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耀中：北魏均田制与土地兼并问题再探

土地兼并现象，基本是农耕社会的特有现象。所谓“土地”一般专指“耕田”，而“兼并”往往带有使用不当乃至非法手段占有大批田地之意涵。历代指责这种现象的言论，主要将朝廷对土地掌控力之受损或缺位作为问题产生之根源。这种谴责在理论上的立足点当然是基于儒家思想，即“《周礼》是将战国的‘家’的庄园体制尝试推行到‘国家’，使‘国家’成为一个统一的经济单位”。在儒家的土地制度设计中，以皇帝为代表的国家是唯一的“大地主”，而所谓“大土地所有者”却是“二地主”“三地主”。作为“大地主”的皇权享有基于土地出产并以赋税名义征用的地租，及拥有对土地的最终支配权。比如宣武帝延昌元年（512）五月“丙午，诏天下有粟之家，供年之外，悉贷饥民”；六月“己卯，诏曰：‘去岁水灾，今春炎旱，百姓饥馁，救命靡寄，虽经蚕月，不能养绩。今秋输将及，郡县期于责办，尚书可严勒诸州，量民资产，明加检校，以救艰弊’”。这些诏令要求“天下有粟之家”拿出粮食来救贷饥民，根本不管他们种粮食的田地属性是公田还是私田，也不管那些土地是通过什么途径获得的，却将这些田地在根本上一律视作“王土”，朝廷具有征粮权，即有权在常赋之外任意加额。这也一直是从朝廷到地方各级官府征收苛捐杂税的“法理”依据。当“二地主”及以下层面之土地关系变换损害了皇权上述权益时，就成为应该被责备和纠正的土地兼并现象。鉴于古代的“法”或秩序都是为朝廷的最高利益而制定，上述土地兼并现象也正是因有损于朝廷的长治久安而被谴责，因此亦被称作“非法兼并”或“无序兼并”。

“土地兼并”之必然结果是产生一些大土地占有者，作为这种现象的对立面则会出现相当数量的“无地农民”，成为社会动乱的一个隐患。在农业社会中，土地兼并现象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在不同朝代，甚至在同一朝代的不同时段或地域，不仅兼并的程度不一致，兼并的方式亦存在很大差异。北魏前期，以牧业为主的地区鲜有耕田兼并现象，农耕地区虽有出现，但远未达到危及北魏政权的程度，其中可垦荒田的大量存在是一个客观原因。均田制虽然是为了对付这些兼并现象制定的，但实则出自如下三点原因：一是太和年间农耕地区成为北魏疆域的主要部分；二是为了供养日益扩大的行政机构，需要增加农业方面的税赋收入；三是随着淮河以北进入较长时间的和平，人口有了较多的增长，厘清经济恢复和发展后的人地关系也便于北魏朝廷对社会的掌控。

在如此动机之下，北魏施行均田制后，出现了一些大土地占有者，即如前引咸阳王元禧广占田业。不过，至少在史籍上此类涉及土地兼并的现象甚少，其原因大致有如下几点：第一，在空荒土地尚多的情况下，均田制已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条文给予高官和鲜卑贵族大量的土地，致使“北朝达官贵人中固然多大土地所有者，即使是低级官吏或庶民，也不乏拥有数顷或数十顷之地者”。这些土地虽然数量颇大，但都是合法所得，因此史家无记录之必要。而咸阳王元禧“昧求货贿”，增大田业以满足其无穷贪欲，实属劣迹非常，才被载于史册。第二，北魏迁都洛阳后经济状况良好，均田制施行为朝廷获得了更多的税赋收入。皇帝和朝廷给予鲜卑贵族的待遇十分优厚，如孝明帝时高阳王元雍“岁禄万余，粟至四万，伎侍盈房”，因此他们即使还有所图谋，心思也放在政治权力上而不在经营产业上。第三，人少地多是均田制得以存在的基本条件之一，因此权贵势家对劳动力的争夺要远过于对土地的争夺。“有人始有土”，兼并无人耕种的荒田是很不值得的。第四，鉴于所受之田，无论是口分田还是世业田都不得买卖，只有桑田因“有盈者无受无还，不足者受种如法。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某些地方官就可能以此为根据，将占田过限或侵夺公私田宅者绳之以法”，所以对一般民众来说，通过对土地的经营和买卖而成为大土地占有者是基本不可能的。土地买卖相关记载之稀少，与《洛阳伽蓝记》所言“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的商业繁荣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综合以上四点原因，可见均田制施行后在北魏出现的大土地占有现象，并非是把土地作为商品的结果。

伴随着均田制产生的大土地占有现象，基本出于三个途径。一是如上文论述，是均田制本身的“不均”规定所致。二是因建立功勋或被皇帝宠信而得到额外之地，比如黄门侍郎、散骑常侍高聪向宣武帝“启请青州镇下治中公廨，以为私宅，又乞水田数十顷，皆被遂许”。这数十顷水田加上他原有之田，足以使高聪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地主。三是通过霸凌手段强占土地，比如崔暹主掌豫州时“广占田宅，藏匿官奴”，穆子林任司州别驾时“占夺民田”。显然，他们能够“广占田宅”“占夺民田”，即因其身居职官，手中有权，虽然属于非法占田，但在很多情况下是能够如其所欲的。以上三个途径表明，那些占有大片田地山泽者“既是大贵族大官僚又是大地主的，他们的土地，或是霸占，或是请、借，或是世代相承而来，均田制的推行，没有能触动他们的特权”。其实，无论是通过均田制中“不均”规定，还是倚仗权势强行夺取来兼并土地，都与权力之作用相关。没有以权力为背景的土地兼并不仅是罕见和低层次的，而且是被时议瞩目和国家机器打击的对象。“由于没有等级特权的保护，庶族、豪民地主经济极不稳定，常常成为封建国家的征敛对象，土地所有权也易于转移”。这些被转移土地的主要去处当然是权势之门。可见，大地主的身份是果，而官僚贵族的身份是因，北魏均田制所反映出来的是较典型的身份权力对土地占有之形式。

关于均田制的议论暴露出来的是传统政治观念对土地所有权的认识，包括对“公田”与“私田”的区分，与现代学术话语里的含义存在差异。崛敏一认为：“中国的国家不是作为象古典古代那种由土地私有者构成的共同体而建立的，所以私田的权利，也不是古典古代那样纯粹的私有权。就共同体的问题来说，在中国，专制国家掌握了其机能，私田是在这种国家的控制之下出现的。因此，私田的所有权是一种国家既承认私人的一定权利，又可以施加某种限制的所有权。国家权力并不是超越所有权的公权，而就体现在所有权内。”直白地说，如此被专制政权“可以施加某种限制的”“土地所有权”实际上具有多层参与的“公私合营”性质，即“是一种具有国有和私有两重性质的土地所有制形态”。确切地说，所谓“土地私有”仅是一种相对占有权，所谓“私田”只是一个在社会生活中用于方便描述土地被私人占有的概念，至多可视作成色不足的“所有权”，尤其在不立田制的宋代之后，故而简单地用土地公有与私有之对立去套用中国古代的土地所有权性质是不妥当的。北魏“推行均田制的重要条件是国家掌握大量抛荒土地”，所以在均田制名义下进行操作的土地，国家拥有包含占有权在内的完整所有权。授田则是意味着将带有限制条件的土地占有权下放，比如“农民一般地对露田和麻田只有有劳动力时才有占有和使用权，对桑田则有长期的占有使用权”。国家可将授予的土地回收和进行重新分配，表明土地占有权在法理上始终处于国家所有权之下位。均田制的设立乃至消亡，是在所有权确定的前提下国家对土地占有比重发生变化所致。当国家对土地的占有权减低到不足以支撑制度的运转，就是一般所谓的“公田”演化成了“私田”。

公私兼有的中国土地制度，在“公”的所有权方面，由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信条作为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基础意识是长期不变的，国家始终是法定的土地产权主体，其他土地占有形式都是从这个主体派生出来的。唐长孺认为西晋的“课田乃是国家对于自由民的强制归农，特别是强制垦荒，占田乃是对于土地占有的限制，这里意味着国家不但有权支配荒地，并且也有权干涉与支配私有土地，这种权力的由来自然根据古代的土地王有的传统。……这就提供了北魏推行国有土地制度的一个历史渊源”。在“私”的方面，占有权能够以各种形式流转，这成为社会经济要素通过流动而产生活力的一种表现。但当占有权的流转趋向于“兼并”，则表明社会经济活力的凝滞与减低，此亦为历代有识见的政治家反对土地兼并的重要原因之一。孝文帝改革的重要意愿之一，就是要将北魏政权纳入中华正统王朝之列，获得王朝合法性。北魏推行均田制也具有如此指向。均田制将土地占有权收归朝廷，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非法兼并现象，使民众拥有一定自主之田可耕，由此均田可比拟井田而被视为良制。这符合孝文帝推行此制的初心。

必须指出的是，北魏在均田制实施期间土地兼并现象少见与大土地占有现象是并行不悖的，而且后一现象成为有利于前一现象产生之条件。因北魏施行均田制，贵族、官僚依法即可占有大量土地；而“兼并”为法制外的非法占田，兼并过多土地既显得多余，又可能被视作犯法，至少会招致名声败坏，与其“身份”不符，即如当时元禧所为。是故，时人很少会图谋在法制之外兼并土地。可以说，常规的“兼并”作为促成大土地占有的重要途径之一，在北魏却颇显得无足轻重。据朱大渭推算，孝文帝改制后高级官员俸禄之年收入，“北魏第一阶梯一品应为一千三百匹，各级之差应为一百六十三匹……三品六百四十八匹”。宣武帝时，河北每亩田价不到三匹，三品官的俸禄就可买216亩田。但几乎未见高官们买入土地的记载，这似可认为他们从田制中获得土地已足够，钱可以花在别处。正如前文所论，均田制中的“不均”在其间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其实，还有一层原因值得注意：均田制中土地配给额度等规则都是按照受田者身份而定，即如授田多少、土质如何等，皆依官爵、平民、奴婢等不同身份而列出等级，年龄、性别和残疾程度等也是构成身份之要素。换言之，均田制体现的土地占有权是一种身份占有权，其占有权及附带收益大小按照身份等级而定。若一定要把此种土地占有权说成是所有权，那么这些以身份获得的土地所有权同样可视作生产资料的身份所有权。但“身份”体现着皇权对臣民的控制，如此“变成既是对物又是对人的权利，从而使土地的占有者陷入更加依附的地位”。再进一步说，均田制下的受田者，是按照“均”的规定分得土地的大多数普通民众，而能够享受给田制度里“不均”规定好处的，基本上都是具有官职或名位的人。这些有着官职或名位的人，亦因位置高低不同而等级有别，以致得田存在多寡之分。因此，这亦可说是一种土地国有前提下的权位占有制或所有制。由于身份权利是按社会等级划分，所以这种所有制是多级的，而非是简单的公私二分。在这种制度下，所谓“土地兼并”基本都是权力运行的结果，其中的区别只是在于合法或非法、合规或滥用；而均田制下出现的大土地占有者都是合乎法制的，不能和一般话语中的“土地兼并”混为一谈。

由此还引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即由买卖所导致的土地兼并现象应当抑制还是不应当抑制？正如上文所论，一方面，买卖作为兼并土地的一种手段是历朝历代之常态现象，且被当局所容忍；另一方面，在史籍中又经常见到有反对兼并之议论发表和政令颁布的记载，但这并不影响占有大土地现象的实际存在。那么，如此看似矛盾的状况，为何可以长久并存呢？关键在于，至少中国古代的土地买卖并不决定“土地所有制”性质，土地使用权和租佃权都可以包含在“土地买卖”范围内，且在中古时期更是与分割耕者所创的剩余价值相关。所谓土地公有制或私有制一类的概念，都是近代以来从西方传入的用词，在解析中国古代土地所有权的复杂情况时，当谨慎用之。对当时的人民而言，土地既是属天子朝廷之所有，又可为各色人等实际占有。“公田”与“私田”虽有特定语境上的区别，却也是某一块土地之共有属性中的区分。土地在“占有”和“所有”的双重性质上偏重何方，则要依时局情势而定。也正因土地具有双重性质，所以土地买卖只是部分所有权或占有权之转让，不会改变其双重乃至多重性质。土地买卖现象的多寡，至多使其性质的比重发生变化，以此作为所谓土地公有制或私有制的标志就显得教条，也不符合中国古代社会实况。

需要一再申明的是，在处理各种土地买卖及兼并问题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根本依据，是一切律令的上位法，如此定位在司法实践上为官府与民众所接受。在日常的土地兼并过程中，大土地占有或已实现。土地国有的根本法看似高悬在上，但实际上给予相关各级机构和官吏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它所发挥的实际作用，主要体现在两种情形下：其一，朝廷财政收入危机和社会动荡之际。上引《魏书·世宗纪》载世宗诏天下有粟之家将家里粮食“悉贷饥民”即可作为旁证。由于对时局形势的判断在于当朝在位者，在这种情形下出台的反兼并政策和议论，一般都以“利国”的名义。其二，地方上反土地兼并之际。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长官的观念、识见、能力和做派，客观上还受到地方政治势力格局的影响，因时因地而差异颇大。同时，皇权至上原则，给地方官较大的解释权和处置权，解决土地问题的条件是不引起政治麻烦和税赋减少。反兼并与否，无论在地方还是在中央朝廷层面，都不会消除大土地占有的现象，能够改变的至多是由谁来占有土地，以及用何种途径来占有土地，一如均田制之立与不立。

作为均田制施行的结果之一，北魏出现了并非通过一般意义上的兼并途径而占有大土地的特殊现象。这对北魏政局会产生什么影响？从短期看，由于充分利用了当时存在大量荒地的有利条件，均田制推行似乎达到了一种满足各方面利益的效果：朝廷财政收入增加，贵族官僚理所当然地占有大量土地，农民获得合法耕田，因通常概念之土地兼并现象少见而减少了社会矛盾。不过，为何此后不到四十年，北魏政权就发生动乱而走向崩溃呢？对此，学界存在多种说法，各有一定依据，但总体而言是孝文帝改革令社会身份及附带权益“凝固化”而减弱了社会活力。

在社会上层，孝文帝将以鲜卑贵族为主的统治集团纳入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 “从定姓族起，北魏选举便只问姓族的高卑。像鲜卑八姓，孝文帝即明言‘下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政治上升通道堵塞，不单使占据高位者易腐化、多昏庸，也令有才干、有抱负者则因前途受阻而心怀怨恨，从而使“世胄蹑高位，英俊沈下僚”现象愈发严重。这无疑损害了政权的行政能力和道德信誉，还埋下了促成动乱的因子。但应指出的是：并非通过买卖形式而是依据制度合法占据大量土地，则是社会体制在经济上丧失活力的一种表现。

土地是中国古代主要的生产资料，是以农立国的基础，因此历朝对土地占有现象十分敏感，均田制本身即为此制定。所谓“土地兼并”是土地占有权发生转变的一种突出表现，但也是体现生产资料流动性的形式之一。由于这会带动其他社会因子变化，所以一贯被执政者和社会精英所注目，并考虑它的弊病及可能促成的社会危机，因此反对土地兼并的呼声始终不绝于耳。较具代表性者，例如南宋两浙转运副使李椿年言：“臣闻孟子曰：‘仁政必自经界始。’井田之法坏，而兼并之弊生，其来远矣。况兵火之后，文籍散亡，户口租税，虽版曹尚无所稽考，况于州县乎！豪民猾吏因缘为奸，机巧多端，情伪万状，以有为无，以强吞弱，有田者未必有税，有税者未必有田。富者日以兼并，贫者日以困弱，皆由经界之不正耳。”李椿年反对兼并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促成贫富差别扩大，二是随着朝廷对土地掌控权的减弱或丧失，会出现“有田者未必有税，有税者未必有田”，从而影响朝廷的财政税收。曹操在建安九年（204）颁布一条反豪强兼并的法令，裴松之注引该令内容：“袁氏之治也，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衒鬻家财，不足应命。”这恰道出了土地兼并之要害在于侵吞国家租赋收入。李椿年指出这是“豪民猾吏因缘为奸”的结果，表明当时的土地兼并从手段到结果都是非法的，是对既有权力结构的一种冲击。其实，在历代反对土地兼并的议论中，大多都包含着对兼并中存在违法情节的指责，而且所谓违法是在刑法框架内来讲的。正常的土地买卖作为生产资料的流转，则是优化资源配置的方式之一，也是对生产积极性的一种刺激。在这一过程中，即便产生了一些土地多占现象，其对社会生产力的增长应还是有益的。因为被兼并的土地也要通过人力耕种来创造剩余价值，否则就失去了兼并意义。

事实上，只要不妨害朝廷税收、不造成严重贫富分化的土地买卖，就不会产生大的弊端。无论从实例还是逻辑来讲，如此土地兼并与当地农业生产状况好坏，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从历代指责土地兼并的言论内容看，凡是构成重大危害的兼并现象都是公权力直接或间接插手所导致的，是权势力量之间斗争与利益平衡关系的一种失常表现，甚至存在“放任兼并”作为政治交易。因此，土地兼并，“就一般情况而言，总是与一部分人享有政治经济上的特权有关，而与纯粹的土地买卖无关”。尽管对土地兼并存在种种批评，却阻挡不住各类兼并的进行，包括那些由权力之手暗中操纵的兼并，即曹操在反兼并令中要求官吏“不得擅兴，藏强赋弱”。正是迫于这一潮流，“唐宋之际国家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形势，在土地制度方面，转而采取‘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政策。某种意义上，‘田制不立’就是‘不抑兼并’”。均田制中的“不均”基本具有排斥制度外兼并行为的推动力，即社会中各级支配阶层可以合法地、几乎无限制地“用贵族或官僚的名义，享有那种劳动剩余”。然而，这些因素随田制不立而消失，等于是解除了对土地兼并的禁锢而使之加速流转。换言之，在中国历史上，土地兼并现象的连续存在和反兼并言论的时常出现，表明土地兼并是农业经济发展中的一种通过生产资料流动来充分利用其活力的必然现象，也反映出这种现象会带来不良的副作用，而两者都有着存在的合理性。

从上述角度来回视北魏施行均田制后土地兼并甚少的现象，就会对北魏历史的发展提出一些新的理解。上文已指出均田制中的“不均”使得一批高官贵族，尤其是拓跋皇室成员，可以合法地成为大土地占有者，基本上无需自己费心劳力地再去进行兼并土地，因此在史籍上很少见到相关记载。但这也导致了生产资料流动通道的堵塞，失去了对它进行优化配置的经济活力。有学者指出，均田制“把农民限制在某一小块碰巧分配到的土地上，因此严重地剥夺了他们经济选择的自由权”。更严重的是，这一经济形态与门阀制度相衔接，令北魏社会利益分配呈现出空前的“固化”。造成此现象的关键点在于权力，权力成为社会政治矛盾的集中之处。孝文帝逝世后至北魏朝廷分裂崩溃的二十来年里，一幕又一幕的历史场景，都是以命相搏的权力之争。例如孝明帝朝，尚书令高肇、清河王元怿、中山王元熙等相继被杀，而明帝本人也被胡太后毒死。而这又给尔朱荣发动河阴之变提供了借口，“乃害灵太后及幼主，次害无上王劭、始平王子正，又害丞相高阳王雍、司空公元钦、仪同三司元恒芝、仪同三司东平王略、广平王悌、常山王邵、北平王超、任城王彝、赵郡王毓、中山王叔仁、齐郡王温，公卿已下二千余人”，敲响了北魏皇朝走向覆灭的丧钟。六镇动乱也是身为守边将士的“中原强宗子弟”与作为“国之肺腑”的鲜卑族人，因“官婚班齿，致失清流。而本宗旧类，各各荣显，顾瞻彼此，理当愤怨”所致，完全可归结于社会体制的凝固僵化而催生出来的祸害。北魏王朝的分崩离析主要是因体制失去自我调节的活力，权力结构失衡而导致冲突与瓦解，看不出与所谓土地兼并加剧有什么大的关联。

再延伸一步说，在北魏均田制中形成的大土地占有将土地兼并现象压抑到最低限度，虽呈现出近似“耕者有其地”的表象，但制度执行需依赖各级官吏，增加了行政成本，还给权力腐败提供了很多机会。比如宣武帝延昌年间发生不均不平现象：“真伪混淆，知而不纠，得者不欣，失者倍怨。使门齐身等而泾、渭奄殊；类应同役而苦乐悬异。士人居职，不以为荣；兵士役苦，心不忘乱。故有竞弃本生，飘藏他土，或诡名托养，散没人间；或亡命山薮，渔猎为命；或投杖强豪，寄命衣食。又应迁之户，逐乐诸州；应留之徒，避寒归暖。职人子弟，随荣浮游，南北东西，卜居莫定。关禁不修，任意取适，如此之徒，不可胜数。”这些至少是北魏政权垮台的部分原因。

无论是均田制“均”与“不均”的制度特点，还是它与土地兼并之间的关系，抑或均田制对北魏社会和政局的影响，多多少少都与“权”字相关。可以说，以均田制为代表的土地制度之立或不立，都被一双时隐时现的权力之手所操控，以满足统治者对稳固自身权力和既得利益的需求。一般来说，土地兼并现象的出现，往往有着地方权势撑腰或纵容的背景，而反对兼并者则基本上是站在朝廷的立场上发言，蕴含着对中央集权被“碎片化”并引发财政危机的忧虑。因此，这种争议也是中央与地方之间事权和利益分割斗争的一个侧面。就此来讲，在中国古代国家框架下的土地关系，主线是政治权力决定经济制度和政策，而非经济制度和政策决定政治权力，一切包含所谓“私有制”等相关内容的条规都是处于专制集权政治体制中的下位，甚至是末端。因此，在土地被流转兼并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不是经济因素，而是围绕着权力斗争的运转变化。

政治公权力处于土地支配权的上位，是均田制的基本原则，也是中国古代各种土地问题或相关现象产生的关键所在。“权力结构即表现为权力分配的形式”，“如果权力允许分割或分享，那就必然会使皇权专制统治解体”。土地支配权正是中国古代权力结构的重要内涵之一，因此历史上关于田制和土地兼并的诸多议论基本上是从维护国家作为土地产权主体出发的，并以此解读相关律法条款作为判别是非和处理实例的标准。如此做法在反对非法兼并的同时，也令有序的土地兼并难以展开，从而使中国的农业因无法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而久久停滞不前。就此而言，我们需牢记，“在历史科学中，专靠一些公式是办不了什么事的”，而应对大土地占有和土地兼并现象所导致的社会经济与政治之利弊做出更细致的分类和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