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封面文章】习近平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的历时脉络及时代价值
学术
2024-10-30 10:35
云南
摘 要：跳出既有研究中常见的共时性角度，转从历时性角度切入，可以梳理习近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的创新性观点的演进脉络。重大风险的国际背景的论断从“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背景的论断则从“潜在”“显露”到“易发”。重大风险的分型从“分类”到“整体”，演变从“交织”到“综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意识深化从“把握主动权”“具有担当精神”“坚持底线思维”到“运用思想”，方法递进为从“进行斗争”“提高安全能力”到“统筹发展和安全”。习近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论述，有力地彰显了马克思主义风险观的新时代理论价值，为新征程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目标提供了实践保障。关键词：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历时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日益复杂多变，风险挑战层出不穷。面对新形势和新挑战，习近平高度关注重大风险的防范与化解，围绕这一时代课题作出了一系列具有历史性、系统性和前瞻性的重要论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征程中实现有效的大国治理提供了理论上的重要指导。在关于习近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论述的诸多研究中，绝大多数学者从共时性的角度切入，着重探讨习近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论述的逻辑结构；其他学者则从选择了历时性角度，尝试对习近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论述的理论来源进行多维度分析，但对习近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论述如何实现创新的历时性研究相对少见。由此视角切入，可以窥见习近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的演进脉络。（一）国际背景：从“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是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对国际形势作出的重大判断。这一重大判断是在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上作出的——我们面对的是“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当时这个判断主要是针对全球经济形势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的形势而言的。在2013年秋天，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提出：“人类依然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依然任重道远。”直到2017年底，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的主旨演讲中明确提出，国际金融危机在全球各国的共同努力下，历经十年多，终于使得世界经济逐渐回到复苏道路上。2017年之后，习近平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从以“经济形势”为主向“综合形势”发展，提出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判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判断最早是习近平在2017年12月18日接见驻外使节的工作会议中提出的：“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判断的核心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不断加速，世界多极化加速，国际日趋均衡的格局不断呈现。但这个格局并非全是机遇，也存在着风险。在2018年7月的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上，习近平提出，当今世界存在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广大的新兴市场国家及发展中国家而言，既有机遇，也有挑战。2020年之后，习近平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进一步创新，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在2020年中央召开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带来了发展机遇的同时，也意味着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动荡的变革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外部环境必然更加严峻，要对来自外部的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做好充分的准备。党的二十大报告总体延续并发展了这一判断，认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其中，“动荡变革期”的表述发展为“新的动荡变革期”，这意味着党中央对重大风险的生成背景变化因素有了更进一步认识，包括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在内的一系列地缘政治变化促使国际局势发生新变化，国际上爆发重大风险的可能性进一步上升。重大风险最早是“潜在”状态。早在2012年底，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有效防范各种潜在风险。”此时，中国正处在一个内外部环境日趋错综复杂且不断变化的时期，同时，承担着推进国内改革、发展和保障社会稳定等重大而艰巨的任务，由于党的十八大之前奠定了物质文化等基础，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总体处在一个稳步前进的态势中，为世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因此，各种风险还处于潜在状态，并未充分暴露出来。然而，一些风险已经出现兆头，比如，经济增长处于一个逐步降速的状态中。在2014年中央宣布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提法，释放了经济风险可能潜藏其中的信号。2015年10月后，重大风险从“潜在”转向“显露”。在党中央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指出：“今后5年，可能是我国发展面临的各方面风险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2015年开始，供给侧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各个行业的生产过剩问题和发展质量相对不足问题不断显露。在2018年中美贸易战和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叠加冲击下，各种经济社会风险显露无遗。同时，中国面临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试图大踏步进入高收入国家的新历史阶段。从其他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来看，这一阶段的风险挑战远比从低收入国家转向中等收入时更加严峻和复杂。2020年10月后，恰好在“风险显露”的判断作出的第五年，“风险易发”的判断开始被提出。习近平在党中央召开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各类矛盾和风险易发期，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对这一判断作出了更新的表述：“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这些都体现了重大风险突破了“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状态，开始进入“易燃易爆”的新阶段。特别在美西方国家不断唱衰中国，限制高科技流入中国，主张脱钩断链的背景下，加大了国内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行压力和重大风险生成的可能性。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必须先要识别重大风险。习近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论述当中，涉及重大风险的分型与演变，也是识别重大风险的两个重要维度。党的十八大之后，重大风险的识别是从风险“分类”开始的。在2019年之前，习近平对重大风险做出了“5、4、16、8”的4种分类。早在2015年底，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明确地提出了5种重大风险：这些风险“既包括国内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风险以及来自自然界的风险，也包括国际经济、政治、军事风险等”。在2016年初，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提出从开放发展角度来看，重大风险挑战还应该包括“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形成依然任重道远”等4个重大风险挑战。2018年初，在党的十九大精神高级领导干部研讨班上，习近平从8个方面列举了16个需要高度重视的风险，尤其是“像非典那样的重大传染性疾病，也要时刻保持警惕、严密防范”，这对中国应对新冠疫情起到了重要的预警作用。2019年初，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旗帜鲜明地指出了政治、意识形态等8个领域的重大风险。在最早的公开报道中，“对美经贸斗争”这一重大风险并未公开，后来明确提出。在2021年初，在党中央召开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对后3种重大风险的分类进行了说明。但是，在《习近平著作选读》中，相关文献删除了2019年提出的8个领域的重大风险。由此来看，重大风险的分类也是一个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意味着重大风险转向整体性认识会更准确。2021年后，重大风险的识别更多地表现为整体概括。2021年底，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习近平再次明确地强调新征程上主要关注“任何有可能阻碍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的重大风险挑战”。2021年底，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的讲话时指出，重大风险是“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公共安全，以及潜在风险大、社会风险高的重点领域”。2022年6月，习近平在主持金砖国家领导人的第十四次会晤时指出，要“防范化解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风险挑战”。党的二十大之后，重大风险的识别逐步转移到“中国式现代化”的视域中，在对《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说明时，习近平明确提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党面临的一项全新的事业，在这个前进的道路上必然会遇到各种矛盾和风险挑战。这是对重大风险整体性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从精细的分类上升到整体的认识，是对重大风险理性认识的升华。在此过程中，重大风险的分类依然存在并在修正中深化。已经识别的风险并非是独立存在的，风险之间呈现着不断交织的关系。早在2013年初，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时指出：“这个世界，人类依然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军备竞争、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这是从国际视角来审视重大风险，不同地区之间因为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多种形态交杂，形成了重大风险交织的现实情形。国内的重大风险也是呈现交织的状态。我国的发展正处在一个充满挑战的国际及国内环境之中，全球的经济复苏进程缓慢且缺乏动力，而我国内部的经济发展压力也在不断增长，各种问题和挑战相互叠加和交错。2015年初，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2014年，我国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复杂严峻，全球经济复苏曲折乏力，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多重困难和挑战相互交织。”随着对重大风险交织关系理解的深入，习近平对重大风险的防范化解作出了理论深化，他认为风险之间交织的结果是“风险综合体”。2015年底，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明确地指出：“各种风险往往不是孤立出现的，很可能是相互交织并形成一个风险综合体。”在此基础上，在应对风险方面，必须采取措施防止风险的扩大和升级，避免单一风险发展成多元复杂的风险，既要遏制部分风险向更广范围的区域性或系统性风险演变，也要防止经济领域的风险波及社会政治稳定，以及国际风险对国内造成影响。关于“风险是综合体的判断”是习近平关于重大风险重要论述的重大创新，为后来总体国家安全观思想打下了重要基础。正是重大风险之间存在着综合体的关系，总体的国家安全必须系统性地加以思考与安排。随后，风险综合体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生成提供了理论准备。2016年初，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明确地指出：“各种矛盾风险挑战源、各类矛盾风险挑战点是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如果不能够及时有力地对这些风险进行防范和化解，可能导致风险应对不及时、不充分，进而引发风险的扩散和累积，甚至会进一步恶化和扩大。这可能使小规模风险膨胀为更大范围的问题，从局部扩散至全局，由特定领域波及整个系统，从国际渗透到国内。不同领域内的风险有可能逐渐转变为政治性风险，威胁到政党的执政基础或国家的整体安全。比如，网络安全的威胁和重大风险突出，正日益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国防等领域传导、渗透。尤其是在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方面，依然存在较大风险隐患。相关报道指出，有的国家攻击中国的地震监测中心，获取地震监测中心的相关数据可以推导出某一区域的地下结构和岩石性质，并以此分析相关地区是否存在大型地下空洞，进而推测当地是否存在军事基地或者指挥所。2023年，在二十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明确强调，要加快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其中，要重点完善应对国家安全风险综合体，实时监测、及时预警，打好风险防范化解的组合拳。此时，国家安全与风险综合体在理论上已经结合起来，形成了思想上的重大创新。习近平对重大风险的防范化解的意识和方法的提法在2015年之前的其他论述中虽然有所散见，但针对重大风险的防范化解的集中论述主要是在2015年之后才开始的，对应的国内背景是重大风险逐渐显露。（一）意识深化：从“把握主动权”“具有担当精神”“坚持底线思维”到“运用思想”“把握主动权”是最早提及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意识方式。尽管习近平2021年在广东主持召开经济工作座谈会时就强调过要把握主动权，但从重大风险防范化解的角度去谈“把握主动权”则是在2015年底。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分析研究2016年经济工作的会议上，习近平指出，“党中央、国务院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妥善应对各种重大风险挑战，牢牢把握经济社会发展主动权”。重大风险相较于一般风险而言，其破坏程度更大，因此需要重点关注。同时，从墨菲定律可见，如果担心某种情况发生，那么它就更有可能发生，而且比想象的还要难。因此，只有主动出击，牢牢把握主动权，才可能更早更好地解决重大风险问题。如果说“把握主动权”给出了什么时候做的意识要求，那“具有担当精神”则指明了领导应对重大风险应该具备的意识形式。2017年底，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明确强调：“我们将会面对许多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阻力、重大矛盾，领导干部必须有强烈的担当精神。”“具有担当精神”的提出，解决了领导干部在新征程上，究竟要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去应对重大风险的问题。“坚持底线思维”是对前二者的补充，解决了“干成什么样”的原则问题。2019年初，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在谈到领导干部要认识和把握外部环境变化和中国改革发展稳定等新问题时，特别强调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大要求，即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党的二十大之后，“运用思想”成为前三者的系统性概括和表达。2023年4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善于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运用好这一思想，就要充分认识和把握好习近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论述，深刻领悟其背后的价值内涵，探寻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具体举措，尤其是要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打好主动仗，坚决防范各种风险失控蔓延，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这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意识升华，是运用党的创新理论的最新表达。（二）方法递进：从“进行斗争”“提高安全能力”到“统筹发展和安全”“进行斗争”是针对“打好重大风险攻坚战”而提出的。党的十九大之前，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为主题的研讨班上，习近平明确提出，要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等攻坚战。党的十九大再次明确了这个观点，既然是攻坚战，就必须要采取强有力的方式去应对风险。“进行斗争”是中国共产党从红色基因视角传承下来的话语，是强调应对重大风险最有力的手段。2017年秋，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我们必须清醒看到，前进道路从来不会是一片坦途，必然会面对各种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阻力、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习近平在2019年秋季学期的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的讲话上，他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我们面临的各种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至少要伴随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我们在前进道路上所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日益复杂，甚至可能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的风险，没有坚决斗争的勇气和行动，必然难以取得防范化解风险的成功。事实上，习近平关于斗争的提法从2013年开始的讲话中从未缺少过，从习近平讲话数据库里每年都能找到一两百次关于斗争的表述。而在中央党校这个场合，对青年干部讲斗争，更有影响力。当前，国际舆论场对“斗争”这个词有误读，国内也有人将其片面地理解甚至泛化。但在2019年中央党校秋季学期的开班式上，习近平明确指出，共产党人的斗争是有方向、有立场和有原则的，斗争的大方向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就要时刻牢记“四个重大”（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时刻准备对“五个凡是”开展斗争，从根本上说，新时代的斗争是要防范化解影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一系列重大风险，而非滥用、乱用。在提出斗争要斗什么之后，就面临着靠什么斗争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答案是，需要依靠并不断提升安全能力。2018年4月，在党的十九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针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认为我们要聚焦重点，抓纲带目，着力防范各类风险挑战内外联动、累积叠加，不断提高国家安全能力。从这之后，很多重大风险的防范化解基于国家安全的角度展开论述。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因为安全是允许小风险的条件下确保系统能承受范围下的运行状态，这就为风险应对的底线思维提供了方法前瞻。在提高安全能力的基础上，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再次明确要以党的领导来成功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强调要运用制度的威力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冲击，为国家安全提供了重要的长效保障。同时，党中央在2014年提出的“统筹发展与安全”再次得到升华，“统筹发展和安全”开始成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2020年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指出：“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这是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的具体举措。2022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坚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筑牢国家安全屏障，保证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继续谱写“两大奇迹”新篇章。2023年5月，在二十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强调要推动发展和安全深度融合。至此，发展和安全从两件事变成一件事。我们要真正做到把安全融入政策，在发展中都要考虑安全，在发展中解决风险问题，真正做到“先立后破”。习近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一系列论述，是在汲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风险观的基础上，结合新时代以来中国改革发展稳定实践成果而生成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论述是基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而展开的，风险来自于资本逻辑的生成与演化。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的风险是“当资本由货币转化为生产条件，并且从资本的静止状态转入生产时，会在生产的过程中遇到风险”。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恩格斯在论及生态风险时明确地指出：“不要痴迷于对自然界的胜利。因为每一次胜利，它们都会予以报复。”列宁在论述风险的防范化解时，大多从执政党的生存与发展方面切入，比如，“脱离群众是共产党最可怕最严重的危险之一”。从理论源流来看，习近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论述依然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风险观相契合，且将经典的观点与新时代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风险观中国化的时代成果。习近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是对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论述传承。毛泽东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论述从新民主主义时期一直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风险进行积极和主动的探索，作出一系列具有战略性以及前瞻性的重要论述，比如，他从底线思维上作出重要论断，“不论任何工作，我们都要站在最坏的基础上来设想，从最坏的可能性来想，来部署”。邓小平围绕改革开放重大风险的防范化解也做出了重要论断，提出“中国的问题，稳定压倒一切，一旦不稳定，或者出现动乱，建设是搞不成的”。江泽民的相关论述总体上基于国内外情况的重大变化，提出“全党同志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清醒地看到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带来的严峻挑战，清醒地看到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风险，倍加顾全大局，倍加珍视团结，倍加维护稳定”。胡锦涛全面分析和准确把握世界发展大势，提出了“四大考验（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和外部环境考验）和四大危险（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和消极腐败的四种危险）”。总体而言，习近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论述继承了党的历代领导同志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观点，并成功地运用了历史经验进行创新式发展，必将创造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更多成就。习近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论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进新时代后，重大风险防范化解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的重要成果。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一系列相关论述，创造了许多具有新时代特点的重大理论观点，比如，形成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推动发展和安全深度融合等原创性成果。这些创新风险理论已经指导中国应对新时代以来国内外的重大风险，持续、巩固和发展了经济高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同时，推动重大风险防范化解理论进一步创新。习近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论述能在实践中指导党巩固执政地位。保持忧患意识和始终坚持底线思维，在新征程上继续做好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工作，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稳固党的执政的重要前提。新时代以来，党面临的执政环境依旧复杂，基于对新时代内外环境的全面研判，党中央主动提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执政要求。在习近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的指导下，党领导和团结人民化解了一个又一个重大风险，提升了人民的信心，增强了在党领导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决心，党的政治领导力和社会号召力实现了持续提升。尤其是在坚定开展反腐败斗争中，赢得了党心、军心、民心，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习近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论述能在实践中促进安全发展。一切重大风险的防范和化解都是为了实现国家安全，促进国家发展，在新时代则是表现为促进国家实现高质量发展。新时代推进发展和安全融合的论断已经预示着，重大风险的防范和化解工作日益全过程融入高质量发展中。不只是要在安全中求发展，还要通过发展来解决安全问题。具体到重大风险，就是既要通过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来避免发展陷阱，又要通过发展来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比如，2023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原则，就是要处理好“稳”与“进”，“立”与“破”的辩证关系，背后的大逻辑是对重大经济风险的防范和化解，以及通过经济发展来解决相关重大风险，以便推动经济发展。习近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论述能在实践中提供解决世界相关问题的中国方案。尽管西方国家在长期发展过程中进入了现代化，但西方式的现代化裹挟着诸多不确定的风险因素。与此相呼应的是，西方形成了“风险社会”等一系列风险理论，但这些风险理论并不能完全解决西方式现代化中的实践问题，反而在现代化进程中暴露更多的风险。更重要的是，在科学技术革命不断发展的今天，各国交往的密切性使得现代化重大风险不断在国与国之间渗透和扩展，世界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风险考验。在各国苦苦寻觅的风险化解方案中，中国特色风险防范化解方案，必将为全球提供强有力的镜鉴，正逐渐为更多国家提供参考。作者简介：傅李琦，中共江西省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新解及其当代价值”（22FKSB006）。本文发表于《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24年第5期，注释、图表及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