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封面文章】全媒体场域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内在机制
学术
2024-10-30 10:51
云南
摘 要：全媒体场域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中内部各结构之间相互作用、制约与调控时显现出来的机制为全媒体场域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内在机制。全媒体场域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内在机制，主要包括话语传输机制、信息互动机制、情感认同机制和价值引导机制。全媒体场域中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从一端传递、输送到另一端，通过主流媒体与个体间的信息互动、个体与个体间的信息互动、主流意识形态信息和非主流意识形态信息之间的互动，更好地实现了受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认同，在构建大宣传格局、设置议题、舆论引导之下，内在机制得到正常运转。分析、研究意识形态传播的机制，是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环节。对意识形态传播机制的研究历来受到重视，“像在美国这样号称意识形态多元化与自由化的国度同样也越来越重视对意识形态传播机制的研究与建设”。全媒体场域中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机制是揭示全媒体场域中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是如何有效传播，又如何影响人们思想意识和价值旨归的机制。传统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受限于媒介的传播方式，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机制主要呈现为“自上而下和自体制内向外”的机制。全媒体时代，自上而下和自体制内向体制外的传播机制被全媒体的全员性、开放性、自由化和互动性的特征打破。全媒体场域中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机制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内在机制，二是外在机制。内在机制和外在机制辩证统一，两者相互促进、不可分割，正是在内部机制和外部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全媒体场域中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才能够顺利推进。内在机制也称内在环境，是指全媒体场域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中内部各结构之间相互作用、制约与调控时显现出来的机制。信息传播的普遍规律遵循拉斯韦尔“5W”的基本模式，意识形态传播也不例外。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中内部各结构之间呈现的机制，也就是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主体、内容、媒介、受众、效果之间相互作用、制约与调控时显现出来的机制。根据全媒体场域中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现实状况分析，全媒体场域中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内在机制主要包括话语传输机制、信息互动机制、情感认同机制和价值引导机制。总体而言，四种机制呈现一种递进关系。具体而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主体借助全媒体推进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输，当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输到全媒体中，全媒体中的受众与主体、受众与受众以及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主体和非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主体进行互动，在信息互动的过程中，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主体和传播受众借助全媒体的具象化、视觉化和感性化信息呈现，获取受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认同，以受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认同为基础，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主体在全媒体场域构建大宣传格局、议题设置和舆论引导等，实现对受众的价值引导。在解释学中，话语是事件和意义的复合体。话语呈现的是一种现象或一个事件，话语在出现之后便保持其特定的意义。所有的话语出现都是以存在的事件为基础，并被理解为和事件本身同一的意义。“正是在话语的语言学中事件和意义被连接到一起了。这种连接是整个释义学问题的核心。……话语借助于意义获得超越，这是话语自身的特征。它证明了语言的意向性，证明了语言范围内意识和意识对象之间的关系。”事件和意义正是在话语的语言学中被连接到一起，意识和意识的对象也因话语被呈现出来。在存在主义者看来，话语是人类证明自己存在的证据。正如海德格尔所言，“人通过词语与世界照面，并使此在成为可能，只有在词语中，万物才首次进入存在，并成为一种是。”“语言是存在的家，人以语言之家为家”。可见，话语以实在界为坐标，被意识生产出来，是人脑对现实、世界、事件的感知所做出的反应，话语连接了实在界和意识，又证明了人的存在。话语之于意识形态。如上文所述，话语是意识对意识到的存在物的反映。意识形态是一种观念的集合，是人感知、认识事物、人生、世界等的观点、观念、思想和价值取向的总和。因此，意识在反映被意识而意识到的存在物时，必定受意识感知世界、事物的观念和思想所左右。简言之，任何话语都会受意识形态的作用和牵制。另外，由于话语受到意识形态的牵制，那么话语的背后都有着意识形态的影子，也即话语本身总是携带、暗含着某种意识形态。具体而言，话语并非只是语言学的概念，一个人话语能力的习得，与一定的教育分不开。人在咿呀学语时，会接受教化和教育，施教者以话语为媒介教育受教育者习得话语，而施教者的话语受施教者的意识指导。因此，“被教化者接触到的语言已经不是单纯的语言，而是夹带着施教者个人意识的语言”，施教者个人的意识又受施教者看待事物的价值观念等要素的总和决定。综上，被教化者习得的话语也必然浓缩着某种意识形态。“话语虽由符号组成，但话语所做的要比这些符号去指物来得更多。正是这个更多使得我们不能把话语归结为语言和言语，而我们正是要揭示和描述这个更多”。“这个更多”，就是话语受意识形态决定和指导，话语“总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以一定的意识形态为导向的”，而话语又携带着、传输着意识形态，拥有意识形态再生产的功能。意识形态话语传输。如果说古代的“权力”是动粗的能力，那么现代的“权力”就是说话的能力。福柯认为，权力和话语不可分割，权力生产话语，话语又生产、维护权力。某种意义上而言，话语就是权力，或者权力就是话语。总之，话语和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现代社会，利益集团和阶层比较多样，每个阶层都冀望支配权力，但阶层要谋得权力，并不能像古代那样通过暴力的手段。统治集团要维护统治，也不能只通过暴力的手段。因此，利益集团都将目光转向了话语。同时，任何意识形态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发挥自己的功能，都需要采取一定的手段，借助一定的外在形式。“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而“现有的观念材料”往往都是由话语系统来充当。如果意识形态没有丰富多变的话语作为支撑，那么意识形态就只会是一个空洞的符号，是一个干瘪的、抽象的存在。生动的话语将意识形态“描绘”出来。因此，意识形态话语是意识形态的符号表现和语言基础，是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理想信念等具体化、生动化的重要载体，是意识形态背后的利益集团获得、巩固其权力的基础，也是意识形态能被人们认识、理解的前提。传输，意为传递、输送。意识形态话语传输是信息传输的一种，是信息从发出端到接收端的过程。传输不同于传播，传输是单向性的，而传播则是系统性的，传播的目的在于将信息更好传递、输送出去，传输是传播的一部分。全媒体场域意识形态话语传输，是指意识形态话语在全媒体场域中传递、输送的过程。要想让意识形态话语影响更多的受众，要用意识形态话语进一步巩固权力，就应进一步推进意识形态话语传递、输送。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一定的意识形态总是借用一定的语言和术语来叙述自己”。全媒体场域中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形成，其核心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它是集中表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和政治信仰等的符号系统。全媒体场域中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由三个子系统构成。其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话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人民伟大智慧的结晶，它是中华民族在千百年的奋斗实践中，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积累起来的民族精华，它体现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价值观念、道德规范、人文精神、信仰体系、认知模式等，它也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习惯、风俗、心理、精神、情感等的系统表达。它包括道家倡导的清静无为、道法自然、天人合一、致虚守静，它也包括儒家提倡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廉耻勇，诚悌勤雅恒，它还包括佛家坚守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等。同时，它还包括农家信奉的顺民心、忠爱民、修饥馑、救灾荒等思想，包括墨家首倡的兼相爱等理念等等。以上这些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话语，它们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打上了鲜明的民族烙印，也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打上了深刻的“民族烙印”。其二，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也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看作自己奋斗的精神信仰。“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话语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精神给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汲取养料，借此推进中国的革命、建设、发展、改革和创新的伟大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话语，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核心组成部分。其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话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诞生了中国革命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和西柏坡精神等革命文化，确保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红色基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科学性和先进性的体现。同时，也诞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科学的理论话语。它们都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具体形态。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输机制。意识形态话语要提升影响力，要巩固自己的权力，就离不开传输，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也不能例外。全媒体场域中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输，就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从一端传递、输送到另一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发出端、载体和接收端三部分，对应到全媒体场域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输过程中，以上三个部分分别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输者（个体形态的传播主体、集体形态的传播主体和社会总体形态的传播主体）、全媒体平台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接收者（全媒体受众），以上三者之间的结构关系和运行方式，就是全媒体场域中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传输机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输者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通过全媒体平台传输给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接收者，这便是以上三者之间简单的结构关系。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传输者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进行加工，加工后的话语利用全媒体平台进行发布、推广，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接收者通过全媒体平台接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此为三者的运行方式。信息互动是指人和人之间、群体和群体之间信息交互的行为。具体而言，人类在交际活动中，会从另外一个人或者一群人那里获取信息，而信息的接收者也会通过交流向其他人提供其他信息，在整个交际、互动的过程中便实现了信息的多维互动、合作共享和信息体验。但是，信息互动并非纯粹的信息交互的过程，还是精神交流、情感互动、提升认知、价值共享的过程。信息互动既有着思想传播的功能、价值引导的功能，还拥有着政治宣传的功能和行为导向的功能。因此，信息本身并非枯燥无味的符号，而是承载着信息提供者的精神、意识、情感和价值的东西，在信息互动的过程中，信息互动的双方或多或少地都会把自己所具有的价值观念和思想倾向等，即自己的意识形态传播给他人。质言之，信息互动是价值的互动，是意识形态的互动和传播。“信息时代，也就是电脑时代”，“长期以来，大家都热衷于讨论从工业时代到后工业时代或信息时代的转变，以致于一直没有注意到我们已经进入了后信息时代（post-information age）”。尼葛洛庞帝认为，在后信息时代，人们不仅需要信息，而且更加迫切的需要信息，只是人们需要的信息不是单向植入的、粗放的、个性化较低的信息，而是需要更加互动、智能、精细、个性、有温度、符合自身情感的信息，能够更好地服务个体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需要的信息。1996年，《数字化生存》在中国大陆出版。彼时的中国，其互联网产业正在萌芽。那时的中国，只能说刚刚步入了信息时代。20多年过去，我国的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回过头来我们再重温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显然我们已经处在他所言的后信息时代。全媒体是数字化时代的新表象，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发展，也成就了更好的全媒体。因此，全媒体时代也属于后信息时代，全媒体场域中信息的特征与后信息时代信息的特征别无二致。全媒体场域中主流意识形态信息要拓宽传播范围，要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就需要适应数字化时代，适应数字化时代受众对信息的需求特征。主流意识形态信息的呈现特征就应契合后信息时代的信息特征，包括要具备更加互动性的特征。第一，主流媒体与个体间主流意识形态信息的互动。当前，在全媒体场域中主流媒体与个体间，每时每刻都在进行主流意识形态信息的互动。他们相互之间最常使用的互动符号是视听符号，视听符号包括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在全媒体场域里语言符号主要为书面的文字，非语言符号主要包括照片、音乐、视频、直播等。比如，人民日报抖音号、央视新闻微博号、共青团B站官号、“动静贵州”微信公众号等主流媒体即时发布信息后，网民接收到信息便会和主流媒体以留言、评论、分享、转发、点赞、“在看”的方式进行信息互动，而主流媒体时常也会给予回复。如果说点赞、交流和评论等是比较浅层次的主流意识形态信息互动的话，那么主流媒体运用非语言符号塑造临场感，激发网民共情，与受众进行情感互动，便是更深层次的主流意识形态信息互动。第二，个体与个体间主流意识形态信息的互动。信息互动是普通受众在全媒体生活中的基本活动之一。来自不同地区，拥有不同职业的受众会经常在全媒体场域中针对主流意识形态信息作出分享、问答、讨论和意见表达等互动行为。比如，不同的受众会在论坛里、网络社群里面、某个作品的评论区里面就某个主流意识形态信息进行讨论、交流意见，也会对自己不太了解的问题，虚心地向其他人请教。他们在相互交流、问答和共享中，推动了主流意识形态信息的传播。具体而言，受众会以私信、社群内互动、转发、“@”等方式，将主流意识形态信息分享给好友、群友，或者通过线下互动的方式将主流意识形态信息分享给身边的人。比如，某个个体关注了某个以传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的抖音号或者微信公众号，当这个抖音号或者微信公众号推送了有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视频，或者发布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的文章，当关注者看到视频或文章之后，认为视频或文章很好，就会将它们转发或分享给其他人，然后相互之间对视频和文章的内容进行交流、讨论，在交流的基础上进一步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发展。第三，主流意识形态信息和非主流意识形态信息之间的互动。主流意识形态信息和非主流意识形态信息之间的互动，主要表现在反主流意识形态信息对主流意识形态信息的扭曲，主流意识形态信息对非主流意识形态信息的批判和回应的过程中；也表现在主流意识形态信息对非主流意识形态信息的纠偏和引导过程中。非主流意识形态信息包含对抗性非主流意识形态信息和非对抗性非主流意识形态信息。对抗性非主流意识形态信息的内容、价值、主张与主流意识形态信息的内容、价值和主张等存在激烈的对抗和矛盾冲突。全媒体场域中对抗性非主流意识形态信息经常会把矛头指向我国的制度、政策、体制，会污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面对对抗性非主流意识形态信息，主流意识形态信息会以批判的姿态与其互动。比如，全媒体场域中经常会散播着一些“中国是非民主国家”这类扭曲中国形象的信息，面对此类信息的污蔑，便会出现“中国是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是实质性民主，而非形式上的虚假民主、资本民主”等等主流意识形态信息。全媒体场域中非对抗性的意识形态信息是一些比较温和的非主流意识形态信息，它们的价值、取向与主流意识形态信息的价值和取向不存在直接的对立和激烈的矛盾，它们的存在不以否定和消解主流意识形态信息为目的，但是如果不加强引导也会给受众带来一些不太积极的影响。因此，主流意识形态信息往往会对这类信息加以引导。比如，当前，全媒体场域中存在一些文化保守主义的信息，文化保守主义信息主要强调要保护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伦理道德。尽管他们看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但是他们却不乐意接受外来文化和现代文化。文化保守主义信息存在一定的不足，但是他们与主流意识形态信息有一定契合之处。因此，对此类信息，主流意识形态信息往往是引导而非批判。全媒体传播凭借其对信息更加具象化的呈现，更能激发受众对信息的情感认同。情感认同作为认同的初级阶段，是受众在更深层次上认同主流意识形态的前提。通过在全媒体场域中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可以更好地实现受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认同。以受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认同为基础，将能够更好地推进全媒体场域中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认同是具备情感的个体与他人、群体在感情上和心理上的趋同过程。认同具有多个维度，就人类历史维度而言，认同包括个体认同、群体认同、阶级认同、国家认同和人类认同。在人类社会生活维度，认同包含经济认同、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情感是人类情绪的整体反映。情感认同是“主体在社会交往交流中对客体在全面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心理相容性在情感上的体验”。情感认同作为一个比较复杂的心理活动，是情感主体对他人的认可与接受，以及情感主体对他人和群体的价值、观点、态度和行为的认可和接受，并在认可和接受的基础上，进一步自觉地向其靠拢，接受他人或者群体的价值和观念的引领。情感认同的生成，需要有一定的情感基础，而情感基础的建立，离不开他人或群体的价值和观念具有更加充沛、更能激发情感主体认同的内容，也离不开他人或群体用更合适、恰当的方式表达他们的价值和观念。传播作为情感表达的一个途径，对情感认同的激发具有重要的作用。W.J.T.米切尔认为“图像转向”是现代性的外显，“话语与‘可见’之间、可眼见的与可言说的之间的裂痕，并将这种裂痕作为现代性‘视觉制度’（scopic regimes）中的关键断层线。”可见，图像文化和视觉文化的出现，对人类发展和人类思维的发展影响巨大。全媒体时代是一个信息呈现极其具象化、视觉化、图像化的时代，生活在全媒体场域中，人类的视觉不仅受到天然的图像的冲击，还受到来自全媒体场域中的各种电子影像的投射，以及受到经过渲染的、虚化的、特写的、拼接的等虚拟图像的冲击。在全媒体场域中信息借助全媒体的传播方式，以直观显现的形式靠近受众，具象化的信息呈现方式使得原本复杂、抽象的信息变得更能被人感知和理解。“通过制作图像以表达自我，乃是取自自我意识本身最为深刻的本质和根源。”通过刺激受众的感官，是连接受众感觉和情感的最佳通道。图像通过其亮度、节奏、色彩、形状、声音等能够冲击人类感官系统的元素，强化观众对图像暗含的内容及其价值的整体认知，并在以视觉经验为主的感官经验的日积月累中，引导受众对图像中包含的信息的认同，并引导受众生成以视觉图像等感官系统为主导的认知范式。全媒体传播正是基于此，凭借其更加能够激发受众视觉系统和听觉系统为主的感官系统，召唤着受众对信息的情感认同。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都极其重视维系党与民众之间的情感，也一如既往地重视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认同。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认同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是维系党和民众之间关系的重要介质，也是民众形成正确的价值观的前提。习近平一再强调，情感认同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指出要“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列宁曾经指出，人类对真理拥有着浓厚的兴趣，并永无止境地追求真理，这与“人的感情”息息相关。正是人类有着绵绵密密的感情，对世界万物都有着深沉的爱意和对未知探索的情感，才驱动人类不断追求真理，向往科学。人类对真理的价值追求和选择践行，以及民众是否选择认同某种理论，既有客观因素的驱使，也有主观因素的驱动。主观因素，一方面来源于民众自身对内在价值观念的自然外化，基于朴素的对某种思想的感情，另一方面，是民众认识到了这种思想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但是，要让民众认识到理论的科学性、真理性和彻底性，也需要通过调动激情的方式，即需要以受众对理论的情感认同为基础。因此，人类对真理的认识活动，总是以对真理的感性认识为基础，才进一步上升为对真理的理性认识。主流意识形态情感认同是指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认同。民众在情感上不认同主流意识形态，就更不可能在思想观念上、在价值取向上把主流意识形态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反之，如果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认同比较深厚，那么民众便会树牢他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信仰，会更加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性。面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也会更加乐意接受。全媒体场域中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情感认同机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方面，通过在全媒体场域中传播主流意识形态，更好地实现了受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认同。全媒体传播给受众呈现的信息更加直观、具象，能够更好地刺激受众的感官系统，激发受众产生对信息的情感认同。全媒体场域中主流意识形态借助全媒体的传播载体和传播手段，通过可视化、可感化的方式，将主流意识形态表达、传播、呈现给受众，使得主流意识形态更加具有生命力。借用全媒体中的影像符号，赋予了主流意识形态信息的可感意蕴，使其能够更好地唤醒和培育受众的情感。同时，全媒体场域中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更强调将民众在现实生活中丰富具体可感知的体验和现实世界周遭的问题，运用全媒体的传播方式呈现出来，在呈现现实世界的基础上，激发受众对传播内容中暗含价值的共情。比如，近年来新主流电影蓬勃发展，不断推进题材创新，革命战争题材、共和国传奇题材、海外救援题材、乡村振兴题材等等，将主流意识形态融入电影之中，借用影像激发受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认同。另一方面，以受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认同为基础，更好地推进了全媒体场域中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当个体对他人或群体的价值、观点等产生情感认同，个体便会加深对他人或群体的价值和观点的信仰，并进一步内化到自己的行为实践过程中，还会将自己所认同的价值和观点宣介、传播给其他人。当主流意识形态取得了受众的情感认同时，受众也会将自己吸收的主流意识形态价值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传播给其他人，推动全媒体场域中主流意识形态进一步传播。“价值”具有复杂多样的形态，而“价值”一词只是对这些形形色色的价值形态的总体性、抽象性的概括。根据人的需要是物质需要还是精神需要，可以将价值分为精神价值和物质价值。人的精神价值，即人在精神层面的价值取向、价值诉求或价值观念。所谓价值观念，即人们在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对万物价值的根本认识。价值观念帮助人们辨别好坏、分辨善恶，是人们知美丑、明是非的精神指南，它告知人们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由于价值观念是人对万物的价值的根本认识，因此，价值观念分布广泛，包揽万象。在人和自然的关系领域，价值观念涉及人对实践活动、实践成果和自然等的认识和评价；在人和社会的关系领域，价值观念涉及人对社会关系、社会习俗、社会制度等的评价和认识；在人和自身的关系领域，价值观念涉及人对人的价值、人对自身的价值的认识和评价等等。可见，价值观念关涉人的存在、生存和发展，对个人、社会而言意义深刻、价值远大。个人的价值观念形成于个人的生产实践中，形成于个体需要的驱动下，也形成于社会的引导中。任何社会都存在着多样的价值观，多样的价值观由人们多样的生存方式、活动方式、生存条件和利益关系决定。多样各异的价值观念相互之间有着共性也存在着矛盾，在社会中个人和个人之间、个人和群体之间以及群体和群体之间，经常会表现出他们在价值观念方面的冲突。然而，任何社会都会提倡构建共同的价值观，也会存在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在一定社会的历史时期，反映这个社会的本质特征和核心利益的价值观只能有一个，这唯一的价值观便是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同时，在多元的价值观的社会，也必须有一个核心的价值观作为社会价值观。因为，在一定的社会历史阶段，与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完全契合、完全适应的价值观只有一个，也唯有这一个核心价值观能够更好地引领社会群体开展生产实践和促进社会发展。因此，每一个社会都会想方设法塑造、维护这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也会积极引导广大民众尽可能地认可和信奉核心价值观，使得社会核心价值观成为社会中每个成员的个人价值观，使核心价值观成为人们的价值准则、价值规范和价值追求。“宣传思想工作是做人的工作的，要把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作为重要职责。重中之重是要以坚定的理想信念筑牢精神之基，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自信。要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引导全体人民自觉践行。”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工作是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宣传思想工作的基本要求，必然也是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工作的基本要求。因此，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工作的旨向也是要强化对普通民众的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尽可能通过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并引导全体人民的价值观，促使全体人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流意识形态内部涌动着丰富的精神和价值，主流意识形态也包蕴着触及中国人民灵魂的价值观念。同时，主流意识形态通过不断扩大其传播，深度参与并调节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精神生产和价值观念。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资产阶级斗争的失败和“五四运动”进一步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自十月革命之后便牵引着中国人民的精神和实践。主流意识形态自新中国成立之后进一步加快了其传播的力度，也更加深刻地嵌入到了中国的制度构建，嵌入到了中国人民的教化和实践的各个方面，并且随着中国国家框架的总体发展，随着中国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而不断沉淀升华，愈加普遍化为中国人民的普遍性的价值观念。十月革命以来，中国人民便体会着主流意识形态中的价值观念的召唤，也经受着主流意识形态力量的价值塑造。正如阿尔都塞所言，马克思赋予了意识形态“一种完全不同的含义（甚至在他的早期著作中也是如此），在此，意识形态便成为统摄一个人的精神或一个社会团体的一种观念和再现的体系”。自五四以来，马克思主义随着传播的不断深入和广泛，也更加进一步地统摄着中国人的精神，并引领着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念。第一，构建大宣传格局，推进主流意识形态广泛传播实现价值引导。习近平强调，“要树立大宣传的工作理念”，“大宣传”理念是全媒体场域中推进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核心理念，“大宣传”理念重塑了全媒体场域中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格局。在大宣传理念的指引下，全媒体场域中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更强调立体化、多元化，更强调全程传播、全员参与和全程覆盖。基于5G技术，实现了依托互联网，融报、书、台、网、端、微、号、屏等各种传播媒介为一体的传播格局，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智能化、互动化和移动化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矩阵。通过广泛的宣介和传播，让广大受众尽可能地都参与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讨论、学习和交流中来，使得主流意识形态也更加“深入人心”，以此强化了主流意识形态对受众的价值引导。第二，设置议题推进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实施价值引导。议题设置是传播学的重要理论，也是传播过程不可或缺的一环，同时，也是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过程中实施价值引导的重要环节。议题有着鲜明的价值观属性和浓厚的价值观意蕴，设置契合受众认知习惯、价值诉求和利益需求的议题，当受众面对议题中包含的意识形态，受众就会更容易接受。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主体常常根据受众的利益关切和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比较关注的问题，提出比较具有创造性的并蕴含着主流意识形态价值和思想的议题，继而供受众讨论。在引导受众关注和讨论的过程中，激发受众思考，促使受众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启发受众认识、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第三，以舆论引导的方式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实现价值引导。舆论是意识形态的载体，舆论引导能力的强弱直接关涉主流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强弱。全媒体已经成为意识形态传播和意识形态斗争的主要阵地，掌握全媒体场域舆论引导权是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和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重中之重。当前，全媒体场域舆论环境波谲云诡，如何有效引导全媒体舆论，将舆论引导权掌握在党和国家的手里，是全媒体场域中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和传播面临的严峻考验。基于此，中国共产党始终将舆论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并把舆论工作看作一项长期的工作。近些年来，在把握全媒体传播规律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传播方法，尽可能地把握舆论引导的时、度、效，在较大程度上弘扬了主旋律，激发了正能量，并促使更多的民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还将舆论领域分为三个地带，即红色地带、黑色地带、灰色地带，在具体的舆论引导工作中，针对不同的“地带”，采取不同的引导策略，使得舆论引导的成效更加显著。作者简介：刘基琴，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孙璐杨，贵州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提高网络意识形态治理能力研究”（20AKS019）。本文发表于《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24年第5期，注释、图表及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