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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纳粹化和民主化就像一对彼此仇视的姐妹。她们谁缺了谁都是无法想象的，但她们却又相互排斥。如按照大多数民众的意愿来看，一个名副其实的去纳粹化过程不曾有过，但是假如没有去纳粹化的发生，一个适度彰显民意的稳定的民主制度也是难以想象的。这是一种逻辑上的走投无路，如果不是靠着对历史记忆的压抑和排挤，人们根本不可能从中破茧而出。”
哈拉尔德·耶纳在《狼性时代：第三帝国余波中的德国与德国人：1945-1955》里的这段话，诠释了德国在二战后的十年跌宕，聚焦于德国人的战后生活。他试图抛开宏大叙事，从普通人的日常出发，在清理废墟、黑市交易、人口流动、女性意识、及时行乐和经济复苏等层面阐述战后的社会混乱和道德失范，还有德国人内心的彷徨与碰撞。
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自杀。5月9日，德国无条件投降。此后，根据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协定，德国被美、英、法、苏四国分区占领，并由四国组成盟国管制委员会接管德国最高权力，柏林市也划分成四个占领区。
在哈拉尔德·耶纳看来，纳粹治下的德国直至战后十年的德国，都处于道德观崩塌、“他人即恶狼”的狼性时代。战后德国的混乱很容易理解，那些在纳粹时代陷入狂热和暴戾的人们，那些在战争中失去家人、在物资紧缺和政治谎言中一步步走向绝境的人们，在战后必然会不择手段地活下去。即使是那些被释放的幸存者，他们在集中营里往往也有以丧失底线换取生存的经历。占领者、被释放者、流离失所者、被疏散者、逃亡者以及背负着战争罪行的人，他们善恶难辨，又面对着战后的各种甄别与清算，只能以掠夺、偷窃乃至造假身份等方式，试图从零开始。
但如果仅仅是这样，德国不可能走出纳粹阴霾，成为今日德国。对罪恶时代没有彻底清算，罪恶就会卷土重来。德国尤为如此，纳粹摧毁了公共生活与良知，如果这一切没有真正重建，德国就不可能回复正常。
瓦砾与黑市
相比人心的沦丧，物理上的冲击即使触目惊心，也显得不那么重要。不过《狼性时代》里还是试图用数据呈现物理冲击，书中写道：
“战争在德国留下了大约5亿立方米的瓦砾。为了让这个量度更直观，当时的人们做出了各种各样的测算。《纽伦堡新闻报》以帝国党代表大会会区内的齐柏林广场作为参照，如把这些瓦砾堆积在这个长宽各300米的广场上，它们将形成一座高达4000米的山，山峰上永远白雪皑皑。有人则测算出柏林市的废墟有5500万立方米，在脑中搭建一道宽30米、高5米的向西延展的墙，这堵墙在想象中可从柏林延伸到科隆。借助于这样的思维游戏，他们试图使世人对必须清除瓦砾的庞大体量有一个具象感。当时曾见过不少城市的某些区域被彻底摧毁的人，如在德累斯顿、柏林、汉堡、基尔、杜伊斯堡或法兰克福，都无法想象这些废墟会如何被清除，更不用说重建了。在德累斯顿每一个幸存的居民头上都分摊着40立方米的瓦砾。”
正是在这废墟之中，经历过二战的德国人，拥有了许多文明社会不可能拥有的所谓“技能”，比如黑市。
“对于德国人来说，黑市是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一种学习经历。在充满怀疑和好奇心的氛围里，这是一所学习与人沟通的学校。对于当年在纳粹统治下被狂热化的集体观念来讲，它所提供的极端市场经验是一种彻底的修正——这是被大家长期铭记的一个教训。历史学家马尔特·齐伦贝格写道，黑市的这种无规则化‘奖励了狡猾之人并惩罚了软弱者’，它创造了一个经济领域，‘在那里显然人再次变成了他人的狼’。对50年代产生深远影响的社会性猜疑正是发源于此，其腐朽本质来自不信任。还有50年代那令人感到诧异的对秩序的崇拜，其根源也来自非法贸易对人的逼迫。”
黑市的存在，是因为德国经济处于瘫痪状态。物资紧缺、政治动荡必然导致道德失范，人们只能依靠狼性维持生存。当时的德国人普遍对此没有道德负担，因为大多数人相信自己是希特勒治下的受害者，一切都是纳粹的错。
这种思维有一定的正面性，正如《狼性时代》中所言：
“大多数德国人集体同意将自己视为希特勒的受害者，这对于数百万被杀害的受难者而言是一种难以承受的狂妄。从更高的历史正义角度来看，这个主要通过对加害者的宽大处置而做出的自我卸责，对受害者而言是令人愤慨的。但对于西德建立的民主制度来说，这确实一个适宜的，估计还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因为它为心的开始奠定了精神基础。正是由于坚信自己是希特勒的受害者，人们可以借此卸下自己对这个已灭亡的政权曾有过的全部忠诚，而且她们不必为此感到不光彩、怯懦和投机取巧。无论东德还是西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得不将自己置于旧敌的保护之下，这就使得这样的观点更加成为必要。”
当然，这并不足够。德国人希望的是忘记历史，开启新的生活。但事实告诉他们，如果忘记历史，那么就不会有新的生活。德国走出阴霾，依靠的是反思、清算而非忘记。
城市重建中的女性
物理冲击带来的瓦砾堆必须清除，这种清理初期也变成了一种惩罚性工作。“在盟军攻入后的最初几天，志愿者通过号召被招募。他们来是因为下班后有一盘汤可喝。但不久这工作就轮到了纳粹党员的头上。”
但事实上，这项柏林市区最重的体力工作却是由女性完成。因为大量德国青壮年男性死于战场，男性短缺问题十分严重，柏林尤其如此，战后柏林的男女比例是1：6，这还因为“柏林在战前就已是单身女性的首都。当年为了呼吸‘汽油的芬芳’和自由的气息，并能够靠新生的妇女职业而独立生活，她们从狭窄的省城逃到了大都市。然而现在，比起最低等食物配给卡所保证的让人不死不活的每天七克脂肪，当建筑工地上的劳工是唯一相对较好的选择。”也正因为这样，“瓦砾妇女”这个词得以成为战后德国史的专有名词，也是美德的象征，衍生众多文学和影视作品。
更多女性走入工厂车间，从事体力劳动，或者开始经营小本生意，并独立抚养孩子。她们在男性劳动力极度匮乏的状态下，开始介入传统观念中的男性领域。虽然这是被迫而为之，却深刻改变了战后德国的社会生态，使得女性的地位迅速提高。
这一趋势还在情感层面迸发出新的力量，许多女性在长期孤独的状态下开始追求更多的感情自由。书中提到一个细节，美国飞行员杰克·贝内特曾记录，1945年的一个晚上，他在柏林散步时被德国女性搭讪，对方“既不想要钱，也不想要食物”，只是希望有一个“温暖的身体”。
那些被疏散到德国农村的五百万城市居民中，也有许多年轻女性搅动着农村的传统价值观，人们追求两情相悦的自由恋爱，让人性在现代意义下逐渐回归。
男性（尤其是战场归来的男性）在这种状态下失去了“一家之主”的地位。在他们离开的时间里，女性打理着家庭，甚至让男人变得多余。许多男性的身份已经变成纯粹的战败者，“丈夫”“父亲”这样的身份被无限淡化。但另一方面，因为男性过少，性别比例过度失衡，男性的性别自信得以在许多外部社交场合被呵护，也让德国社会的情感生态变得更为复杂。
当时德国社会的种种细节，实际上都是纳粹集体癫狂的延续。比如在物资层面，“所提供之物经常被伪造或早已过期。人造黄油中混杂着车辆润滑油，袋装土豆中经常被掺入石头，不可食用的漆木油被充当食用油出售，而烧酒有时来自医学和自然历史机构的解剖展示玻璃瓶，里面原先保存过各种器官、胎儿和动物。”
这种生存处境催生了“狼性时代”，每个人都必须依托于社会资源，继而不择手段进行争夺。它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社会失范，但同时又特别强调每个人的社会性，因为离群索居者很容易饿死。普遍高于男性的社会活动能力，让女性在这个时期得以抱团（这种抱团从她们的丈夫或者父亲加入纳粹军队并开启异国作战时就开始了），就像书中所说，“没有父亲使许多家庭成为一个彼此更加相依为命的利益共同体”。女性个体也因此变得更为独立，她们从事着各种原本属于男性的职业，不仅仅是工人和农民，还包括社会机构的管理者，甚至地下交易的把控者，她们也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自主意识。
当然，这种情况只持续了数年，西德的经济复苏，使得女性的社会地位再次出现变化。德国社会希望女性能够回归传统，社会舆论甚至开始指责那些在战后被迫外出工作的女性，将社会示范归咎于女性外出工作导致的对子女教育的忽视。
这种指责显然毫无道理，德国社会的混乱也并不是因为女性忙于工作而忽视子女教育，它只是纳粹统治的遗毒延续。
女性地位的这种种变化，恰恰也印证了一个事实：仅仅依靠战后的物质重建去构筑文明，显然是不够的，也并不牢靠。女性在战后获得的那些自主空间，并非建立在文明社会的多元包容之上，而是社会失范下的野蛮生长，也因此而脆弱，经不起“传统”的任何反击。
所以，女性地位的真正改变乃至社会真正的进步，所依靠的唯有反思。在“狼性时代”之后，德国社会渐渐步入正轨，以现代文明价值观为底色，才真正成为今日的德国。
狂欢与沉默
面对物质匮乏和社会崩坏，德国人的重建只能也必须从心灵开始。这种重建未必是严肃的，它也很可能以内心的释放呈现。毕竟，在纳粹治下，德国人已经历过太多的整齐划一——统一的敬礼动作、统一的队列，乃至统一的思维模式。
哈拉尔德·耶纳在《狼性时代》中写道，如今人们总将战后想象为极其严肃的年代，对那个时代的描摹更多是“饱经风霜的脸、绝望的表情”。鉴于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困境和不安，这当然不足为奇。但与此同时，出乎许多人意料的是，即使在这一时期，人们依然有过很多欢笑、舞蹈、欢庆、调情与情爱，“尽管当年这个不合时宜之感也同样困扰着人们，他们还是尽情地开派对，和后来人们越来越爱宅在家里的富裕年代相比，他们甚至更为无拘无束。”
书中写道：
“当对连夜轰炸的恐惧和被占领后初期的不安过去之后，幸存下来的欢乐感形成一股无法阻挡的力量。废墟生活中的匮乏一点都没有使这种铺天盖地的能量受到损害。相反，终于逃过了灾难的感觉以及对未可预见、完全尚未规划的未来导致了一种急剧上升的生活强度。很多人只是活在当下。假如当下美好，那就将它发挥到极致。漫溢出来的生之快乐开始爆发，常使人疯狂地沉迷于享乐。正因为对生的威胁还随处可见，人们更要极致地品味生活。一场实实在在的舞蹈之热从此爆发出来。”
耶纳认为，今天的人们必须将战后年代的这种粗俗狂欢放在一个精神空间中来想象。那些看起来廉价泛滥的狂热，本质上是人们对“德意志苦难”的认知和由此衍生的及时行乐。“在这废墟中的舞蹈里，死亡虽隐姓埋名却无处不在。人们在一个生之无常随处可见的环境里行乐。”
书中这样形容：
“战后时期的派对不是在一艘正在下沉的船上，而是在早已是一艘沉船上的舞蹈。奇怪的是大家都还活着。一种奇怪的傻气会时不时地出现在人们身上。”
有研究者认为，正是因为大多数的德国人克制住了悲伤，所以这类的欢庆虽处于一种时常令人诧异的放纵，却仍临界于并未完全失去理智的气氛之中。
“丧宴是一种人类学的普世现象。它是那些为数不多的习俗之一：虽有不同形式和深度但却以类似方式几乎出现在所有文化中。这样难过与欢乐兼具的聚会是一个悲痛和压抑悲痛的仪式；对许多人来讲，它是一种不可或缺的集体应对死亡的方法，在这个过程中，彼此相互矛盾而又同时平行存在的情感被仪式化了。”
但舞蹈和狂欢带来的身份重建和价值观重塑，仍然是相对脆弱的。与之相对应的是当时大多数德国人对纳粹时代的讳莫如深。
战后的求生本能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人们的罪恶感。人们一方面以巨大韧性重建生活，另一方面则希望以沉默掩盖过往罪恶，强化自己的“受害者身份”。
直到上世纪60年代的奥斯维辛大审判期间，人们才开始广泛讨论过往罪恶。在1968年的全球性抗议浪潮中，随着越来越多有关纳粹集中营暴行的图片涌现，西德年轻人开始对自己的父辈进行一场清算，并开启反思，终于使得西德步入新的历史阶段。
在纳粹上台后，德国社会就处于一种退化状态。整齐划一的集体迷失，实际上使得德国人退化到了蛮荒状态。战争使得德国的经济、道德都退化到崩溃状态。而在战后，德国人面对的则是文化和社群层面的退化，就像耶纳所说：“爱情退化为色情，职业退化为谋生，锻炼退化为运动，音乐退化为娱乐”，但这些恐惧与不安，终究变成了过去。
广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