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镐：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为什么这么拼命？因为这对中国很重要。

—— 李家镐

李家镐的父亲李熙谋先生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公费在美国获得麻省理工学院机电学硕士与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任教于浙江大学和暨南大学，抗战期间曾担任内迁重庆的国立交通大学教务长。抗战胜利后，李熙谋任上海市教育局副局长，1949年后，任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常务次长”等职务，并参与创办了台湾新竹交通大学。新竹交大特地在校园内建造了以李熙谋的字冠名的“振吾亭”，以纪念他为该校做出的贡献。

李家镐1924年生于浙江省嘉善县西塘镇，1938年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读书时，就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抗战艰难时刻，他投笔从戎，参加青年军，当过英语翻译。其间，他因写大字报揭发国民党的腐败黑暗而被捕，后经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营救和李熙谋施加影响而得以出狱。

1943年，李家镐进入国立交通大学电机系读书，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1947年初，他参加了交大的学生运动。1947年5月30日深夜，在大批军警搜捕参加“五二〇运动”的交大革命学生的危急时刻，他开出父亲的小汽车，将十几名陷入危境的同学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当年11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与30名进步同学一起奔赴苏北解放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家镐进入上海工业界。他先后担任上海大众橡胶厂厂长和上海金山石油化工总厂厂长，1983年起先后担任上海市经委主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财经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务。1993年离休后，他担任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正是这种教育世家的出身、舍身革命的经历，以及在领导经济建设中认识到的培养管理人才的重要性，使李家镐教授在杨亨1992年底来沪寻求合作时，立即意识到这件事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意义所在。这位历经生死荣辱、年近古稀的革命者，以“活着一分钟，奋斗六十秒”的激情，把生命的最后6年献给了中国管理教育事业。用他夫人俞玉莉的话说，李家镐把中欧当成自己的孩子，一味地给予，从不求回报。“他不要名不要利，个人没有什么渴求，就希望把中欧办好。”

雷诺教授曾问李家镐院长：“你为什么这么拼命？”他回答道：“因为这对中国很重要。”无论是抗战从军、参加学生民主运动、奔赴解放区还是领导经济建设，作为一个爱国的共产党人，李家镐贯穿一生的立足点，就是所有这些事情“对中国很重要”。

1992年10月，汪道涵将建设一所国际商学院的计划介绍给了时任上海交大管理学院名誉院长李家镐教授，并促成了杨亨与李家镐及张国华教授的第一次会面。在和杨亨的会谈中，双方很快就欧方提出的《成立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与中国某大学合资合办中国国际管理发展中心公司的项目建议书》达成了共识，但这个合作办学的宏伟设想要在当时中国的教育制度下得以实施实在令人难以想象，而此刻，李家镐教授的远见、资历和人脉为学院在开辟制度空间方面起到了一般学者和教育家难以比拟的作用。

杨亨提出，要办一所全球一流的商学院，就必须有教学、财务、行政和人事等方面的自主权，为了确保这些办学自主权，享有独立法人地位是非常必要的；同时，欧方要求中方的合作院校能够为项目提供配套资金。事实上，中欧管理中心在北京与其他学校谈判时也提出过同样的要求，然而在办学自主权问题上很难有所突破，而且也没有找到愿意提供配套资金的院校和政府机构。

作为上海的前经济主管官员，面对浦东开发和上海快速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浪潮，李家镐深切感受到经济转轨过程中国际化管理人才的匮乏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他开始游说上海交大、上海市政府和中国政府的领导人来支持这项计划。

作为政治家，李家镐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寻求制度突破的可能。他说：“为了解决中方办学主导权和独立法人地位这一两难问题，未来的合作学院在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同时，应通过学院董事会和委派学院中方院长的方式，实现上海交通大学和上海市对学院的领导。”

在谈判初期，1992年12月14日，李家镐曾致函主管经济工作的朱镕基副总理，报告了有关国际工商学院建设的事项。汪道涵也向朱镕基副总理反映了他所了解的情况和意见。李家镐教授还十几次拜访时任上海市计委主任华建敏。2009年6月2日，已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华建敏视察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时，深情地回忆起李家镐院长当年办学的艰难：“李家镐同志来到我的办公室，对我说，‘老华，我有点难事。就是学院这个项目，原来是要放在北京的，后来又和大连谈，都不成，落不了地，所以想争取放在上海’。”

1993年6月，华建敏陪同时任上海市市长黄菊前往布鲁塞尔进行访问，在此之前李家镐教授还专门与华建敏进行了交流，讨论了访问欧盟总部洽谈学院项目的有关事宜。建院后直到1997年，中欧作为一个具有特殊性的教育合作项目，其机构代码证、土地权证及员工聘用资格等一直未能落实。于是，李家镐院长写信给上海市主要领导请求帮助。

1997年6月13日，受上海市领导委托，时任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殷一璀召集上海市教委、计委、外资委、人事局、上海交大和中欧等各方面，召开中欧办学有关问题的协调会议。有些与会部门对中欧的办学方式不理解，质疑之声不断。据当时参会的时任中欧信息中心主任杜谦回忆，李家镐院长心急如焚，拍着桌子站起来，双手叉腰说：“你们总是按照老的条条框框提出各种质疑，这说明改革开放的观念还没有树立起来，被禁锢的思想还没有解放出来。”

在20世纪90年代，“解放思想、大胆尝试、大胆开创”是时代的主旋律，李家镐院长以改革开放的正确性压倒了因循守旧的机械性，并在上海市主要领导的支持下，通过殷一璀副秘书长的指导和协调，使中欧所面临的一系列与当时制度对接的障碍在这次协调会后以“特事特办”的方式得到了集中解决。

李家镐院长也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办学框架和管理制度的主要设计者之一。1992年底，在和杨亨会谈后不久，李家镐教授向时任上海交大校长翁史烈和副校长谢绳武做了汇报，之后还向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徐匡迪做了汇报。得到支持后，他亲笔草拟了给中欧管理中心（CEMI）的十点回复，内容涉及办学单位、合作方式、经费筹措等详细内容，基本奠定了学院制度架构的雏形。这也是CEMI在长达两年寻求合作的过程中得到的最乐观的回应。

在第一次给欧方的回复中，他虚怀若谷地主动提出：“在学院创办初期，由中欧管理中心派人担任院长，中方担任副院长，这样有利于办好国际水准的工商管理学院，以及加强与欧洲企业家和学术界的联系。”

在学院创办阶段，李家镐还亲笔草拟了《关于上海交通大学与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EFMD）合资创办中国国际工商学院的协议（讨论稿）》，以及向中国政府、上海市政府汇报的各种公文，这一系列文件成为中国政府与欧盟谈判的基础，最后形成了学院建立的基础性文件《财务协议》及其附件《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办学合同》，确立了双领导制、市场化办学、国际化师资等制度基础。

建院后，根据中欧双方的协议，李家镐负责教学、学院行政管理、新校园建设，并在执行院长外出期间，负责学院日常工作。他还担负全院EMBA“中国经济制度概论”课程的教学任务，并参与MBA和EMBA课程招生面试。李家镐院长起草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人事制度、财务制度、各级领导人职责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并提出了关于校园文化的讨论，这些都已成为今天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制度的基础。在当时，计算机办公尚未普及，年逾古稀的李家镐院长亲笔起草了这些文件，用心甚切，用情至深。许多年后，人们翻阅这些笔记时，仍然能感受到一位革命老人对中国管理教育事业的拳拳之心。

根据分工，李家镐院长在承担日常行政事务的同时，还负责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浦东校园的建设工作。校园建设的复杂和艰难，远远超出当初人们的预料。李家镐院长为此殚精竭虑，遗憾的是，在校园开工仅半年后，他就不幸辞世了。

在校园建设中，成立了由李家镐院长和欧方副院长苏史华（David Southworth）负责的基建委员会，而他们面临的首要难题就是所需资金远远超出预算。随着办学活动的开展，学院逐渐发现中国市场对管理教育的需求远远超出原先的预料，因此，经董事会批准，管理委员会决定把建设规模从1993年项目论证时的1.3万平方米增加到2万平方米。

从1993年项目论证预算到1997年开工建设，累计通货膨胀率超过20%。由于选择了著名华人建筑师贝聿铭领衔创办的P.C.F.建筑师事务所，设计成本大大超出预算，而总面积的增加更进一步推高了设计与施工成本。种种原因下，到1997年，资金总缺口达到了3684万元。

为筹措校园建设资金，李家镐院长承担了向中国企业筹资的任务，总筹资额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这些资金基本上来源于他曾经供职多年的化工系统，其中，他曾担任过厂长的上海石化捐资达500万元。在20世纪90年代，上海的国有企业效益普遍不好，而李家镐院长为筹资所付出的艰辛，外人很难体会万一。

由于面积变化导致设计的反复修改，P.C.F.建筑师事务所和中方设计单位华东设计院的沟通不顺畅，以及金桥地区地质松软导致的土建地基深挖等复杂原因，校园建设工程的完成时间一再推迟。各种磕磕碰碰在校园建设中不断出现，而年逾古稀的李家镐院长不畏困难、不辞辛劳地与各参建单位沟通协商，终于一一解决了这些问题。

为开拓市场，李家镐院长曾在上海交大举办推广会，依靠自身曾为上海经济主管官员的号召力，召集上海市各大企业一把手赴会，向他们推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EMBA和高层经理培训课程。他还请有关委办局召集所管辖企业一把手出席会议，由他前去推广中欧课程。在张国华副院长和其他员工拜访企业时，李家镐院长经常亲笔写好介绍函，希望对方企业关注管理培训，推荐学员来中欧接受现代管理教育。他常对招生部门的员工说：“客户的事，什么时候你们觉得需要我来打电话联系，就通知我。”

李家镐院长这种一往无前的勇气来自他的无私，他只把自己的影响力用在发展管理教育上，从不谋私利。他生活朴素，个人吃穿很简单。走进他家里，书很多，家具却很简朴，一些还贴着编号——那是他在上海石化工作时买下的厂里准备报废的物件。在当时供职中欧的市场营销学教授柏唯良（Willem Burgers）的记忆中，对李家镐院长最深刻的印象停留在1996年冬天，他身穿厚毛衣及外套，冒着寒风骑自行车来学院，出席市场营销学培训的最后一课，并为学员颁发证书。

1996年，中国的银行助学贷款制度尚未覆盖MBA教育领域，在李家镐院长的建议下，学院主动联系上海浦发银行，希望给那些缺乏经济实力的青年精英提供助学贷款。银行方面提出提供贷款须有实物或货币担保，而根据当时的学院制度，一时还不能解决这一问题。

李家镐立即从学院把自己从未领取过的工资转入银行作为担保，从而使许多需要财务帮助的合格考生得以入学，并开创了国内MBA课程助学贷款的先例。他还借助自己与上海汽车集团的紧密联系，设立了一个以上汽命名的教育基金，用于培养汽车业管理人才，并资助经济困难的学员去欧洲实习。1998年5月29日，李家镐院长因病去世，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朱镕基和上海市主要领导都送了花圈，他被称赞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

李家镐院长曾问学院的年轻人：“你们觉得人之为人是为了什么？”他的答案是：“人这辈子就是为社会创造价值。”《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纪念文章以“创造有价值的人生”为题，称他“正直、清廉，有口皆碑”“心底无私，平生唯实”“心里只有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唯独不考虑个人得失”。

2001年4月，为了表彰李家镐院长的历史性贡献，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追授他“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杰出贡献人士”称号。由雷诺教授捐赠的李家镐院长铜像，矗立在上海校园第一教学楼的小竹园里，底座上镌刻的“求真理、讲真话、献真心”9个大字，真实地刻画了李家镐院长光辉的一生。

李家镐院长铜像已成为全校师生员工寄托缅怀之情、激励奋斗之志的校园一景。李家镐院长的远见、智慧和人格，深刻影响了中欧的办学理念和价值观，为中欧30年来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成为中欧人心中永远的精神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