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 | 儒家传统困住了中国？

文摘 2024-08-30 09:33 加拿大

袁伟时,中山大学哲学系退休教授，中国近代史专家。

要站在世界公民的高度来看中国文化

今天非常高兴跟大家一起交流。我看过你们群里关于儒家文化的讨论记录，有25000多字，我都看完了。子云也特别整理了一个提要，我也在这个基础上梳理了一下。思考下来后，我想，这个问题要解决，是不是首先有个方法论的问题，就事论事说不清楚，应该在角度上站得比较高这个问题才说得清楚。在你们的讨论里，罗念慈先生归纳了五点，我感觉归纳得很好，里面提到，我们讨论的内容已经不是停留在很浅的层面上，有些问题老早就解决了，我们应该在更高角度，更深入地讨论这个问题。所以我想，首先在方法论上，讨论儒家文化与社会转型，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是站在爱国主义立场上？或者光从中国角度看，说不清楚。所以，我要说的第一个问题是要以世界公民的高度来看中国文化。

任何事情关起门来自吹自擂就很低级，也没有什么意思。我多年前批评过广东出版界，说广东有全国最好的媒体，但出版非常落后。当时的广东出版局长听了，据说每开一次会就要骂一次袁伟时，说有人骂我们广东的出版很落后，我们得了多少“五个一工程奖”他都不知道。这是典型的“鸡同鸭讲”，完全没有共同语言，他是以得多少奖为标准，而我们是从另一个角度，从整个文化的发展，出版业的发展看。所以，局限在中国人那个角度，说不清。这是第一个问题。

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要不要坚持中国文化本位。我想这个问题提得很尖锐，但又是中国长时间以来一直解决不了的问题，当下又是非常热点的命题。所以，我第二个问题是要讲怎么样看中国本位文化。

这个问题不是现在才提出来的，多年前就出现过。最突出最完整是1935年，十个教授发表了《中国本位文化的建设宣言》，有国民党中宣部的背景。他们提出，现在的中国已经没有中国人了，为什么？说看到的已经全部西化了，从服装到思想语言都这样，再发展都不是中国了，也不是中国人的状况了。那个宣言提出，我们要民主、科学，但我们要另外从中国本位来观察很多问题。由此引发了一场中西文化论战。这些论点受到了胡适等一些知识分子的严厉批评。但从理论上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是值得深思的，因为不回答不行了。

最近在《光明日报》上我看到一条消息：某地开了一个座谈会，很多教授在会上慷慨陈词——我们一定要建立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经济上崛起了，假若在文化上、学术上没有自己的话语体系，那这样的崛起就是不完整的。这是一方面。

除此之外，一些很著名的新左派代表人物，很多年前就发表过一个意见，以香港中文大学原来的政治系主任王绍光为代表，他们提出所有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都应该按照中国文化重新加以解释。说要是按照原来的话语，即按照西方的话语，已经定义的如民主、自由、法治等，在那个概念基础上讨论，中国永远没有办法跟他们辩论，一定会输。所以我们要重新建立一个学术概念体系。这是新左派代表性的一个论点。背后进一步讲，中国从“五四”运动以来我们的文化已经被殖民了，是殖民地文化，所有讨论的问题都是从西方来的。这以清华大学的汪晖为代表，他很早就一再反对思想文化的殖民。这是完整的一套。

再深一步追究，这些观点的出现有两个背景。一条，中国一贯以天朝上国自居，但天朝大国近一两百年没落了。他们感觉这是个耻辱，怎样恢复天朝大国地位是很多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这里所谓“天朝”的观念当中就有华夷之辨，思想文化上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很强烈的倾向。而且整个中国文化的历史就是这样。有人讲我们中华文化非常宽容，没有宗教战争，外来东西很容易融入，比如佛学进来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变为世界上保存佛学文献最多的国家之一，社会生活当中影响也最大。反而在印度佛学的影响远远比不上在中国。这是一个背景。

还有一个背景是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在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情况下，他们想这个大国怎么当，是不是要跟美国对抗一下？在这样的情况下，反对美国文化霸权或者有人说是文化侵略，这种论调非常多。

这些论调之所以错误。首先在于从根本上曲解了文化的本性。思想文化是没有国界的，只能够自由交流、自然发展、自然更新，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另外里面包含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文化发展有没有阶段？有没有一个时期有比较优秀的文化？文化在一定时期有没有优劣之分？现在有些人不光在中国，还在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都提出“多中心论”，说文化有什么先进落后，没有，提出要反对西方中心论。在中国人听来，这些话很令人心满意足，因为我们就是想显示我们的文化也很优越。

这里面有个诡辩，文化是多种体系的、多元的，但在一定历史阶段，显然有些文化是走在历史潮流前面的。比如中国传统文化为什么在一个时期在东亚的影响那么大？显然那个时候，它就比朝鲜日本越南这些地方的文化发展要高一个层次，就影响了这些国家的面貌。所以笼统讲文化没有优劣之分，是一个比较诡辩的论断。这样说的作用，其实就是抵抗当时走在历史发展前面的先进文化影响的一个借口。这跟我们通常说的现代社会理念、文化是多元的有什么关系？就要分清文化的两个层次。

制度文化和非制度文化要分开

今天我又加了一份阅读材料，是2004年我的一篇文章，2004年9月3日至5日，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七十多个很著名的人物，有学者、有官员，有海归还有文艺界的，开了一个中国文化的会议，发表了一份《甲申文化宣言》。那时《新京报》、《南方都市报》还是一家，他们的记者很积极，将材料复印好让我发表意见，我看了以后就写了一篇文章《评“甲申文化宣言”》。那篇文章当时影响比较大。在这篇文章当中，我将我学习陈寅恪教授的两篇文献的一些心得感受写了进去。大约在1928年，陈寅恪教授审查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分别写了审查意见。那个审查意见不长，但很经典，分析问题非常深刻。从方法论上、从根本理论观点上，他提出一个问题：儒家文化在中国，具体转化为制度方面影响是最大的。中国的社会制度基本上是按照儒家的基本观念建构的。他说，这样建构起来的文化，它的没落是无可救药的。因为它本来是跟农耕文化相适应的，自从工商社会发展起来，它自然就不适应了，想挽救也不可能。他提出的第二个论点，在思想文化的其它方面，道家、佛学（释家）等，它们的影响更大，建树更多。他这些论断给我们很重要的启示：不要笼统地讲文化，要分层次来讲，其中最核心的，制度文化和非制度文化要分开。制度文化，在一定历史时期，特别是经济进入全球化阶段，全世界是大同小异的，除非不要现代经济，不要市场经济，什么工商业，科学技术都不要，如果要的话，就要提供相应的制度环境，而这些在全世界是趋同的。但另一方面，非制度文化永远都是多元的。过去人类文化多元，进入现代社会以后，语言是多元的，没有统一过，今后也不可能统一。按照这样一个方法论来思考，我想很多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

问题的实质就是这样——是不是要抱着祖先那一套文化？如果不念四书五经，不天天念“之乎者也”就不是中国人？不按照孔夫子的教导作为思想指南，就不是中国人？甚至现在一些人，不穿传统的汉服就不是中国人。这些是极端落后，说得不好听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思潮。制度层面，我们抵制这些，但是非制度层面，爱穿什么、主张什么，都是非常简单的问题，永远不可能统一。

所以，新左派现在提出来，要建立中国的学术概念系统，甚至最近一些学者说要建立中国的学术话语体系。讲这些话的人，我想，是连学术的门坎都没有跨入。学术的标准是求真。在这个标准面前，没有民族之分，国家之分，只有真假之分。中国人研究中国，有很多有利条件，也有不利条件，洋人的研究在很多方面有可能走在我们前面。很奇怪，现在中国大陆风行的什么《邓小平时代》、江泽民的传记都是洋人写的，为什么中国人写不出来？我想不是中国人写不出来，是这个环境让大陆的中国人不可能写，你如果调查江泽民的有些情况，中宣部会支持吗？能像洋人写江那样，中宣部通知各地接受采访提供材料？不可能，我们没有这个条件。写作是这样，搞研究是不是符合实际就是检查的唯一标准。

“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是“上哄领导，
下欺百姓”

所以他们讲这些话有什么作用？只有八个字“上哄领导，下蒙百姓”。领导他听起来很高兴，你看，中国的学术话语体系，中国式的学术。那些官员都是我们教出来的，多数是大学毕业的，少数党校系统，教育部不承认的。除了中央党校，其它你说是哪个党校的大学程度，硕士、博士按照法律标准都是假的。多数从大学出来的都是我们这些教师教出来的，我们水平不高，教出来的学生可能很多比我们高，但也有不少数比我们更蠢。所以官员一听到下面说这是中国体系，我们创造的，于是高兴极了：这是重大项目，给你经费。双方很高兴。在中国来讲，一般老百姓民族主义是非常厉害的，听到这些也高兴。所以我概括为“上哄领导下蒙百姓”。

可所有学术的成就，不是广东那个出版局长所说的，得到中宣部的表扬和奖励就代表水平高。真正的水平，要在世界文化领域、世界学术领域去比。这不能含糊。这是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

农耕经济基础上血缘关系很难突破

今天要讲的第三个问题，所谓中国本位文化站不住，进一步，思想文化本身，自己本身去辩论，很难得到恰当的结论。哪个对？哪个应该接受？难。所以第三个问题要讲的是，我们要看整个东西文化究竟在历史上起什么作用？

前面谈到，每一个历史时期有一些文化会走在前面，恰恰由于各种因素的汇合，在全球化时期的萌芽阶段，地理大发现就是全球化的开端。然后分了几个阶段，到今天整个全球化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在这样的情况下，以西欧、北美为代表的文化走在历史潮流前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很多专述。大家看过顾准有关的论述也应该知道。今天就不说了。

有人说，民主、科学、法治我们要，但我们中国自己的特点、东方文化的特点，还是要保留。不然我们就和他们没有分别了。那就看看东方文化和现代文化的作用怎样。

一个无可改变的历史事实，整个世界率先实现现代化，是以西欧和北美为代表的国家，其他的在东方文化影响下的一些国家都是后发国家。这些后发国家提供给我们什么经验？我们看看这些后发国家以哪些为代表，他们的情况怎么样。

我提供给大家的阅读资料当中有一篇是我在《晚清大变局》的第一章中讲到的，为什么中国的发展是这样，里面提到17世纪有三大帝国，它们的发展和影响很不一样，就是大英帝国、俄罗斯、大清帝国。大英帝国的发展，因为文化先进，到现在表面上大英帝国已经没落、瓦解，但在不列颠联盟的55个国家里面，这些国家大部分发展都比较好。中国香港不在这个联盟里面，在英国统治期间，它的法治传统非常健全，但是，凡东方国家后来都是遭殃的。

英国在1640年时英国革命就慢慢起来了。大清帝国在1644年满人进关建立起来，可这样一个大帝国后来的下场远远落后于文明发展的程度。俄罗斯从彼得大帝开始比较开放，也有很多发展，但看它后来的历史，怎么会变成苏联？苏联解体后那些地区到现在比中国还要落后？为什么会这样？

这里我给了大家两组阅读材料，一组是英国的《自由大宪章》（1215年，中国南宋时期），63条讲的是贸易自由、法治保障，讲英格兰人享有的传统的自由国王不能随便剥夺，也讲国王不能随便加税，也讲各个地方的自治权是传统有的，国王不能随便剥夺，等等。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基础，再加人身保护令，是光荣革命后1689年出来的两个法律。它那时候好些问题已经解决，但这些问题300多年后在中国仍没有解决。你能否认他们这一套确实走在我们前面？

相应的提供中国方面的资料，也是两个：一个是《白虎通义》的摘录，一个是司马光草拟的族规，“司马氏居家杂仪”（编者注），就是从上层到社会基层都有了，可以进行对比。他们的系统与我们完全不同，也就是说两个文化完全不同。两个系统不同的文化，不要笼统地说这个优劣那个不行，要具体地进行对比。有些人喜欢讲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文化没有被打断的国家。我认为这个说法恐怕也有问题。元代，就当时的国家来讲中国是不是被征服了？当然是被异族征服了。蒙古人现在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它有一个独立的蒙古国。这算不算文化的一个中断？鲁迅有篇文章就讲我们就是被异族征服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从西方来讲，希腊文化也就是古希腊罗马文化传统是不是中断了？在我看来不仅是没有中断，而且范围在扩大、影响更大，现在的西方发达国家有哪几个不受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影响？

所以我想这些说法都靠不住。那进一步问为什么这样？这不是中国人天生的愚蠢，而是经济条件决定的。因为从古希腊开始就强调贸易，他们是一个海洋经济、贸易经济为基础的，贸易立国一定要有规则，没有法治不行。他们还要扩展，在各个地方建立新殖民地，跟后来所讲的征服异族不一样，可以开辟一个新的制度。到那个点上怎么治理，一要有规则，另外就要有民主权，要自治。中国与农耕经济相适应，就要求一个稳定。在农耕经济基础上血缘关系很难突破。而古希腊的治理冲破了血缘关系，以利益观念、利益原则代替了血缘关系。但在中国即使有过短暂的封建时期（西周），这种封建也是以保留原来的血缘家族、宗族为基础。所以有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把这种称之为种族奴隶制，当时周天子把殷王的七族拨给诸侯各国，一个个原来的血缘没有破坏，还是保留家族关系。封建时期是这样。

到东周以后，封建制度瓦解，秦统一中国，新建起来的制度不是什么封建制度，而是宗法专制社会制度。不但上面是专制的，而且这个专制是以宗法关系为基础，下面没有像西方那样的地方自治。现在有些人讲我们的公民社会要以家族为基础，简直还没睡醒，基本常识都没有。

我给大家提供的材料中有一篇文章特别讲到，清代就是禁止贸易的。历代，宋以后有贸易发展的一面，另一方面也有管制。明代为什么有倭寇？就是因为不准海上贸易，倭寇大部分是中国人，是优秀的企业家，结果被逼上梁山。对比哥伦布的探险，他们是抢掠，但我们是不准自由贸易，结果就这样。到清代，19世纪江浙一带的商人要到辽宁或者直隶一带做生意都不批准。这两种文化，两种制度，不是人种问题，是制度问题。你不让他发展自由贸易，不让他发展市场经济，自然就会带来这样的结果。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很多争论的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

日本明治维新学习西方成就很大

但走向了军国主义道路

再看历史事实。东方社会里，现代化走在前面的是日本，但日本的结果是什么？过去大家说明治维新，赞扬的话讲了很多。在我看来恐怕不全面。明治维新确实有很多成就，主要来源于学西方，很多不学习西方的领域马上出问题。教育学西方，从小学到大学全盘西化，结果发展起来了。经济领域也学西方，最初像中国这样搞官办经济，但70、80年代（指1870、80年代，编者注）发现此路不通，马上将大部分国有企业卖掉。当时也跟现在中国一样，有国有资产流失等，但他们不动摇坚决处理掉，结果财政包袱卸下来，不但不用补贴而且有了税收。中国就不是这样，结果带来甲午战争的大失败。

政治方面，日本1889年颁布宪法，1890年开始行宪，又是有宪法没有宪政。1890年相应发了两个圣旨，其中天皇《教育敕语》，还有军人的训词，要求都是整个道德要以忠于天皇、孝敬父母为最高原则。完全是用儒家道德培养日本的年轻一代。这样带来的恶果是很严重的。道德的培养怎么由国王来下命令？这已经是违反现代政治原则的。再加上它组织起来的政府也根本不是三权分立的。当时它有司法独立，1890年俄国一个皇太子在日本流浪，在日本大增的一个地方被刺伤，日本政府很震惊说刺杀外国皇太子，虽然没有死，但这个凶手也应该判处死刑，这是政府的意见。整个明治维新是半维新的，学了司法独立这一条，所以它的最高法院（当时叫审院）不接受这一套，说政府不要干预我的审判，最后那个人没有判死刑，而是判无期徒刑。这方面日本学了西方，但它整个架构，除了司法独立这一块比较好，另外一块出了问题。除掉有民选的众议院、国会以外，还有一个元老院，以后不断发生问题是因为元老干政。另外一个很奇怪的地方是，军队不在内阁里面，内阁没有国防部，而是另外有一个军部直接受天皇管辖。这两个体系下来就发生了军人干政、元老干政，不断发生问题，把日本推向了军国主义道路、侵略道路，给世界带来大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大灾难。

日本真正完成转型是1945年以后在美军占领下强迫现代化，宪法是美国人草拟的，一直到1952年才将主权交回给日本人。前几天（4月份）是日本的主权归还日。日本所谓东方国家最优秀的，转型花了多长时间？从1853年美国海军佩里将军带领军队冲开日本大门，到1952年麦克阿瑟将权力交还给日本政府，其过程花了整整100年时间，这100年带来的灾难，不但给日本本国人，而且给相邻的外国人）非常严重。

不但日本是这样，凡是东方国家几乎都是这样的，中国的曲折是一个例子，还有一个例子是土耳其。土耳其从1716年开始就说要学西方，但走的路非常坎坷，几乎整整200年才发生凯末尔革命。原来的奥斯曼大帝国瓦解了，土耳其是一个小地方，1716年开始要学西方，一些领导人被认为是土耳其的叛徒（等于中国的汉奸），被杀死，杀了以后还在他尸体上标明是“卖国贼”。他是怎么卖国的？因为学西方。即使在凯末尔革命以后还是动荡不安，土耳其真正稳定下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里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东方文化里的一个重要流派伊斯兰文化的影响。至今世界上的一块动荡不安的地方，即中东地区。奥斯曼帝国瓦解后变为40多个国家，现在这个地区的动荡不安，还是奥斯曼帝国瓦解后没有完成转型带来的。

我们中国的报纸老是讲，为什么他们会发生这些问题？是由于帝国主义压迫等造成的。根本没有反躬自问这个制度、文化有什么问题。所以考虑整个东西文化的现状时，一定不要忘记拿到历史的实践中进行考察。假如你清醒的话，制度方面，全世界是一样的，制度文化不可抗拒，只有大同小异，没有另一套制度。你说要保护传统文化，非制度层面的东西要保护要发展，没有问题。这是我要讲的第三个问题。

中国儒家没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的观念阻碍历史发展

第四，讲完这个大背景后再回到儒家文化本身，它给中国转型究竟带来了什么。什么是儒家？很简单，大家可以看比较客观的文章，总结了老一辈学者对儒家的产生各方面的学术成果，即胡适的《说儒》，总结了章太炎、傅斯年等的研究成果，加上他自己的意见，相当长，讲清了整个源流。简单几句话讲就是，儒家原来继承了殷商那时创造出来的文化，特别是祭祀祖先、祝祷国家个人命运等；商代灭亡了，这些遗民中有比较先进的文化，周围反而是比较落后的民族，于是他们继续作为术士，也就是主持祭祀祖先、神鬼仪式典礼的阶层，整个思想特点很顺从，贵族的后裔比较多。后来经过孔子等人，慢慢发展成为比较完整的理论，“儒”等于“柔”，柔顺的柔，慢慢发展出一套比较刚强的学术。其中一些特点是等级制，维护等级制度，鼓吹等级，所为君臣、父子，最后发展到完整的三纲六纪。中国传统文化最简单最基本的，在制度层面上就是陈寅恪教授讲的“三纲六纪”，三纲不用讲了，六纪是六亲，分出亲等，父亲是一等，祖父母是一等，有六方面。《白虎通义》摘要中对此有阐述。制度层面是这样的。

那什么叫制度？有时看这个问题很简单，但有些人就没有动脑筋。所谓制度就是规则，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上某些方面形成共识，怎么样做是善的对的，怎么样做是恶的不对的，这个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道德。能够得到多数人共识的最基本的道德，就形成社会规则，这个规则固定下来背后有权力基础，有暴力为支撑，不遵守规则就会受到惩罚，就形成了制度。大家讨论说儒学的发展分几个时期，里面当然有对的，有些也可以考虑。儒学这一套慢慢转化为中国传统的法律，董仲舒是一个阶段，那时要以《论语》为根据判案；等于文革时判断反革命要以最高指示为根据。后来逐步法典化，突出代表是东汉时期汉章帝在白虎关召集儒生讨论，说现在观念混乱，我们应该统一起来，于是由班固制订，皇帝审查批准，搞了一个《白虎通义》或者叫《白虎通》，那个东西就是法典，儒家的法典。后来中国所有的法律都继承了这个东西，随便找古代的一个律例来看，比如唐律、宋代法律、明律、大清律例等，都贯彻了三纲六纪，没有像西方罗马法那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条款。这是一方面，儒学的法典化。

所以现在讨论儒学在中国转型中究竟起什么作用，它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事实判断问题。整个中国社会转型说到底是一句话，怎么样冲破以儒学为支撑的传统制度和传统文化。不冲破整个现代经济就无法发展起来。是不是完全没有着陆？也不是。我提供了一篇短文，即《儒学的历史命运论纲》，里面讲的我就不说了。所以现在我们讲历史上儒家的阻碍作用是主要的。

当前又怎样？著名新左派人物甘阳提出，现在我们要建立中华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他说我们继承传统文化，就是中华传统文化，另外，我们的精华在儒家；共和国，就是继承辛亥革命以来主张的东西，包括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那些东西。这些是胡说八道，都是“上哄领导，下蒙百姓”的所谓理论。

所以我认为，在制度方面要清醒起来，现代社会制度是大同小异的，但非制度方面就有广阔的天地。广阔到什么程度？又要和民族主义划清界线。在天朝观念的培养下，中国人那种强烈的民族主义处处都会变为社会转型的负担，而且，民族主义往往打出爱国之类的大旗，抢占道德高地，反对我就是不爱国，很麻烦。

本文来源：明清书话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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