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汉民：百年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百年中国思想史学科建设取得的成绩是明显的：一方面中国传统学术转型为现代知识体系，中国思想史已被纳入现代学科体系与教育体制；另一方面确立了科学与民主的近代价值标准，推动了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化转型。但是，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变局的当代，特别是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交替的今天，中国思想史研究面临的问题也相应发生变化。应该如何总结中国思想史的建设历程，未来中国思想史学科应该关注什么问题，均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大问题。

不少学人已经总结过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基本上是直接以“中国思想史”或“中国哲学史”命名的著作为新学科的创始。其实，中国思想史学科本就产生于二十世纪初学术思想新旧交替的过程中，故而我们可以去追溯这一交替时期的人物与著作。

继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之后，刘师培完成了《周末学术史》一书。他于1905年发表的《周末学术史序》说：“予束发受书，喜读周秦典籍，于学派源流反复论次，拟著一书，颜曰《周末学术史》，采集诸家之言，依类排列，较前儒学案之例稍有别矣。”刘师培分别从心理学、伦理学、论理学、社会学、宗教学、政法学等十六个近代学科视角论述了周末学术史，这些名词术语就是源于西学的学科分类法，他自己也承认“吾尝观泰西学术史矣”。可见，刘师培的学术史体例来源于西学，这种以西学学科来解读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写法，对后来的思想史研究也产生了影响。

胡适受到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影响，他认为该书“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他不仅希望继续探讨中国学术思想，还希望将这一探讨与西方的“哲学”学科对接。胡适于1919年完成和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这是一部用“哲学”的名称和范式完成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对中国哲学的学科建设有重要的影响。但是当时学界理解的“中国哲学史”，往往是用西方哲学概念去理解中国传统学术，胡适就是用这种方法完成了这一重要的著作。胡适和当时学界并没有区分哲学史和思想史，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所说的“哲学”包括宇宙论、人生哲学、教育哲学、政治哲学、宗教哲学，可见这种“哲学史”其实与后来的“思想史”非常接近。

梁启超、刘师培、胡适等人推动了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化研究进程。到了三十年代以后，学术界的学科意识更加鲜明，研究中国传统学术的著作归为中国哲学史与中国思想史两个不同学科门类，尽管它们研究的对象可能仍然是相同的。

一批更为关注传统学术中哲学问题的学者推动了中国哲学史研究，他们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基础上，继续从事关于中国哲学学科建设和传统学术哲学范式的研究。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和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均是这一时期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为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奠定了基础。另一批学者更愿意将自己对中国传统学术的研究看作中国思想史的学科研究。有趣的是，被看作中国哲学史学科创始人的胡适发生了学科转向。中国传统学术本来就有义理之学与考据之学的不同，有宋学与汉学的分派。那些关注中国哲学史的学者，往往推崇宋学、喜好义理之学；而关注中国思想史的学者，往往推崇汉学、重视考据之学。胡适接近梁启超而对清代乾嘉汉学十分推崇，他所从事的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更接近考据之学。此外，他还受到了傅斯年的影响。傅斯年否定中国哲学的存在，认为哲学是依附于语言特质的“副产品”，而汉语实非哲学语言，故中国上古只有“方术”，到汉代始可言“思想”，却从来都没有西方意义的哲学。所以，胡适开始确认自己研究的不是“哲学史”而是“思想史”，他的学术生涯发生了从中国哲学史到中国思想史的学科转向。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写了上古部分。1930年前后，胡适完成的《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和在北京大学讲授的《中国中古思想小史》，均是以“思想史”命名的对中国中古学术的研究。上述两部著作的内容包括了阴阳家、神仙家、杂家、道家、儒家、法家、佛学等多方面，与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所论及的人生哲学、教育哲学、政治哲学、宗教哲学十分接近。可见，推崇汉学、坚持考据学兴趣的胡适，开始自觉从中国哲学史学科向中国思想史学科转向。还有蔡尚思也是如此，他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也经历了由哲学史到思想史的过渡。虽然蔡尚思在二十年代的中国哲学史领域成就也许并不突出，但其在1939年出版了《中国思想研究法》，这本书成为他关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代表性作品。蔡尚思的思想史转向，受到了胡适的精神支持和学术肯定。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一直延续到五六十年代，正是中国思想史学科进一步发展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不断涌现出中国思想史的著名学者和代表著作。虽然中国思想史界有不同的历史观、历史研究法，形成了不同的中国思想史学术流派，但是这些不同流派都继承了梁启超开拓的“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研究路径，即注重从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中去挖掘思想史的资源，故而仍然是一种“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写法。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侯外庐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侯外庐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既有中国传统学术的深厚修养，又有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研究。他是中国第一位翻译马克思《资本论》的学者，也是第一位以系统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研究中国思想史并取得重大成就的学者。他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在对中国社会史作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特别注意将思想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故而挖掘了许多不为学界关注的人物与学派，同时对中国思想家、思想流派提出了一系列学术观点。侯外庐也继承了近代以来将思想史与学术史相结合的研究路径，故而关注从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中去挖掘思想史的资源，他曾经将自己的著作称为“思想学说史”。侯外庐于1942年出版《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后来成为《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之后又陆续出版《中国思想通史》其他几卷，全书于1963年出齐。最终完成的《中国思想通史》由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邱汉生主编，全书共有五卷六册，字数达二百六十万，成为这一时期影响最大的中国思想史著作。关于《中国思想通史》体现出来的学术原则与方法，侯外庐自己曾经有过论述。其中包括强调社会历史阶段与思想史阶段的密切关联性；注重分析思想史范畴、概念所代表的思想及其在历史进程中的变化，和区分主观思想与客观范畴；关注人类思想发展与某一时代个别思想学说的关系；等等。

此外，这一时期以钱穆为代表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也有很大的历史影响，尤其是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港台地区影响较大。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于1937年出版，虽然钱穆与侯外庐均受梁启超的影响，注重探讨中国传统学术中的“思想”，但是钱穆不同于侯外庐，他并不将思想史看作社会史的反映，而是更为强调思想学术自身的独立演变发展。他说：“我们该从中国思想之本身立场来求认识中国思想之内容，来求中国思想本身所自有之条理组织系统，进展变化，与其派别之分歧。此始成为中国的思想史。”譬如，他并不从清代的社会政治背景来考察清代学术的兴起，而主要是从宋学演变来论述清代学术，关注宋学到清学的传承演化。钱穆还特别强调自己作的是思想史而非哲学史，他说：“近来许多先生，都写中国哲学史。为什么我这一部书不叫‘哲学史’，而叫‘思想史’呢？因为严格说来，可以说中国没有‘哲学’。”钱穆认为中国人虽然没有“哲学”，却不能说没有“思想”。所以，他一生的大量著作均是关于学术史与思想史结合的研究。如他晚年写作完成的大型学术著作《朱子新学案》，就是通过传统的“学案体”，全面系统论述朱子的学术思想史。

中国思想史学科的发展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度停滞。到了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思想史学科才得到进一步发展。不仅中国思想史领域内有影响的著作不断出现，还出现了许多新的中国思想史著名学者。如果说四五十年代的中国思想史学科得到初步确立的话，那么八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史领域，则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思想取向与学术特色。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在新史料挖掘、学术视角、研究范式和方法上均有进一步拓展。

为了体现中国思想史学科在八十年代以后的传承与发展，这里从两个方面继续讨论：其一是有关新范式的学术开拓者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其代表性的学术成果有李泽厚的三部中国思想史论，同时还有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其二是在四十年代侯外庐、钱穆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基础上的传衍和发展，分别是张岂之等人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以及余英时的思想史研究。

李泽厚既是哲学家，也是中国思想史家，他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陆续出版了《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影响很大。李泽厚没有将其著作称为“中国哲学史”而称为“中国思想史”，是因为他关注的问题是中国传统思想的历史过程和“积淀”。李泽厚的学术视角、研究范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不再走当时流行的思想史学术道路，不讨论思想家的阶级立场，不关心思想家的唯物唯心属性，而是希望通过思想史的历史挖掘，探寻现代中国人文化心理结构中的文化基因、思想传统，故而他将中国思想史研究看作一种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史。他提出：“思想史……既不是博物馆，也不是图书馆，而似乎是照相簿：因为思想史研究所应注意的是，去深入探究沉积在人们心理结构中的文化传统，去探究古代思想对形成、塑造、影响本民族诸性格特征（国民性、民族性）亦即心理结构和思维模式的关系。”可见，李泽厚实际上提供了一种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视角，他以现代和后现代视角考察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故而对中国思想史上不同学派、人物的思想诠释、历史评价发生了极大变化。

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领域也有新的开拓。侯外庐从中国传统学术来探讨思想史的路径，可以说是从梁启超以来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普遍性特点。葛兆光受现代国际上新的史学思潮即年鉴学派的影响，后者将历史学研究的重点从政治、文化的精英人物转向普通大众、日常生活。葛兆光出版的《中国思想史》，导论部分专门探讨了关于“思想史写法”的重要问题，明确表明他的思想史研究对象不同于前面占据主导地位的侯外庐的思想史，他的研究不同于《中国思想通史》仅仅在学术精英与经典著作那里寻找中国思想史来源的做法（《中国思想史》导论第一节的标题就是“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历史”）。其实，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源于梁启超以来从中国学术史料中去研究、探讨“思想史”的占主导地位的研究模式，而葛兆光却要向这一研究模式提出挑战，要把在精英与经典中寻找中国思想史演变的线索，改变为重点记叙“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他的两卷本《中国思想史》就是这一学术追求的样本，尽管他仍不得不以精英与经典文献来撰写思想史，但是他确实也在其他诸如历书、皇历、档案、蒙书、手册、读本、碑刻、书画、信札、日记、公文中，寻找作为“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思想史资料。虽然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只是部分实现了其预定目标，但是他提出的新的学术目标、研究范式，对中国思想史学科确实是一个重要的探索。

除了上述学者在中国思想史领域的新探索之外，还有一些学者在传承四十年代侯外庐、钱穆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基础上，推动了中国思想史的进一步发展。

侯外庐的中国思想史研究通过他的后学进一步传承发展，也取得了一系列受到关注的重要学术成果。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张岂之、姜广辉等在侯外庐开拓的中国思想史学科的基础上又有进一步发展，在学术界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他们继承了侯外庐从中国传统学术来研究中国思想的路径，但是又有新的发展。张岂之主编的《中国思想史》教材在高校一直影响很大，他理解的思想史是“理论化的人类社会思想意识的发展史”，包括现代学科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法律思想、美学思想等等。后来张岂之更为关注中国传统学术的特点，他主编的六卷九册《中国思想学说史》，就以经学、诸子学、宗教等分篇论述，集中反映了中国“思想学说”的特点。这部著作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每一卷均会设专门篇章，论述相应时代的社会风尚、文化心理、传统习俗等，既重视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结合，同时也特别关注社会大众的思想。姜广辉主编的四卷六册的《中国经学思想史》，则是关注中国传统学术的核心——经学，主要从中国经学的历史演变中挖掘中国思想的形成和变迁。中国经学深藏着中国传统的核心价值、思维方式，因此通过对中国传统经学思想的系统探索，正如作者所说，确实可以深入探讨中国思想文化的根与魂。

余英时是在继承钱穆学术传统的基础上推动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学者。余英时是钱穆在新亚书院培养的学生，学术上受钱穆影响很深。尽管余英时后来博士毕业于哈佛大学，又长期在普林斯顿大学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和教学，但他关于中国思想史“内在理路”的独立发展观点，明显源于其老师钱穆。钱穆不赞成从社会经济基础、政治背景说明思想史的兴起和发展，强调思想学术自身的独立演变发展，而余英时进一步将其总结为研究中国思想史发展的“内在理路”。余英时研究清代乾嘉学派，就没有从乾嘉时期政治、社会背景说明考据思潮的兴起，而是从思想史发展的内在理路解释，即关注宋学与清代考据学之间传承的内在理路。余英时关于中国思想史发展的内在理路说，在学界影响很大。另外，余英时接受了更多的西学理论和方法，故而在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时，也会涉及和运用之。他将自己的一部中国思想史著作命名为《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其所谓的“现代诠释”就是运用西学的理论和方法。由于余英时继承了钱穆的思想史研究方法，故而他坚持认为他的研究不是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西天取经”。他认为“西方的概念和分析方式是相应于西方传统中的特殊现象而发展出来的”，只是由于人类文化具有普遍性，故而运用这些理论和方法可以在世界背景中更好地展示中国思想的文化特色。他特别强调：“我的立足点永远是中国传统及其原始典籍内部中所呈现的脉络，而不是任何外来的‘理论架构’。严格地说，没有任何一种西方的理论或方法可以现成地套用在中国史的具体研究上面。”尽管如此，余英时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在引进西方现代史学方法方面，确实有不同于钱穆的地方。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思想史研究确实取得了突出成绩。以上列举的代表性人物著作只是其中一部分，即主要是直接以“中国思想史”命名的著作。其实，这些年来在中国思想史的许多专题研究、断代研究、出土文献研究等方面，更是取得了突出成就。就专题研究而言，就出版了以“中国儒学思想史”“中国道学思想史”“中国佛学思想史”等为选题的著作。在中国思想史文献整理方面更是成绩斐然，大型思想史文献如《儒藏》《道藏》《子海》均在整理中。特别是大量出土文献的发现，包括马王堆帛书、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中大量思想史的新文献，更是引发了学界对早期儒家、道家以及上古思想史重新思考的兴趣，推动了中国思想史学科的创新和发展。

清末民初的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经历了一系列政治运动和政治革命之后，中国进入思想文化大变革的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思想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就是开始于这一时期，并且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果。从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到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国中古思想小史》，从侯外庐新编的《中国思想通史》到李泽厚三部中国思想史论，均体现出二十世纪中国的人文学者对新学科与新价值的探索精神。中国思想史的学科和著作，就是在这一破旧立新的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中国思想史整个学科体系的破旧立新是双重意义上的，既是指中国思想史的知识形式与学科建设，也是指这一学科的思想内容和价值建构。

首先是中国思想史的知识形式和学科建设的破旧立新与新文化运动密切相关。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学界并没有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等学科体例或知识形式的著作。这一些被现代学者称之为“思想”“哲学”的知识体系，在传统学术中均是由经、史、子、集四大部类构成，每一个部类又是由许多具体的子目构成，譬如经部就是由“五经”“七经”“九经”“十三经”和“四书”等经书构成。除了经文之外，还有大量与“经”相关的传、记以及注、解、章句、诂、训、集解、义疏、讲义等各种对经典的诠解释义。史、子、集等其他部类均是如此，也是由许多更为具体的科目构成的。此外，还有许多以“学案”为名的学术史，或者是以“学统”“道统”为宗旨的学术源流史，它们看起来更像是现代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前身，但是它们与思想史的区别是很明显的。

显然，现代学者关注的所谓“思想”“哲学”方面的知识与科目，并没有被现成地保留在传统学术体系中，现代的学者只能在这些传统学术部类之中去寻找自己认为相关的知识，并重新加以系统化和作出新学科形式的解释。这一时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学科的知识体系和形式方面来说，学者们采用的学科形式不一样，有的采取“哲学史”学科形式，有的采取“思想史”学科形式，还有的采取其他专门学科形式，如所谓“政治思想史”“伦理思想史”“科技思想史”“教育思想史”等。虽然同样采用“思想史”的体例，但是因为关注对象不同，所表达出来的“思想史”仍然有很大区别。二十世纪正是现代人文社会学科体系被大量引进、全面建设的时期，其中就包括我们关注的中国思想史学科。各种类型的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著作层出不穷，使研究者们在知识体系、学科形式上均面临一个挑战，即如何面对和处理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现代性问题。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知识界，急切地想通过借鉴西学中“科学”化的学科形式，使传统中国学术能够迅速转型成为现代知识体系，并被纳入现代学术体制与教育体制。所以，那些中国思想史的著作和学科，其实均是在这一历史语境下建立起来的。尽管学者们在建构这些新学科时还缺乏更加充分的学术准备，但是毕竟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中国学术传统的近代化转型。特别是经过近百年的艰苦探索，中国学术界已经形成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多元化中国思想史学科体系。

其次是中国思想史在价值建构与思想转型上也得到了重大发展。二十世纪开创的中国思想史学科建设和知识建构，一开始就不是一场纯学术的活动，而是被纳入近代化的救亡图存以及倡导“科学”与“民主”的新文化运动之中。所以，从二十世纪初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开始，几乎所有的“中国思想史”与“中国哲学史”相关著作和教科书，均不仅仅是一种知识体系的重新建构，更是一套价值体系的重新建构、思想形态的近代转型。现代学者希望在价值重建基础上对历史上的思想文化作出重新评估。二十世纪正是全球政治动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思想文化多元化的时代，所以中国的知识界、思想界也相应出现多元化的趋向。从新文化运动起即确立的科学与民主的重要价值，各种不同的思想观念，包括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在参与中国思想史学科建构的同时，也加入了对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价值评价。如前所述，二十世纪初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最大特点是破旧立新，在此背景下，中国学术界开创的中国思想史学科，其思想内容、价值观念也应力求合乎现代化之“新”的标准。撰写中国思想史著作、教材的学者，一开始就是以现代化的新文化标准，去重新评判数千年来的各种思想、观念、学说。凡是与从近代西方传入的所谓“新”观念不合的一切人物、思想，均可能受到严厉批判；而一切接近或相似于民主、科学精神的思想、观念、学说，开始受到普遍重视并得到肯定性评价。新文化运动确立的最重要的价值标准是科学与民主，而新文化运动还迎来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所以，中国思想史的学科建设，不仅仅是中国传统学术转型为现代知识体系，并被纳入现代学术体制与教育体制，更是确立了科学与民主的近代价值标准，确定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新标准。中国思想史学科的发展也推动了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化转型，使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思想史转型为现代化的中国思想形态。也就是说，凡是以这些新学科形式撰写的著作，其思想内容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开拓了中国学术的价值建构与思想转型。

中国思想史是二十世纪的一门显学，百年间中国思想史学科已经取得许多成就，包括知识形式与思想内容、学科建设与思想发展两方面。但是，中国思想史作为一套新的学术体系与价值体系，恰恰是在二十世纪中国特殊政治处境下的一百年内产生出来的，与晚清以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密切相关。所以，中国思想史的学科建立过程体现出二十世纪初中国思想文化的时代特点，譬如特别强调以学习西方来实现富国强兵、救亡图存的目标。所以，这一时期建立起来的中国思想史学科，既在学术形式上具有效法西学的特点，也在思想内容上以引进的西方思想为衡量中国思想的标准。但是，一百年来，中国和世界都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还面临人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一新的历史变局中，世界对中华文明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特别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的中华民族，更是必须以更加长远和宏大的人类历史视野，再对自身的文明作深度反思。所以，相关的中国思想史的研究，需要对以下系列问题作进一步思考。

其一，思想史的客观性与主体性问题。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存在一个明显的倾向，就是受西方“科学”观念影响，将中国思想史看作一种“客观”的研究对象，于是中国传统思想成为时间凝固的博物馆文物。当然，作为现代学科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确实应该是一种客观性研究。但是，中国思想史研究对象是绵延不断的“思想”过程，“思想”本来就是一种依据于主体性的精神活动，而中国思想史其实是历经数千年的连续思想过程，而“思想”的主体就是兼血脉与文脉为一体的中华民族。加之作为人文学科的思想史，本来就与研究主体的价值取向密切相关。所以，当代中国人撰写中国思想史，其实是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再思想，思想史学者是在参与绵延数千年的连续性思想过程。就是说，当代中国人对传统学术思想的研究，应该是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连续思想活动。那么，当代中国思想史学科建设，应该考虑如何重建中国思想的主体性。

其二，中国思想史的特殊性与普遍性问题。近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史学科建设是以西学为典范而建立起来的。中国学者不仅仅以欧美的学科形式为效法的榜样，同时也将欧美思想看作具有普遍性的思想典范，将其作为普遍性标准来评价中国思想史。在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还出现了所谓“反向格义”，一个原本是来自中国并且延续了几千年的概念、命题、思想，如果不被纳入西方的学术系统、话语系统，就不能够为今天的中国学人所理解和解释。还有一些思想史著作，往往是以批判中国传统思想为首要使命。与此相对，一些坚持文化本位论的学者，则坚持认为所有民族的思想只有相对性意义，故而只关注中国思想史的独特性。如果中国思想史仅仅是一种特殊性思想而没有普遍性、共通性，中华民族何以可能在一个全球化时代与其他民族共处？其实，无论是中国思想传统，还是西方思想传统，它们都是人类思想文化的组成部分，故而都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那么，未来中国思想史研究，应该确立中国思想史的普遍性。

其三，中国思想史的多元性与一体性。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因其社会身份、人生经历、知识背景的差异而创造出形态各异的思想与学派，使中国思想史呈现出多元化特色。但是，每一个思想家、学派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成员，他们的思想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的组成部分。他们从不同方面、角度对中国思想作出创造和贡献，而且最终均被纳入中华思想体系之中。既然中国思想史背后有一个绵延数千年的思想主体存在，那么中国历史上严重分歧的学派思想、主旨各异的学术思潮，其实均可以被看作中华思想体系一体性建构的组成部分。我们需要进一步挖掘这些不同学术观点、相互冲突的思想主张之间相通的思想基础、文化基因是什么。

其四，中国思想史的阶段性与连续性问题。现代学者将中国思想史概括为先秦子学、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考据学等不同的思想形态。因为时代的变迁，许多繁荣一时的思想形态会逐渐衰落，并产生一种新的思想形态，而新的思想形态又会衰落。中国思想史似乎就是由一个个不同的学术形态不断更迭而构成的。其实，中国不同历史阶段、不同义理形态的思想更是一个具有生命活力的延续性存在。中国人的生活经验本来也是一个绵延不绝的历史过程，在此基础上，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同样是一个具有时间上前后相连、空间上一体不分的连续性整体。中国思想史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主体性精神的延续体，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是前后相承的巨大时空实体。代代相连的生命体与前后相承的文明体的高度统一，为中国思想史的连续性奠定了基础。所以，二十一世纪重写中国思想史，需要从两个时间维度来思考和解决其连续性问题：历史上的中国思想主体性如何确立了中国思想的连续性？当代学者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如何实现古今思想的连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