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后重生话感恩

◎刘荣萍

大凡认识我们的亲朋都认为我是一个家庭和社会的“宠儿”。好多人真心羡慕我活得潇洒自在。既有父母传承下来的良好的精神和物质养分，还有事业比较成功体贴入微的先生，更有顺从懂事乖巧可人的女儿。年近七旬，身体尚可，每月领一份不薄的退休金。且从退休之际，依仗女儿在异域他乡小有成就，带我享受十余年蓝天白云的惬意。可以说是人生“大满贯”！

殊不知我也曾有过“走麦城”，低谷到活不下去的岁月。

时间追溯到五十多年前。据我的《回忆录》记载，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和同院两个女孩进入现在的重点小学，毗邻大院一墙之隔的天津市河东区第一中心小学一年级五班，此校后来亦是女儿的母校。一至二年级的班主任兼语文科任是一位年长的王姓女老师，十分慈爱可亲，特别喜欢到我家家访，与母亲极谈得来。王老师身体有残疾，后背是一块强直钢板。老师好像无子女，将所有的精力投入教育事业。从她身上我从小学会了善良为人，谦卑做事。在这所解放初建立的新学校里，那宽敞明亮的教室、那整齐划一的“沙坑”，那美妙绝伦的钢琴课，还有每一门课任老师慈母严父般的教诲，都是我们最美好纯真的记忆！

小学二年级末，“文革”爆发，王老师被“批斗”。个别同学对她啐口水。对此，我嗤之以鼻，没有参与。相反，在王老师对着校门口的伟人像鞠躬认罪时悄悄站在一旁，我在此阶段应该算是一个学习好，守规矩的学生。三年级“复课”后换了班主任，叫何山兰，仍然是语文老师。巧的是何老师丈夫的外甥是我弟弟几十年同学“发小”的亲舅舅！何老师很漂亮，白白的脸，个子高高的，说话声音极好听，仍然比较喜欢我。许多活动都指派我参加，这在当年是一份殊荣。还经常邀我和几位女同学到她家“做客”，认识了她干练利落的婆婆。何老师对同学们也很亲和，甚至有些随意，从来不批评同学，总是笑容可掬。在何老师这里我学到笑着面对所有，爱笑的风格一直保持至今。

当时大家都在争当“红小兵”。我本来按照学习成绩和一贯的表现，第二批即可加入“红小兵”，老师也告诉我要有信心。不想此时班里来了一位“随军”女孩儿，很快也进入“班委”。每一次对我的表决大家都同意时，她则选择最后发言。而且，总是一个动作将一只胳膊搭在小学生双人长椅靠背上，用最灿烂的笑容说，建议再考验考验我，弄得班委们面面相觑。这样的场景竟有三四次，以至于我特别害怕她那满嘴错落的焦黄牙。因为它导致我到五年级临近毕业（我们的小学是五年制）第五批所剩无几时才获批“红小兵”。可想而知，那时我凄楚的童心，这可能是我人生中受到的第一次“挫折”。

致命的“劫难”来自于初中中后期。1970年的冬季，我们升入初中，集体被“端”到天津市唐口第三中学。班主任也兼教语文，是一位优雅大方、约大我们七八岁的女老师，板书写得相当漂亮！在字帖遭到全面封杀的年代，坐在前排的我，有幸近距离临摹老师飘逸灵动的字体，为日后三十多年的“大秘”工作提供了有效的保障！

初进校门便遇到“备战备荒”。各班级下课后，在操场上“托砖坯”烧窑，经常干到深夜。我自告奋勇，为班集体提供那个年代稀有的双轮小拉车。用父亲的散装白酒，“贿赂”市政大院的门卫，一位嗜酒如命的孤寡老人“陆大爷”。当年父亲在大院被冠以“刘头儿”时，特殊关照过这位耿直无私的老职工。不记得多少个黄昏时分，只要我出现在“陆大爷”的门房，一准能弄出五六辆气足轻便的双轮小推车，几个男生推着走在路上十分自豪，为班集体争得了荣誉。完全没有想到的是我竟第二批加入了“红卫兵”！然后是语文课代表和地理课代表，还有中队委先后落在我的头上！一夜之间让我重新找回了大院“公主”的自信！

然而好景不长。初二开始了“野营拉练”。我被任命为“卫生员”和宣传员，走在队伍最前面，经常回过头来带领着同学们喊几句诸如“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口号。练出了一副好嗓子，为日后的“天津市优秀演讲员”奠定坚实基础。至今六十多岁，尚有用武之地，时有在教会上台领会和做奉献祷告，获赞为“纯正的播音员”。当过兵的父亲，手把手教会我快速打背包的方法，还亲自传授我将头发丝穿进缝衣针，用火柴消毒后直接扎到同学们起泡的脚上。头发丝起到隔离脓水和脚底板的作用，效果极佳！几乎每天晚上老师都带着我到同学们居住的老乡家里，为大家服务。那段时光是我最幸福和荣耀的日子。

犹记得第二次野营拉练，一天走100里，到了当时的宝坻县大口屯，我和四五位女同学挤在一张炕上经常海阔聊天。那天她们等着我回来讲《红岩》等革命故事，正要拉灯睡觉，D姓同学有些神秘地说：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咱班某同学的妈妈给老师做嫁妆呢！一句话惊破天，那个时候这就是爆炸性“新闻”，一向被母亲教导不许背后议论别人的我，赶紧嘘地一声想结束这个话题。不想几位女同学叽叽嘎嘎地大说特说起来，S姓同学还绘声绘色地大声渲染着老师如何与学校另一位年长些的女老师的弟弟交朋友，同学的妈妈在紧锣密鼓地为老师赶制婚服。有人还说起同我一起去过那个同学家看到了红包袱，问我是不是有这回事，我承认看到过人家床上的红包袱，但不确定那里面就是老师的嫁妆。同学们哈哈大笑，说我啥也不懂。听到外面的脚步声，我们才停止了说笑喧哗。

回校后的几天，有同学悄悄告诉我野营拉练时你带头议论老师，小心老师要找你谈话。我本来可以去找老师说明不是我的问题，但素日父母教育我们不要告状，不要乱传话，我选择了墨守陈规。同时，心里十分忐忑地等候着平时待我十分亲切的老师来找。不想，某一个下午，没有课的周二，最后一节是语文课。老师严肃地走进教室，关上门说，今天的语文课暂停一次，我要讲一讲个别同学的思想问题。我的头嗡地一声，心想该来的还是来了。接下来老师习惯性地左手插兜，右手伸出食指，不时戳向坐在纵向中间一排第二位儿的我，只是没有直接点名而已。四十五分钟的时间里，老师疾声厉色地侃侃而谈。记忆犹新的是老师咬着牙，说了好几遍这个女同学就是“思想不健康”，背后议论老师，后果很严重云云。虽然我一直鼓励自己勇敢地与老师面对面直视，但明显地感觉到好多同学的眼神都在扫向我。

下课后，我不知道自己如何走回家的。但从那一天开始，我的好人缘消失贻尽！同学们像躲避瘟疫一样地躲着我。我家门前排队让我写作文开头的场面不再！语文科代表和中队委落选！同住干部大院宿舍，曾经每个月都要通过我找我父亲借五元钱和粮本的某女同学，还在院里曾是父亲部下住单身宿舍的叔叔们中间讲了我的事情。这些小时候经常抢着举我们疯玩儿的叔叔们唱着现代戏《海港》里韩小强的戏词儿“我沾染了资产阶级的坏思想”，用那种怪异的眼神瞄着从我身边走过，那一刻我恨不得有个地缝儿钻进去。即便如此，我仍然没有和父母提起只言片语，担心有纺织女工爆脾气的母亲去找学校，尽管母亲结拜姐妹的妹妹我的“三姨”是我们学校工宣队的头头。

这之后不久的体育课上，一贯轻巧的我在快要结束的“跳马”时因为体育老师没有伸手辅助重重地摔下来。半小时后，右肘肿胀疼痛难忍。我没有到医院免费拍片，只是请“表大爷”按摩。数学老师是位复员军人见我吊着胳膊坚持上课用左手写字，露出关切的目光连续两周没有像往常那样叫我到前面黑板做题，因为我那时候特喜欢代数。这位老师住在我家附近，有几次在门前偶遇我和母亲特意向母亲夸赞我。我和父母都没有找学校的麻烦，更没有采纳好心人的建议让学校出证明合理躲避上山下乡。至今我的右肘仍然比左肘突出一块，不能干重活，包括抱孩子。高中毕业下乡伊始，抬玉米筐右肘又一次肿胀疼痛，夜不能寐。大队王书记指派老知青赵福华大姐和“刘哥”带着我到公社卫生院拍了一张片子，结论为“右肘内呈数块游离骨”迅速为我办理了病退手续，躲开了两个月后五十里地之隔的唐山大地震，这可能也叫因祸得福吧！

那个特殊年代无以言状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十分煎熬。彼时愈发体会到父亲挨整要跳海河的感觉。好几次我都偷偷到厨房里用菜刀划在左手腕上想结束生命。

上帝保佑！绝望中班里又来了一位从东北转学到天津姓徐的女同学。徐同学父母双亡，投奔到驻扎在天津的国家海情所高学历高素养穿军装的哥嫂。她坐在我的后排，我主动向她介绍学校和班里的情况。不几天我和她成了好朋友，我终于又有了可以一起上下学的伙伴儿。与我们大院隔一个路口的海情所宿舍是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俄国人盖的洋房，我们的大院是俄国人的奶房，徐同学单独住在一间半地下室内。刚到天津人生地不熟，还有些害怕。她经常约我吃过晚饭后去她家与她同住。在那里两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儿度过了欢乐和美好的时光。曾在东北从军的父亲听说我结交了他第二故乡来的新同学，特意让我带上他包的“狗不理”水馅儿包子，母亲知道了这位女生是孤儿，一改晚上不让我们出门的惯例放我前往。徐同学的哥嫂通过观察我为她补习功课和礼貌用语等觉得我人可靠，还让服务生安排了两张漂亮的单人床，硕大的地下室每晚都是我俩的欢声笑语。犹记得她帮我洗长发，使我又一次感受到保姆式的关怀，特别是用到久违的香皂，心里的那份欣喜！她以我为素材的《学勤变勤快了》的作文得了高分，她的哥嫂说这里面有我百分之八十的功劳。

不久她也了解到了我尴尬的处境。可她非但没有远离我，反而站在半地下室的窗户对着漆黑的夜空，使劲用纯正的东北腔喊着刘荣萍你不要怕，我不信那些话是你说的！谁再对我说你的坏话，我就给她个大耳刮子！至今五十多年过去了，她那仰着头挥着臂的神情依然就在眼前。而“大耳刮子”这个词儿，也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现在经常用来威胁我家先生，被他揶揄此时特别地不淑女，可我深知它的份量！由此我和父亲一样地对东北人和东北的二人转情有独钟！

一年多的时间匆匆而过。就是这弥足珍贵的三百多个日日夜夜挽救了我的生命！真的要好好感谢五十多年前煞有介事几次“再考验考验”我的某女生和那冠名“思想不健康”的一节课，导致我差一点儿轻生的某老师。使得我在后来的时时刻刻，将嘴巴贴上“封条”一般严于律己，某种程度上有了凤凰涅槃的勇气！ 

1973年冬季，终于初中毕业。赶上邓公“修教路线回潮”国家恢复中断了六七年的高中，暂定为两年制。我处于可走可留的关口。父母明知道两年后我还是会上山下乡，仍毫不犹豫地让喜欢读书的我继续上了两年高中。所幸进入高中不久，我又被班主任兼语文授课老师于老师——一位满脸正气的女老师所赏识，当上了语文课代表和中队宣委。高中一年级下学期虽然父亲是“走资派”，舅舅是“反革命”，我仍顺利地加入了共青团（当然要写几次“认识”，也才知道复杂的外调过程完全依靠无私无畏的校领导顶着压力破例而为）。并且两次被选作初中学生的辅导员，结识了许多可爱的小弟弟小妹妹。18岁高二毕业带领“小分队”选择同届最远的宁河县赵本公社插队，我登台誓师大会宣讲后，被吉达主任鼓励着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1979年顶替母亲进入纺织厂，同时刻苦攻读三年“夜大”，被立为“自学成才”的标杆。1984年8月从挡车工的岗位作为万人大厂千余名干部中罕见的“非党”进入党委宣传部。两年后全票通过顺利加入中国共产党，至今已是一位有着几十年党龄的“高级政工师”，并一直在政治性极强的党群岗位上工作至退休。特别要感谢当年的“冤假错案”，让我有了从容应对几十年繁纷复杂的职场生涯和暗流激涌的家庭环境之秘密武器。先后走过的几个单位，口碑皆OK，与“背后议论”这个词彻底绝缘。好像真应了另一句样板戏词：有那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全能对付！亦有了如前所述的“大满贯”！

只是有些遗憾的是后来的若干年往来于天津——温哥华之间，同学们热情地“接风”“送行”，包括我做东的小型同学聚会，那几位野营拉练“热议”的同学均未再现身。她们中有的杳无音讯，有的孤独一人。即便是那位再三“考验”我者虽早已下岗，有大把时间纵使，我亦再三诚心邀请，均以各种理由未曾谋面。

大约十年前，回国的间隙，恰逢初中班同学又一次较大范围的聚会。时隔四十余年，首次与当年斥责我“思想不健康”的老师重逢，谈笑风生，合影留念。我那天因为另有安排，先生的车在饭店外等候。托同学转交给老师一盒比较精致的茶叶后，匆匆告辞。

现在每每与要好的同学微信聊天时，曾经的知情者总说我颇有英女王伊丽莎白的风范——“从不抱怨永不解释”。其实，我深知此乃得益于父亲的真传。因为孤儿长大的父亲，家里家外从未抱怨和抗辩过。而是用80多年的时间来证明自己是一位在同僚和亲友及晚辈眼中德高望重慈爱可亲的人。

此时的温哥华温馨舒适，隔窗而望，小区游泳池中点点清澈透明的水波让我特别地感恩。

度尽“劫波”奔七的日子，愈发体会到谨记“爱是恒久忍耐”和“凡事包容凡事盼望”，便有一种不一样的人生！愿和大家一道拥有平安喜乐的每一天！

2024年9月17日于温哥华Richmond华人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