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 上阳台帖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24年第3期，责任编辑陈斐，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摘 要 李白出蜀时间是李白研究中非常重要而又悬而未决的问题。先后共出现四种歧说，其中“开元十三年说”和“开元十二年说”影响较大，而“开元十二年说”最晚出，目前似成主流。但结合前贤未曾重视的司马承祯《陶宏景碑阴记》和李白相关诗文考察，可以确定“开元十二年说”是不成立的，李白出蜀至江陵与司马承祯相见应在开元十三年春三月。李白至江陵前后的行踪，前贤诸家年谱语焉不详。通过细读相关诗歌可知，李白到江陵前，曾寓居夔州两个多月，至江陵后，又寓居江陵三个月以上。
一、李白出蜀时间诸说之争及影响平议
李白出蜀时间是李白研究中非常重要而又疑云重重、悬而未决的问题，先后共出现四种歧说。其一，宋人薛仲邕《唐翰林李太白年谱》首倡“开元十年（722）说”[1]，当代偶有支持者[2]。其二，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王琦编《李太白年谱》修正为开元十三年[3]，现代学者詹锳从新角度考证后确认了王琦说[4]，安旗、薛天纬、黄瑞云又进一步具体到开元十三年春三月[5]。其三，晚清黄锡珪光绪三十二年（1906）所作《李太白年谱》系于开元十四年秋[6]。其四，当代学者郁贤皓系于开元十二年秋[7]。四说中影响最大者当推王琦的“开元十三年说”（二十五岁）和郁贤皓“开元十二年说”（二十四岁）。另外两说即“开元十年说”（二十二岁）和“开元十四年说”（二十六岁）的主要问题是没有确切依据，且与李白出蜀前后的游历时间难以贯通。李白出蜀前后有三个最确切的时间点，即开元八年冬苏颋经蜀道赴成都任益州长史的路上，李白投刺干谒（李白家绵州昌明县正在蜀道节点上）[8]；开元九年李白游成都作《春感》诗，“益州刺史苏颋见而异之”[9]，居峨眉山至冬日“归旧山（岷山）”[10]；开元十五年李白二十七岁，在安陆娶亲成家[11]。李白出蜀时间的推断和确定，不能与这三个时间冲突。“开元十年说”的主要问题是，开元九年冬李白才“归旧山（岷山）”隐居，不可能次年已经出了蜀，时间上来不及。从李白隐居的川北岷山出发，到出三峡至荆州，主要沿岷江水路南至眉州、戎州（今四川宜宾）入长江，经渝州（今重庆市）、万州、夔州，出三峡，经归州、峡州到荆州，绕行曲折，其间还有逗留游赏、干谒等活动，整个出蜀行程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李白自述整个出蜀行程是“江行几千里，海月十五圆”（《自巴东舟行经瞿唐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才到巫山，意思是绕道几千里，走了一年零三个月，那么开元十年无论是春天还是秋天都到不了荆州，如果再加上李白自述在岷山“巢居数年”（《上安州裴长史书》），就更不可能是开元十年出蜀了，所以王琦才修正宋人薛仲邕此说为开元十三年，詹锳也认为薛氏所编年谱“没有参考价值”[12]。而黄锡珪的“开元十四年说”，最大问题是李白自述出蜀后“南穷苍梧，东涉溟海”（《上安州裴长史书》），然后返回安陆成家，其成亲在开元十五年，根本没有时间游历，所以此说当代几乎无人支持。
李白像 故宫南薰殿旧藏
《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书影，元刊本
在历代学者艰苦探索下，李白出蜀时间之争逐渐聚焦于“开元十三年说”和“开元十二年说”。清王琦对李白生平和作品全面排比后确定为开元十三年，当代学者詹锳1958年出版的《李白诗文系年》从新的角度进一步考证，以李白自述出川至江陵时见到天台山道士司马承祯事为切入点，发现司马承祯行踪的时间坐标，即开元十四年正月司马承祯在南岳衡山与张九龄交往，从而推断司马承祯江陵见李白是在去衡山之前的开元十三年[13]，也即确认了王琦“开元十三年说”之正确。1996年，詹锳在其主编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中进一步确认此说[14]。王运熙、杨明《李白评传》认同“开元十三年说”[15]。安旗、薛天纬《李白年谱》、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注释》、黄瑞云《李白开元六年到开元十八年行踪考略》根据李白出川至荆州时所作《荆门浮舟望蜀江》等诗确定李白出川在开元十三年的春三月。然而，郁贤皓在比对上述诸家观点后，认为既然司马承祯开元十四年正月已在南岳衡山，那么其江陵见李白不一定非要在开元十三年，开元十二年也是可以的。郁氏认为，如果开元十三年李白二十五岁“出川，二十七岁已在安陆，这两年之内‘南穷苍梧，东涉溟海’在时间上是安排不过来的”[16]。他又据李白《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轮秋”，认定李白出蜀及在江陵见司马承祯是在开元十二年秋[17]。詹福瑞、刘崇德、葛景春《李白诗全译》[18]，葛景春《李白传》，周勋初《李白评传》，赵昌平《李白诗选评》，吕华明《李太白年谱补正》，钱志熙和刘青海《李白诗选》[19]等，皆赞同“开元十二年说”。
《李太白全集》书影，中华书局2015年版
《李太白全集校注》书影，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
虽然“开元十三年说”支持者亦不算少，但因为“开元十二年说”产生最晚，且是对前说的修正，加上其又经过目前学界最新的一种李白集校注本——郁贤皓2015年出版的集成性著作《李太白全集校注》的确认，拥有众多李白传记、选本的认同，特别是作为詹锳弟子的李白研究领军学者詹福瑞、刘崇德、葛景春的转向支持，所以目前该说似成主流。两说看起来虽然只差一年，却给社会大众尤其是大、中、小学师生带来不少困扰。因为李白出蜀时所作名篇《渡荆门送别》《峨眉山月歌》长期入选教材，几乎全民能诵，作此诗时李白到底是二十四岁还是二十五岁，说法纷纭，学界有责任给出一个准确可信的说法。除了这两首经典名作外，李白出蜀时间的确定，还牵连到李白出蜀前后其他所有诗文的编年和背景解读，甚至影响到对李白中、晚年作品的解读。
二、从司马承祯行踪及相关诗作确考李白出蜀时间
李白曾自述出川至江陵时见到天台山道士司马承祯：“余昔于江陵见天台司马子微。”（《大鹏赋并序》）由此入手，从司马承祯的行踪来考实李白出蜀时间，不失为一条有效途径。今人詹锳首次从这个角度进行探索，并有所推进。詹锳利用盛唐人卫凭所作《唐贞一先生庙碣》以及《旧唐书·司马承祯传》《唐大诏令集·令卢从愿等祭岳渎诏》《张曲江集》等材料，考出司马承祯从天台山出发经“句曲”到达南岳衡山是在开元十四年正月，其《李白诗文系年》云：
按卫凭《唐王屋山中岩台贞一先生庙碣》（见《全唐文》）谓司马尊师尝“游句曲，步华阳之天……登衡山，窥华阳之秘。”[20]
盖开元十五年后承祯即居王屋，以迄于终，则其游衡山当在开元十五年以前。《唐大诏令集》卷七十四《令卢从愿等祭岳渎诏》：“令太常少卿张九龄祭南岳”下注“开元十四年正月”。《张曲江集·登南岳事毕谒司马道士》诗云：“将命祭灵岳，回策诣真士。”此道士即承祯也。[21]
今按，詹氏引文两处有小误。一是《全唐文》所收卫凭此文题中是“正一先生”[22]，而非“贞一先生”。赵明诚《金石录》题作“唐贞一先生庙碣”，并谓“碣立于天宝六载七月”[23]。今据此庙碣正文以及《新唐书》司马承祯本传，司马承祯的谥号应是“贞一先生”，但常因避讳被写作“正一先生”，清人因此认为“贞”与“正”通用[24]。二是“窥华阳之秘”的“华阳”应为“石廪”。卫凭此文确可证明司马承祯有开元十四年正月登衡山之行，是由浙江天台山经由江苏句曲溯江而上过来的。时间、路线较为清晰。其后，诸多学者皆曾利用司马承祯这条线索进行排比考证[25]，但并无多大推进。也就是说，詹锳虽考出司马承祯从天台山经句曲到达南岳衡山是在开元十四年正月，但并不能确证李白江陵见司马承祯一定是在开元十三年，郁贤皓推定于开元十二年秋也是合理的。但是，有一则前贤并未重视的重要材料，可以确证郁氏此说不能成立，那就是司马承祯的《陶宏景碑阴记》，文曰：
大哉道元，万灵资孕。其自然也，忽恍不测。其生成也，氤氲可知。若夫禀习经法，精思通感，调运丹液，形神炼化，归同一致，举异三清，自古所得，罕能尽善。兼而聚之，鉴而辩之，静而居之，勤而行之者，实惟贞白先生欤！盖特禀灵气，胎息见龙升之梦；卓秀神仪，骨录表鹤仙之状。心若明镜，洞鉴无遗；器犹洪钟，虚受必应。是以天经真传，备集于昭台；奥义微言，咸诀于灵府。纂类篇简，悉成部帙，广金书之凤篆，益琅函之龙章。阐幽前秘，击蒙后学，若诸真之下教，为百代之明师焉。睹先生写貌之象，则道存目击；览先生著述之义，则情见乎辞。纵逾千载，亦可得之一朝矣！至于思神密感之妙，炼形化度之术，非我不知，理难详据。敬以修身德业，受书道备。按夫科格，固超真阶，命分殊途，显然异轨。应从解景，不事登晨，冥升上清，弗可得而测识已。然隐几云化，虚室仍存；代剑未飞，阴邱尚闭。道尊德贵，终古不渝；披文相质，乃今无睹。朝代累革，年世转睽，永怀仙烈，久增诚慨。子微将游衡岳，暂憩茅山，与诸法义，聚谋刻石。邵陵撰制，美具当年，今以书勒，言全往行。因运拙笔，聊述真猷，纪于碑阴，式昭年世。时大唐开元十二年甲子九月十三日己巳书。[26]
文中，司马承祯说自己“将游衡岳，暂憩茅山”，“茅山”即句曲山，是南朝道士陶弘景（唐人避孝敬皇帝李弘讳，写作“陶宏景”）隐居处，在今江苏省镇江市南。文末署“时大唐开元十二年甲子九月十三日己巳”，也就是说，开元十二年九月十三日司马承祯还在“茅山”逗留。九月是秋天最后一个月，即所谓“晚秋”，九月十三日司马承祯尚未从茅山动身西上赴衡山。假定司马承祯次日就从茅山动身溯江西上，至开元十二年秋末（即九月底），能不能赶到江陵与李白相见呢？
唐人出行首选水路，无水路可行才走陆路。假定司马承祯开元十二年九月十四日从茅山动身溯江西上赴衡山，因为是逆水而上，到达江陵的水程有多少里呢？《晋书》载“自江陵至于建康三千余里”[27]，晋乐府《懊侬歌》云“江陵去扬州，三千三百里”[28]，晋代扬州治所在建康（今南京），从南京到镇江还有约一百六十多里，所以从镇江到江陵就是三千四百六十里，取整数三千四百里。按《唐六典》规定：“度支郎中掌水陆道里之利，凡陆行之程，马日七十里，步及驴五十里，车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溯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余水四十五里。”[29]以日行四十里计，三千四百里的逆水航程，一天都不耽搁的话，需85天，要十二月（腊月）初九日到达江陵，也即开元十二年年底能到江陵。这是按最顺利算，若稍加耽搁，要到开元十三年春才能到。所以，李白开元十二年秋在江陵见司马承祯完全不可能，在开元十三年春应该最为合理。
现在问题是，既然司马承祯目的地是湖南衡山，那么溯江西上到鄂州（今武汉）时，为何不直接再沿长江西上至岳阳，由洞庭湖循湘江南行至潭州（今长沙），再至衡山，而要稍微“绕道”江陵呢？原因大致有四。一是因为“江陵府为当时南中国中部最大都市，亦为长江中游最大都市……经济繁荣，人文蔚盛……在中国中古时代，对于军事攻防、政治控制、物资流通、文化传播，皆发生重要作用”[30]，司马承祯与大多数唐人一样应有一睹之愿望。二是因为唐代江陵府是全中国南北东西交通之最大要冲之一，唐文宗《授李石荆南节度使制》曰：“荆门东南巨镇……舟车要冲。”[31]“荆州江陵府自楚以来即为大江中游之大都会，唐代仍为南方人口常逾百万之一大都市，盖大江东西水运与华北岭南之南北陆运交会于此，成为当时中国四方舟车凑聚之地，故馆驿颇多，常见诗笔……除东西京及汴州外，城郊馆驿之可考者，无如江陵，此正见其交通要冲之地位。”[32]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长江东西水路交通运输，江陵是最重要的节点，“长江下游之租赋集中于荆州取道襄阳而北运矣”[33]。司马承祯从长江下游至荆州（江陵）以及从荆州南下皆较方便。三是因为唐代从鄂州（今武汉）到江陵的水路不需要经过长江，而是经汉水、扬水，“由汉阳溯汉水，转入扬水至江陵”[34]，比长江水路更加快捷。从江陵再南下岳阳是顺流而下，而从鄂州沿长江上溯至岳阳则要曲折难行得多。唐人从鄂州至岳阳多从江陵南转，司马承祯从江陵南下岳阳至衡山更为方便。韩愈南下衡山也是“出荆门（按，指江陵），下岷江（按，指长江），过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35]。四是因为“江陵是唐代荆州道教中心”，有道观约二十座，“太宗贞观年间至玄宗开元、天宝之际所建最多”[36]。据陈子昂《荆州大崇福观记》，荆州道教大师孟安排，著有《道教义枢》十卷，为唐代道教重要论著。孟安排曾于圣历二年（699）上表，请于江陵建大崇福观，许之[37]。司马承祯作为与孟安排同辈而稍晚的道教大师，造访道教重镇江陵颇为合理。
李白出蜀至江陵与司马承祯相见应在开元十三年的春三月，除上文考证之外，还有李白《宿巫山下》《荆门浮舟望蜀江》二诗为证。《宿巫山下》云“桃花飞渌水，三月下瞿塘”，从瞿塘峡（白帝城口）下江陵顺流而下本来只要一两天即可到达，所谓“千里江陵一日还”（《早发白帝城》），但李白在路经巫山下时住了一宿，也不过是两三日的路程，诗云“三月下瞿塘”，当然三月也能到江陵。到达江陵后所作《荆门浮舟望蜀江》云：
春水月峡来，浮舟望安极。正是桃花流，依然锦江色。江色绿且明，茫茫与天平。逶迤巴山尽，摇曳楚云行。雪照聚沙雁，花飞出谷莺。芳洲却已转，碧树森森迎。流目浦烟夕，扬帆海月生。江陵识遥火，应到渚宫城。
从诗中“春水”“桃花”可知时在春日。从“春水月峡来”“逶迤巴山尽，摇曳楚云行”可知，李白是自“巴”入“楚”，由西向东。郁贤皓云此诗“当是乾元二年（759）三月流放遇赦回到江陵在荆门泛舟而作”[38]，误。因为“春水月峡来”之“月峡”指明月峡，在渝州南之巴县，《方舆胜览》：“明月峡在（重庆府——引者注）巴县。”[39]李白描述路途是“逶迤巴山尽，摇曳楚云行”，从渝州一带到楚地，而李白乾元二年三月流放西上到夔州白帝城即遇赦而返，没有到渝州。所以李白此行显然不是乾元二年流放遇赦，而是初出蜀。更重要的是这首诗题目中“荆门”“蜀江”之所指。郁贤皓注“荆门”为“山名。在今湖北宜昌市东南、宜都市西北长江南岸，隔江与虎门山相对”。至于“蜀江”，郁贤皓认为是指四川境内的江，李白到荆门山“回望蜀江”[40]。这两个注皆是错误的。因为写此诗时李白在江陵，从“江陵识遥火，应到渚宫城”可知。题目中的“荆门”就是指江陵（荆州治所），不是指荆门山，“荆门浮舟”实即“江陵浮舟”，否则岂不自相矛盾？唐诗里写到的“荆门”绝大部分都指的是荆州治所江陵，而不是荆门山。如孟浩然《荆门上张丞相》诗题之“荆门”即指荆州（江陵），此诗是孟浩然在江陵赠呈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张九龄的。王维《寄荆州张丞相》：“所思竟何在？怅望深荆门。”赵殿成注：“唐人多呼荆州为荆门。文人称谓如此，不仅指荆门一山矣。”[41]江陵距离荆门山三百多里，距离巫山约八百里，李白在江陵根本“望”不到四川境内的江，诗题中的“蜀江”也不是指四川境内的江，而是荆州以下至鄂州的一段长江之别称。如《太平寰宇记·荆州》：“枝江县……蜀江在县南九里。”[42]谓蜀江在荆州枝江县南九里，所指正是这段长江。《北梦琐言》卷三：“湘江北流至岳阳，达蜀江。”[43]谓湘江向北流到岳阳即到达蜀江，此“蜀江”所指亦是这段长江。再如刘禹锡《赴和州于武昌县再遇毛仙翁十八兄因成一绝》：“武昌山下蜀江东，重向仙舟见葛洪。”[44]白居易《自蜀江至洞庭湖口有感而作》是长庆二年（822）白居易自长安赴杭州任刺史沿汉江南下经江陵再沿长江（即蜀江）东下至洞庭湖口而作[45]，严耕望解曰：“《自蜀江至洞庭湖口有感而作》则取汉江水道至江陵，非自汉江至鄂州，故得自蜀江至洞庭湖口也。”[46]
此外，李白出蜀途中所作的经典名篇《渡荆门送别》，也能从侧面证明时在春末：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虽然全诗没有明显的表现季节的语词，但“江入大荒流”一句，能见出长江水势之盛，肯定不是秋冬枯水季节，而是暮春至夏季的长江水文特征。而“云生结海楼”一句，写内陆的海市蜃楼，海市蜃楼是空气中充沛的水珠把远处的景象折射到近处，海边较常见，内陆的海市蜃楼一般发生在暮春至夏季雨水较充沛的时候。前述李白出蜀是在暮春三月，这首诗可以从侧面印证。
对于“开元十二年说”所依据的李白《峨眉山月歌》，这里也略加辨析。诗曰：“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从首句看，这首诗写于秋天没错，出行方向是沿江东下也没错，但问题是此诗的写作地点是清溪驿，由“夜发清溪”可知。清溪驿在嘉州犍为县岷江岸边，如果从这里出发到江陵，有数千里之遥，且路途布满峡谷险滩，少说也要半年以上。李白自述从隐居地岷山之阳出发，“江行几千里，海月十五圆”，走了一年零三个月才到夔州。当然《峨眉山月歌》所写“夜发清溪”的起点在嘉州犍为，比从李白隐居地岷山之阳出发要少三分之一的路程，所以从嘉州犍为至江陵，半年左右可到。如果李白开元十二年秋从嘉州犍为出发，开元十三年春三月到江陵，时间非常吻合。因为此诗写于秋季，地点在四川嘉州犍为，方向是行船东下，当为李白出川之行，因此，郁贤皓认为《峨眉山月歌》作于开元十二年秋，是合理的，但以此诗证明李白出蜀到达江陵时还是在开元十二年秋，则不合理了。
综上，李白出蜀至江陵的时间是开元十三年春三月，而当下流行的“开元十二年说”不能成立。
三、李白出蜀的两个寓居据点：夔州（巴东郡）、江陵（荆州、荆门）
开元十三年春三月李白出蜀至江陵前后的行踪，前贤诸家年谱语焉不详，正如有学者所慨叹的：“开元十三年一直是李白行踪研究的一个空白。”[47]汇总诸家看法，大抵知李白到江陵见司马承祯后，就南泛洞庭，然后东至金陵、扬州。近年也有学者提到李白曾逗留夔州[48]。在前贤研究基础上，笔者发现，李白出蜀前后有两个寓居据点：夔州和江陵。开元十三年春三月李白至江陵前，寓居夔州两个多月，至江陵后寓居江陵时间更长，至少三个月以上。
（一）开元十三年春三月至江陵前，李白寓居夔州两个多月
李白寓居夔州，首先可从史籍方志找到线索。《四川总志》：“白云寺，在夔州奉节县治北。李白寓夔州，有《白云寺》诗，刻悬崖间。”[49]《潜确居类书》：“太白岩，在夔州万县西山，上有‘绝尘龛’三字在石壁，有唐人诗刻，相传太白读书于此。”[50]更重要的证据是李白自己的三首诗歌。一是李白出蜀后不久所作的《江上寄巴东故人》：
汉水波浪远，巫山云雨飞。东风吹客梦，西落此中时。觉后思白帝，佳人与我违。瞿塘饶贾客，音信莫令稀。
诗写李白在汉水之上思念巴东故人，所思的“巫山”“白帝”“瞿塘”皆夔州之地，代指夔州，即题中的“巴东”（详下）。“觉后思白帝，佳人与我违”，是说醒来后思念曾居住的白帝城（夔州奉节），那里有我睽违的佳人。“瞿塘饶贾客，音信莫令稀”，是说往来瞿塘峡的商贾很多，您可经常托他们给我捎带音信。
二是李白乾元元年作于江夏的《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有句曰：“我在巴东三峡时，西看明月忆峨眉。”回忆自己曾寓居“巴东”（指夔州）。
三是李白在夔州所作的《自巴东舟行经瞿唐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鉴于此诗是证明李白寓居夔州的关键，这里不避繁琐，引录全篇：
江行几千里，海月十五圆。始经瞿唐峡，遂步巫山巅。巫山高不穷，巴国尽所历。日边攀垂萝，霞外倚穹石。飞步凌绝顶，极目无纤烟。却顾失舟壑，仰观临青天。青天若可扪，银汉去安在。望云知苍梧，记水辨瀛海。周游孤光晚，历览幽意多。积雪照空谷，悲风鸣森柯。归途行欲曛，佳趣尚未歇。江寒早啼猿，松暝已吐月。月色何悠悠，清猿响啾啾。辞山不忍听，挥策还孤舟。
对于此诗，诸家解读分歧很大，詹锳、郁贤皓认为是乾元二年初春李白流放夜郎途经瞿塘峡时作[51]，安旗认为是开元十三年春二月作[52]。三家中，安旗的解读最接近真相。下面略作分析。
1. 题目中“巴东”一词的解释。诸家分歧颇大。自清王琦注为“归州巴东县”（今湖北巴东县）[53]后，詹锳《李白诗文系年》承之[54]，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注释》认为指“夔州巴东郡”（今重庆奉节）[55]，其后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依安旗所注改为夔州，但仍坚持乾元二年作[56]，郁贤皓《李太白全集校注》仍认为指“归州巴东县”[57]。其实题目把李白舟行方向说得很明确，“自巴东舟行经瞿唐峡登巫山”，即自西向东，因为巴东（今奉节）之东是瞿塘峡，瞿塘峡之东是巫山。而詹锳、郁贤皓认为李白此行是自东向西，导致诗的题目无法解释。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已陆续有学者撰文从《两唐书·地理志》以及李白诗作本身两个方面论证李白此诗及另外几首诗中的“巴东”皆指“夔州巴东郡”（今重庆奉节）[58]。这里不妨列出最重要的证据。《旧唐书·地理志》：“夔州，下，隋巴东郡，武德元年改为信州……二年，又改信州为夔州。”[59]《新唐书·地理志》：“夔州云安郡，下都督府。本信州巴东郡，武德二年更州名，天宝元年更郡名。”[60]原来唐代的夔州，在唐以前一直称“巴东郡”（郡治在奉节县），唐代虽改为夔州，但唐代诗人爱用古称。笔者检索发现，唐诗中凡提到“巴东”者，一般皆指夔州，不独李白诸诗如此。如杜甫《夔州歌十绝句》之一：“中巴之东巴东山，江水开辟流其间。”[61]称夔州地形为“中巴之东巴东山”。杜甫《巫山县汾州唐使君十八弟宴别兼诸公携酒乐相送率题小诗留于屋壁》：“卧病巴东久，今年强作归。”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注曰：“巴东，指夔州。”[62]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巴东逢李潮，逾月求我歌。”宋人黄鹤注：“‘巴东逢李潮’当是在夔州作，盖夔本巴东郡也。”[63]白居易《入峡次巴东》为元和十四年（819）白居易从江州至忠州途中停靠“巴东”时所作，有句曰“万里王程三峡外”“巫山暮足沾花雨”[64]，题目中的“次巴东”，是说船已经停靠在“巴东”，而“巴东”在“三峡外”，夔州正在三峡之外，如果解作归州巴东县，则位于巫峡和西陵峡之间，在三峡之内了，又诗写到“巫山”，明显是在夔州。
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书影，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注释》书影，巴蜀书社1990年版
其实巴东（治所在今重庆奉节）与巴西（治所在今阆中市，李白家乡绵州即属于巴西郡）、巴郡（治所在今重庆市区）合称“三巴”，也称“巴国”，是李白经常怀念的地方。李白晚年在宣城所写“三春三月忆三巴”（《宣城见杜鹃花》），就是怀念绵州、渝州、夔州这三个地方。李白称晚年流放行至夔州为“我窜三巴九千里”（《江夏赠韦南陵冰》），是以“三巴”代称夔州。而本诗中云“巴国尽所历”，是说用十五个月的时间游历了三巴。
2.“望云知苍梧，记水辨瀛海”两句的解释。詹锳、郁贤皓两家注较安旗注晚出，之所以在难以贯通题意的情况下，仍坚持认为此诗是乾元二年初春李白流放夜郎由东而西途经瞿塘峡时作，是因为他们认为诗中“望云知苍梧，记水辨瀛海”两句不是青年李白所能写出。詹锳注谓：“非方出夔门者所能道。”[65]郁贤皓注进一步谓：“诗云：‘望云知苍梧，记水辨瀛海。’显然是已经历过‘南穷苍梧，东涉溟海’。”[66]李白出蜀后一年半内确曾“南穷苍梧，东涉溟海”，两句也确实很相似，郁贤皓注理解成写实了。其实“望云知苍梧，记水辨瀛海”两句不是写实，而是用典。“望云知苍梧”不是写苍梧，而是用“苍梧云”的典故。《艺文类聚》引《归藏》曰：“有白云出自苍梧，入于大梁。”[67]江淹《效阮公诗十五首》之七“荣光河雒出，白云苍梧来”[68]，陈子昂《古意题徐令壁》“白云苍梧来，氛氲万里色”[69]，孟浩然《送袁十岭南寻弟》“苍梧白云远”[70]，罗隐《赠滈先辈令狐补阙》“苍梧云好已归天”[71]，皆用此典。检索《全唐诗》可知，唐代诗人中用此典最多的就是李白，其诗如“古木尽入苍梧云”（《梁园吟》）、“大梁贵公子，气盖苍梧云”（《博平郑太守自庐山千里相寻入江夏北市门见访却之武陵立马赠别》）、“白云遥相识，待我苍梧间”（《赠卢司户》）、“何意苍梧云，飘然忽相会”（《赠从弟宣州长史昭》）、“敬亭白云气，秀色连苍梧”（《赠宣州灵源寺仲浚公》）、“白云愁色满苍梧”（《哭晁卿衡》）等，乃不同时期、不同地点所作，都用“苍梧云”典故，而非写实。作为对仗的“瀛海”也是用神话典故。王充《论衡·谈天》：“九州之外，更有瀛海。”[72]陈子昂《山水粉图》“又似蓬瀛海水之周流”[73]，就是对“瀛海”很好的诠释。李白《莹禅师房观山海图》“蓬壶来轩窗，瀛海入几案”，将“瀛海”与“蓬壶”对举，可见神话典故之意涵。明朱谏认为这两句是突出夸张“巫山之高”：“苍梧，云之所起也。登巫山而望其云，则可以知苍梧之所在。瀛海，水之所会也。登巫山而望其水，则可以辨瀛海之所在。是苍梧、瀛海之远，皆登巫山而可见，则巫山之高，极四海而无所不同矣。”[74]庶几近之。
此外，从诗中“飞步凌绝顶”可知李白时当青年，正如有学者所说：“此非59岁老翁之所能，况李白卒年62岁，而此时体力已衰。”[75]至于詹锳以诗中有“悲风”一词，判定是写晚年流放心境[76]，乃臆测之论。“悲风”者，凄冷之风也。李白登上巫山最高峰看到满是积雪，非常凄冷，故用“悲风”一词描写感受。
3. 此诗写作时间和地点。从诗写巫山顶上“积雪”，可以推断时间是在十一月至次年正月，因为巫山山顶连续积雪一般三个月，每年从农历十一月初开始至次年正月末结束。又从诗中“早啼猿”可知，这个“早”是指一年中的月份之早，非指一天中的早晚之早，因李白是在归途中听到早猿啼，而“归途行欲曛”“松暝已吐月”，由“曛”“暝”“吐月”可知是在傍晚。可见，此诗写作时间是在初春正月。诗人“自巴东”出发登巫山最高峰后又“晚还”，末尾也说“挥策还孤舟”，自然是还巴东，可推断写作地点在夔州。
综上可知，李白开元十三年春正月到达夔州，寓居夔州两个多月，“三月下瞿塘”（《宿巫山下》），即在三月出峡至江陵。
（二）开元十三年春三月至江陵后，李白寓居江陵三个月以上
前贤诸家年谱皆认为李白到江陵见司马承祯后，就南泛洞庭，然后东至金陵、扬州，皆未提及李白寓居江陵数月之事。寓居江陵事首先体现于李白《秋下荆门》一诗：
霜落荆门江树空，布帆无恙挂秋风。此行不为鲈鱼鲙，自爱名山入剡中。
此诗在敦煌残卷中题为“初下荆门”[77]，因为是“初下”，所以诸家年谱和注本皆系于李白初出蜀这年之秋天[78]。诗题中的“荆门”自清王琦注为“荆门山”后[79]，瞿蜕园、安旗、詹锳、郁贤皓诸家注皆未提出质疑[80]。荆门山在巴楚交界处长江岸边，唐属峡州，今属湖北宜都市，在江陵西三百余里。诸家注解在时间和地点上互相矛盾。时间上，既然李白春三月已到江陵，怎么秋天又回溯到上游的荆门山来出发东下？地点上，荆门山只是一座荒山，峭壁千寻，并无人烟，自古人们只是乘船经过这里时眺望此山，无法登临或隐居，李白为何要返回荆门山出发东下？其实诸家皆误解了题目中的“荆门”。上文已阐明，唐诗中所谓的“江陵”“荆州”“荆门”三个称谓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所指相同，指的都是荆州治所江陵。李白于开元十三年春三月到达江陵后，即寓居于江陵，夏五月、六月赴湖湘游览干谒，随即返回江陵寓所。江陵至今还有李白遗迹青莲巷、青莲阁、太白湖。从首句“霜落荆门江树空”看，李白在江陵住至深秋（至少是仲秋），始东下江浙。从三月至江陵到八月离江陵，扣除中间南游湖湘两个月，李白在江陵盘桓至少三个月以上。南游湖湘事，见李白三十岁在安州所作《上安州裴长史书》：“昔与蜀中友人吴指南同游于楚，指南死于洞庭之上……炎月伏尸，泣尽而继之以血。”从“炎月”可知，是在夏季特别炎热的时候。李白《荆州歌》有“瞿塘五月谁敢过”之句，安旗、詹锳二家注皆认为是开元十三年五月作于江陵，“学习荆州民歌，作《荆州歌》”[81]，甚是。由此可知，李白应是五月作《荆州歌》后，南游湖湘，吴指南去世的“炎月”应该是六月，一年中最热的季节，所以笔者推断李白南游湖湘大约花了两个月时间。
值得注意的是，多年后李白又在江陵寓居三个月以上，有李白《郢门秋怀》为证：
郢门一为客，巴月三成弦。朔风正摇落，行子愁归旋。杳杳山外日，茫茫江上天。人迷洞庭水，雁度潇湘烟。清旷谐宿好，缁磷及此年。百龄何荡漾，万化相推迁。空谒苍梧帝，徒寻溟海仙。已闻蓬海浅，岂见三桃圆。倚剑增浩叹，扪襟还自怜。终当游五湖，濯足沧浪泉。
关于这首诗的作年和作地，诸家解说分歧很大。
先看作年。王琦、瞿蜕园、郁贤皓三家未编年，黄锡珪认为是在乾元二年“三月行至夔州至白帝城，遇赦得还。还憩郢门盘桓数月”[82]。安旗系于开元二十七年[83]。詹锳亦同黄锡珪，系于乾元二年，并云：“安注系此诗于开元二十七年，其中所作注释多望文生义。”[84]因为诗中有“行子愁归旋”，想赶快回家，回哪里的家呢？最可能的是妻子所在地。从后半首看，李白已经游历过洞庭、潇湘、苍梧、溟海，多方干谒皆失败，只能倚剑浩叹，最终想归隐五湖、濯足沧浪。这与《秋下荆门》所言目的地“剡中”不同，故不是初出蜀时所作。
再看作地。李白标明创作地“郢门”，王琦、瞿蜕园、詹锳、郁贤皓四家皆注为“荆门山”，唯安旗注云：“郢门，故楚都，代指荆州。”[85]查《汉语大词典》“郢门”词条只有一个义项：“犹郢都。”[86]“郢都”即江陵，荆州治所。安说是。四家注为“荆门山”肯定是错误的，李白跑到巴楚交界处荒无人烟的荆门山去做什么“客”呢？“郢门”指荆州治所江陵，有唐诗为证，如孟浩然《送贾升主簿之荆府》“征轩明日远，空望郢门间”[87]，《归至郢中》“愁随江路尽，喜入郢门多”[88]，二诗中的“郢门”皆指荆州治所江陵，因为题中已表明“荆府”“郢中”。
最重要的是关于此诗首联“郢门一为客，巴月三成弦”的理解。对于“巴月三成弦”，安旗注云：“每月初七、初八为上弦，二十二、三为下弦。三成弦，犹言为时一月有余。”[89]詹锳、郁贤皓两家注与安旗同[90]。其实三家注皆误。李白在江陵看“巴月”即故乡“三巴”的月亮，是向西看，看到的是上弦月，而下弦月只出现在东方，西方上弦月“三成弦”应该是三个月，而不是“一月有余”。“一月有余”实际上是把西方上弦月与东方下弦月都包含在内了，但李白看的是“巴月”，不包括东方下弦月。因此，从这首诗就可以断定，李白在江陵至少寓居了三个月以上。黄锡珪、詹锳把此诗系于乾元二年三月，时间上难以说通，因为即使从四月初算起，“三成弦”也只能到六月初，仍是夏天，与诗中“朔风正摇落”及题目“秋怀”相矛盾。
总之，本文主要结论是：关于李白出蜀时间，目前较为流行的“开元十二年说”是不能成立的。李白出蜀至江陵与司马承祯相见在开元十三年的春三月。到江陵前，他寓居夔州两个多月，至江陵后，寓居江陵三个月以上。
李定广《分类唐诗三百首》书影，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
李定广《罗隐集系年校笺》书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
李定广《中国诗词公开课》书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
李定广《中国诗词名篇赏析》书影，东方出版中心2018年版
李定广《中国诗词大会》工作现场（左三为李定广）
李定广在《中国诗词大会》录制现场与主创团队合影（中间为李定广）
*文中配图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新媒体编辑：逾白
本刊用稿范围包括中外
文学艺术史论、批评。
欢迎相关学科研究者，
特别是青年学者投稿。
文艺研究
长按二维码关注我们。
■ 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即可购买往期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