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变的改革共识：一个分析框架
学术
2024-10-28 22:08
云南
摘 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改革共识凝神聚力，而只有在对改革共识的属性进行深入剖析的基础上，才能准确把脉改革共识的发展及嬗变特征，充分考量凝聚改革共识面临的主要困境，进而寻究凝聚改革共识的对症之策。基于“主体—客体—环体”的分析框架，可以发现公众改革认知的流变、改革实践的流变以及改革环境的流变，使得改革共识具有鲜明的流变属性。基于对造成改革共识流变属性的三种要素的分析可得出结论：凝聚改革共识须在认同品格建构、改革实践回应、改革环境契合方面动态性地“三管齐下”。关键词：改革共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深化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顺应时代潮流，勇于改革开放。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只有深入推进改革创新，坚定不移扩大开放，才能“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改革开放是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中国人民既是这一进程的见证者和受益者，也是参与者和创造者。身处改革开放情境中的人民既有受动性，亦有能动性，因而，改革开放离不开人民的支持，离不开人民之改革共识的信念驱动。只有在对改革共识的属性进行深入认知与剖析的前提下，才能准确把脉改革共识的发展及嬗变特征，充分考量凝聚改革共识面临的主要困难，进而探索凝聚改革共识的对症之策。顾名思义，改革共识是指人们对改革的多维内容——改革性质、旨归、方略、标的等趋同的认知、立场和态度。需要指出的是，改革共识是公众之于改革认知的“最大公约数”，而不是纯粹的划一性体认和观念。改革共识的当下研究主要聚焦于如下主题：改革共识的阙如与否之于改革的意义，改革共识的历时性变迁，凝聚改革共识的挑战和对策等，对改革共识属性的探讨在既有研究版图中占比则较小。其中宋周尧认为改革共识具有现实性、历史演进性及个体差异性等特征。现实性基于人们对改革实践的体认而生成；演进性伴随历史的发展而呈现；个体差异性则是由改革共识作为一种价值认知所具有的主体性所框定的。雷勇、陈锦宣将改革共识属性归纳为：普遍性、时代性、系统性，普遍性指改革共识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时代性指改革共识随改革实践的变化而丰富，系统性是指改革共识不是对改革某一方面——而是对其基础性问题持有的相同认识。林晓燕将改革共识的属性归纳为：时代性、相对性、层次性、过程性。此外，姜海等在土地制度改革的具体论域中探讨了改革共识的层级差异性、因时而变性等特征，秦舒展从改革共识应然属性的意义上指出，其应具有包容性、人民性等特征，由此得以成为激发全面深化改革的精神动力。上述研究对改革共识的属性进行了归纳和分析，具有相当程度的合理性，利于深化人们对改革共识的认识，但对改革共识属性的归纳具有“列举式”的特征，缺乏分析框架，存在着分析“暗箱”。缺乏分析框架的列举式分析存在几个局限性。第一，列举逻辑不明。由于没有分析框架对外延的框定，未交代前提逻辑，使得列举无的放矢，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术对话的空间。第二，列举重合问题。由于没有分析框架的层次理顺，使得分析易陷入重合交叠。第三，列举重点不明。缺乏统一的分析框架，就无法将对改革共识的某种属性与其他属性置于同一比较视野之下，因而无法对其重要程度进行衡量和排序。正如主要矛盾对事物发展起决定作用一样，对于改革共识属性的分析也要抓住其主要矛盾，由此才能更加深刻地认识凝聚改革共识所遇到的主要困境，进而探索针对性的凝聚改革共识之道。为了克服上述局限，笔者试图探寻一个分析框架对改革共识的属性进行研究。这个分析框架建立在改革共识的关涉要素的基础之上，三个要素概括改革共识的主体、客体以及生发环境或曰环体，然后，基于“主体—客体—环体”的分析框架对改革共识的属性予以解剖。笔者认为，无论是改革共识的主体、客体还是环境，都处于一定的时间向度之下，并使得这三个要素始终处于变化的过程中，这是其共同特征；并且，三个要素之间也时刻处于相互作用之中，从而使其体现出鲜明的动态性，由此决定了改革共识的流变性。改革共识究其本质，是公众对于改革的认知状态。主观认知可能超前于现实实践，也可能滞后于现实实践，具有相对独立性。因此，主体认知是作用于改革共识的直接链环，前者的非恒定性造成了改革共识的流变。改革认知主体并非铁板一块，历时性地看，文化精英、权力精英和普通大众对于改革的认知，都能极大地影响改革共识的形成与发展。改革开放之政策施行，需要改革开放之思想先行。为了突破20世纪70年代末窒塞改革的思想荆棘，中国的文化精英以其公共关怀为旨归，发扬慎思明辨的求真精神，展开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改革之路铺垫了“启蒙”民意的理论基础和思想资源。围绕这场思想运动而展开的主要学术活动，包括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7月召开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研讨会以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通俗讲话）》的出版等，成为改革开放初期典型的“哲学事件”。这场规模浩大的思想运动有着清晰的现实关切。在当时的氛围中，“两个凡是”不仅禁锢了思想界，也禁锢了社会实践及政策创新的开展。而通过大讨论，这一“迷信”思维得以肃清，实践的思维、讲求实事求是的思维得以在全党全社会树立，思想的“解放”为政治上的改革开放拉开了序幕。在这场具有深刻“政治”特质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文化精英极大地推动了改革共识的形成。第一，文化精英扮演了讨论发起者的重要角色。其中，胡福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及各大权威报刊的转载点燃了大讨论的导火索。第二，文化精英扮演了讨论传播者的重要角色。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积极举办研讨会、发表文章，期刊编辑以及广播电台工作者及时转载、开辟专栏、播报宣传，推动了大讨论的蔓延。第三，文化精英扮演了讨论阐释者的重要角色。通过发表对普通公众的演讲，以及在写作中进行通俗化表达，以“摆事实、讲道理”的阐释风格宣传这场讨论的思想核心，使思想的解放在全社会范围内铺开。大讨论的深入人心和讨论共识的达成也促进了人们改革共识的达成：即通过改革开放“实践”改变当时中国发展的困局。20世纪90年代前后，国际国内形势的重大变化以及改革开放进程中深层矛盾和发展问题的暴露，使得“相当一部分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发生困惑，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前途缺乏信心，对党的基本路线产生了动摇”，一股借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改革开放，否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左’的思潮”乘势而起。若无法弥合改革共识，改革开放将面临搁浅。面对这种复杂情形，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要害，“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在指出问题症结的基础上，邓小平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性问题，重新凝聚起人们的改革共识。“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在当时很多人的头脑中是不清晰的，他们习惯以“是不是计划经济”这一判准来作答，因此改革开放进程中对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经验的借鉴就容易被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对此，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精辟论断指明了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而解放、发展生产力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本质问题”清朗之后，计划和市场也就被定性为发展“手段”而不是“目的”的层面。由此也就回答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确立了发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改革中的重要地位，而进行全方位改革，则是破除生产力发展桎梏，提高中国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根本之举。在回答了上述两个问题的基础上，人们之于改革的性质、必要性及侧重点就有了较清晰的共识。在改革身处何去何从的迷雾之际，邓小平以权力精英的深刻认知，荡涤了阻碍改革的错误看法，为公众凝聚改革共识，增强改革信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普通大众是生成改革共识最大规模的主体。大众时代或群众时代场景使得以往作为“沉默的大多数”的普通大众有了发声的空间和路径，其对改革的态度、表达、交往也开始成为建构改革共识的关键变量之一。较之文化精英和权力精英较高程度的学理性、思辨性、自洽性等改革认知状态，普通大众对改革的认知则具有鲜明的情感性、易变性、多元性等特征。所谓情感性，是指普通大众对改革的看法有时会通过情绪宣泄甚至抗争的形态表达出来；所谓易变性，是指由于自身体验的变化或者由于彼此之间的互动交往、意见领袖的引导机制等使得大众对改革的看法处于经常性的变动之中；所谓多元性，是指大众之于改革的认知充斥着异质的、甚至相反的观念。正是由于普通大众改革认知的上述表征，使一些人对改革共识的凝聚忧心忡忡，甚至认为改革共识在当下业已瓦解、流逝。这种悲观论调实际上混淆了两个问题。第一，将大众改革认知的表征混同为其改革认知的性质。例如，大众反对由于利益集团和优势社会力量对改革过程及机制的扭曲而导致的分配不公，他们通过激烈的言辞对改革的成效进行评价，这种改革认知的表征被“瓦解论”的持有者认为是对改革的否定，因而主张改革共识业已崩塌。实际上，这种表征为负面评价的改革认知不是对“改革”的否定，而是对改革中所出现的“问题”的否定。需要明确地认识到，这种“否定”之声不仅正常，而且应当，正是这些“否定”之声推动了改革的问题识别和议题设置进程，由此推动了改革的“升级”进步。简言之，这种改革认知不是改革共识的瓦解，而是一种要求提升改革质量的“新的改革共识”。第二，将群众改革认知的部分版图混同为群众改革认知的全部版图。诚然，极少数人对改革存在着种种质疑甚至进行攻讦，但需要注意的是改革共识是公众改革认知中的最大公共舆论，或曰改革认知的“最大公约数”。并且，由于在大众舆论中（尤其是在线上舆论空间中）普遍存在着的“坏消息综合症”的评价、言说惯习，那些负面的认知更为凸显，尖锐的评论往往更加醒目。但其实这些非和谐之声往往仅代表了群众改革认知的小块版图，因此对大众改革共识的评判应当基于群众改革认知的全貌，依据认知比例进行科学定性。改革共识的客体是改革实践以及通过改革实践所展现的改革的性质、旨归、方略等多维内容。改革行进40余载，“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这一论断，实际上指明了改革实践的流变性。如果对改革实践所经历的40余年历程进行全景考察，就会发现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领域的发展变化中，每一步都与改革息息相关，处于“改革社会”中的公民对改革的评判认知亦随改革实践的变动而变动，建立在公民改革评判基础上的改革共识也因此具有流变属性。中国的改革是在“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的历史情境中开启的，因此改革实践的使命呈现出鲜明的“阶梯性”特征，公民的改革共识也深深地打上了这种“阶梯型”改革实践的烙印，呈现出迥然相异的特征。所谓整全气质，是指这种改革共识的认同度高、稳定性强、社会覆盖面广，广大民众形成了一个态度趋同、对改革心存谢忱之意的“同质性”群体。改革开放以人民福祉为旨归，人民最迫切的福祉是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其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构成社会的主要矛盾。“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为了使人们“吃饱饭”，快速“富起来”，党和国家提出了“坚持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抓住时机，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等方针和口号。饱受贫困之苦的中国大地乘改革春风迸发出发展的强劲活力，取得了为世界所震惊的经济建设的卓越成就。以高效提升物质文化水平为核心的初阶改革实践，由于满足了最广大人民当时最根本、最要紧、最直接的利益而得到了全社会范围内的高度认同，形成了具有整全气质的改革共识。具体而言，一方面，满足民众初阶需求的改革实践“标的”集中、高速运转，且成效巨大、普惠程度高，使其在广大民众心中的“辨识度”“在场感”高、获得感强；另一方面，初阶需求得到满足的广大民众会通过多种方式表达其对改革实践的认同、赞颂态度、幸福感。这种方式无论是隐性的、自然流露的、无意识的，还是显性的或建构性的，都会形成某种正向氛围，强化认同逻辑和情感浓度。随着改革实践的渐趋深化，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党的十九大将其概括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对改革实践提出了新的时代使命。与初阶改革实践所应对的社会主要矛盾进行对比，能看出高阶改革实践完成新使命所需应对的更大挑战。一方面，在新矛盾的“左端”是更难满足也更难把握的人民多维需求；另一方面，在新矛盾的“右端”，改革要聚焦难度更大、要求更高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比如民生领域的短板、全面依法治国的繁重任务等。这些具有差异性、复杂性特征的改革课题共时性爆发容易使得改革“应接不暇”，既具有不可避免的滞后性，也难免存在改革盲区。对应于以全面深化改革为任务的高阶改革实践，公众形成了一种具有弥散气质的改革共识。所谓弥散气质，即指改革共识具有多元、多变、糅杂的特征，不再是初阶改革实践阶段那种全社会对改革高度一致的肯定态度，而更多体现为对改革提出要求，这种要求可能以多种态度展现。正是在此意义上，有论者将这种改革共识称之为“诉求型改革共识”，其动态性、弥散性体现在“公民对改革整体事业的支持与对当下某些改革实践的不满及对未来改革实践的诉求多重情感共存其中”。申言之，诉求型改革共识的态度呈现可能是温和与激进并存、肯认与愤懑共舞、满足与不平同行的复杂混合。而多种态度的交织互动，使得改革共识的弥散气质愈加“挥发”。需要指出的是，具有弥散气质的改革共识其实仍然具有认知和舆论的最大公约数，即对改革本身的肯定。在这一认知前提下提出对改革的更高水平的要求，希望以改革之利刃解决社会新生问题，只不过在特定时空场景下一些群众将关注焦点置于问题上，从而使其多元态度乃至不满具有了辨识度。改革的顺利推进与否受到改革环境的深刻制约。随着时代的前进，改革所面临的环体——改革生态，也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对于改革而言，这种变化同时蕴含着挑战与机遇。改革开放40多年发展的历程也是对国内外环境积极应对，以及积极营造利于改革事业发展的国内外环境的过程，公众的改革共识亦留下了时代场景的鲜明印记。中国改革开放经历了国际环境的复杂变迁，改革共识的稳固性及定力亦受到这种变迁的冲击及考验。首先，总体和平的全球格局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宝贵的时空际遇，有利于形成以改革开放战略驱动中国跨越式发展的共识。20世纪70年代以后，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日本人民不希望有战争，欧洲人民也不希望有战争，第三世界，包括中国，希望自己发展起来”。时代发展至今，这一利于改革推进的世界风潮仍在继续，“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申言之，世界政治在多极化力量的相互制约之下趋于和平；世界经济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趋向资源优化、共赢发展；世界文明在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时代则更趋向于理解包容、交融互动。这种世界局势为中国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以及文明的进步提供了良好的时代契机，也为改革事业的推进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和继续深化的外部动力，从而有利于改革共识的扩大和稳固。即中国人民认识到应当抓住和平与发展的难得时代际遇，以改革为跳板和引擎，利用好作为后发型国家的比较优势，推动我国实现跨越式发展。其次，不利于改革事业的国际风向的变动，会引致牵制改革的价值走向。例如，20世纪80年代末社会主义运动遭遇挫折，“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开动了全部宣传机器进行煽动”，剑指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甚至对中国进行制裁，引发了一些民众对改革的质疑之声和彷徨之态；东欧国家的剧变更是导致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的影响力减弱、共产党数量锐减，国内公众对社会主义改革事业的信心下降，有些人甚至否定改革的总体价值和方向，改革共识面临被撕裂的窘困境地。这些事件说明，改革共识可能受到国际气候变化的影响。在此情势下，邓小平多次发表讲话稳定民心。他分析了外国对中国制裁的性质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失败的性质，前者是一种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而后者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东欧国家自身治理的失败，“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在分析了上述事件性质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应对这些事件的同一个药方：坚持改革开放，提升国家实力。应对外国制裁需要改革开放，“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应对东欧剧变对中国人信心的影响同样需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布局，“中国不能把自己搞乱”，只要增强了综合国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真正体现出来了”。新时代场景下，我们同样应当高度警惕国际环境变迁对改革共识的影响和冲击，以前瞻姿态进行有效应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有研究表明“全球开放共识弱化，这值得高度关注”。如果说国际环境的变迁（主要表现为有利或不利于改革的国际局势）更多地影响了人民对“要不要改革”这一问题的态度看法，即对改革共识的稳固程度的冲击，那么国内环境的变迁（主要表现为改革需要解决的新生问题）则更多地影响了人民对“如何更好地改革”这一问题的态度和看法，即拓展了改革共识的关怀旨向版图。1.政治及社会新型安全问题拓展了改革共识的安全旨向版图。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传统的政治、社会安全问题升级为波及范围更广、“潜伏性”更强、危害性程度更大的新型政治社会安全问题。“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环境安全、网络安全、能源资源安全、重大自然灾害等带来的挑战明显上升，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安全问题的内涵和外延都在进一步拓展”。这些安全问题既不利于改革事业的推进，又切实危害到公民安全和利益，人们期待改革能够在解决这些新型安全问题上有所作为，改革共识由此携带了新的安全旨向。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强化国家安全工作顶层设计，完善各重要领域国家安全政策，健全国家安全法律法规，有效应对了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这一系列行动都是党回应人民升级的安全诉求之具体体现。2.经济及环境新型发展问题拓展了改革共识的发展旨向版图。针对2010年后的中国经济发展新情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了中国经济的“新常态”特征，即“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要求转变过去的粗放发展模式及其给环境带来的压力，实现发展观念、发展方式、发展效益的转型升级，以及经济发展与美好环境的双赢共进。这也是中国新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公民改革共识中的新期待，即改革共识携带了优质发展旨向。新时代，党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这一系列行动都是党回应人民优质发展诉求的具体体现。3.思想文化新型交往特征拓展了改革共识的价值旨向版图。信息传播工具、交往互动平台的发展催生了“众声喧哗”景观的思想多元化时代。加之中国改革所带来的社会大发展、大变革和大调整，以及西方文化、多种群体亚文化的思想、思潮冲击，使得人们的思想意识多元、多变。其中既有先进的、积极的思想，亦有落后的、低俗的，甚至错误有害的思想，多元思想及所携带的多元价值之间会发生激烈碰撞。面对这些思想和价值的“战场”及其特点，人们期待改革能够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价值方向，改革共识由此带上了核心价值旨向。“十四五”以来，党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紧紧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一系列安排都是党回应人民升级的精神文化需求之具体体现。改革共识由于受到公众改革认知、改革实践以及改革环境流变的影响，具有鲜明的流变属性。这种流变属性意味着不存在一个一劳永逸的凝聚改革共识方案，而要在改革共识认同品格建构、改革实践回应、改革环境契合方面动态性地“三管齐下”。改革共识的主体认知流变性维度，要求凝聚改革共识时必须加强以提高民众认同感为核心的内在品格建构。改革共识在文化、思想流变更为显明的当下场景中更加容易受到冲击，因此，凝聚改革共识需要对公民的精神世界予以引领建设，增强其对改革事业的认同。1.以多种中华文化资源增强改革认同价值厚度。这些文化资源包括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宝矿，改革事业也可以从中汲取文化动力。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变革”“变法”思想，如《周易·系辞下》中的“穷则变，变得通，通则久”，就蕴含了因时而变、与时俱进的意蕴，对传统文化的挖掘有利于增强改革共识的文化厚度及文化亲和力。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熏陶有利于人们认识到改革的历史脉络、改革对中国发展的历史意义、改革成果的来之不易，从而坚定改革信念。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培植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能使人们深刻认识改革为民的旨归和方向，进而提升改革认同，增进改革共识。2.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改革认同的价值朝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所要达成的奋斗目标、所需应对的时代矛盾、所要进行的战略布局等作出了清晰、精准的定位，是凝聚改革共识的有力思想武器，应注重发挥其中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中国梦”论述对于改革共识的凝心聚力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指明了社会主义改革在国家建设、社会建设以及公民建设方面所要达到的目标，对于增强人们的改革共识具有重要的价值引领作用。它能使人们自觉抵制和消除不利于改革事业的错误及落后思想，增强改革共识的定力。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而要实现中国梦，则要依靠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度改革。所以，中国梦对于提振人民改革信心，坚定人民改革信念具有强力牵引作用。不仅如此，中国梦还能促进改革共识从精神认知到外部行为的转化，将个人的价值实现与改革事业的价值实现统一起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梦“意味着每一个人都能在为中国梦的奋斗中实现自己的梦想，意味着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最大公约数”。改革共识的客体——改革实践流变性维度，要求凝聚改革共识时加强以提高改革实践回应性为核心的生成基础建构。加强改革实践对新时代场景下旨向版图扩张的改革共识之回应，是进一步凝聚改革共识、增强改革合力的根本之策。1.纵深推进改革，增强改革协同性。首先，要全面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弊端。在经济上，应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推动形成全面改革新格局；在政治上，应进一步健全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文化上，应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社会层面上，应当进一步提升民生水平，在推动教育事业、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乡村振兴等方面有所作为。其次，要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改革广度和深度的扩展，要求党提高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强化统一领导、顶层设计、改革创新。2.充分发挥公共领域的改革公意收集、传导功能。所谓公共领域，是指公民对公共议题进行话语交往、意见表达的领域，依据其建制性程度的高低可分为“强公共领域”和“弱公共领域”，前者较之后者更为正式。提升改革实践的回应性，应当对公众的改革诉求和意见进行充分收集和考量，重视发挥公共领域的公意传导功能。首先，注重倾听和回应来自弱公共领域的声音。当下，网络公共领域是弱公共领域的典型形式，利用大数据和智能分析工具，国家能够对公民交往的旨向进行有效捕捉，还可以通过对网络公共领域的参与和建构，实现对民意的精准调研、吸纳和回应。中国的改革事业与每个人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因此公民具有讨论改革的热情。通过发现公民话语交往的焦点，并在改革实践中切实回应公共舆论，无疑能推进改革共识的动态形成和维持。其次，充分利用强公共领域，尤其是诸多形式的协商民主，把脉公众之于改革的意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包括政党协商、人大协商、社会组织协商等多种类型，并有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通过这些正式渠道，公民能够对改革实践发表更为正式、集中和理性的意见，对改革方针和政策的贯彻落实提出主张、进行监督。因此，增强改革实践的回应性应充分发挥协商民主在民意汇集中的优势。改革共识的环境——改革生态流变性维度，要求凝聚改革共识时，应加强以提高环境契合度为核心的外部保障建构。“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安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这也是凝聚改革共识必不可少的条件。1.积极应对国际环境的复杂变迁，提升改革共识定力。在新时代场景下，针对国际环境可能给改革共识造成的冲击，中国需要更充分、准确地预见复杂国际环境下的诸多不稳定和不安全因素，并采取有效应对措施。如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发展及国际地位和话语权的提升，“中国威胁论”被一些别有用心的西方媒体和政客当作攻击中国的趁手“兵刃”。面对这种新情境，中国应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塑造良好国家形象，深入推进国际合作，增进与其他国家的理解，讲好中国故事，从而推进改革事业，增强国民的改革共识定力。2.以党的坚强领导确保国内环境安定，积极应对公众改革共识旨向的变迁。稳定的国内环境是改革伟大工程的推进、改革共识的凝聚的前提条件，而对其营造和巩固最重要的是保证中国共产党能够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要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要顺利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必须完善坚持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党的领导包括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具体到改革事业中，加强党的政治领导主要是加强党对改革原则、改革方针和改革路线的领导；加强党的思想领导要求维护全党全社会在改革事业思想上的高度统一；加强党的组织领导主要是指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在推进改革中的战斗堡垒作用，从组织上保证改革纲领、路线、法律的实施。随着改革的推进，改革的国内环境也在渐趋变化，公众的改革共识也随着这种变化而出现了新的旨向变动和内涵更新。因此，党要注重将群众路线贯彻到改革活动中，把解决群众关心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作为改革工作的重点，真正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让改革取得群众满意的成效，从而满足公众对改革的新期待，实现改革成效与公众改革共识的良性互动。作者简介：邱雨，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与方法。宋春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硕士研究生，陕西省西安市曲江第一中学教师。李翰林，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