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美国建国历程

文摘   2024-07-04 10:00   加拿大  
▲18世纪的最后25年,原本属于大不列颠的一个外省殖民地独立,那就是美利坚合众国。那里建立了一套观念和制度,并逐渐成为现代民族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标杆。后来的人们用“民主”或“自由主义”来称谓这些观念和制度,虽然美国建国的那些人并不会理解这些标签。这种制度取代了19世纪欧洲的君主王朝,并在20世纪战胜了德国、日本的极权专制主义。图为阿奇博尔德·威拉德1876年的名画《76年的精神》(“Spirit of ‘76” by Archibald Willard)。


▲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作为卓越的革命家,1783年对美国革命的成功进行了阐释,他说,在革命开始之前的北美十三州就拥有两个极大优势:时机优势和空间优势。时机优势是指,在之前的200年间,英格兰、苏格兰和法国的思想家积累了真正的政治知识宝藏,美国人民是这些智慧结晶的受益者。这些成果其根源虽在欧洲,但却命中注定在美国才获得完全的实施,这些美好的政治建设蓝图,无须发明和创造,只需要实施。华盛顿感叹道:“在这幸运的时期……如果美国国民不能获得完全的自由和幸福,责任全在他们自己。”而空间优势并不是指大西洋将掠夺性的欧洲国家隔开,尽管这也的确是无价的资产。华盛顿所指的是北美大陆几乎无限的资源。这两样优势决定了美国既有启蒙主义带来的丰富的知识遗产,也有富饶的物质和经济资产,它让新生的美国经得起犯错,最终必然成功。图为吉尔伯特·斯图尔特·威廉姆斯敦(Gilbert Stuart Williamstown)绘制的乔治·华盛顿肖像。


▲无论先天条件如何优越,华盛顿也承认,这些成就也取决于领导者是否能干练地利用历史和地理优势。这也是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80年后在葛底斯堡演讲(Gettysburg Address)中表达的意见,他说,没有人敢肯定,如果没有富有想象力的领导,一个孕育于自由并献身人人平等原则的国家能否长久存在。图为1863年11月19日,林肯在葛底斯堡国家公墓的落成典礼上发表了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演讲。


▲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是华盛顿的杰出同僚,他认为美国所取得的成就主要是来自历史条件,而非卓越人物的领导作用,否则就是扭曲事实并将带来巨大风险。他说,相信伟人和相信巫师相差无几。他认为真实的历史是关于机会、偶然性、意外的结果,以及当灾祸临头时临场发挥的政治领袖。亚当斯在历史上的作用被严重低估。图为约翰·特伦布尔绘制的1776年6月28日在费城五人委员会提交其草案第二届大陆会议批准的场景,左边手放在腰间的是亚当斯。


▲图为1783年11月25日,华盛顿率领美国大陆军进驻纽约市。亚当斯的担心成为了现实,现在讨论美国建国时,正确的问题不再是“这是如何发生的?”,而是“他们是怎么做到的?”。那么这些建国领袖们究竟做了什么?何以获得如此高的偶像地位?美国历史学家约瑟夫·埃利斯(Joseph Ellis)总结了五个核心成就。


▲图为1781年10月19日,康沃利斯(Cornwallis)在约克镇投降。约翰.特朗布尔绘于1820年的帆布油画,当时是华盛顿的助手。图中描绘英军向法军(左)及美军(右)投降,此役是北美战争的最后一场大规模战役,之后英国开始谋求和谈以结束战争。埃利斯总结的第一点是,革命一代赢得了第一场殖民地独立战争,击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和海军。华盛顿称之为“赫然的奇迹”,暗示某种超自然力量的介入,并站在美国一边。当然,事实上,法国人远比神重要。在战争初期,即使坚定的革命者也认为美国不可能获胜。


▲第二点,他们建立了第一个以国家为单位的共和政体。之前基于公意原则的共和政府只能在小范围内实现,比如希腊的城邦,因为共和制政府固有的弱点无法管理分布广泛的人口。但他们成功地改变了这一认识,同时使得胁迫式政权永远处于守势。图为1776年7月第二届大陆会议签署美国独立宣言。油画约绘于1783年。


▲第三点,他们建立了第一个完全世俗的国家。以往的人们一直认为,任何政治共同体的人民都是由共同价值观联系在一起,而价值观的基础就是共同的宗教信仰。开国领袖们坚持完全政教分离,成功推翻了这一长期存在的假设,确保了不同信仰者之间的和谐共处。图为(从左到右)富兰克林、亚当斯和杰斐逊正在起草《独立宣言》(让-莱昂·杰罗姆·费里斯绘,1900年)。


▲第四点,自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以来公认的政治主权必须存在于一个共同认定的领域,主权定义是单一且不可分割的。但建国领袖们拒绝这一旧识。美国宪法开创了多重且相互叠加的权威来源,联邦和州之间司法权界线的模糊反而成为了一种优势,主权名义上的受托人“人民”处于不断变化的位置。上图为革命初期,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创作的一幅政治漫画《要么加入,要么死亡》被用来鼓励十三个殖民地联合起来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这可能是第一幅政治漫画。


▲第五点,创立政党成为制度化渠道,为持续辩论服务。使异议成为合法的声音,而不再是卖国行为。将持续辩论这一机制变成现代自由主义国家的特征。图为1787年9月美国宪法草案签署时的情景,由霍华德·钱德勒·克里斯蒂绘于1940年4月。


▲詹姆士·麦迪逊(1751-1836),美国开国元勋,被称为宪法之父,《联邦党人文集》的主要作者。约翰·范德林1816年绘制。随上述5点成就还派生了新的收获。从激进的《独立宣言》到美国建国(宪法通过1787-1788),前者是反抗政府的宣言,而后实施的宪法则将政府定位为自由的主要保护者而非敌人,认为社会平衡比个人自由更具价值。同一批政治精英,既发动了革命又去稳固成果,着实极为罕见。


▲建国的成就固然斐然,然而他们依然有没能做到的。建国领袖们没有或是没办法结束奴隶制,他们都认识到,奴隶制违背了革命一代声称的一切原则,令人难堪。历史学家认为这最终导致了内战不可避免。虽然我们的后见之明可以说,革命时如果取消奴隶制,将导致各州无法团结,也不可能革命成功。上图为黑人奴隶正在处理烟草,十七世纪弗吉尼亚。


▲另一个黑暗的阴影是,完全没有公正地对待原住民(印第安人),从殖民开始,到1800年,原住民在欧洲殖民者的残酷对待中,人数从上千万已经降到了约60万人。北美原住民对土地的要求完全合法,共和国对他们却异常冷漠。这个问题和奴隶制一样,要么没有激发建国者们的创造力,要么本质上无解,否则会损害他们自身的利益,这也是伟大中的虚伪。图为科曼奇印第安人用长矛和弓箭追逐水牛,乔治·卡特林绘。


▲在美国专业人士的对美国革命的研究经历了一个明显的转变,这也与时代思想的变化和所谓政治正确联系了起来。对建国领袖们的评论从最初的神化到现在认为他们是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等等,这种转变,就像一个孩子受情感辖制,在无条件的爱和俄狄浦斯式的恨之间波动。图为2020年里士满的罗伯特·李雕像被法院裁决可以拆除,这与上面的情形类似。


▲当然,仍然有不少学者试着回答“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对名誉的渴求是显而易见的因素,它贯穿了所有领袖们的信件中。因为他们明白,只有革命的成功,他们才能留名历史。华盛顿遗嘱中解放自己的黑奴,就是担心将来其声名受损,而他的妻子则拒绝解放属于她的奴隶。图为从1760年到1799年去世,乔治·华盛顿在弗农山庄管理着大约700名奴隶。


▲学者注意到,在美国革命那个时代,不破不立,机会向所有有才华的男性开放,而在欧洲却会因为没有合宜的血统而无法升迁。革命提供了一个发挥天分的出口,这在当时的欧洲无法想象。图为纳撒内尔·格林(Nathanael Greene),他是革命事业的精彩案例之一,没有军事经验的他,在革命中迅速成长,带军屡次击败英国将领康沃利斯勋爵。值得思考的是,长久承平后的社会多少都会陷入僵化,怎样和平地打破需要智慧。


▲来自帝国边疆的美国人能够更为自在地挑战老欧洲那些自以为是的道理,不怕侵犯早已确立的权力和权威,并发明出自己的一套。图为富兰克林骄傲而狡黠地戴着他的浣熊皮帽待在巴黎,任凭别人说他是土包子,他对这一羞耻欣然接受,并视为荣誉勋章。


▲美国建国是一个集体事业,参与者众多,他们在意识形态甚至性情上的多样性产生了一种动态的化学反应,各种信念的竞争加强了创造力,最终没有堕落为一言堂的专制主义(比如拿破仑和斯大林),每逢重大决定都会在建国者当中激起令人振奋的争论,催动了思想的发酵,并促成和再现了宪法规定的权利制衡思想。例如1795年与英国签署的《杰伊条约》(Jay Treaty),它缓解了两国关系,避免了可能的战争,解决了自1783年《巴黎条约》以来遗留的问题,而且让英美两国能够在1792年法国革命战争爆发后的十年间继续进行和平贸易。此条约由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所设计并得到总统乔治·华盛顿的支持,尽管亲法的杰斐逊强烈反对。图为签署和约的约翰·杰伊(John Jay),他是美国第一任大法官,同时还指导美国的外交政策。


▲建国最重要的时段为1775年开始独立战争到1803年路易斯安那购地(购买的面积与当时的美国相当)。四位国父在其中最为重要,他们是约翰·亚当斯、托马斯·杰斐逊、詹姆斯·麦迪逊和乔治·华盛顿。亚当斯坚持认为影响建国历程的重大决策都是临场发挥,这一点他是正确的,这些建国者是一边前进一边创造,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图为本杰明·韦斯特一幅未完成的画作《巴黎条约》,前排左一是亚当斯。


▲华盛顿所说的空间是美国的无价资产,这当然是对的,但意识到这一优势并善加利用就是最具原创性的政治贡献。图为乔治·华盛顿戎装画像,由约翰·特朗布尔(John Trumbull)所绘,1780年。


▲建国者们选择了一种渐进性的、非破坏性的政治和社会变化方式,延迟展开美国革命的全部前景,而不是像法国大革命那样冒内乱的风险。这种延迟,大部分是一种对社会变迁的深刻洞察力,而非道德上的失败,是实事求是评估长期社会变革的最佳发生方式。当然,把奴隶制从政治议程上拿掉,后来证明是一个巨大错误。不过,这些美国先贤们面对种族问题时却未能成功,或许这里有不方便述说的理由吧。图为托马斯·杰斐逊的官方总统肖像(伦勃朗·皮尔,1800年),杰斐逊是《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作为美国第3任总统成功操作了路易斯安那购地案(1803年)。

本文来源:龙之杂谈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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