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国庆长假已余额不足，大家是否正在经历一场难忘的旅行，还是刚结束旅程正踏上归途？旅行是跳出生活日常的探索，总难免伴随着计划外的未知和不确定性，正如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苏锡嘉在本文中，回忆了他过去几十年间在海外旅途中诸多“计划外”的难忘经历。文章的画风并非风光游记，而是一段段意外频发令人哭笑不得的囧途。苏教授一贯幽默自嘲的文风，让读者如看脱口秀般忍俊不禁。但每一段旅途又何尝不是大时代的注脚，至今读来都会令人感慨万千。
我是个懒人，信奉的原则是“一动不如一静”。每逢假期，看到外面的旅游景点人山人海，忍不住暗自庆幸我的这个懒人哲学让我省去多少麻烦，更不用说还有金钱上的节约。
我的同事赵欣舸教授与我相反，每到假期必外出旅游，越是交通不便的地方越有兴趣去一探究竟。他不能理解怎么会有人甘心枯守在家里，就像我不能理解怎么会有人甘心挤在人流中受苦受难。我们俩互相不能理解估计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很大概率还会继续觉得对方在犯傻。
即便是我这样的懒人，也时不时要奔赴在旅途上。不惯旅游的，在旅途中难免会出一点状况，当时多少有些尴尬，事后想想却不无发噱之处。
01
签证之“窘”事
1989年9月，我赴加拿大进修。妻子先我三个月去德国（当时还是西德）进修。我一年间两次去德国探亲，闹出不少笑话。
第一次是圣诞节期间，因为假期机票贵，所以早早到大学里的旅行社订好机票，然后把护照寄到西德领事馆办签证。第二天接到领事馆电话，态度相当不礼貌：你是中国护照，签证不能在当地签发，我们需要送到位于波恩的外交部去审批，什么时候能批下来我们也不知道，所以，你现在不能订机票。我急了，告诉他机票已订，对方回答说与他们无关。
我再去和旅行社商量，办事人员非常通情达理，说他不出票，我可以随时取消。但让我不要告诉领事馆，给他们一点压力。我有了退路，心里踏实不少。接下来每隔一两天就给领事馆打电话，把他们给感动了，帮着我催外交部。
记得我出发的航班是星期一下午五点左右。星期四接到领事馆电话，很兴奋地告诉我签证下来了，今天用快件寄出，明天中午一定收到。星期五上午，我满怀信心地在住处等签证，一直等到中午，仍然没有等来我的邮件！我赶紧去领事馆问，他们也是一头雾水，不得要领，让我等一等。过一会告诉我，地址写错了，寄到另外一个城市了。现在已经通知快递公司更正，星期一中午一定寄到。旅行社的人真是够意思，告诉我不收到签证他不出票，保证我不会浪费一张机票。那一个周末都是在焦急的等待中度过。
星期一上午，十点，没有动静；十一点，不见有人来，那感觉真是如坐针毡。一直到近十二点，签证才翩翩而至。我不由心花怒放，匆匆赶到旅行社。旅行社的那位老兄已经在路边等候，一边挥舞着机票，一边对我说：“你欠我一张从德国寄来的明信片！”
1990年暑假我再次去德国。暑假直飞德国的机票太紧张，也太贵，我抢到了来回法国巴黎的机票，计划好了在巴黎玩两天，然后坐火车去德国。这次吸取教训，我早早办好德国的旅游签证和法国的过境签证。
到巴黎过入境关卡，谁知官员说我的签证有问题，因为我来回巴黎的机票中间隔一个月，但过境签证只有三天。我再三解释中间的这一个月我要去德国，但那个官员根本不听，摸摸身上佩的枪，努努嘴，叫我到边上的小屋去解释。我走到小屋一看，里面挤满了中东来的访客，一个个神情激动地在向一个无动于衷的官员解释，看架势半天都不可能轮到我。可把我愁坏了。退出小屋，看看外面，等候过关的人少了很多，我灵机一动，换了一个关卡，居然问都不问直接让我过了！
出了机场，我直奔中国驻法使馆教育处，早就有熟悉内情的朋友告诉我，使馆教育处有招待所，地处市中心，不仅便宜，还有职工食堂可以搭伙。我找到教育处，中午居然是午睡时间，巴黎好像都这样。我只能坐在门口等开门，足足等了两个多小时。
进去以后接待我的工作人员伸手向我要驻加使馆教育处的介绍信。我都不知道驻加使馆在哪里，根本拿不出介绍信。那个工作人员把头摇得像拨浪鼓，坚决不让我住。我又气又累，也不知哪来的勇气，重重地把行李往地上一扔，很霸气地对她吼道：“今天你让我住我住，不让我住我也要住！行李放在这里，晚上回来少任何东西我就找你算账。”说完我便昂首出门游玩了，晚上回来行李早在房间里安置好了。这是本人这辈子最豪横，也最流氓的一次壮举，以后碰到的人都太友好，想复制一下都没有机会。
从巴黎出来，坐晚上的火车去德国。因为是暑假，车厢里挤满了人，卧铺都改成座位，人挨着人，看上去都是学生。火车过德法边境，上来一位德国官员，在车厢里打量乘客，抽检证件。走到我所在的车厢，看看坐着的人，突然指着我要证件。所有人都齐刷刷地看着我，我是车厢中唯一的中国人，针对性很明确。我不免感到很是屈辱，但又无可奈何。
早年在国外，类似的遭遇碰到过好几次。有一次我去比利时驻德国的领事馆办比卢荷的旅游签证，在等候时看到两位台湾同胞进来办签证，收一百马克当场就办好了。我们付了数倍的价格，还要一星期后来取。而且对方告诉我们，因为有德国教授的亲笔推荐信才给我们按快速流程办。此类不公待遇，我猜想一方面是因为国力不济，另一方面也是非法移民比较多，形象不佳。这些年感觉情况有所改善。
02
交通出行之“窘”事
从德国探亲回到巴黎，直接到机场。上次在巴黎机场一番折腾，不知为何得到了一个错误的印象：这是奥利机场，比较旧，也比较小。所以一到巴黎我就坐大巴去奥利机场，到那里才被告知搞错了，我的航班在戴高乐机场。机场问讯处的人看看机票，又看看手表，满怀同情地对我说：“你赶过去肯定来不及了，不过去则一点希望也没有。”
我都懵了，数数口袋里的钱，坐出租车肯定不够，只好坐上机场大巴。坐在大巴上脑子一片空白，想不通怎么会犯这么愚蠢的错误。到戴高乐机场，用最快的速度冲到办登机牌的窗口。叫了好几声才出来一个人，瞄了一眼我的机票，一脸不可置信的样子看着我：你到现在才来？看我发急的样子，他给了我登机牌让我去试试运气，还顺便告诉我一个月以内的机票都售罄了。
我抓起行李往里狂奔，在出境口被拦了下来。那位官员用非常郑重的口气告诉我，过这条线你就算离开法国了，赶不上航班不能重新入境，你想想清楚。我哪里还想得清楚，只是催他快盖章。
等我赶到登机口，发现居然还有人在值班。他看看我的登机牌，不敢相信我到这时才赶到。然后，他用愉快的语气告诉我，因为飞机发现有故障，登机以后又让乘客都下来了，你运气实在太好了。到这时我才发现，身上完全湿透了，喘着粗气，都快站不住了。事后想想太可怕了，我没有信用卡，也没有买机票的钱，错过了航班恐怕只能把汤姆·汉克斯主演的电影《幸福终点站》（The Terminal）先预演一遍。
在德国境内旅行，如果不开车，通常就是坐火车，或者搭别人的便车。德国的火车系统历史悠久，四通八达，而且火车站都建在市中心，非常方便。欧洲各国的火车票有各种优惠办法，不同时段、不同路段、不同路线价格相差可达数倍。
我们买了一种“单向”票，可以由南往北任意坐，但一旦折返，就只能由北往南。票价便宜，乘坐方便灵活，我们沿着莱茵河坐着支线小火车，慢慢逛过去。车上以老年乘客为主，谁也不急，就这么一站站停过去，看过去。车在河边走，人在景中游，一会幽静如空，一会喧闹如市；时而湍急，时而平缓的莱茵河陪伴在火车左右。乘客中有不少像我们一样的外地游客，漫无目的，任由火车把我们带到不知名的下一站。
在德国时，有一次突发奇想：电影里老是看到外国人在公路边上搭便车，我们为什么不去试一下？于是，某天下午，夫妇二人来到高速公路旁，模仿电影里看到的样子，伸出大拇指左右晃动。车流在我们面前风驰电掣般驶过，居然没有一辆停下来，连缓一下看我们一眼的也没有。
就在我们十分沮丧的时候，有一辆车远远地在一个路口停下来，司机一路小跑过来告诉我们：“你们站的地方不能站人，更不能停车，赶紧下来！”我们怏怏而退，换一个路口重新站上去。那位司机还没走，看我们站上去，又挥手让我们下来，然后告诉我们，这个路口虽然可以站人，但车不能停。他把我们领上一个既能站人又能停车的路口才离开。估计他要去的地方实在不顺路，否则一定会搭我们一程。
站上合适的路口仅仅一两分钟，就有一辆车停下来，把我们从奥格斯堡载到慕尼黑。开车的是一位女大学生，非常健谈。一个多小时的路程，滔滔不绝，凭我们不很灵光的英语（她的英语也一般，当然比我们好很多），能应付下来还是很辛苦的。以后再也没有搭过便车，和这个因素不无关系。
二十多年前和陈杰平教授一家一起去巴黎和伦敦旅游。飞机到巴黎，我们搭机场大巴到市中心。这个地方离我们预订的酒店还有一段距离，拖着一堆行李和几个小孩，步行是不现实的。我们就在路边打车，站了一个多小时硬是没有等到一辆出租车。无奈之下只好去坐地铁。
买地铁票时，站里的一位工作人员不会说英语，幸好我们家母女俩都学过法语，连说带比画，总算买到需要的地铁票。巴黎的地铁非常方便，号称在地图上任意点一个地方，200米内一定会有一个地铁站。但问题是，巴黎的许多地铁站实在太老了，没有自动扶梯。你必须扛着行李走楼梯上下。那次在巴黎，印象最深的就是扛着行李走上走下、走几步歇一歇的狼狈。
03
住宿之“窘”事
到了伦敦，英语通行无阻，觉得方便了不少。伦敦的酒店价格要比巴黎高不少，为了省钱，我们就事先在网上搜寻。陈杰平教授看到一家不错的酒店，位置离地铁站不远；从照片上看，设施、布置都还不错。我们就下单了。
到了地方才发现，这就是一栋三层高的民居，里面七拐八弯，隔出很多房间。房间简陋到女儿一进去就哭了，年幼的儿子却还在傻傻地问：“这算几星？这算几星？”伦敦的这类小酒店，大多由中东人经营，纸面上符合所有的监管要求，比如一定有电梯，房间里一定有卫浴，但简陋到不如没有。
从此到任何地方旅游，酒店一定找连锁的、知道品牌的，而且一定把所有随行的人都报上去。在巴黎时因为孩子小，我们只报了大人的人数，以为挤一下就过去了。谁知酒店方面坚持，每个小孩一定要单独加床。加了床的房间拥挤不堪，估计如果事先告诉他们，或许会订不一样的房间。
外出旅游，忌讳的是别出心裁、异想天开，因为事情往往和你设想的不一样。在香港回归前后，我们一家去台湾旅游。订机票时别出心裁了一下：从旧的启德机场出发，从新的赤鱲角机场入境。结果是灾难性的，新机场一片混乱，行李堆成小山，需要自己去翻找。万幸我们当天就找到了自己的行李，许多人过了好几天才拿到。
04
吃之“窘”事
我第一次出国是1985年初，被公派去澳大利亚进修一年。因为是公派，一切由澳方接待单位安排。我们的住宿安排在墨尔本大学的国际留学生宿舍，食宿全包。这包在住宿费里的三餐可把我们苦坏了。早饭是冰冷的牛奶配麦片，加烤面包片。吃完早饭，领一个纸袋当午饭，内装一个苹果、一个三明治。晚上要排队进餐厅，周末还要穿上学士袍，端坐在餐桌旁享用万变不离其宗的一汤一菜一甜品。后来实在无法忍受，和宿管谈判，争得一个厨房，每天中午可以自己开小灶。
到一个新地方，吃饭是一个大问题。吃好，吃出特色，吃得物有所值，吃得久久不能忘怀，太不容易了。在外旅游，也光顾了不少饭店，有几家还是挂星的，但并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象。反而有几家档次不高却不乏特别之处的让我至今难忘。
1997年到台湾，我事先从一本旅游书上看到，台湾有一家很特别的面馆，特别在辣，辣到你只要吃下去，不仅不要钱，还会发你奖励金。我年轻时对自己吃辣的能力相当自信，因为周边都是不嗜辣的上海人，不免有点鹤立鸡群的感觉（现在已经戒辣了）。
一到台北，我就带着全家兴冲冲地按图索骥，找到这家面馆。进去一看，墙上是醒目的英雄榜，有名字，有照片，还分不同的档次。再看价目表，最辣的500元（新台币），如果吃完不仅免费，还奖500元。吃的时候冰镇饮料随便喝，不要钱。第二档100元，吃完没有奖励，但名字可以上英雄榜。后面是80元、50元，辣度就更低了。
我自忖：老板的钱不是好拿的，那碗面一定超辣。学会计出身，稳健性的本能还在，为安全计，我还是选100元的吧。面端上来，很小的一碗，闻着挺香。我吃了一口，立刻意识到这已经超出了我可以忍受的极限。马上要了一大杯冰镇酸梅汤，一口饮料一口面，好不容易都吃了下去。
老板笑眯眯地问：“想不想把你的名字写到墙上？”我苦笑了一下拒绝了。老板告诉我，每天都有人从各地慕名找上门来挑战，但大多数人一口吃进去就乖乖掏出500元认输。但也有意外，有一次两位貌美如花的妹子来挑战超辣面，老板以为送钱的来了。谁知道两位妹子一边吃，一边谈笑风生，连冷饮都不用，很快把面吃完，拿了1000元扬长而去。
老板的面店每年只开半年，其他时间用来在全世界找辣椒。出得门来，不一会我的胃就开始难受起来。再走一段，实在坚持不住，顾不得斯文了，直接在路边坐了下来。从此再也不敢在人前自夸能吃辣了。后来再去台北，找这家面馆，发现已经结业了，可惜。
那一次和陈杰平教授一家去巴黎，吃了几顿饭都不满意，于是缠着酒店前台给我们介绍正宗的法国大餐饭店。拿着地址找过去，一看就是靠谱的法国餐馆。知道自己对法国菜的无知，我们进去就请侍者推荐最受欢迎的菜。面包吃完，上来一个塞满各种食料的猪肚，切开来一吃，果然美味。两家大小吃得不亦乐乎，一个猪肚没吃完就撑住了。就这点食量还说什么呢，结账吧。这下轮到侍者发愣了，一脸不解地告诉我们：你们主菜还没上呢！这只是前菜。后来端上来的主菜两家大小没有人觉得好吃，多少年过去了却还对那个猪肚念念不忘。
东德与西德还没有合并的时候，东马克和西马克的官方汇率是1比1等值，但黑市上一个西马克可以换好几个东马克。就有在西德学习进修的中国人钻这个空子，用黑市价换了东马克去东柏林享受便宜的物价。当然这样做严格讲是违法的，边境海关发现是要没收的。但来来去去的人太多，海关只能睁一眼闭一眼。
我和妻子在西德的时候也想去东德看看，我们没有什么想从东德采购的，所以只换了少量东马克。到了东柏林，实在没有什么想买的，那就去饭店花钱吧。找了一家看起来相当体面豪华的饭店，坐下来点餐才发现，餐牌上只有德文（记不得有没有俄文了）。妻子的德文应付简单的日常生活需要勉强可以，点餐就勉为其难了。还好，看到餐牌上有Salad，不就是色拉吗？我们各点了一份。餐牌末尾的甜品我们猜是冰激凌，也点一份。
Salad端上来了，精美的餐盘上赫然堆着一坨生的猪肉糜，上面还有一个生的鸡蛋。隔着玻璃窗看到外面有一个烤肉摊，不少本地人在排队等候，一派热火朝天的样子。我恨不得冲出去请摊主帮我们把肉糜烤熟。硬着头皮吃了一两口，不得不颓然放弃。幸好还有冰激凌，人间还是美好。
05
保险之“窘”事
在外游荡，最不可少的不是钱，而是保险。可惜，这一点通常只有到陷入麻烦的时候你才会认识到。1990我在加拿大东部的哈利法克斯，9月时换了一个进修项目，两个项目的衔接有两天的空窗期。学校管事的提醒我要去买两天的保险，但我仗着自己年纪轻，身体还算不错，就没买。几年都没进医院了，就两天没有保险，会有问题吗？
事实证明，怕什么就会来什么。两天中，和妻子骑自行车出去转，顺坡快速冲下来，不料被一块小石头绊了一下，车翻人倒地。地上全是小石子，我是脸和胸部着地，全身伤痕累累不说，下巴上还开了一个口子。赶紧上医院吧。进医院时我问妻子：“我现在看上去怎么样？”她惊恐地说：“我总算知道了什么叫遍体鳞伤！”
医院急诊预检处还是不慌不忙，按部就班，就像对待一个感冒病人一样。终于进去了，家属留在外面。妻子盯着手术室大门，以为会看到一个全身缠满纱布的病人被人推出来。没想到我出来时身上一点纱布也没有，连缝了8针的下巴上也没有纱布。医生说不需要的，涂上药，一个星期后来复诊。
一个星期后再去医院，找到那位医生，看看我身上的伤处，再叫我抬起头，让他看看下巴。碰都不碰我，说一句“一切正常，不需要再来找我了”就把我打发走了。回到家不久就收到账单，2000多加元，对那时的我们来说不啻一笔巨款。最让我愤愤不平的是，那抬起头看看下巴的操作居然要收我300多加元。妻子不停地说，医院的钱不能拖，赶紧去付吧。
但我实在不甘心，约了院长去投诉。院长听我说了情况，开始根本不相信我真是在两天的保险空窗期出的事故。看完所有证据后，他十分同情，到另一个房间打了几个电话，回来对我说：“那个医生说了，他确实看了你的伤口，那是值300多元的。我们的收费分院部收费和部门收费两部分，我能做主的只有院一级的费用，我替你全免了（大概占一半），但部门的我无权干预，你只能照付，要怪你只能怪美国人。”太多的美国人来看病，看完一走了之，留下一堆烂账。碰到可以收到钱的，医生肯定不愿意放弃。
06
开车之“窘”事
最后说说我开车的窘事。我是在加拿大东部城市哈利法克斯买的第一辆车，一辆很旧的丰田轿跑，花了我1000加元。加拿大多雪，一下雪路上就要撒盐，车身碰到盐很容易锈蚀。
有次开车出去，在路上突然听到哐的一声，有人的车上掉东西了，心想不知是谁这么倒霉。那声响居然一直跟着我们，路上的行人也在指着我们的车叫唤，知道不妙，把车开到路边停下。下车一看，自己也吓一跳，整个油箱掉了下来，幸好连接油箱的软管结实，把油箱死死拖住。
路边不远就是修车场，把车开进去，出来一位师傅，接着又出来几位，围着车子转，估计他们也没有见识过。嘀咕了一阵后对我说，我们也不知道怎么修，唯一可以做的是用绳子把油箱先固定住，你去找有办法修的地方。车后来是修好了，但也太不让人放心了，换辆车呗。换了一辆很结实的美国车。
不久要搬去蒙特利尔读书。穷人搬家，舍不得扔东西。于是租了一个拖挂车柜，拖在车的后面。因为我的车没有挂钩，只能用铁链把车柜固定住。把车柜绑上去的时候师傅提醒我，一旦绑上去你是拿不下来的，要到目的地的公司才能卸下来。
哈利法克斯到蒙特利尔约1250公里，路上需要两天，中途在酒店住一晚。上路没多久，车上的消音管居然坏了，车只要发动就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一路上把车上的人震得耳鸣头晕，路上所有的车都离我远远的。
就这样轰鸣了两天，整整两天，终于开进了蒙特利尔。把行李搬下来后立即找到那家公司，把车柜卸下。赶紧找地方修车，一上路就被警察拦下来，看我是外省车牌，很客气地对我说，你这种车在我们这里是不能开上路的。我也不废话，直接问最近的修车行在哪里。
旅途上的“窘”，一半是因为无知，一半是因为想省钱。后面这个因素随着年龄的增长似乎在淡化，无知的程度却有增无减。因为窘，所以才省悟，旅途受窘说起来也有正面意义，懒人就是这么自我安慰的。
教授简介
苏锡嘉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荣誉退休教授，在中欧任会计学教授前，他是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会计学系副主任、副教授。
苏锡嘉教授毕业于加拿大蒙特利尔市Concordia大学，获得管理学博士学位；1982年和1987年分别获得厦门大学经济学学士和硕士学位。苏教授主要从事国际会计、审计、公司管理、中国会计与审计等方面的研究。其研究课题主要包括家族企业的公司管理、审计员的岗位轮换、审计质量以及盈余管理。
苏教授的研究发表于众多知名的期刊，如《审计：实践与理论》《亚太会计与经济研究》《会计与公共政策期刊》《国际会计期刊》《中国会计与金融评论》《国际会计研究》《国际审计研究》《当代会计研究》等。
创意图片已获视觉中国授权。
编辑 | 李钰婷
责编 | 岳顶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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