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史吕祖谦像 南薰殿旧藏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23年第12期，责任编辑陈斐，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摘 要 作为古文的论体本无固定程式，吕祖谦通过以《东莱博议》为代表的时文拟作活动，推动论体结构凝定。他倡用破题、接题、入题、讲题、余意、缴结等术语，促进论体规范化。《东莱博议》以依经立意、以字切题、分扇立说、合题贯串等拟题策略，确立借题说理的阐述模式；将排偶从语句修辞行为推扩至篇章结撰样式，使论体渐呈扇对分股格局，不失为明清制义的四比八股结构雏形；多用代言体揣摩心境、悬想事势，成为后世八股文“代圣贤立言”论说方式的滥觞。《东莱博议》所呈现的科举论体形态，经由“永嘉文体”而递续演化，在南宋后期形成“绳尺”。在八股文体形成过程中，《东莱博议》具有“八股前史”的文章学节点意义。
作为论体文的八股是明清科举考试的主要文体，体用排偶与代古人语气是其突出特征。关于八股的文体起源，有源于唐代试律诗、律赋、金元曲剧等多种说法。现今学界一般回溯至宋元经义文，认为宋元时文的十段格式与明清八股基本对应[1]。但这一判断背后仍有两大问题需要接续讨论。首先，八股是群体创作、层累形成的科举文体，这决定了八股文体渊源的复杂性，因此不宜孤立地寻求文章结构上分股及体段的类似。其次，熙丰变法后诗赋与经义分科，经义三场中经义、策、论的文体地位日益显扬。经义关乎儒家经典的理论阐释，论有主理析论的倾向，时务策与子史策也因性理话语渗透而趋同于论说，经义一科强调了对举子论体文章写作能力的考察。八股的文体溯源应具有打通意识，突破经义局限，寻绎科举论体的文章定型过程如何影响到八股的文体生成。
宋代科举论体的集成选本《论学绳尺》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视角，此书十卷篇幅当中，“东莱”的出现竟多达近三十次，且全部引为典范。丘大发《三圣褒表功德》一文，考官批语对其揄扬备至：“立论高，行文熟，用事详赡，笔力过人。其学识得之左氏，其文法得之《东莱博议》，学者当知其学问之有本处。”[2]直接点明了吕祖谦《东莱博议》在科举论体形成过程中的“文法”意义，下文即对此展开考论。
一、别有轨度：论体结构的初步确立
论体本来属于古文，并无固定的作法程式可言。从开科取士的初衷来看，“诗赋取合律，经义求得体，论策以记问该博、议论渊源者置之上游，庶几传布四方，士子知所适从，于时政亦有所补”[3]，“合律”“得体”都指向文体的规定性，而论策则以实学为先，对内容实用的强调超过了形式要求，因而其文体一开始就较为自由。不过不能因为诗赋具有格律束缚、论和策可以自由表达，就认为诗赋精深而论策粗浅，正像马端临所说：“盖场屋之文，论、策则蹈袭套括，故汗漫难凭；诗、赋则拘以声病对偶，故工拙易见。其有奥学雄文，能以论、策自见者，十无一二。而纷纷鹄袍之士，固有头场号为精工，而论、策一无可采者。盖自庆历以来场屋之弊已如此，不特后来为然也。”[4]实际上正由于不拘形式，考生往往更难以适从。虽然内容上可以凭借套括进行准备，但写作方法上却无章可循，这导致经义、诗赋因有法而易精，策论因无法而流于汗漫，对考官而言如何评校等级也成为难题。直到淳熙年间，大臣还感叹：“窃惟近年以来场屋之文，经义犹有可观，而诗赋类多空疏不工。至于论策，徒有泛滥之辞，而不切于理。”[5]在应考与评判两方都对论策因缺乏固定结构而导致的“泛滥”不满时，论体写作形成轨度就成为文体发展的内在必然。
至南宋末年，科举论体已有折腰体、蜂腰体、掉头体、单头体、双关体、三扇体、征雁不成行体、鹤膝体等多种名目，体式相近而作法不同，可见当时论体的发展极为成熟，形成了多种结构范式，对论头、论腰等更有细致入微的讲求。而论体规范的形成并非一蹴可就，正如四库馆臣所言：“其始尚不拘成格。如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自出机杼，未尝屑屑于头项心腹腰尾之式。南渡以后，讲求渐密，程式渐严。试官执定格以待人，人亦循其定格以求合。于是双关三扇之说兴，而场屋之作遂别有轨度。虽有纵横奇伟之才，亦不得而越。”[6]从南渡至宋末这一漫长过程中，吕祖谦发挥的作用值得细加审视。
吕祖谦行书 文潜帖 故宫博物院藏
吕祖谦在授徒之际对论体的结构颇为措意。他提出：“凡文字破题，要明白，不可晦。”[7]所谓“破题”，即论体的开头部分，需要以精炼简洁的语句点破题旨，说明文意，是能否吸引考官的关键语句。宋代有所谓“五道不如一道，一道不如一冒”之说[8]，“五道”指科目当中的五题试策，而“一道”则为试论，冒头是论体的篇章首部，其中破题最为重要，另外还包括承题、小讲等部分，但有时也不固定。由于阅卷时间有限，考官往往凭借初始印象选人，“比年以来，名为三场通考，往往考校之时，或倦披览之难遍，或局好恶之不同，经义诗赋独取于一破题，舍是弗考”[9]。因而考生在备考之际尤其重视破题训练，甚至可凭借破题语句预测当年科考能否入围[10]。
《东莱博议》中的破题体现出与主意的密切关联，往往以简练的语句醒豁题旨。《楚人灭江》中心为“论人不可无戒惧心”[11]，破题用“天下之可惧者，惟出乎利害之外乃能知之”，既点出了主意中的关键词“戒惧心”，又表明了“出乎利害之外”的自家观点，显得扼要而精当。《郑伯使盗杀子臧》论述“祸患必有根”，吕祖谦以“物之有是根者遇物必发”开篇点题，“根”字作为全篇字眼在破题中即予凸显。可见破题语句多很简短，重在言简意赅地呈现主题。明用题旨的明破、暗含主意的暗破、正面点题的正破、反面醒题的反破、分承题面的分破、对举解题的对破等细目，在《东莱博议》中都不乏原型。
慈波《东莱博议汇校评注》书影，浙江古籍出版社2022年版
吕祖谦又提出：“如破题下便须行文去。”[12]“破题下”即接题，又称为“承题”，属于过渡性语句。由于承接破题的主意概括，又导引下文的入手阐述，后部的文字结构、论述策略多由此而定，因而很见作者功力。吕祖谦强调“看论须先看主意，然后看过接处”[13]，正是对接题部分的重视。他主张看文字要看过换处及接处，也反映出对论体中接题部分的明晰认识与充分关注。
此后就应该切入本题，讲说题面的内涵。吕祖谦提出：“凡看人文字，须先看首尾相应，又看他入头处。”[14]所谓的“入头”即此处。入头又被称作“入题”，根据贡举条式，这一节段需要原样抄写论题，否则会有被黜落的风险。就文字脉络而言，题面的出现不应突兀，因而如何逐渐引入正题仍需技巧。吕祖谦认为：“要入题处须转得好，如不觉。要振发，或齐整，或长短，或前晦，或后明白显焕，应得晦处出。只要作文去得好，自前但要有血脉，不可绝。”[15]显然在强调语气畅达，自然引入题意。
题面的出现在论体段落上形成自然的结构层次，之前的部分可视为论头，而此后则转入对论题自身含义的全面阐发。宋人多将题面之下的部分称为“题下”，也称“原题”，即对题面的推明讲论。从出现正题到阐释题面，标志着论体论述部分的行将展开。
论体最核心部分被称作“讲题”。吕祖谦告诫弟子，“讲题若转多，恐碎了”[16]，暗示讲题时需要全力出击，透彻论述，正说反说，横竖烂漫，而不必在曲折转接上过多用意。作为主体部分的讲题，其论辩方法主要为运用典故来增强说服力。如果去细绎张成招所概括的《东莱博议纲目》，可以发现，《东莱博议》文章的结构当中，用事占据了大量篇幅，这与讲题是论体的主体部分密不可分。典故运用的作用在于以古事类比当下，只要把握事件内部的历史逻辑即可达到目的，因而“文字不必多用事，须用意便得”[17]。甚至完全不用典故也未尝不可，“文字不使事，善遣文不害为好”[18]。可见吕祖谦对于讲题之际的使事，看法颇为辩证，深得王安石所力倡的“使事不为事使”之神髓[19]。
题面正意阐述深透之余，往往尚有旁意，或可辅助说明，或可侧面深入，可对主意起补足、映衬作用，这部分被称为“余意”。余意并非另起他意，别转一途，而是在主意的基础上旁逸斜出，提升论述的层次与韵味。由于余意是讲题的后续部分，此后即为文章结尾，因而余意也被称作“论腰”，取其转接收束之意。在《古文关键》中，吕祖谦多次以批语形式标注。他曾专门论及：“文字至于辞意俱尽，复能于意外得新意者妙。”[20]宋人十分重视此处，以为文笔形态多变，“或譬喻，或经句，或借反意相形，或立说断题，如平洋寸草中，突出一小峰，则耸人耳目。到此处，文字要得苍而健，耸而新。若有腹无腰竟转尾，则文字直了，殊觉意味浅促”[21]。《东莱博议》中余意处多有生花妙笔，强调穷处生新。
论体的结尾部分为论尾，吕祖谦称为“缴结”。因为是一篇的总结、收束，故文字不宜疲弱。吕祖谦重视“如何是起头换头佳处，如何是缴结有力处”[22]，将结尾视作文章的结构关键。他主张“论之缴结处须要着些精神，要斩截”[23]。《东莱博议》中结尾多出以警策，往往能醒豁主题。
从科举论体的文体发展而言，吕祖谦通过古文评选与时文拟作，将论体的结构初步确定下来。他所别择与使用的破题、接题、入题、讲题、余意、缴结等结构术语，体现出对于论体脉络的清醒认识，是对文章体制规范化的有力促进。尤其重要的是，他将论体结构认识与具体文本相结合，他对古文经典的结构划分提供了供人摹拟的原型，他本人的拟作则将结构观念落实到篇章结撰，成为新的科场经典。在《总论》与《看古文要法》两种文话中，他还对论体各结构的写作要点作了归纳，既是授徒的方便说法，也是自觉的理论升华。这些结构在经义与策的文体中有类似呈现，并在南宋科举文体中得到进一步强化与调整，如余意部分有时并非必须，而文章结尾之前或有原经一段，是结合五经文字对题面的敷衍与阐述。但整体而言，“当分冒题、原题、讲题、结题四段”[24]，这与明清时期的制艺在基本构造方面已非常接近。科举论体起始之际汗漫无法，到宋末逐渐形成“绳尺”，最终至明清八股而具有固定体式。吕祖谦及其《东莱博议》迈出了这一漫长文体定型过程中的重要一步。
二、从经解到巧说：“借他题目，说自家道理”
宋代的进士科目，从一开始就有对论体的考察。“凡进士，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25]熙丰变法后经义科目受到重视，南宋则大体经义、诗赋并行，科考之中的论策成为决定考中进士者名次的关键：“专经者用经义定取舍，兼诗赋者以诗赋为去留，其名次高下，则于策论参之。”[26]《东莱博议》虽然是依据《左传》敷衍成文，却并非为经义科目准备，而是借助经书文字抒发自家见解，乃借题发挥式的议论文体。从宋代的科举条式以及举子程文可以看出，经义以五经正文为出题依据，若《春秋》则允许从三传解经文字出题，考生作文，须对经文做出符合儒家思想规范的阐释；诗、赋、论则以九经、诸子、史为范围，就论而言，题目已经给定，如人物论、朝代论、经史论等名目甚多，具体如“文帝不及贾生”“汉宜损周之文”“天人分际如何”等。因而吕祖谦在根据《左传》拟作程文的时候，首先面临的就是议论文主题的拟定。
《博议句解》，元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为了能在有限的场屋时限内脱颖而出，必然要强调作论技巧。论的创新出奇首先要看主题，吕祖谦主张：“看论须先看主意，然后看过接处。论题若玩熟，当别立新意说。”[27]对举子而言，熟悉《左传》文本不言而喻，但如何写出动人心目的论体文，则需要经历分析材料、确立主意、论证立说这样的过程，完整体现了写作思维中由归纳而演绎的脉络。吕祖谦提出，“凡看文字，第一看大概主张”，“如何是主意首尾相应”[28]。如何自材料中提炼出“主意”，是论体写作首先要做的。由于《东莱博议》作论时以《左传》为基础文本，没有事先给定的论题，因而审题之际对经典的认识必须要透彻通达，对经传文字的细致绎读是论体写作的前提。
吕祖谦提炼出一种确立文章主旨大意的基本策略，可称为“依经立意”，即对经文本旨熟悉揣练，对其蕴含的道理深入推寻，从而形成文章主题。如《颍考叔争车》，所据事实为颍考叔因与子都争车结下私怨，结果他在伐许之战中抢先登城，却被子都射杀。吕祖谦将此事与前章的《颍考叔还武姜》相勾连，抓住《左传》中“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的评述，以此作为形成主题的关键语句。宋人归纳此篇主意“以孝立说，谓颍考叔能尽其孝于事亲之时，而舍羹以感庄公之心，乃不能推其孝于治兵之时，而争车以取杀身之祸”[29]，正是张成招所概括的“论忠孝之理”。篇中以前事之孝而责争车之非，道理正大，主题颖脱。
以字切题是《东莱博议》中更为常见的立意方法。吕祖谦往往通过提揭关键字展开论述，以开篇的《郑庄公共叔段》为例，此篇主题人们耳熟能详，吕祖谦却别辟新说，提出“导之以逆而反诛其逆，教之以叛而反讨其叛，庄公之用心亦险矣”，通篇以庄公之“险”为筋骨，主意指出：“终篇以庄公之险立说，谓庄公陷叔段于罪而毙之，犹钓者之诱鱼、猎者之诱兽，其用心之险，至于举朝举国堕其计，天下后世受其欺，可谓险之至矣。只一‘险’字作终篇血脉。”从人物刻画与心理分析而言，文章对庄公的指责或有诛心之论，但从作论技巧来看，却锋颖锐发、笔势凌厉、议论透辟。文中“用心亦险矣”“庄公之心，天下之至险也”“岌岌乎险哉，庄公之心欤”等论述，递相推进，互文映衬，突出主题。结尾又以“故吾始以庄公为天下之至险，终以庄公为天下之至拙”切字点题，并翻转作结，其笔力可谓腾挪闪转、炫人眼目。
不过并非所有论体都适宜围绕单一主题立论，有时需要析分层次、并行推进，此时分扇立说就更能贴合论述需要。隐公五年（前718）春，隐公将要至棠地观鱼。观鱼本非国君之事，又远地出游，不符合礼制规定。臧僖伯直言进谏，却未被采纳。吕祖谦针对进谏之道，层叠而递进式地提出主张：“进谏之道，使人君畏吾之言，不若使人君信吾之言；使人君信吾之言，不若使人君乐吾之言。戒之以祸者，所以使人君之畏也；喻之以理者，所以使人君之信也；悟之以心者，所以使人君之乐也。”从正、反两方面提出了进谏的关注中心，主意“以‘祸’‘理’‘心’三字为经，以‘畏’‘信’‘乐’三字为纬，谓进谏之道戒之以祸而使之畏，喻之以理而使之信，不若悟之以心而使之乐也”，分扇展开论述，从而使事理更为透辟，而六个关键词又凸显进谏之道，达到了层次多变而主题集中的效果。
《博议句解》元翻刻本，哈佛大学图书馆藏
《东莱博议》中还有一类较为特殊的立说方法，即合题贯串。为了增加考试难度，出题时将经书中不在同一位置但内涵有关联的文本捏合到一起，这被称为“合题”。合题由于题干部分更为复杂，超越了单题固定文本结构的可预测性，因而考生难以提前准备：“六经出题，各于本经摘出两段文意相类者，合为一题，以杜挟册雠伪之计。”[30]吕祖谦作论，颇有类编《左传》中多条相似载述以形成单篇文章的实例。这既是他治学综贯意识的体现，也与南宋后期科举合题的命题趋势相合，可以说是一种不经意的预演。此类论题，必须自复杂多端的题干中䌷绎出核心观念以形成论点，对抽象概括能力要求很高。如占卜一事，《左传》中记载极为清晰，涉及国家祭祀、战争、婚姻、疾病、个人命运等多种情形且大多应验，如何驭繁就简确定主旨，非常考验截断众流的识力。吕祖谦自多条卜筮记录中抉发出“吉凶之理由心生”的纲领，从而统御纷繁的占卜现象，《卜筮》主意“以心立说，谓吉凶祸福皆出于心，后世不求于心而泥于卜筮，故术愈详而验愈疏”，这样题干虽然纷出多端，而主题却集中凝练，体现了高度概括的立说艺术。
《东莱博议》中论体文章立说形式多样，与《左传》文字相互生发。如果以经书中的一句为题干，则类似于后世八股文的单句题；若涉及事件的完整记述，则往往会语句较多而跨多个节段，类似于制艺中的全章题。高明的立说之法，立足于题干内容，在内涵上与之相关，又超越题干文字，不致死于句下。这种若即若离的主旨确立原则，使得《左传》只能成为吕祖谦作论的触发点，却不能圈定文章旨意，也就是说，《东莱博议》“只是借他题目，说自家道理”[31]。在文题给定材料的限制下，吕祖谦作论，通过巧妙的立意经营，实现了经解文字向新巧论体的转型。
三、从语体到文体：段子文字的体制化
八股在文章形式上讲究偶对，题后的阐述部分由起比、中比、后比、束比四组对偶长句构成，长段排偶中结构类似的重复式分句被称为“股”，因而八股文与骈文有相似性。但八股文体的确立标准并非骈四俪六的句式特点，而在于偶对由语体行为推扩至篇章体制，即四大段长对成为固定的文体特征，同时论体内容以双扇对说的形式展开，或者说文章的思维方式体现出偶对分层特质。正如朱刚所说：“从行文体式而言，八股可以视为一种‘文体’，简单地说，乃是扇对修辞法被体制化的结果。”他发现，在黄裳的12篇经义中有7篇破题使用了扇对，而正文内容也多从两个方面来组织对偶，从而“足以证明北宋的科举经义确是八股文的雏形”[32]。如果我们将视野从经义拓展至论体，在关注个体文章体式的同时更注意扇对体制化进程中的文体自觉，就不难发现吕祖谦的特殊贡献。
《博议句解》，明刻四鱼尾本，天一阁藏
经义文中呈现的扇对特征多属举场行为。王安石倡以经义而非辞赋取士，初衷本在黜浮词而明实理，在文体形式上并无统一规制：“盖荆公创立制义，原与论体相仿，不过以经言命题，令天下之为体出于正，且为法较严耳。然当时对仗不必整，证喻不必废，侵下文不必忌。自后人踵事增华，文愈工而体愈降，法愈密而理愈疏。”[33]但举子研习揣摩的便利法门，却指向了对文字格式的讲求，于是科场论体开始在形式上与散漫无定的古文论体发生歧异。
其实苏轼就早已将扇对句式应用于科举论体。这位被宋人奉作“科举之宗”的大文学家[34]，倾注心力于向来不受重视的场屋时文，“试六论，旧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公始具草，文义粲然，时以为难”[35]，从而大获成功。即以其参加进士考试而获激赏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而言，虽然有“想当然耳”的轶事，仍不失为雄俊之文[36]，是极费心力的场屋之作[37]，其开篇破题之后的承题部分即有两句长对。
现存北宋经义文并不多见，当时最负盛名的作者当属元祐六年（1091）进士张庭坚：“自宋熙宁四年（1071），始以经义取士，当时如张才叔《自靖人自献于先王》义，学者称为不可磨灭之文。吕祖谦编次《文鉴》，特录此一篇，以为程式。”[38]这篇名作实以义理取胜，在形式上与古文论体几无区别。他的另一篇《尚书》义《惟几惟康其弼直》，破题为长篇幅的扇对，虽然严格说来字句对仗并不工整，但分三股进行题意阐发非常明显。
《博议句解》，明集义堂刻本，内阁文库藏
北宋刘安节有17篇经义存世。他是“永嘉九先生”之一，为程颐弟子，中元符三年（1100）进士，其经义自然是考察熙丰变法之后经义文体样貌的珍贵材料。比勘文本可知，其经义篇首有15篇使用了长段偶对形式，占比远远超过黄裳。扇对句式以位于破题者为多，这是论体最显豁的结构部分，往往相对立说，生发主意。也有扇对位于承题者，这与破题语句不够精炼、偶或超过两句有关，当然更因举场论体处于起始阶段，尚未形成固定格套。从篇章逻辑来说，破题以对说展开，意味着文章主旨分为两个部分，或正或反，或破或立，主体部分必然要依据这两股展开，化用经典以论成，援引史事以证喻，篇章脉络的两两分层由此确立。因而扇对开篇的论体形式，不仅是语体层面的偶对，更重要的是决定了篇章结构的分股展开。排偶从一种较单纯的语句修辞行为，推扩至篇章结撰样式，扇对的文章体制意义渐渐凸显。如果将这样的对分论述应用于题下的主体阐释部分，按照起、中、后、束的段落论证观点，所产生的四组八段对偶文字，就构成八股的结构模式。自科举论体借鉴古文格式，发展到论体渐呈扇对分股格局，到论体的最终凝定为八股，是科举需要导致论体规范化、模式化的长期结果。
有意思的是，同为“永嘉九先生”之一的刘安上文集中也收录了经义文。他是刘安节的弟弟，受学于程颐，登绍圣四年（1097）进士第，其8篇经义之作见于《刘给谏文集》卷五。这些篇首文字非常直观地显示，扇对是经义的标志性语句组织形式，几乎所有的破题都是对偶，甚至紧接下去的承题文字也使用扇对，这自然直接影响到此后文脉的展开。在刘安上的经义文当中，扇对的文体特性极为明显。晁说之在元符三年慨乎言之的“今之学者《三经义》外无义理，扇对外无文章”[39]，形象地提示了其时经义文重视扇对的形式特征。
《博议句解》，李廷机评点本，九州大学藏
不妨回到刘安节经义之外的科举论体写作上来。其文集中收录8篇论体文，有3篇在正文中可见排偶句式，其他5篇的破题或承题全为扇对，带有文体偶对的篇制意味。由此可以看出，当熙宁年间科举考试中论体文的地位上升之后，举子倾注于其中的精力明显增多，论体的体式发生了较大变化，无论是经义文还是论，出于对“文采”的讲求，文章当中偶对修辞句式日益精细。至哲宗后期，论体中的偶对已经非常普遍，用于破题部分几乎成为通例，篇章结构上的分股对说成为论体的文体要素。因而经义科目的运行，不仅改变了考试内容，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文体。
《东莱博议》的时文拟作就处在科举论体渐趋定型的进程当中。吕祖谦确立主题时分扇立说的形式，是扇对体制化的最明显表现。如果去逐一考察这168篇论体文的破题句式，会发现其中偶对占了绝大多数。在以散行文句破题的文章中，正文使用排偶以增强气势、深化论述者也触目可见。扇对文句的体制化倾向比起北宋的科举论体更为明显，不过这绝不意味着吕祖谦只是这一文体演化进程中的追逐者。在乾道九年（1173）左右刊行的《精骑》中，吕祖谦选录了唐宋名家的大量文章片段，带着积学储宝、楬橥关键的宗旨，对文章纲目、转折、过换、警策、修辞、格法等多种关捩予以提示，其中高频出现的正是偶对句式，也就是他所说的“段子”。这说明吕祖谦已经充分注意到古文当中的这一语体形式，认为段子有利于论述的展开，故而需要平日留心积累与揣摩。以选本形式突出扇对作用，是《精骑》非常特殊的选录特征。在《古文关键》当中，吕祖谦以“立柱”来突出段子文字的结构意义。“柱”类似于长段偶对中的一个分句，也就是明清常用的“股”，宋人亦用“脚”来表述，八股文的异称“八脚辞”即由此而来。吕祖谦强调“立柱”，无非就是以排偶的文句形式引出后文的两层文意段落，相当于确立文章的结构层次。
《博议句解》，朱书评点本，国家图书馆藏
吕祖谦的过人之处正在于他对段子文字的文章学作用的理论自觉。他提醒学生道：“夜间可专看段子文字，可用处多。”[40]不难想象，《精骑》这样的小册子正可以发挥此种功效。他并不一味推扩偶对的作用，而保持了篇章结构意识的清醒：“大抵作文之法，一篇中有数行齐整处，须有数行不齐整处。或缓或急，或显或晦。缓急显晦，相间用之，使人不知其为缓急显晦。虽然，常使经纬相通，有一脉过接乎其间然后可。”[41]吕祖谦对于扇对的使用，是为了援引其齐整偶丽来调剂论体散行的单调涣散，重视文采而不沦为偏至。而强调散行与扇对之间的脉络相通，则体现了他对论体思想内容本身的关注。
乾道八年吕祖谦为省试考官时曾望文而识拔陆九渊，陆九渊的省试经义与论全文收录在其文集当中，属于典型的扇对破题篇制。而吕祖谦所标举的语句一为长段偶对，一为散行长句，他有所会心的自然是语句形式之内的精深义理。他凭借选本强化扇对，借助评语强调分扇立柱，通过授徒文话揭示段子功用，并以《东莱博议》的书写实践整体呈现这一文体认知。在“分段破题，对偶敷衍之体”成为“今日经义”的主流之际[42]，其形式追求背后的思想意味亦不应被忽视。
四、论说方式：代古人语气
吕祖谦在南宋初年享有场屋重名，不过朱熹对他的时文颇有微词，以为：“伯恭是个宽厚底人，不知如何做得文字却似个轻儇底人？如省试义大段闹装，说得尧舜大段胁肩谄笑，反不若黄德润辞虽窘，却质实尊重。”[43]朱熹站在经学立场，对吕祖谦科场文字的积极修辞手段持批判态度，所谓“胁肩谄笑”，与“质实尊重”形成对照，可见正是文字生动、酷肖神情的表现。朱熹还指摘吕祖谦《大事记》中的评述发挥部分：“伯恭解说文字太尖巧。渠曾被人说不晓事，故作此等文字出来，极伤事。”认为其中“如论公孙弘等处，亦伤太巧”，“有太纤巧处，如指出公孙弘、张汤奸狡处，皆说得羞愧人。伯恭少时被人说他不晓事，故其论事多指出人之情伪，云：‘我亦知得此。’有此意思不好”[44]，指明情伪即是说其文字辨别真妄虚实，令人羞愧则是形容其抉发深隐，直揭本心，让人无所隐遁。那么吕祖谦是如何取得这一效果的呢？
不妨看看吕祖谦对公孙弘的论断。汲黯曾经在武帝面前指责公孙弘不忠，而公孙弘以“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巧妙化解[45]。吕祖谦对此有一段忖度其心的说明：“黯之庭诘，本无辞可答。弘之对，汗漫不切。帝遽然之者，其意盖曰：帝之所见既是，我不忍执迷遂非，以害国事，虽人以为不忠，不暇恤也。其所以蛊帝之心者深矣！以帝之聪明，岂全不察此，特方欲排众议而伸己欲，乐其为助耳。不冠之嫚，实萌于此时也。”[46]“其意盖曰”云云正是对公孙弘内心隐衷的推拟揣摩，摹拟其语气与心理活动，生动揭示了他世故圆滑的一面。这虽无史实根据与文献凭借，却能立足于当时情境，通过摹拟推测，深刻反映公孙弘内心隐秘。从征实可信角度来说，或许有“纤巧”之嫌，自论说方式而言，却是“代古人语气”的巧妙运用，“其意盖曰”即类似于明清八股文中入圣贤口气的标志性提示语[47]。
《博议句解》，瞿景淳选粹本，静嘉堂文库藏
八股行文以圣贤声口设身处地立论，这是其形式标志“八股”之外的另一典型特征，有其合理语境。宋以后的科举时代，“四书”地位日益上升，其中的《论语》《孟子》都属于语录体经典。在这样的场域背景中敷衍成章，摹拟语气并不令人意外。代圣贤立言并不仅仅指向口气的拟借，还包含了内容上须符合儒家思想要义，讲究立足于经学立场宣扬主流意识形态。即使是王安石时代新设经义科目，也强调以《三经新义》作为科举之思想标准。至于论说方式上的代言体，古人已注意到这与戏曲当中的角色扮演相似，遂往往将八股作法与戏曲描摹沟通类举，以为同源[48]。不过，制艺与戏曲在文学体裁上区别巨大，而且制艺的文体渊源可追溯至戏曲文艺尚不特别繁盛的北宋时期的经义文，因而从经义探求代言的渊源，当更为切近。
清人梁杰提出：“至代言口气、八股对仗，虽备于前明，其实南宋杨诚斋、汪六安诸人已为之椎轮，至文文山则居然具体。”[49]认为八股中代言体制已经初见于杨万里、汪立信经义当中，而成型于文天祥。不过，杨万里、文天祥等宋代七家经义见于俞长城编《可仪堂百二十名家制义》首卷，而多未收入各家本集，出于后人伪托的可能较大。董其昌则将八股代言溯至上古文献。他强调文章创作重在虚构灵动，“凡作文原是虚架子，如棚中傀㒦，抽牵由人，非执定死煞者也”。以古人口吻来论说道理可以摆脱现实文化场域中阐释话语的限制，取得生机活泼、借机说法的效果：“代者谓以我讲题，只是自说，故又代当时作者之口，代写他意中事，乃谓注于不涸之源。且如《庄子·逍遥篇》说鸴鸠笑大鹏，须代他说曰：‘我决起而飞抢枋，时则不至，亦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此非代乎？若不代，只说鸴鸠笑亦足矣。又如太史称燕将得鲁连书，云欲归燕，已有隙，恐诛；欲降齐，所杀虏齐人甚众，恐已降而后见辱。喟然叹曰：‘与人刃我，宁自刃。’此非代乎？”[50]《庄子》本多寓言之笔，蜩与鸴鸠讥讽大鹏，自然只能出于作者的代拟。《史记》也常勾画人物心理，燕将既已自杀，其内心活动也无从得知。而这两处都使用代拟口气，有情境如生、人物栩栩欲活之效。
《博议句解》，朝鲜刻本，九州大学藏
不过这两个用例都属于叙事文本，与论体文尚有明显的体裁区隔。董其昌更指出苏洵《易论》结尾部分的“圣人曰”亦属代言体，这就提示了论体与代言的关联。实际上，以代言为论述门径在苏轼文章中在在可见。他的场屋名作《刑赏忠厚之至论》中，“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是明显的架虚行空、将无作有的神来之笔。据说欧阳修就以此说出处为疑，而杨万里更是费力地从《礼记》寻找出典[51]，都忽视了这只是苏轼纵笔无碍之际的代言立论。如果去细看《古文关键》中选录的苏轼诸论，如《子思论》《王者不治夷狄论》等篇，不难发现其代言手法颇为明显。论述方法一般可分为摆事实与讲道理两端，前者体现为事实典故的征用，后者体现为经典理论的引述；前者是对主题的演绎说明，后者是对主题的正面阐释，两者互补为用。代言恰好可以发挥这两种方法的综合效果，以古人现身说法，类似于故典搬演；借圣贤之口发抒议论，则是对先哲语录的拟效。由于是作者主张的异形表述，代言往往可以在传统的论述策略之外获得陌生化的阐释效果。同时，代言多为内心情境的揣摩，又具有理论阐说所缺乏的生动性与形象性。代言在论体中的积极使用，发挥了近乎比拟、譬喻与用典的综合功效，而苏轼正是科举重视论体时期熟练使用代言的重要人物。
吕祖谦对于苏文有专研之功，“东莱早年有志科名，揣摩苏文颇熟”[52]。《东莱博议》对代言有突出运用，如《郑庄公共叔段》，以庄公用心阴险立论，认为庄公雄猜阴狠，欲陷共叔于祸而杀之。但《左传》明言“大叔出奔共”，则实未杀害叔段；且隐公十一年郑伯还对许叔表示，“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糊其口于四方”；庄公十六年（前678）也记载郑伯声言，“不可使共叔无后于郑”[53]，都表明郑伯未必如《东莱博议》所说的罪恶滔天。从经学阐释而言，吕祖谦自然难有确凿证据，为了弥缝这一罅隙，他揣摩人心，抉发郑伯处心积虑的深衷，以证成己说：“庄公之心，以谓亟治之则其恶未显，人必不服；缓治之则其恶已暴，人必无辞。其始不问者，盖将多叔段之罪而毙之也。殊不知叔段之恶日长，而庄公之恶与之俱长；叔段之罪日深，而庄公之罪与之俱深。”文中“以谓”之后文字，正是对庄公心理的悬拟，形象刻画了庄公的机谋，劖刻锐利而直见本心。
《东莱博议》多用代言体，当与《左传》本身有关。正如钱锺书所论，介之推偕母出逃前之问答，鉏麑自杀前之慨叹，都是生无旁证、死无对证的描写，“盖非记言也，乃代言也，如后世小说、剧本中之对话独白也。左氏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分，假之喉舌，想当然耳”。究其缘由，“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54]。可以说代言虽出自推测、悬拟，但本身却是使记叙更符合情理的一种手段。《东莱博议》中代古人语气的论说方式，是论体文发表主观论断的一种补充形式。苏文多用“苏子曰”“吾尝论”一类提示引出自家观点，《东莱博议》常用“吾尝谓”“吾尝深考”“吾尝观”“吾尝论”“吾将”“吾谓”对历史现象发抒独到见解，但作者正面出场表达见解，也有视角单一、倾向明显的缺失，以古人口吻代为发挥，虽然本质上仍然是作者论说，却能调转角度，构设场景，深入隐微，取得主客相形的功效。
清人着眼于八股写法，已发现代言在论述中的必要性：“如记事题，评论在下，一着议论，即犯下文。虚缩题，用我意阐发，多至犯下。二者俱难措手，惟用代法，代其人自言，则俱在题前着笔，允无犯下之病。又凡文中用推原法者，先辈多假代法出之，则事理愈加明晰。此皆代法之妙也。”[55]《东莱博议》入声口每每使用“君子以谓”“语人曰”“君子论之则以为”“之意以谓”“之心”“盖以”等连接语，更直接的则使用“曰”来提示语气转换。这当然没有后世八股用“意谓”“若曰”“以为”“今夫”入口气那样固定，却也初步呈现出代言的文体特征。代言本质是借古人发议论，反映了宋人偏好议论的风气[56]。从八股特征生成的角度看，代言的文体定型在《东莱博议》中已露端倪。
余论：永嘉文体的文章学面向
吕祖谦科名显赫，又两次担任科举考官，他以《东莱博议》为代表的时文写作初步确立了科场论体之文体规范，这使他在南宋的举业领域享有极高声望。叶适弟子吴子良曾回忆：“淳熙间，永嘉英俊如陈君举、陈蕃叟、蔡行之、陈益之六七辈同时并起，皆赴太学补试。芮国器为祭酒，东莱为学官，东莱告芮公曰：‘永嘉新俊，不可不收拾。’君举访东莱，东莱语以一《春秋》题，且言破义，就试果出此题。君举径用此破，且以语陈蕃叟，蕃叟其从弟也，遂皆中榜。”[57]此事当出于师友传闻。太学补试中吕祖谦有意识地对永嘉士子予以接引，使之顺利进入太学。太学解额宽松，此举不啻为永嘉诸子进士获第大开方便之门。其实陈傅良（字君举）在此之前早已声名鹊起，“止斋年近三十，聚徒于城南茶院。其徒数百人，文名大震。初赴补试，才抵浙江亭，未脱草屦，方外士及太学诸生迓而求见者如云”[58]。因而吕祖谦此举只可谓顺势而为，根据时誉取士，而不必以关节请托为虞。值得注意的是，他口授给陈傅良的正是论体写作当中最为紧要的破题要义。
以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士人在南宋科场有强大的影响力，陈傅良的《待遇集》《止斋论祖》《论格》等时文在当时极为风行，叶适的《进卷》《策场标准集》也广为举子所揣摩，“士人传诵其文，每用辄效”[59]。顺带提及，在吕祖谦任省试考官的乾道八年，陈傅良、蔡幼学、徐谊得中进士；在吕祖谦任殿试考官的淳熙五年（1178），叶适举进士第二人。永嘉士人的崛起成为南宋地方文化史上的突出现象，“温州进士及第人数的一个特点是在南宋时期异常之多，在南宋时期全体合格人数中，仅次于福州，位于全国第二”[60]。以至于在庆元三年（1197），“言者论三十年来伪学显行，场屋之权尽归二三温人，所谓状元、省元、两优释褐，若非其私徒，即是其亲故”[61]。此论将温州科举的成功归结于考官营私，当然是党争语境中的攻讦之语，但也反映出永嘉士人在场屋当中的显著存在。倒是时过境迁后的孙衣言能平静分析，将举业兴盛与场屋文体予以关联：“吾乡南宋时学者极盛，而当时科举之文亦推东瓯婺越。乡先生中如陈文节之《待遇集》、叶文定之《进卷》，及《八面锋》《奥论》《论祖》等作，皆所谓场屋文字，一时谓之永嘉体。”[62]也就是说，永嘉士人经过精心揣练，时文形成了特定的规范文本“永嘉体”，从而产生了“每用辄效”的效应。
所谓“永嘉体”，正起源于吕祖谦。淳熙五年六月，吕祖谦在给朱熹的回信中提到：“独所论永嘉文体一节，乃往年为学官时病痛。数年来深知其缴绕狭细，深害心术。故每与士子语，未尝不以平正朴实为先。去夏与李仁甫议文体，政是要救此弊。”[63]朱熹去札今已不存，难以获悉他的具体批评，但吕祖谦明言这是他“为学官时病痛”，可知永嘉文体正形成于乾道五年至八年期间，其时他先后任严州州学教授与太学博士。这也是吕祖谦致力于时文写作与文集评选的集中时段，《东莱博议》正以刊本形式广泛流传，他所倡扬的科举论体写作样式日渐获得士子青睐。朱熹对吕祖谦的时文讲读颇为不满，曾有多次讽劝。乾道六年吕祖谦方赴临安，朱熹即去信告诫：“若课试末流，小小得失之间，则亦不足深较也。向见所与诸生论说左氏之书，极为详博。然遣词命意，亦颇伤巧矣。恐后生传习，益以浇漓，重为心术之害。”[64]信中批评的著作应该即为《东莱博议》，此书虽然在论体写作上自开户牖，形成门径，却被朱熹视作“伤巧”而予以否定。
在诫语之后近十年，朱熹又重提永嘉文体之弊，显然是意识到吕祖谦倡导的新体时文对永嘉士人有巨大的引导作用。如果我们同意“大抵经义之法，至明而大彰，而宋人实已开其端矣”[65]，那么吕祖谦借《东莱博议》初步确立的科场论体模式，实与“经义之法”相通。这一论体形态经由永嘉文体而递续演化，引发举世风靡的科举传播效应，其作为“八股前史”的文体生成意义不应该被忽视。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宋代稀见科举论体选本汇订及论学衍变研究”（批准号：23AZW013）成果。
*文中配图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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