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路支解放军”恐袭新动向及中国参与治理的策略
学术
2024-10-29 11:04
云南
摘 要：巴基斯坦长期受到恐怖主义危害，猖獗的恐怖活动既迟滞了国家的正常发展，又严重掣肘了国际共赢合作。随着中巴两国经济的深度合作，尤其是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红利”的不断释放，两国利益更加交融，交流更加广泛，民众更加受益。但是，中巴经济合作亦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恐袭危害，“俾路支解放军”日益成为头号威胁。近年来，“俾路支解放军”针对在巴中国项目、机构和人员的恐袭频次增多、对象扩大、手段更无人性，出现了一些新动向。这既与俾路支民族本身所固有的历史和文化因素有关，又与俾路支地区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和域外大国的挑拨离间脱不了干系。为了应对“俾解”对中国在巴利益的严重威胁，中国应努力消除“俾解”恐袭动员的经济社会根源，推动中巴共赢合作长效机制的建设。关键词：“俾路支解放军”；中巴经济走廊；恐怖活动；中巴关系中国和巴基斯坦“全天候朋友”关系的形成，是两国长期相互信任与支持、共赢合作、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积极成果。进入新时代，随着“中巴经济走廊”（以下简称“CPEC”）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旗舰项目和共建共享合作的典范工程，承载着推动中巴两国经济合作向好、伙伴关系不断深化、中国-南亚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使命，自开建以来成效突出也备受世界瞩目。随着CPEC第一阶段项目的顺利完成和第二阶段项目的有序推进，中巴之间的经济往来更加频仍，利益交融更加密切，项目红利不断溢出，巴基斯坦民众的理解和支持也在持续上升，中巴合作走上新阶段。同时，CPEC 建设充分凸显了“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合作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为国际合作、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全球治理等多个方面提供了经验借鉴。但是，在中巴经济多元合作顺利推进之际，也存在恐怖主义安全威胁等现实挑战，特别是“俾路支解放军”（Balochistan Liberation Army，以下简称BLA或“俾解”）恐怖活动。巴基斯坦深受国内恐怖主义危害，安全形势不容乐观。据澳大利亚智库“经济与和平研究所”发布的《2020年全球恐怖主义指数》显示，巴基斯坦是全球受恐怖主义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威胁程度仅次于阿富汗。在受恐怖主义威胁极为严重的135国中位列第7位。仅2001—2019年间，巴国内因恐袭死亡人数达17510人。后经过巴政府“利剑行动”，整体安全形势向好，恐袭发生频率和致死伤人数开始下降，但是，还有约10余个恐怖组织在巴境内活动， “俾解”所在的俾路支省安全形势持续恶化，近年来暴恐袭击频次和致死率不降反增，是巴联邦中安全形势恶化的唯一省份。随着南亚特别是巴南部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和“俾解”谋私之心的膨胀，该组织恐袭行为出现了新动向和新特点，常常将在巴中国人员、机构和项目作为主要袭击目标（见表1），先后策划并实施的多起恐怖袭击事件严重危害在巴中国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损害中国在巴利益，影响合作项目顺利推进和巴民众福祉的提高，掣肘中巴关系提质增效。审思“俾解”恐袭新动向新特点，剖析其动因并探寻破解之道，裨益于管窥巴基斯坦恐怖主义活动概况，思考中巴合作应对恐怖主义威胁、有效推动CPEC项目建设、维护中国海外利益、巩固中巴伙伴关系、共建中国—南亚命运共同体的进路。表1 2018—2024年间“俾解”针对中国的主要恐袭事件恐怖主义是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是公害也是越来越突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治理的热门话题，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并逐渐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识。美国国务院《全球恐怖主义的形态：2000》报告指出，恐怖主义是指由次国家行为体组织或潜藏人员对非战斗性目标采取的有计划的、包含政治目的、意在影响受众的暴力活动；国际恐怖主义是指涉及公民或疆域在一国以上的恐怖主义；恐怖主义组织（团体）是指从事恐怖活动的组织或团体。2015年12月27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第三条规定，恐怖主义是指通过暴力、破坏、恐吓等手段，制造社会恐慌、危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财产，或者胁迫国家机关或国际组织，以实现其政治、意识形态等目的的主张和行为；恐怖主义组织是指三人以上为实施恐怖活动而组成的犯罪组织；恐怖事件是指正在发生或者已发生的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危害的恐怖活动。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过程中，恐袭活动的目标和对象不再限于一国疆域和民众，资金来源、组织架构也越来越错综复杂，往往具有跨国性、政治性、工具性等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因素深刻影响了国际恐怖主义的具体界定。由于对恐怖主义的定义权逐渐被国家这一行为体垄断，恐怖主义的界定被限定为反政府、反社会的团体或个人， 国家恐怖主义问题也在国际恐怖主义的界定中被回避，恐怖主义与民族解放运动间的界限趋于模糊。因此，从不同视角出发对国际恐怖主义行为进行评价往往会得到不同的结论，出现恐怖活动制造者成为“自由战士”的迥异评价。尽管国家间在界定一国恐怖主义组织方面因政治因素等存在差异，但对恐怖主义的危害存在共识。简单地讲，“恐怖主义是一种企图或威胁，或是滋生巨大破坏、杀戮和暴力的温床”。恐怖主义不仅造成直接的物理破坏，还通过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产生连锁反应，对社会的稳定和繁荣造成持续性的深远影响，对经济负效应明显。以地方税收执法为例，在恐怖主义活动猖獗时期，由于政府税收机关发现逃税行为的能力下降，加强税收执法的举措影响当地居民尤其是企业主与自由职业者的态度与看法。恐怖主义对国际贸易造成明显影响，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出口对国内恐怖主义负面效应的敏感度越强。恐怖主义会影响跨国公司的投资决策，跨国公司不愿进入受恐怖主义威胁的国家，而不是简单减少投资规模。因此，恐怖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一个国家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能力，影响就业率、造成宏观经济不稳定和错失发展机会等，导致中长期的经济发展问题。在社会层面，恐怖主义造成社会信任问题，使对未来可能受到恐怖袭击的恐惧甚至超越已经发生的恐怖袭击本身，而且恐怖分子借助有限的能力和资源，在社会中引发不成比例的恐惧效应。尽管不同规模的恐怖主义袭击造成的公众情绪变化等持续时间有所差异，但恐怖主义引发的强烈反应并不会在短时间内消散，恐怖主义的影响并不会轻易消退。除了从行为表现和影响方面认识恐怖主义，还需对国际恐怖主义进行深层次的、根源性的探究，包括其生成的历史与现实原因，文化、宗教、意识形态因素，以及对现存国际制度的对立情绪等方面。国际恐怖主义的生成与多种矛盾交互密切相关，但经济因素是影响恐怖主义活动生成的最重要因素，其次是宗教、民族、文化等同质性影响因素。 恐怖主义的扩散与激进化过程，还深受社会、政治、宗教和个体的影响与作用。另外，恐怖主义被某些民族和宗教群体采纳，往往是相互模仿结果。当群体在政治上被边缘化、在地理上接近恐怖主义群体时，他们更有可能模仿和选择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通常发生在缺乏群体政治代表（如党派、组织等）的社会背景下，但政治代表的存在并不能完全防止恐怖主义暴力的出现。一国内部政治排斥的程度，严重影响个体对恐怖主义的态度，政治腐败和失业水平也与个体恐怖主义的看法密切相关。总之，全面理解恐怖主义活动生成的复杂性和多维性，才能为制定有效的反恐策略创造条件。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治理已成为国际社会的热门话题，受到各国的重视并逐渐形成了治理共识。然而，在反恐实践中仍存在反恐双重标准、反恐跨境取证难等突出难题，面临大国参与意愿降低、弱小国家反恐能力有限的新挑战。值得注意的是，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发生频次最高的地区为南亚、中东和北非，以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拉克等国为典型。虽然全球恐袭活动在2010—2011年间达到峰值后呈现出下降趋势，但南亚、中东等仍是活跃区 ，特别是巴基斯坦的“俾解”恐怖活动国际化趋势明显，出现了针对中巴合作项目的新特点。“俾解”是被巴基斯坦政府取缔的恐怖组织，马里（Marri）、布格提（Bugti）和孟格尔（Mangal）三大部落武装是其中坚力量。历史地看，“俾解”是大国地缘政治博弈的产物，诞生于上世纪苏联入侵阿富汗时期，是苏联为破坏巴基斯坦支援阿富汗反苏力量的后勤运输线，依托巴境内长期存在的民族分裂势力而组建的反政府武装组织和力量，其从一开始便有着谋求自身政治利益、破坏巴国内社会稳定和谐的倾向。苏联解体两极体制坍塌后，“俾解”病灶和毒瘤未清除，在大国“权力真空”背景下恶性生长并演化为极端恐怖组织。近年来，中巴关系的提质效增，特别是CPEC项目建设的稳步推进，不愿看到中巴友谊进一步发展的一些国家，怂恿和利用“俾解”实施对中巴合作项目的恐怖活动。“俾解”为谋取更大政治利益，将损害在巴中方利益作为威胁巴方让步的政治工具，并呈现出恐袭目标泛化、恐袭频次增加、恐袭危害严重化等特征。作为大国政治博弈产物且具有浓厚民族分离主义倾向的“俾解”，诞生后长时间内主要是将巴基斯坦联邦政府官员、安全部队、主体民族旁遮普族人作为攻击目标。之后，“俾解”将袭击目标慢慢扩大到巴国的组织机构、油田、天然气管道、铁路及其附属建筑物、国际合作项目等。据统计，若将被袭建筑物与商业、电讯、交通设施等合并统计，“俾解”对巴公共设施的恐袭占全部袭击目标的60％。随着CPEC项目的持续推进，中国更多的企业和公司参与到巴基斯坦建设中来，“俾解”开始将袭击目标扩展到在巴中国企业、机构和公民，表现出巴方与中方目标交织的新变化。针对中国的恐袭，不仅频次增加，而且由主要针对中方在巴投资工程及其工作人员扩大到中国的外交人员、华文教育机构人员，甚至普通民众。“俾解”恐袭的这一变化始于2018年。之前，“俾解”有恐袭中国在巴项目和人员的嫌疑，但未经证实且次数很少。然而，自2018年开始，“俾解”对恐袭在巴中国人员、机构和设施非常“高调”。2018年8月11日，在俾路支省查盖县达尔本丁市附近的N25高速公路上，运送中国矿业工人的巴士遭皮卡车自爆袭击，造成3名中方人员受伤，“俾解”宣称负责，并声明本次袭击的直接目标是中国工程师。同年11月23日，中国驻卡拉奇领事馆遭遇恐怖袭击，“俾解”认领了该次恐袭，并宣称未来将会对驻巴中国企业和公民发动更多袭击。这次袭击在巴方的快速反应下并未造成中方人员伤亡，然而明确针对中国领事馆这一事件性质恶劣。2019年5月11日，瓜达尔港区的“明珠大陆酒店”（Pearl Continental Hotel）遭遇“俾解”下属的“马吉德旅”恐袭，“俾解”声称袭击目标是酒店内的中国投资者。2020年6月29日，“俾解”恐袭位于卡拉奇的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大楼，导致多人伤亡。值得注意的是，该证券交易所早在2017年就已经由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巴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巴基斯坦哈比银行组成的联合体与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股权出售委员会签署了股权收购协议，联合体持有40%的股权，其中中国三家交易所的合计持股占到30%。2021年8月20日，一辆载有中国工程师的车队在瓜达尔东湾快速路项目施工中遭遇恐袭，致多人伤亡。“俾解”宣称这是针对中国工程师车队的一次“自我牺牲”式的“人肉炸弹”袭击。2022年4月26日，“俾解”在卡拉奇市孔子学院实施的“人肉炸弹”恐袭，造成3名中国教师死亡。2024年3月20日对瓜达尔港港务局大楼的恐袭，虽没有中国人员伤亡的报道，但针对中国的动机十分明确。从以上可以看出，“俾解”已经成为在巴中国人员和机构的严重安全威胁。（二）“俾解”恐袭范围扩大，与针对中国的恐怖势力勾连巴基斯坦独立以来，俾路支省的恐怖活动主要集中在中部。然而伴随巴联邦政府与俾路支地区矛盾的激化，俾路支分离主义活动与恐怖主义活动耦合，俾路支省的恐怖活动已从主要集中于中部向全省扩散，甚至远及信德省和旁遮普省。以俾路支省恐怖组织“领头羊”的“俾解”为例，很长一段时间内，“俾解”的恐袭活动主要在俾路支省地区，首府奎达是重灾区，“俾解”、“俾路支共和军”和“俾路支解放阵线”共同制造了俾路支省65%的恐袭数量。近几年，为了谋求自身的政治经济私利，“俾解”已经不局限于对本省目标的袭击，恐袭范围已扩大到信德省，特别是卡拉奇。2018年“俾解”针对中国驻卡拉奇领事馆的恐袭是该组织首次在俾路支省外对在巴中国人员恐袭，2020年的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大楼恐袭事件和2022年的卡拉奇大学孔子学院恐袭都发生在俾路支省外，而且明确针对中国。作为CPEC桥头堡的瓜达尔港所在的俾路支省，暴恐事件迅速上升。作为CPEC重要途经地的信德省的安全形势也出现恶化，恐袭增多且多次波及中国。以2015年为例，俾路支和信德分离主义与恐怖主义势力共发动了208起袭击，占巴国恐袭总数的33.28%。其中俾路支省218起，居巴全国之首。信德省首府卡拉奇是恐袭主要发生地，该省其他地区较少发生恐袭。另据巴基斯坦和平研究所（PIPS）发布的《2023年巴基斯坦安全报告》显示，在巴基斯坦2023年的恐怖袭击中，82%的死亡人数是由以“俾解”为代表的恐怖组织造成的，而且与2022年相比，俾路支省的恐袭事件频率增加了39%，信德省增加了87%，这些恐怖活动必然影响CPEC项目的有序推进和中国人员与机构的安全。俾路支省不仅是恐怖组织存量大省，也开始与其他恐怖活动大省和组织勾连。综观巴基斯坦历史，世俗属性与伊斯兰属性的博弈贯穿各阶段，宗教恐怖主义和地区分离主义活动交织。同时，作为支持阿富汗抵抗苏联侵略的“前线国家”，部落地区逐渐走向暴力化倾向，并在“9·11”事件和美国反恐战争爆发后持续发酵。开普省尤其是原联邦直辖部落地区恐怖组织存量大，“基地”和“巴塔”组织最具代表性。近年来，在西方的煽动下，个别组织反对巴政府、仇视中国的倾向明显抬升，曾经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区已经变成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2018年，巴中央政府将部落地区划归开普省管辖的举措触怒了地区既得利益者，导致一些部落人士公开支持恐怖组织对抗政府的行动，甚至公然要求脱巴独立。它们和俾路支省恐怖组织呼应，对中国企业、公民和机构进行袭击，构建反华政治生态和恐怖组织全国势力的雏形已现， 具有典型性的是俾路支省与信德省分裂恐怖势力的公开联手。两省都存在分离主义暴恐组织，但长期以来各自为战且互不隶属。可是，近年却出现了联手对外的趋势。2020年7月25日，包括“俾解”的多个俾路支分离主义暴恐组织与信德分离恐怖主义组织举行会议，宣布成立联合阵线，制定联合策略。宣言诬蔑性声称，俾路支省和信德省都受到中国的“扩张主义压迫”，巴联邦政府和中国通过CPEC征服他们并占领海岸和资源，在印度洋和波斯湾建立军事据点；还鼓吹要联合印度和其他区域大国阻遏中国和巴联邦政府，要针对巴基斯坦政府和中国目标发动更多的恐怖袭击。（三）“俾解”恐袭手段更趋隐蔽，针对中国的频次增加最早疑似与“俾解”有关的在巴中国人员遇袭事件发生于2004—2006年间。2004年5月，在中国援建的瓜达尔港建设工地，12名中国监理工程师遭遇遥控汽车炸弹袭击，3人遇难，9人受伤。2006年，在俾路支省的1名援巴中国工程技术人员遭恐袭遇害。尽管这两起事件未有组织宣布承担责任，然而“俾解”成为第一嫌疑。之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在巴机构和人员似乎未受到“俾解”袭击。然而，自2018年开始，“俾解”对在巴中国人员、机构、设施的袭击开始日渐频繁集中起来。2018年8月，“俾解”制造了俾路支省N25高速公路恐袭事件后仅两个月，便又谋划实施了中国驻卡拉奇领事馆恐袭事件。此后，在2019年5月、2020年6月、2021年8月、2022年4月“俾解”实施多起对中方人员、项目、设施的恐袭。据巴基斯坦媒体ARY新闻台报道，2022年5月16日，巴反恐部门突袭了俾路支省的霍沙布镇，逮捕了一名试图对中国车队实施自杀式爆炸袭击的女性，并找到了爆炸装置。巴反恐部门声称，这名女子为“俾解”组织成员，与4月26日制造的卡拉奇大学孔子学院恐怖袭击者同属一个团体。另外，“俾解”对在巴中国公民、机构和设施的恐袭还呈现出手段更加隐蔽和残忍的特点。“俾解”组织早期的袭击手段较为单一，或采用枪械袭击，或惯用路边炸弹，然而近来开始频繁使用“人肉炸弹”这种隐蔽性强、伤害性大且严重违反人道主义的袭击方式。比如，2021年8月中国车队遭遇的恐袭是“儿童炸弹”，2022年4月卡拉奇孔子学院恐袭是“妇女炸弹”。目前，在巴基斯坦有200个自杀式炸弹袭击者训练营地，每个营地大约200名儿童。恐怖组织只要花费3万英镑就可以购买到一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而且这种恐袭交易正在蓬勃发展和蔓延。值得注意的是，巴基斯坦是世界上青年人口比例第二高的国家，400多万失业人员中大多数是年轻的毕业生，人数每年还在增加，就业机会却处于最低水平，造成巴国失业率飙升。这对边缘人口特别是年轻就业者影响最为明显，失业挫折感使他们容易被蛊惑和走向极端。“俾解”利用了这一不满并不断发展恐袭“骨干力量”，已是中国需要重点防范的恐怖组织。恐怖主义是人类的公害，但治理难度较大，主要缘于其复杂的生成原因。探究国际恐怖主义及其治理之道，“必须从多个层面入手，如国家内部的政治派系斗争、组织的宗教或意识形态、个人心理结构、恐袭目标国家因素、以及支持和操纵恐怖组织的国家情况等”。近年来，“俾解”恐袭目标指向中国，似乎肇始于CPEC建设，其实存在着多维深层原因。恐怖主义的发生率与历史密切相关。受历史因素影响，俾路支地区的民众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脱离巴联邦和谋求民族独立和自治是其长期奋斗目标，不论手段是否正义。近年来“俾解”恐袭出现了针对中国的情况，这与俾路支族民族主义意识外溢，企图以侵犯中国利益、挑拨中巴关系达到脱离巴联邦的政治企图密切相关。从俾路支族的发展史看，俾路支人曾先后建立了多个较为统一的政治体系，最辉煌的可以追溯到米尔·穆罕默德·纳西尔·汗一世·艾哈迈德扎（Mir Muhammad Nasir Khan I Ahmadzai）治下的卡拉特汗国，这是一个东至今天巴基斯坦的德拉加齐汗，西至伊朗的锡斯坦、克尔曼，南至卡拉奇、阿巴斯港的部落联盟制国家。然而在纳西尔汗一世去世之后，卡拉特汗国迅速衰落。19世纪初叶，为了谋取霸权利益，英俄两国在中亚地区展开了激烈较量，为了有效遏制沙俄的扩张，英国入侵了卡拉特汗国并迫使其签订了多项不平等条约，获得了实际控制权。之后，又通过“戈尔德斯米德线”和“杜兰线”将卡拉特汗国一分为三，人为割裂了俾路支民族和卡拉特汗国，使俾路支民族感受到了灭种的危机，激发了他们的民族主义意识。在英国殖民卡拉特汗国期间，俾路支地区曾开展过多次民族独立斗争，都被英国殖民者镇压。印巴分治前的1946年3月，寄希望于英国的卡拉特汗国后人米尔·艾哈迈德·亚尔·汗·艾哈迈德扎（Mir Ahmad Yar Khan Ahmadzai）以俾路支族代表身份向前来解决南亚次大陆权力移交问题的英国内阁使团提交了备忘录，要求重新恢复卡拉特汗国的独立，然而英国《蒙巴顿条约》对卡拉特归属的模糊立场，使其独立诉求再次受到重创。随着英国人撤出南亚次大陆，巴基斯坦与印度独立建国，在巴联邦政府的争取下，俾路支地区同意并入巴基斯坦联邦，但这并不代表俾路支民族彻底放弃了独立愿望。1948年初，部分具有强烈民族分离主义思想的俾路支人在阿卜杜勒·格里姆·汗（Abdul Karim Khan）的带领下组成地方武装组织，与巴联邦政府发生了大规模武装冲突。同年7月，随着阿卜杜勒·格里姆·汗被捕，俾路支地区与巴联邦政府间的首次大规模冲突画上了休止符。但这没有泯灭俾路支族人的独立倾向，反而使其变得高涨，他们认为巴基斯坦联邦是“压迫者”“吞并者”，还是俾路支主权国家理想的毁灭者。而巴基斯坦政府则认为俾路支人不忠诚于穆斯林民族主义事业，公然蔑视和挑战国家权威并试图谋反。双方先后于1958—1959年、1963—1969年、1973—1977年和2005—2009年发生了四次大规模武装冲突。尽管俾路支族武装均以失败告终，但数次摩擦使得双方本就脆弱的关系更加敌对，不信任感加深。俾路支武装开始放弃大规模武装冲突的思路，转而通过组建或发动地方武装团体力量，通过实施恐怖主义袭击实现目标，“俾解”就是在这一浪潮下形成壮大的。苏联暗中支持组建的“俾解”，在苏联入侵阿富汗期间曾相当活跃，多次派遣相关人员前往苏联学习“苏式”革命理论，强化了其民族分离主义倾向。苏联解体后，“俾解”一度陷入沉寂，然而随着“9·11”事件的爆发，美国为了获得更多塔利班组织的情报，开始利用沉寂许久的“俾解”组织。在美国的支持下，“俾解”有了更大的底气与巴联邦进行对抗以谋求“政治独立”，然而不论是武装行动抑或是恐怖袭击，“俾解”都未能在独立的目标上取得实质性进展，反而逐渐成为以制造恐袭刷存在感、不分是非的极端势力。近年来，CPEC建设顺利推进，成效突出，中巴关系持续向好。为了获得支持，“俾解”开始将袭击目标转向在巴中国公民、机构和项目上。“俾解”误认为，通过损害中国在巴利益，可以获得比对抗巴联邦政府更大的政治效应。对中国的恐袭可能迫使巴联邦政府碍于维系中巴良好关系的诉求，不得不向俾路支分离主义势力妥协，从而达到民族分裂目的。俾路支族有着悠久的部落文化，俾路支人通常会在部落内部推选出一位比较聪明、勇敢、熟知部落传统并身体力行之人担任部落领袖，称其为萨达尔，人们希望在萨达尔的带领下维持部落制长久存续。萨达尔在俾路支部落的不同历史阶段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对俾路支族民众的物质与精神生产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在俾路支部落社会初期，畜牧业是俾路支族赖以生存的重要产业，但牧场的有限性与部落需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使得俾路支族在寻找牧场的过程中不断与其他部落或民族发生冲突，作为部落领袖的萨达尔在这个时候会担当起领导者角色。由于人们对优秀的部落萨达尔的热爱，萨达尔崇拜的传统在俾路支部落中得以传播，并成为俾路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农耕逐渐代替畜牧业成为了俾路支族人赖以生活的主要方式，出现了俾路支族永久性定居点。新的生产方式也导致萨达尔地位的变化，其不仅成为定居人口的主人，而且开始在部落中拥有了更多特权，侵占部落集体所有的土地等公共财产，并将萨达尔制改为世袭制，将名为“吉尔加”的部落司法机制掌握在自己手中。 英国人到达俾路支后，为了便于统治，不仅保留了俾路支传统的以萨达尔为核心的部落制度，而且还有意加强了萨达尔的自治权力，以达到间接统治的目的。他们不断给予萨达尔封号、金钱，将原本受萨达尔控制的吉尔加制度强化为皇家吉尔加，还将自己组建的一支由部落成员构成的民兵武装交给萨达尔负责，队伍成员的征召、官员的担任都由萨达尔所掌控。这种自拥武装力量的传统影响至今。英国殖民者离开后，巴联邦政府为了维持地方的稳定，有意保留了俾路支部落制度。当巴联邦政府执政能力提高，想取消地方萨达尔制度时，却遭遇了部落首领的极大反对，爆发了多次武装冲突。受历史因素和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俾路支人一直未曾抛弃传统的部落社会制度与观念。在部落制观念熏陶下，多数俾路支人没有国家概念，部落是维系当地人沟通交流的单位，在当地人的心目中占有神圣而不可撼动的地位。“生为部落人、死为部落魂”是俾路支部落民众的集体意识和根本信念。这种部落认同感强于国家认同感的惯性思维和传统，成为俾路支族谋求建立“俾路支斯坦国”的精神动力。尤其对于部落萨达尔而言，长期的自治状态使得他们获得了极大的利益，他们不愿意接受现代社会的改造，排斥外邦文化和现代知识的流入，将俾路支地区的资源视为部落所有。因此，当巴联邦政府在俾路支地区进行民主改造，加强地方投资时，在萨达尔们看来这是联邦政府对自己利益的一种剥夺。他们表面上借助所谓的“独立建国”运动来抵制中央政府，意图保留部落制，实际上是为了固守个人私利和特权。随着CPEC建设顺利推进，先进文化和科学知识传播到俾路支部落地区，极大地开化了部落青年的思想，使他们意识到部落制度的落后，开始有意脱离部落前往城市生活。同时，CPEC为沿线地区民众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俾路支青年开始人心浮动，许多人前往邻近省份寻找脱贫机会甚至安身立命。CPEC还带动中国人的涌入，2016年有7.1万名中国公民抵达巴基斯坦，预计未来大约会有100万中国人抵达俾路支省。巴工商业联合会的一份报告指出，2048年时该地区的中国人数量将超过俾路支人，这使得俾路支人担心他们成为少数民族。他们危言耸听地宣称，巴联邦政府试图改变俾路支地区的人口结构，将CPEC建设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机会。 “俾解”的构成主要以活动于俾路支省的三大部落武装即 Marri（马里）、Bugti（布格提）、Mangal （孟格尔）为骨干而建立的，该组织深受部落制度和萨达尔的影响，俨然成为部落萨达尔武装的代言人，为了保障部落制度的存在，维护萨达尔的利益，开始不断扩大对中方人员、机构和设施的袭击。俾路支地区拥有储量丰富的矿产资源，其中尤以天然气、煤、铜、硫、大理石出名，已探明的天然气储量占巴已探明天然气储量的68%。查吉区雷克迪克（Reko Diq）铜矿，已探明储量甚至比伊朗的沙切什梅（Sarcheshmeh）和智利的埃斯孔迪达（Escondida）铜矿还要大。但是，与俾路支地区拥有丰富矿产资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该地区长期以来经济落后，人均收入低，民众贫困，经济总量在巴国的占比长期处于5%以下，71%的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中，产妇死亡率是其他省份的三倍，大量儿童失学，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指数（HDI）报告将俾路支省列为巴各省中人类发展指数最低的省份。俾路支分离势力借资源大省和经济弱省之间的矛盾，鼓动俾路支民众与巴联邦政府对抗。这种不满情绪同样迁移到了CPEC项目上。一些俾路支人错误地认为，与巴联邦的经济政策一样，CPEC项目也是一种利用俾路支省资源为外邦和中国谋利的行为。他们造谣说，CPEC项目协议规定，中国将在未来40年获得瓜达尔港收入的91%份额，巴基斯坦联邦只拥有9%的份额，回到俾路支省的份额所剩无几。比如，CPEC项目拟建的九个经济特区，俾路支省只有1个，而且建设计划相当模糊，官方网站没有提供就业机会等信息。俾路支省前首席部长马利克·俾路支（Malik Baloch）夸张地指出：“到2019年，CPEC项目没有一分钱用于俾路支省的福利。”这些错误认知导致众多俾路支人把“俾解”实施的针对CPEC项目的恐怖活动看成“维权”。为了有效保障CPEC项目顺利推进，巴联邦政府成立了特别安全司，组建了保护性特遣部队，但这不仅没有使“俾解”等恐怖组织放弃恐袭，反而激化了巴联邦政府与俾路支地区的矛盾，增加了双方的信任赤字。俾路支人还认为他们不仅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在政治和军事上也被巴联邦政府边缘化。因为联邦政府和军队中的主要职位基本被旁遮普人占据，军队中旁遮普人的比例占到90%，俾路支本省多数行政和司法部门的高级职务也很少有俾路支人，如本地警察人数只占5%。这使得那些受过军事训练且怀有分离倾向的俾路支族军警成为“俾解”拉拢和策划并实施武装暴动的骨干力量。对CPEC项目，俾路支人也觉得本省领导未能参与任何重大决策。他们抱怨说，在CPEC建设中，巴联邦政府从不征求俾路支族人的意见和看法，他们已被完全排除出项目决策；俾路支不仅不能享受项目的红利，反而加剧了边缘化。因此，他们认为“俾解”对CPEC项目的破坏，既是保护民族利益，又是打击中巴合作的主要手段。这些成为“俾解”赖以存在和壮大，发动对CPEC项目和中方人员与设施恐袭的“群众基础”，也是CPEC项目成为恐袭目标的重要原因。对巴基斯坦来说，俾路支省还拥有极大战略价值。470英里长的海岸线（占到巴整个海岸线长的1/4）极具军事价值，巴三个海军基地中的两个在俾路支省。“它过去是印度的缓冲区，现在却为巴基斯坦扮演了这个角色”。对亚洲来说，俾路支省位于南亚、中亚和中东的十字路口，是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通道之地，也是北印度洋的战略地区之一。而且，它具有成为一个国际贸易中心的潜力。基于这些优势，俾路支省历来受到美国、印度等国关注。近年来，随着CPEC建设不断推进，尤其是瓜达尔港建设的初具规模，中国在南亚地区具有了一定的影响力，使得将南亚地区视为“后花园”的印度倍感烦恼。印度认为，“一带一路”在南亚地区的推进，CPEC在巴基斯坦的成功，并不是中方所宣介的合作共赢的方案，而是对印度的实施包围的“珍珠链”计划的一部分。CPEC建设有力地推动了巴基斯坦的经济发展，使巴综合国力稳步提升，将对印构成持久威胁。因此，设法阻止CPEC项目推进、离间中巴关系是印度的战略选择。支持和利用“俾解”等恐怖组织，可以实现“一箭数雕”效果。巴方证据显示，印度曾长期通过调查分析局（RAW）为“俾解”等分离势力和恐怖组织提供资金支持、武器支援和军事培训。2018年，中国驻卡拉奇领事馆恐袭事件幕后指使者直指RAW；2019瓜达尔港区明珠大酒店恐袭事件的真正主谋也是印度情报官员阿努拉格·辛格（Anurag Singh）；2020年，巴基斯坦外长库雷希（Shah Qureshi）与军方发言人伊夫蒂哈尔（Babar Iftikhar）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据截获情报，印度情报人员已在俾路支省组织了约700人的武装力量，向其拨款约6000万美元，计划对整个CPEC项目发动袭扰。另外，美国一直以来也对中国投资瓜达尔港及推进CPEC项目掣肘。联系到美国与“俾解”的过往，以及近年来美国对“俾解”的模糊态度，对美国支持“俾解”的怀疑也并非是空穴来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准确把握时代发展大势和国际局势新变化，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思考当代国际关系，从深化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等方面谋求扩大中国的“朋友圈”和发展全球伙伴关系。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交错，国际社会面临地区安全热点问题凸显、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的现实挑战，构成了全球范围的和平与发展的重大威胁，因此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建设一个普遍安全、共同安全的世界成为时代课题。近年来，南亚是受恐怖主义影响最严重的地区，恐怖活动呈快速上升态势，各型恐怖组织迅速崛起，对南亚各国乃至南亚邻国反恐能力构成较大挑战。尤其是巴基斯坦，面对“俾解”的恐怖活动新动向，如何顺利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特别是CPEC项目建设，保护中方海外人员、项目和机构的安全，切实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和权益，思考系统的反恐策略与采取顺势而变的反恐措施是要务。第一，加强反恐国际合作参与度，对“俾解”展开联合专项治理行动。长期以来，面对“俾解”等巴方恐怖组织对中国机构和人员的袭击，中国多以督促巴方对肇事者进行惩处为主要处理方式，较少直接介入对巴反恐侦办和打击活动。面对逐渐猖狂的“俾解”恐袭，中国应积极参与，对巴方针对“俾解”的反恐行动给予大力支持，甚至强力回击。比如，在卡拉奇大学孔子学院遇袭事件发生后，新任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第一时间向中国政府承诺将制定保障在巴中国公民的安全计划，中国可借鉴“湄公河惨案”反恐经验，借此次契机深度参与，与巴方政府开展反恐情报交流和联合行动，以雷霆手段打击“俾解”等针对中国的恐怖势力，彰显中国反恐决心，震慑针对中国的恐怖活动。对CPEC项目建设等可以开展反恐专项合作。南亚地区国际关系博弈复杂，极端势力和组织盛行，CPEC项目安全保障任务陡增。反对声音、信任缺失和袭击活动是过去多年来CPEC建设中始终未变的负面因素，政府内部的需求、军民之间的误解、少数民族的保守等问题可控，但针对中国公民和机构的安全威胁和安全风险却不可控。CPEC项目包含多项基础设施建设，参与的中方企业百余家，一直受到巴境内俾路支省分离势力、开普省“巴塔”恐怖势力等侵扰，甚至蔓延至山高路险的西北地区，难以彻底清剿且常受巴外部势力扶持。因此，中国政府应主动联合巴政府加强安全对话交流，完善反恐合作机制，及时分享安全情报，开展专项联合反恐行动甚至联合执法，对恐怖势力形成有力威慑，确保CPEC项目建设顺利推进并正常运营。同时，中巴也要加强与阿富汗新政府的反恐安全合作。原亲美的阿富汗政权曾一度是“俾解”等恐怖组织的支持者，多次联合印度等暗中资助“俾解”。随着阿富汗塔利班重掌阿富汗政权，整个地区安全形势发生了逆转。中巴要联合阿方并适当地承诺两国将积极帮助阿和平重建，同时敦促阿富汗新政权打击活跃于阿巴两国边界的恐怖组织。适时中国还要与阿、巴两国密切开展反恐合作，封堵“俾解”分子流窜，断绝“俾解”等恐怖组织的资金来源，打消域外势力为破坏CPEC建设和中巴关系寻找“代理人”的妄想。第二，阻遏印度“制华”图谋，切断“俾解”的印度外援。曾有学者研究指出，印度的恐怖主义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巴基斯坦的恐怖主义，但巴基斯坦的恐怖主义对印度的恐怖主义没有任何影响。巴诸多恐袭活动与印度有关，“俾解”目前的主要外援是印度。消除“俾解”恐怖活动，做好印度工作也至关重要。中国在推进CPEC建设中顾及了印度感受，曾热情邀请印度加入，并在印巴克什米尔争端中持中立态度，但是印度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对CPEC项目充满敌意，视中巴合作为围堵印度，明里暗里破坏，支持“俾解”袭扰项目。在这种情境下，中国可以尝试塑造中巴，甚至中—巴—阿情报协作与反恐合作机制，掣肘印度对“俾解”的支持。同时打拉结合，适度照顾南亚印度大国面子，在南亚地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时，与印度分享区域组织参与权。在经济交往中争取实现与印度需求的有效对接，提醒印度计算支持“俾解”的成本收益。当然在短期内，中国还应该通过与私人安保公司合作，最大限度地保护中国企业和人员的利益，避免中国官方直接参与的高成本和高风险。中国应该与巴方进一步合作，依托中巴经济走廊事务局组建具有官方性质的安全护卫队，将温和的俾路支青壮年大量招募到护卫队，既改善了俾路支人认为自己缺少参与度的境况，也有利于增加中方与当地人面对面交流和沟通的机会，方便与俾路支部落建立有效联系，改善俾路支人对中国的刻板印象与增信释疑。第三，加强与俾路支地区相关机构的教育合作和扶贫经验交流，充分展示中巴合作项目的民生价值。长期地看，解决“俾解”问题还要依靠俾路支省的发展，首要的是提升当地人的文化知识特别是劳动技能，加强中巴教育合作是重要路径之一。俾路支省基础教育薄弱，民众缺乏职业技能，在CPEC建设中因无法胜任工作而存在俾路支工人数量较少的现实，不能很好地分享CPEC建设带来的红利，助长了俾路支民众的不满情绪。对此，中国要主动地与巴方合作在俾路支地区建立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对俾路支人进行职业技能培训，逐步打造出“职业培训—定岗招聘—入职学习” 特色的育人用人模式。即派遣专门人员对俾路支人员进行短期职业培训，之后依据培训成效和CPEC建设需求，设置专门的工作岗位，招聘俾路支人为员工。在入职之后进一步依托以老带新、工人夜校等模式和平台加强对俾路支劳动力的基础文化、职业技能的强化，逐渐适应CPEC项目工作岗位并成为熟练员工，使俾路支省民众从CPEC项目的排斥者转变为维护者、从质疑者转变为支持者，压缩“俾解”组织发展势力的社会基础，提升CPEC建设的民众认同基础。同时开展扶贫经验交流，缩小俾路支省地区贫富差距。中国具有丰富的扶贫经验，应该与巴展开扶贫经验交流，尤其开展针对俾路支省的精准扶贫项目建设。中巴两国可以在俾路支地区开展教育扶贫试点工作，邀请俾路支部落首领和温和派人士参与管理，开展结对帮扶脱贫、产业扶贫、旅游扶贫、转移就业脱贫等，让俾路支省逐渐具备自我造血功能，逐渐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工业产业优势，在合理范围内依托CPEC改善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需求，积极根除恐怖主义威胁社会基础。加大CPEC建设民生价值的宣传，努力打消质疑，但巴方媒体对民生话题的报道较少，而且设置的话题呈现出负面报道基调或隐藏民间“不铁”的认知恰恰违背了推进CPEC建设的民生宗旨，它关于CPEC的报道忽略了底层民众的声音。必须改善这样的宣传报道，充分展现CPEC建设的真正价值。第四，加大CPEC项目的决策协商，拓展俾路支民众的参与权和话语权。国际经验表明，国内恐怖主义与民众话语权、政府问责制、民众参与度等密切关联，提高公民民主参与权在遏制国内恐怖主义方面确实有积极的影响。中国要努力实现与巴联邦政府的官方合作，也要加强与巴国俾路支省等地区的民间合作，拓展俾路支民众的参与权和话语权。俾路支族民众认为，在俾路支省CPEC项目建设过程中，中方长期只与巴联邦进行决策协商，鲜少征询俾路支省民众意见，作为利益攸关者的俾路支族人被排除出CPEC建设的决策层，没有享受到相关政策利好，缺少在CPEC建设过程中的话语权。在排外心理和不公正公平情绪双重作用下，他们容易将对话语权的争取转化为暴力对抗，将危害扩大化。据此，中方需要联合巴联邦政府与俾路支省地方政府，从低敏感度领域入手，在不干涉巴基斯坦内政的前提下，让更多的俾路支“萨达尔”和温和派政党参与到CPEC建设决策中来，充分了解和收集他们的意见和诉求，让俾路支人逐渐从项目建设的局外人转变为局内人，提高和拓展俾路支民众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中的参与程度。要加大在俾路支民众中教授中文的力度和开展中巴文化交流，同时，加强对俾路支当地语言的学习和风土人情的了解。曾有学者抱怨说：“不幸的是，在CPEC建设的引领下，巴基斯坦的大部分大学都教授普通话，然而俾路支省没有一所大学教授普通话。”一位年轻的普什图商业管理专业人士也提道：“有点讽刺的是，巴基斯坦人被教导使用普通话与投资者互动，而投资者却懒得学习当地语言，这是殖民心态。”因此，中方应该加强与巴基斯坦教育机构的合作，进一步普及对俾路支省的华文教育，便于他们直接感受中国的和平主义与崇尚和睦的文化，也有利于俾路支省民众更好地参与到CPEC项目中。当然，中国也应鼓励长期在巴中国公民、企业学习当地语言、文化和习俗，争取与俾路支各部落打成一片，融成一团，有助于加强中国与俾路支民众之间的民心相通工作。最后，立足新安全观，塑造恐怖主义治理的长远之策。中国提出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普遍响应与认同。新安全观旨在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其核心内涵为有效应对地区安全热点问题、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提供了根本遵循。“俾解”恐怖活动不仅对巴基斯坦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造成了严重危害，对中国在巴项目建设和员工生命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也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产生了潜在影响。中巴应秉持共同安全理念应对“俾解”恐袭，号召承担共同的反恐责任。重视综合施策，多方统筹反恐行动。“俾解”恐怖活动的根源是多方面的，应对“俾解”恐袭要兼顾俾路支地区社会历史根源、经济发展诉求、“俾解”组织背后势力，多管齐下，综合治理。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合作原则，CPEC建设应注重发挥多元主体作用，以对话协商、合作共建的方式为俾路支当地民生需求提供中国经验与中国方案。寻求可持续安全，以发展消除潜在威胁。在中国消解“俾解”恐袭威胁的整体策略中，不能孤立地看待安全问题，要兼顾好发展与安全的“两手抓”，从地区发展的现实诉求出发，为反恐行动提供支撑。充分利用CPEC为巴基斯坦带来的长期经济发展机遇，不断释放红利，使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安全相辅相成，逐步塑造和完善恐怖主义治理的长远之策。作者简介：亢升，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印度-巴基斯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当代中国外交；朱王翘楚，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