我只认识第二排中间的父亲。虽然父亲在世时，我也曾经见过这张老照片，但什么是“中央政法干部学校”，这个第七班是学什么专业的，它的第九组又是由什么人组成的，对此我从未探究过。
据查有关史料，组建中央政法干校，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全国开展的一次最大规模、最重要、最集中的政法干部培训活动，是新中国跨时代培养法律人才的一段历史。但遗憾的是，因为年代久远、资料匮乏，能够对这段历史进行详细叙说的人很难找到了。父亲已去世，我亦无法从他那里得到第一手答案，但为了解开种种未解之谜，我还是先后查阅了大量资料。
我决定先从父亲的档案查起。经到保定市档案馆查阅父亲档案，在他于1971年6月29日亲笔填写的一份“干部登记表”中，我发现了这样的记载：
郑吉山：1945年1月参加革命，历任河北省涞水县二区区长、涞水县人民政府财政局局长；1950年12月进入河北省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工作；1952年1月，经组织推荐，进入由毛泽东主席亲自提议创办、彭真同志任校长的“中央政法干部学校”第一期进行学习深造，1953年2月毕业后，回到河北省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工作……
看完这份“干部登记表”，我知道了父亲曾有过在“中央政法干部学校”的学习经历。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央政法干部学校，我又详细查阅了其他史料，得到以下收获。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适应国家建设、加强人民民主政权工作的需要，亟需大批训练政法工作干部”。1951年7月20日，经毛泽东主席亲自提议，政务院第94次会议研究决定，筹建中央政法干部学校。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受中央政法委员会直接领导，由中央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彭真任校长；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张奚若、内务部部长谢觉哉、司法部部长史良、政法委秘书长陶希晋任副校长；吴玉章、沈钧儒、谭平山、李六如、罗瑞卿、许德珩、曾昭伦、陈垣、艾思奇等人，为校务委员会委员；毛铎任教务长（后任专职副校长）。此外，还聘任了苏联专家苏达里可夫为该校顾问。
当时，中央政法干部学校的训练对象：“主要是县（市）人民政府之主要干部，及（县、市）法院、检察署、监察委员会和公安局等负责人员；其次为轮训专署以上的政法部门在职干部；培养政法教育工作者与宣传工作者；此外，适当分期招收一些有一定条件的工农干部、旧司法人员和新知识分子加以训练。”
看到这个办学宗旨，我明白了，原来父亲正是作为监察委员会的干部，得以进入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学习深造。
1952年1月8日，中央政法干部学校正式开学。第一期共招收学员120人。学校共分设8个教学班：一班是县（市）长班，二班是民政科科长班，三班是县公安局局长班，四班是军保、军检、军法班，五班是司法科科长班，六班是法院院长班，七班是检察长班，八班是师资班。
中央政法干校第一期的教学计划，是由彭真在毛泽东主席面示下草拟出来的。毛主席亲自参与了当时的教学原则制定工作，他不仅讲明形势任务，还讲明完成任务的方法。他叮嘱彭真，要把延安时期的干部轮训的基本经验，在政法干校教学中坚持和发扬。中央政法干校第一期的教学实践就是在上述教学原则指导下进行的，“从效果来看是非常成功的”。
当时干校开设6门课，进行单课教学。每个单元聘请一位名家为主讲教员，实行4包（教材、教学安排、讲课、辅导），“一竿子插到底”。
1952年1月初，第一期学员在报到和注册完毕后，彭真首次和学员们见面，并介绍了“第一期的教学计划”，即第一单元（6周半）《实践论》，由杨献珍主讲4次；第二单元（6周半）《矛盾论》，由艾思奇主讲5次；第三单元（4周）党的建设，由龚子荣主讲1次；第四单元（10周）国家与法律问题的讲座，由苏达里可夫主讲8次；第五单元（8周）《共同纲领》，由谢觉哉主讲6次；第六单元（4周）各专业务科教学，由中央各部院负责人主讲。最后用4周时间，进行期终总结和鉴定。
对课程的设置，彭真说：“一年开6门课，是毛主席亲自规定的。学习一、二、三单元课程，主要是明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是为解决立场、观点、方法；学习四、五、六单元，为明确什么是国家和法律，怎样管理国家和执行法律。你们按计划学好了，就能达到做个‘明白人’的教学目的了。”
什么是“明白人”？回溯到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可以了解到，我国的政法干部特别是基层政法干部，大部分都是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走过来的，虽然革命意志十分坚定，但缺乏治理国家的经验。为此，毛泽东特别指出：“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必须改变‘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局面。”于是，他当即向政务院提出了以下建议：“轮训县（市）长和地县两级的公安、检察、司法（或法院）、民政等五长以及训练部分政法师资。其目的是，为了每个县（市）培养3个到5个明白人。”
父亲在世时，曾多次对我说过，他在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全国第一批进入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当时学校的地址在北京市南礼士路）学习深造的学员，深感荣幸，特别是在中央政法干部学校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相关法律知识后，对之后所从事监察工作的帮助是极大的。
1953年2月，中央政法干部学校第一期学员顺利毕业。1953年2月8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亲切接见了第一期毕业全体学员，并合影留念。这在当时乃至以后都是非常罕见的，足见中共中央对该学校的重视程度。
在父亲1952年12月21日“中央政法干部学校七班九组同学合影”的照片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些学员胸前佩戴着圆形徽章，这正是“中央政法干部学校”第一期学员的校徽（后来的长条形的校徽是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那么，同我父亲合影的第七班九组的另外13个人，他们又是来自哪里，为什么在毕业前夕单独照了这样一张合影？
为解开这个谜团，我把父亲在各个时期、各个工作单位的合影照片进行了放大和详细对比，结果发现：我父亲在河北省监察委员会以及在中共望都县委等单位与他人的合影照片中，竟然有4个人是他在中央政法干部学校七班九组的同学。由此，我推定，这个七班九组14个人的合影照片，极可能是中央政法干部学校第一期学员中来自河北的学员合影。
父亲在1971年6月29日填写的那份“干部登记表”中，还写有这样一句话：“1953年曾和伟大领袖毛主席有过合影。”（父亲的这份“干部登记表”，现收藏于保定市档案馆。）毛泽东主席和中央政法干部学校第一期毕业学员合影留念的这张照片，当年在我父亲那里也曾有一张，并且一直挂在我家客厅墙上的镜框中珍藏和展览，许多到过我家的客人都曾见过这张照片。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此照片被当年参加过合影的一位中央政法干部学校七班九组的河北籍同学借走，他当时说是“翻拍一下，然后立即归还”，然而，从此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归还。我父亲曾向他反复催要过几次，他答复说“弄丢了”。从此，这张极其珍贵的历史照片，就再也没有了任何消息。还好，关于毛泽东主席同中央政法干部学校第一期毕业生在中南海合影的这件事，在国家的历史资料中还留有记载，我父亲在1971年6月29日填写的“干部登记表”中，也还留有记录。但是，这张极其珍贵的历史照片的丢失，对我们全家，乃至中央政法干部学校第一期毕业学员的后人们来说，都是一个永远无法挽回的损失。
历史老照片是极其珍贵的，既可填补历史档案的空缺，还原历史；也可以因为缺失，而造成历史档案的空缺或断档，所以，值得我们好好去珍藏与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