仝相卿︱北宋欧阳修撰尹洙墓志铭公案新探

欧阳修画像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24年第2期，责任编辑陈斐，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欧阳修在北宋政坛、文坛皆影响甚巨，他生前为人撰写墓志碑铭百余通，其中尹洙墓志铭和范仲淹神道碑曾引发较长时间的讨论，甚至成为北宋政治史及散文史研究的公案[1]。对于前者，前辈学者或认为源于欧阳修简而有法的写作模式[2]，或认为是他基于“信史”原则加以书写的结果[3]，或强调此为其“意主文章”而“于情事或不能详备”著史风格的集中反映[4]。揆诸史实，尹洙墓志铭中的“书”与“不书”，是欧阳修庆历新政后从政理念的变化在碑志文创作中的表现，这是前辈学者讨论中遗漏的重要面向。同时，尹洙行状、墓志铭撰写过程中的诸家争执，也有进一步还原的必要。有鉴于此，笔者尝试以尹洙墓志铭的撰写为切入点，考察碑志文撰写的彰显与遮蔽[5]，以期能够发掘此类文献更为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庆历七年四月，尹洙病逝于邓州（今属河南）。在他病危之际，知邓州范仲淹曾数次探望并着手安排后事。范仲淹在给韩琦的信中云，师鲁“舁疾来邓，以存没见托，至五日而启手足。苦痛苦痛！至终不乱，初相见时，却且着灸，不谈后事。疾势渐危，遂中夜诣驿看他，告伊云：‘足下平生节行用心，待与韩公、欧阳公各做文字，垂于不朽。’他举手叩头……已去安州之翰处作行状，待送永叔作墓志，明公可与他作墓表也”[6]。可见，尹洙行状、墓志铭和墓表分别安排孙甫、欧阳修和韩琦撰写，是范仲淹亲自策划并安排的。

　　孙甫撰写的行状很快就完稿了，这可以根据韩琦给范仲淹的书信稍加推断。韩琦信中称，“示及之翰所撰《师鲁行状》，俾附永叔作志文”，说明当时孙甫的写作已经完成，又指出“今闻之翰领江南漕，必已离安陆”[7]，则尹洙行状完稿于孙甫赴任江南东路转运使之前。张方平在《江宁府重修府署记》中云：“庆历八年正月癸巳，江宁府署火……命发运副使许元、转运使孙甫鸠材庀工。”[8]庆历八年正月，孙甫已经从荆湖北路的安州（今属湖北）到达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并且在江南东路转运使任上参与府署建设，故行状当完成于尹洙庆历七年四月去世不久之时。

　　孙甫撰写的尹洙行状，不单为尹氏子侄不满，同时也引起韩琦的诸多质疑。韩琦在给范仲淹的信中开篇即曰：“示及之翰所撰《师鲁行状》，俾附永叔作志文。读之思其人，悲咽不能胜。观所载事，又有与闻见殊不相合者，大以为疑。及阅尹氏侄子辨列，则皆某之疑者，于是释然无所恨，而喜尹氏有人矣，甚善！”直接表明自己不认同孙甫的文字。他反复强调行状中有不少对尹洙污蔑性的描述：“师鲁有经济之才，生不得尽所蕴，谪非其罪而死，又为平生相知者所诬，以恶书之，是必不瞑于地下矣……且前贤行状，必求故人故吏为之者，不徒详其家世、事迹而已，亦欲掩疵扬善，以安孝子之心，况无假于掩而反诬之乎？”他痛斥孙甫的这种行为：“夫生则卖友以买直，死则加恶以避党，此固庸人之不忍为，岂之翰之心哉！”言辞相当激烈。而且，韩琦建议范仲淹尽快敦促孙甫修改行状，再让欧阳修依据订正后的行状撰写墓志铭，他讲道：“今所误书，若不先由之翰刊正，遂寄永叔。彼果能斥其说，皆以实书之，则行状与墓铭二文相戾，不独惑于今世，且惑后世，是岂公许死者之意果可不朽邪？”[9]总之，韩琦在信中表达了自己对尹洙行状的强烈不满，明确指出孙甫撰文时有“加恶以避党”之心理。

　　范仲淹复信韩琦加以劝慰，他说：“始以之翰知师鲁最深，又少与之游，尽见其行事，故众谓之翰宜书其善状。及观尹材所办，亦不可忽，故录之于后，庶几明公与永叔详之，自可增损。今明公欲之翰修定而后作志，已致书之翰，必更尽心。众谓之翰醇儒，本无他肠，但思之未精，笔力未至尔。明公以为如何？幸恕而宽之。”[10]范仲淹对韩琦为尹洙正名的要求深感钦佩，他认可韩琦和尹材的不同意见。同时，范仲淹也为孙甫稍加辩解，强调这肯定不是他有意为之。可以看出，范仲淹在努力居中调和。

　　然而，欧阳修并不认同尹材和韩琦的观点。他致信范仲淹称：“之翰平生与师鲁厚善而无怨恶，必不故意有所裁贬。不过文字不工，或人所见不同。材当作书叙感，然后以所疑请问，而反条疏驳难。又所驳多不当……后生小子，但见其叔平生好论议，遂欲仿效，既学问未精，故所论浅末，不知其叔平生潜心经史，老方有成，其自少所与商较切磨，皆一时贤士，非一日而成也。率然狂妄，甚可怪。修在扬州，极不平之，亦曾作书拜闻。明公若爱师鲁，愿与戒勖此子……无使陷于轻率也。师鲁功业无隐晦者，修考之翰行状无不是处，不知稚圭大骂之翰，罪其何处？此又不谕也。稚圭处，修自附去也。”[11]欧阳修认为，孙甫撰写的尹洙行状并没有不妥之处，尹材的质疑毫无道理，影响相当恶劣。韩琦为何言辞如此激烈，实在难以理解。这无疑是欧阳修为撰写尹洙墓志铭所定的基调，亦即主体内容当和孙甫保持一致，也为尹洙墓志铭撰成之后的争端埋下伏笔。

　　庆历八年三四月间，欧阳修已经完成了尹洙墓志铭的写作。范仲淹致韩琦信提及了“近永叔寄到师鲁墓志”一事，此信撰写时间大体可以推断。范仲淹首言“某再拜真定资政给事”[12]，亦即韩琦当时官为给事中，职为资政殿学士，差遣为知真定府。根据研究可知，韩琦知真定府的时间为庆历七年十二月到庆历八年四月[13]，故书信当撰于此时段之内。信中还有“暑中，乞加自重”之语[14]，知是信定撰于庆历八年四月。另外，欧阳修致尹材信云：“墓铭刻石时，首尾更不要留官衔、题目及撰人、书人、刻字人等姓名，只依此写。晋以前碑，皆不著撰人姓名，此古人有深意，况久远自知。篆盖，只著‘尹师鲁墓’四字。”[15]此信系年也为庆历八年。这是欧阳修向尹材交待墓志铭上石时的注意事项，此时墓志铭定稿当已经完成且交付尹洙家人，可以参证。

　　有关尹洙盖棺论定文字的争论，没有在欧阳修撰成尹洙墓志铭后停止，而是愈演愈烈。范仲淹、尹材和孔嗣宗等或隐或显地表达了对欧文的不满。范仲淹在给韩琦的信中称：“近永叔寄到师鲁墓志，词意高妙，固可传于来代。然后书事实处，亦恐不满人意，请明公更指出，少修之。永叔书意，不许人改也。然他人为之虽备，却恐其文不传于后。或有未尽事，请明公于墓表中书之，亦不遗其美。又不可太高，恐为人攻剥，则反有损师鲁之名也。乞审之。”[16]范仲淹较为委婉地指出，尹洙墓志铭中有与事实相出入之处，特请韩琦撰写墓表时修正补充。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范仲淹在其撰写的尹洙文集序中云：“师鲁之才之行与其履历，则有永叔为之墓铭，稚圭为之墓表，此不备载。”[17]然韩琦至和元年（1054）撰成尹洙墓表时范仲淹已经去世两年之久[18]，所以范仲淹根本没有可能见到韩琦所撰之文。范仲淹之所以如此写作或有深意，亦即后世要了解尹洙才行和履历，欧阳修和韩琦所撰墓志铭和墓表不可偏废，这应当能从侧面反映出他对欧文内容所持的保留态度。尹材对墓志铭文字相当不满，欧阳修特意撰写《论尹师鲁墓志》说明情况，并声色俱厉地呵斥尹材，“后生小子，未经师友，苟恣所见，岂足听哉”，他强调，“死者有知，必受此文，所以慰吾亡友尔，岂恤小子辈哉”[19]。皇祐元年（1049），孔嗣宗也致信欧阳修表达了自己的疑惑，欧阳修复信云：“尹君志文，前所辨释详矣。某于师鲁，岂有所惜，而待门生、亲友勤勤然以书之邪？幸无他疑也。余俟他时相见可道，不欲忉忉于笔墨。加察加察。”[20]重申立场，并就自己为何不书“师鲁倡道”予以解释[21]。凡此皆表明，欧阳修撰写尹洙墓志铭完稿后，遭遇到了来自多方的质疑。

　　韩琦在至和元年写作完成了尹洙墓表，与欧阳修所撰墓志铭多有不同，用实际行动重申了自己的立场。前辈学者对勘两文，认为欧阳修所撰尹洙墓志铭至少有四项缺略处：一是尹洙登第和去世时间，二是尹洙家族世系，三是尹洙仕历行实，四是尹洙著述情况[22]。除了上述四项外，循着前述韩琦批评孙甫所谓“加恶以避党”的线索，会发现，尹洙墓志铭和墓表还有涉及政治纠葛书写的四点区别。

　　第一，景祐三年（1036）尹洙被贬事件与范仲淹的关系问题。欧阳修在墓志铭中云：“天章阁待制范公贬饶州，谏官、御史不肯言；师鲁上书，言仲淹臣之师友，愿得俱贬。贬监郢州酒税。”[23]突出表达了尹洙对朋友的义及自身的政治立场。韩琦在墓表中称：“时文正范公治开封府，每奏事见上，论时政，指丞相过失，贬知饶州。余公安道上疏论救，坐以朋党，贬监筠州酒税。公慨然上书曰：‘臣以仲淹忠谅有素，义兼师友，以靖比臣，臣当从坐。’贬崇信军节度掌书记，监郢州商税。欧阳公永叔移书让谏官不言，又贬夷陵令。当是时，天下称为四贤。”[24]不仅道出了尹洙对朋友的义和政治立场，还指出尹、范二人被贬的内在联系，以及此事件在当时的广泛影响。此次范仲淹、欧阳修及尹洙等被贬，促成了范仲淹集团的形成，而被贬斥诸人皆成为庆历新政的核心成员[25]。韩琦在尹洙墓表中尤其没有回避被指为朋党的“四贤”之论，这是与欧阳修写作的最大不同之处。需要指出的是，韩琦在尹洙墓表中，所有涉及的政治人物全部实名出现，以表示自己直书不隐，唯独此处称范仲淹“指丞相过失”，虚化当时丞相吕夷简名讳，或与墓表撰写当年韩琦长子韩忠彦娶吕夷简孙女、吕公弼之女为妻[26]，两家联姻有一定关系。

　　第二，庆历元年好水川之战宋方大败后尹洙被贬的直接原因。欧阳修在墓志铭中曰：“赵元昊反，陕西用兵，大将葛怀敏奏起为经略判官。师鲁虽用怀敏辟，而尤为经略使韩公所深知。其后诸将败于好水，韩公降知秦州，师鲁亦徙通判濠州。”[27]从欧阳修的记载看，尹洙被贬，通判濠州，是因好水川战败朝廷给予的责罚。韩琦关于此事则这样记载：“赵元昊反……贼复遣人以书叩延州伪请和，而大举兵寇泾原之山外，弑部署任福。公时在庆州，得泾原求援书，即移文庆帅，率其部将刘政锐兵数千人便道走镇戎。未至，贼引去。夏公奏公为专，徙通判濠州。”[28]关于夏竦论奏尹洙事，《续资治通鉴长编》载云：“洙还至庆州，乃知任福败绩，贼侵刘璠堡未退，因遣权环庆路都监刘政将锐卒数千往援，未至，贼引去。夏竦寻劾奏洙擅发兵，降通判濠州。”[29]夏竦弹劾尹洙罪名是“擅发兵”，属于触犯了《擅兴律》，《宋刑统》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说明：“诸擅发兵，拾人以上，徒壹年；伯人，徒壹年半；伯人，加壹等；阡人，绞。注云：谓无警急，又不先言上，而辄发兵者。虽即言上，而不待报，犹为擅。文书施行即坐。”[30]夏竦认为，尹洙发兵数千人救援西夏军队并没有进攻的刘璠堡，属于无警急又不言上的情况，其罪当诛，后果相当严重，这与学者研究得出的宋廷对于触犯《擅兴律》的官员大都予以严惩的观点高度吻合[31]。在韩琦笔下，尹洙在得到泾原路的救援文书，且把相关事宜向上级汇报之后才发兵救援，只是西夏军队在救援兵士未到时先行遁去，属于《宋刑统》规定的“有寇贼卒来入境，欲有攻击、掩袭……如此等事，急须兵者，得便调发，谓得随便，未言上待报，即许调发”[32]。尹洙出兵完全符合法定程序，属于救援有功，并无任何过错。与欧阳修的叙述相比，韩琦对事情本末交待清晰，责任认定明确。

　　第三，庆历年间水洛城事件中的各方冲突。欧阳修在墓志铭中记载，尹洙“坐城水洛与边臣异议，徙知晋州”[33]，把尹洙生平中争议极大的水洛城事件一笔带过。韩琦在墓表中则云：“时宣徽使郑公为陕西四路帅，主静边寨主刘沪议，遣其属官著作佐郎董士廉与沪于章川堡南入诸羌中，开道二百里，修水洛城，以通秦之援兵。公曰：‘贼数犯塞，必并兵一道，五路帅之战兵，尝不登二万人，而当贼昊举国之众，吾兵所以屡为贼困者。由黄石河路来援，虽远水洛路二日，而援师安然以济。今无故夺诸羌田二百里，列堡屯师，坐耗刍粮不胜计，以冀秦援一二日之速，则吾兵愈分而边用不给矣！’乃奏罢之便，诏从之。会郑以府罢，改知永兴军，乃署前帅牒，饬沪等督役如初，二人者遂不奉诏，兴作不已。公遣人召沪者再，不至，乃命瓦亭寨主张忠代沪。沪复不受代。部署狄公于是亲至德顺军，摄沪、士廉下狱，差官按问。而郑比奏本道沮沪等功，朝廷卒薄沪等罪，徙公庆州，而城水洛焉。”[34]学界对于水洛城事件史实层面的情况已经基本厘清[35]，韩琦细致记述了水洛城事件中尹洙与郑戬、刘沪及董士廉的冲突，特别指出郑戬已经离任，仍然以离任前的差遣发布命令督促刘沪等筑城，实在匪夷所思，属于不遵朝廷旨意之行为。尹洙自己也强调，“刘沪所执，只是郑戬文牒，其郑戬文牒，并是解罢兵权后专有行遣……统兵大臣解罢兵权后，尚得处置边事，于国家事体不便”[36]，此时朝廷已经罢免郑戬的该地区最高军事长官职务，尹洙已被任命为渭州最高行政兼军事长官。长官数次派人召部下刘沪而不至，命瓦亭寨主张忠代刘沪而被拒绝，所以尹洙才下令“以沪、士廉违部署司节制，命泾原路部署狄青往斩之，青械系沪、士廉于德顺军”[37]。有学者总结，宋代军事刑罚使用原则为军人从重、战时从重、边地从重等[38]。尹洙作为军事长官处理违犯军令的下属，从情理和法律两个角度考虑都说得通，因为此事被调知晋州，对他而言并不公平。

　　第四，尹洙被贬至死的曲折。欧阳修在墓志铭中曰：“初，师鲁在渭州，将吏有违其节度者，欲按军法斩之而不果。其后吏至京师，上书讼师鲁以公使钱贷部将，贬崇信军节度副使，徙监均州酒税。”[39]不仅没有指出何人状告尹洙，也没有说明此状告实际上为诬告，更没有说明尹洙这次重责与水洛城事件的关系。韩琦在墓表中则称：“当范公之在二府也，余安道、欧阳永叔辈并为谏官，天下属望，诸公日谒献纳，不避权贵。而公方勤劳塞上，迹远朝廷。暨诸公相继罢去，向天下目之为贤者，执政指之为党，皆欲因事斥逐之。士廉者即诣阙上书，以水洛事讼公，且诬公在渭有盗赃。制使承风指，按验百端，不能得一毫以污公。有部将孙用者，出于军校，尝自京取民息钱，至官，贫不能偿，公与狄公惜其材，乃分假公使钱俾偿其民，而月取其俸偿于官，逮按问，而钱先已输官矣。坐此，贬公崇信军节度副使，徙监均州酒税。”[40]韩琦的记载包含了三层含义：其一，尹洙这次被贬，与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集团整体失势有一定关联；其二，董士廉状告尹洙是水洛城事件的后续余波；其三，董士廉所谓的水洛城事和公使钱事皆为诬告。然而，尹洙仍然因为这些事被重贬。正如学者强调的，此案“重点不在于过支公使钱的罪状，而在中枢宰执们的政治斗争”[41]，可谓切中要害。

　　上述四端，是涉及尹洙仕宦沉浮的主要事件，墓志铭和墓表除了详略不同外，核心内容是否清晰乃两者最重要的差别。欧文凡涉及政治纠葛之处，叙述都相当模糊，事实认定不清，这和韩文内容清晰、观点鲜明形成对比。韩琦强调：“范公尝以书谓余曰：‘世之知师鲁者莫如公。余已为其集序矣，墓有表，请公文以信后世。’余应之曰：‘余实知师鲁者，又得其进斥本末为最详，其敢以辞？’既实书其事矣，又考性命之说，而表于墓。”[42]通览韩文，从尹洙为政和治学两方面入手，对其仕宦沉浮作了细致说明，对其学术成就进行了高度概括，用实际行动兑现“使师鲁之行实传之光显，垂于无穷”[43]的承诺。

　　综合而言，欧阳修所撰尹洙墓志铭，对其为政方面的描述过于模糊，政治纠葛皆隐而不书，对其文学成就也褒扬不足，算不上是为墓主隐恶扬善的合格作品。前辈学者在研究此问题时，并未考虑到欧阳修作为撰者在墓志铭写作过程中的主体作用。实际上，尹洙墓志铭如何书写，彰显和遮蔽哪些内容，是洞察欧阳修庆历新政后从政理念变化的重要途径，也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全面把握尹洙墓志铭在多方质疑下欧阳修的坚持。

　　欧阳修在致韩琦信中，表达了对其所撰尹洙墓表的赞叹：“师鲁及其兄子渐，皆以今年十二月葬。某昨为他作墓志，事有不备。知公为作表甚详，使其不泯于后，大幸大幸。”[44]承认自己所撰尹洙墓志铭中存在部分事实不完备之处，语气与前述对韩琦的不满判若两人。然而，这并不能看成欧阳修的自我否定，他嘉祐二年（1057）给杜欣写信说：“范公家神刻，为其子擅自增损，不免更作文字发明，欲后世以家集为信，续得录呈。尹氏子卒，请韩太尉别为墓表。以此见朋友、门生、故吏，与孝子用心常异，修岂负知己者！范、尹二家，亦可为鉴，更思之。”[45]传达出尹洙家人因不满墓志铭内容而请韩琦作墓表的意思，这与事实是有出入的。欧阳修刻意扭曲事实，且与范纯仁兄弟擅自删改他撰写的范仲淹神道碑并列，由此我们仍能体会到他的郁郁不平之气。

　　不论欧阳修对尹洙墓志铭的撰写原则如何解释，仍然不能让当事人满意，这也成为后人讨论的焦点。南宋黄震的观点较具代表性：“《论尹师鲁墓志》谓述其文，曰简而有法，惟《春秋》可当；述其学，曰通知古今，惟孔、孟可当。愚意文简有法，各随其宜，岂必《春秋》？通知古今，各随其分，岂必孔、孟？未闻文王谥文，而孔文子不可谓之文也。公与师鲁平生交而故为讥贬，何哉？俄又云：‘然在师鲁，犹为末事。’若果末事，何必《春秋》然后可当，孔、孟然后可当？愚恐其首尾又自背驰也。”[46]坚持认为欧阳修的辩解自相矛盾，并无说服力，既不能使当事人满意，又为后世所诟病。但欧阳修字里行间表现得相当坚持，说明这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质言之，这是庆历新政后欧阳修对其仕宦历程的深刻反思，是其从政理念由“君子有党”到“避党”的文字显现，以下从三个方面对此略加论析。

　　第一，景祐三年范仲淹被贬事件中欧阳修的行为与书写。有学者研究指出，景祐三年范仲淹被贬事件中的“朋党”问题，有从范仲淹交结要人到其他官员对范仲淹朋附的转变过程[47]，欧阳修即是朋附范仲淹官员群体的重要成员之一。在范仲淹被贬、台谏官员集体噤口的情况下，欧阳修写信给谏官高若讷称：“今者推其实迹而较之，然后决知足下非君子也……昨日安道贬官，师鲁待罪，足下犹能以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中称谏官，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所可惜者，圣朝有事，谏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书在史册，他日为朝廷羞者，足下也。”[48]欧阳修为范仲淹讨回公道时，不啻对同僚破口大骂，言辞相当激烈。然庆历新政失败后，在欧阳修笔下，此事件展现出另外一种面向。欧阳修至和元年撰范仲淹神道碑时，把宰相吕夷简对范仲淹的打压，写成范仲淹步步紧逼后吕夷简的被动反击，颇有调和二者矛盾的意味[49]。前述庆历八年撰尹洙墓志铭和治平四年（1067）撰余靖神道碑中[50]，他的写作重心皆在突出墓主对朋友的义而回避朋党之说。熙宁元年（1068）撰写蔡襄墓志铭时，欧阳修对其在景祐三年所作影响巨大的《四贤一不肖》诗闭口不谈[51]，以至于四库馆臣评价道：“欧阳修作襄墓志，削此一事不书，其自编《居士集》，亦削去《与高司谏书》不载，岂非晚年客气渐平，知其过当欤！”[52]可谓一语中的。

　　第二，庆历新政中的“君子有党”与庆历新政后的“君子无党”。庆历四年，欧阳修撰成《朋党论》一文，可谓其从政理念的阶段性概括：“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53]欧阳修高举“君子有党”的鲜明旗帜，希望宋仁宗能够无条件信任君子党，从而实现天下大治，这是他仕宦前半经历的总结和真实写照。

　　庆历新政失败后，欧阳修笔下的“君子有党”论发生了重大变化。范仲淹集团成员多被外贬，正如前引尹洙墓表中韩琦所言：“当范公之在二府也，余安道、欧阳永叔辈并为谏官，天下属望，诸公日谒献纳，不避权贵。而公方勤劳塞上，迹远朝廷。暨诸公相继罢去，向天下目之为贤者，执政指之为党，皆欲因事斥逐之。”然欧阳修撰写范仲淹集团成员的墓志碑铭时，均未提及他们被贬官的根本原因是在朝堂上的朋党关系，如前揭尹洙因公使钱被贬，余靖因“蕃语诗”致祸[54]，蔡襄因养亲改官[55]，等等。同时，欧阳修在墓志铭撰写中还刻意提及范仲淹集团内部的不同意见，如嘉祐二年他为杜衍撰写墓志铭时云：“初，边将议欲大举以击夏人，虽韩公亦以为可举，公争以为不可，大臣至有欲以沮军罪公者，然兵后果不得出。契丹与夏人争银瓮族，大战黄河外，而雁门、麟府皆警，范文正公安抚河东，欲以兵从。公以为契丹必不来，兵不可妄出。范公怒，至以语侵公，公不为恨。后契丹卒不来。二公皆世俗指公与为朋党者，其议论之际盖如此。”[56]在记述了杜衍与范仲淹的争端后，特意强调世俗所谓的杜、范二人朋党关系实为无稽之谈。又如，嘉祐五年所撰孙甫墓志铭曰：“保州兵变前，有告者，大臣不时发之。公因力言枢密使、副当得罪，使，乃杜祁公也。边将刘沪城水洛于渭州，部署尹洙以沪违节度，将诛之。大臣稍主洙议，公以谓水洛通秦、渭，于国家利，沪不可罪。由是罢洙而释沪。洙，公平生所善者也。”[57]杜衍、尹洙与孙甫皆私交甚好，欧阳修在其墓志铭中如此写作，展示给读者一幅君子群而不党的图像。

　　第三，对不同政见者的态度趋于平和，最具代表性的是欧阳修对吕夷简的态度。庆历三年，时为范仲淹集团核心成员的欧阳修先后三次上疏抨击吕夷简，在《论吕夷简仆人受官劄子》中云：“夷简身为大臣，坏乱陛下朝政多矣，苟有利于其私，虽败天下事尚无所顾，况肯为陛下惜法？”[58]在《论止绝吕夷简暗入文字劄子》中曰：“夷简身为大臣，久在相位，尚不能为陛下外平四夷，内安百姓，致得二虏交构，中国忧危，兵民疲劳，上下困乏，贤愚失序，赏罚不中，凡百纲纪，几至大坏。筋力康健之日，尚且如此乖缪，况已罢政府，久病家居……况夷简患瘫风，手足不能举动，凡有奏闻，必难自写。其子弟辈又不少，须防作伪，或恐漏泄，于体尤为不便。虽陛下至圣至明，于夷简奸谋邪说，必不听纳。”[59]在上述两则奏疏中，欧阳修对吕夷简任宰相期间的行为批判得相当严厉，认为毫无可取之处。

　　而在《论吕夷简劄子》中，欧阳修的言辞更为激烈，他说：“臣昨日伏睹外廷宣制，吕夷简守太尉致仕。以夷简为陛下宰相，而致四夷外侵，百姓内困，贤愚失序，纲纪大隳，二十四年间坏了天下。人臣大富贵，夷简享之而去；天下大忧患，留与陛下当之。夷简罪恶满盈，事迹彰著，然而偶不败亡者，盖其在位之日专夺国权，胁制中外，人皆畏之，莫敢指擿。及其疾病，天下共喜奸邪难去之人且得已为天废。又见陛下自夷简去后，进用贤才，忧勤庶政，圣明之德日新又新，故识者皆谓但得大奸已废，不害陛下圣政，则更不复言。所以使夷简平生罪恶，偶不发扬，上赖陛下终始保全，未污斧锧。是陛下不负夷简，夷简上负朝廷……缘夷简子弟，因父侥幸，恩典已极。今边鄙多事，外面臣僚辛苦者未尝非次转官，岂可使奸邪巨蠹之家，贪赃愚呆子弟，不住加恩？窃恐朝廷贻滥赏之讥，未弭物论。”[60]在欧阳修笔下，吕夷简私德有亏、品行不端、恶贯满盈，为相多年的施政毫无可取之处，导致朝廷内外交困。不仅吕夷简个人一无是处，甚至其家族子弟也全都是愚蠢邪恶之辈。通篇近乎骂街式的言辞，大概能够反映出这一时期欧阳修对吕夷简的态度。

　　然庆历新政失败后，欧阳修对吕夷简及其家族子弟的态度发生了巨变。他在皇祐元年知颍州时，“吕公著为通判，为人有贤行而深自晦默，时人未甚知。公后还朝，力荐之，由是渐见进用”[61]。知欧阳修在皇祐初年已和吕夷简三子吕公著有不错的私交，且在朝廷上极力推荐。欧阳修嘉祐四年还曾上疏推荐吕公著：“臣伏见司封员外郎、崇文院检讨吕公著，出自相门，躬履儒行。学赡文富，器深识远。而静默寡欲，有古君子之风。用之朝廷，可抑浮俗；置在左右，必为名臣。非惟臣所不如，实当今难得之士。臣今举以自代。”[62]赞誉之情溢于言表，这和其庆历三年的奏疏相比，判若天壤。另外，有学者结合新发现的欧阳修散佚书简统计称：“10篇以上的受简者有梅尧臣（47）、韩琦（45）、吕公著（36）、刘敞（29）、薛仲孺（20）、王素（19）、蔡襄（16）、焦千之（16）、欧阳发（15）、吴奎（13）、王拱辰（12）和常秩（10），吕公著排在第三，可见欧吕交情非同一般。”[63]

　　不仅对吕夷简后人态度有所变化，对吕夷简本人的评价，欧阳修在庆历新政后也大为改变。熙宁三年他在写给张续的信中云：“修向作范文正文字，而悠悠之言，谓不当与吕申公同褒贬。二公之贤，修何敢有所褒贬？”[64]这是欧阳修为范仲淹神道碑完成后引起的纷争所作的辩解，与庆历三年称吕夷简“罪恶满盈，事迹彰著”相比，此处的吕、范二公皆贤，不仅能体现出欧阳修泯弥恩仇的超越境界[65]，也是他从政理念变化的清晰反映。

　　究其原因，仕宦过程中的波折，尤其是庆历新政中的大起大落让欧阳修有了深度反思。庆历新政失败后，欧阳修遭受牢狱之灾，并于庆历五年被贬知滁州[66]，作诗抒写心境道：“嗟我一何愚，贪得不自量。平生事笔砚，自可娱文章。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圣君虽不诛，在汝岂自遑……自觉诚未晚，收愚老缣缃。”[67]颇有觉今是而昨非的意味，其从政理念也由“君子有党”转变为“君子无党”，甚至是有意“避党”，这在某种层面上或是帝制时期的官僚于宦海沉浮中渐趋成熟的标志。

　　欧阳修撰写的尹洙墓志铭，模糊甚至回避尹洙仕宦期间的政治纠葛，被人质疑之后仍然坚持己见，由此可见，相关内容的编排是他反复考量过的，绝非思考不周的随意而为。欧阳修所撰尹洙墓志铭蕴含了其“避党”理念，之后他撰写的范仲淹、杜衍、余靖和蔡襄等范仲淹集团主要成员的墓志碑铭，则把这一“避党”理念表面化、公开化和彻底化，这是他庆历新政失败后从政理念变化在碑志文创作中的表现。

　　碑志文献在深化对墓主生平、婚姻及子嗣等的研究中，提供了其他资料难以比拟的细节，是研究者常常提及的第一手史料。然而，作为为墓主盖棺论定的文字，它并不可能事无巨细地囊括其所有的经历，如何取舍进而“书”与“不书”，包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撰者写作过程中常常会在彰显墓主功绩与避免谀墓之讥间寻找平衡[68]；部分官员碑志文字如何处理，还需要考虑当时的政治生态，以免因言获罪[69]；碑志文撰成后丧家若有异议，还会与撰者沟通以求修改，沟通未遂不惮擅自删改刻石[70]：这些都是碑志文字定型的影响因素。同时，撰者的生活经历、仕宦历程和政治理念等，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他对墓主生平事迹的取舍，从而彰显或遮蔽墓主的某些面向。明乎此，对于碑志文献的史料价值，会认识得更为客观。

*文中配图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单位：浙大城市学院浙江历史研究中心

|新媒体编辑：逾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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