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推介 || 陈斯亮，李晓峰，乔杰，茶村屋志：一栋土家族传统民居的变迁史

一、屋志：一种传统民居研究的微观史学方法

我国传统民居研究经过近百年的发展，研究视野已从建筑个案转向多元并举，并有追求“宏大叙事”的趋势，面对以人为中心的时代发展要求，有必要适时地回归于建筑个案研究。20世纪30年代，刘敦桢、刘致平等一批早期建筑学者拉开了传统民居研究的序幕，主要关注传统民居的建筑形态和建造技术。时至今日，传统民居的研究成果已蔚为壮观，研究对象从建筑个案扩展至聚落及其所在民系和文化区，研究方法也从建筑学拓展为城乡规划学、人文地理学等多学科交叉。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传统民居的相关物理数据获取愈发便利，新技术的应用有助于研究者在整体上发现传统民居的表象特征及分布规律，但如果只局限于物理数据的分析，将难以明晰不同民居之间的社会空间差异。因此，传统民居研究应该重新聚焦于建筑个案，进而探寻其承载的活态居住文化，这一转向与“微观史学”主张在特定时空对具体个案进行深度观察的价值观相契合。

已有关于建筑个案的研究往往基于静态的物理空间现状展开，对传统民居从建造到使用的历时性研究亟待补充。在我国乡村，建房子一直是一个家庭实现代际传递、维系长期生存的头等大事，为了建造一栋气派的房屋，不惜砸锅卖铁甚至高举债台。一般情况下，村民由于财力有限，在房屋主体框架建立后，装修一部分便先住进去，等经济条件好转了再装修剩余部分。这就意味着传统民居从建造到使用直至最终完善是一个动态变迁过程，对该过程的历时性追踪是传统民居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居民是传统民居的使用主体，如果只研究“居”而忽略了“民”，缺乏对居民日常生活的考量将不利于理解建筑空间的变迁过程。日本学者今和次郎提出了“考现学”概念，主张将居住空间与居民的日常生活相结合，以此揭示它们背后隐藏的文化特征；美国学者格拉西在多学科的研究视野下观察传统民居，进而解释居民的日常生活行为和地域文化变迁；黄华青通过对武夷山茶村中“厂宅”建筑的深入研究，提出“空间志”的研究方法，尝试在物质文化层面梳理建筑空间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王逸凡使用“建筑民族志”的图绘方法再现了“泉州铺镜”的场所空间以及本土生活方式。以上研究均借鉴了人类学的学科视角和方法，深刻阐释了民居空间与日常生活的作用关系，但传统民居个案承载的生活史价值仍有进一步挖掘的可能性。

回顾和梳理相关研究历程后，本文基于传统民居个案的“空间—生活”互动机理，首次提出“屋志”的研究概念，旨在从时空维度构建一种“走向生活现场”的微观建筑史学转译方法。屋志，记一屋之事，述一家之情，即记述一栋传统民居从建造到使用至今建筑空间变迁，以及该过程中屋主一家日常生活变迁的文本（图1）。在实地调研基础上，对同一区域不同民居类型进行共时性比较分析，进而从中选取典型民居个案，再通过对屋主的访谈及其家庭日常生活的观察，梳理建筑空间的历时性变迁，明晰空间变迁背后的深层文化动因，以期探究适应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居住空间更新机制。一直以来，传统民居作为“有生命的建筑”，客观展现了地方社会变迁浪潮中的个人选择。本研究将以一栋新旧结合的土家族传统民居为例，尝试从屋主自发建造更新的空间变迁过程中，折射所在民族乡村社会的发展轨迹，并为传统民居整体的存旧续新提供理论指导。

图 1：“屋志”研究框架

二、茶村：当代土家聚落中民居类型的共时性比较

茶文化是土家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土家族敬畏自然的人居活动选择。土家族主要分布于湘鄂渝黔交界的武陵山区，该地区山高雾多，为茶树扎根之宝地 ，自古就是我国主要的茶产区之一，由此形成了一系列以盐、茶等为主要商品的贸易通道，它们也为土家族与周边汉族、苗族等多元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创造了便利条件。本文选择的研究地点为湖北省利川市毛坝镇兰田村，该村位于鄂西武陵山区重要茶叶品牌“宜红茶”的核心产区，人居环境变迁历史与茶产业发展密切相关，同时又在星斗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承担着民族乡村振兴与地域生态保护的双重重任（图2）。

图 2：兰田村“山—林—宅—茶”交错分布格局

随着时代的发展，兰田村的民居类型由单一的吊脚楼转向多元，这为“屋志”研究样本的选择提供了多样化的可能性。历史上，兰田村广泛分布着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木构吊脚楼，体现了土家族人的生存智慧；改革开放后，兰田村村民收入显著提高，传统的吊脚楼被大量改造、更新甚至是重建，民居类型趋于多元（图3），人居环境大幅提升的同时，也使得原本和谐的聚落生态遭受到了破坏。试以建筑材料和使用功能为标准，将兰田村现有324栋民居划分为传统木构型、新旧结合型、现代砖混型和现代木构型4类（图4）。其中，传统木构型126栋（占比38.9%），新旧结合型38栋（占比11.7%），现代砖混型155栋（占比47.9%），现代木构型5栋（占比1.5%），它们均由村民自发选择并建造，共同构成了兰田村多元共生的当代建筑风貌（表1）。

图 3：兰田村多元共生式建筑风貌

图 4：兰田村中心村湾民居类型划分

1.传统木构型

传统木构型是兰田村传统建筑风貌的留存主体，但在持续的乡村建设行动和村民自主更新过程中被大量拆毁，存续情况不容乐观。该类民居均为穿斗式吊脚楼，并以双层的正屋三间带偏房为主要建筑形式。兰田村现存的传统木构型民居大都空置，它们的屋主举家迁至县城或乡镇生活，即使还在正常使用的，平时一般也只留家中老人居住。

2.新旧结合型

新旧结合型，顾名思义，由传统木房和现代砖房两部分组成，造就了新旧反差的拼贴风貌。新旧结合型出现的主要原因是不同年龄阶段人群的思想观念差异，老年人习惯于住在传统木房中，感觉温暖亲切，而年轻人大都认为砖房“洋气”，住起来也更加舒适。由于一户一宅政策的限制，年轻一辈成家后若不分户，则只能拆毁属于自己部分的老房，并紧贴剩余部分老房另建新房。

3.现代砖混型

现代砖混型是现阶段兰田村数量最多的民居类型，它们既提升居住水平，也使聚落整体风貌变得混杂。传统木构型被现代砖混型大量替代，说明了村民家庭经济条件改善，更反映了村民思想观念的重大转变，“传统木房”意味着贫困、落后，“现代砖房”代表着财富、发展。因此，当少数村民在外打工赚钱后回村拆旧房建新房，这股风气便如“流感”般在全村传导与蔓延。

4.现代木构型

现代木构型是由传统工匠建造并在形式、功能等方面有一定创新的民居类型，它延续了传统建筑风貌，又兼顾了居住舒适性。近几年，随着木料价格的回落，现代木构型开始在兰田村出现，虽然数量还不多，但该类建筑对传统民居的有序传承意义重大，代表了年轻一辈村民思想观念的再次转变与回归。

不同类型的民居生动展现了乡村社会发展的“时间历程”。城乡的交汇、个体的发展速度差异使得乡村集体性解体，村民根据自家的家庭结构、经济条件和思想观念等因素，开始自由选择合适的建筑形式。其中，新旧结合型民居由于自身携带的丰富历史信息，成为“屋志”研究样本的首选。

三、刘宅：一栋土家茶村传统民居的历时性变迁（1990 — 2024）

基于对兰田村全域民居的调研分析，选取了一栋特殊的新旧结合型民居作为 “屋志”研究的样本（图5）。该民居既保留了遵循集体意志的正屋，又附加了体现个人选择的厢房，并通过翻修木构正屋和新建传统样式砖混厢房的做法，在提升居住水平的同时，传承了民族文化符号。它的屋主为兰田村刘姓村委委员，以下简称为“刘宅”。兰田村的茶产业发展对当地建筑空间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此背景下，刘宅依然能保持传统土家族吊脚楼样式，做到了将民族文化遗产与现代文明要素的充分结合，若能再现其历时性变迁过程，将有助于从中探索民族地区传统民居的活态保护与发展范式。

图 5：刘宅现状

1.建筑概况

刘宅早期只有正屋三间，现已扩建为一正两厢式“撮箕口”吊脚楼。刘宅正屋建于1990年，使用土家族传统营造技艺，为全木穿斗架结构（图6），进深五柱四骑；面阔三间，中间为“堂屋”，前带吞口，后设退堂，两边为“小二间”，均一分为二，前部作火塘间，后部作卧室。两端厢房为砖混结构，但在屋顶形式和细部装饰上与正屋保持一致，新旧建筑风貌协同。

图 6：刘宅正屋穿斗架

刘宅的建成时间虽然不长，但该时间段内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却发生了极大转变，并直观反映在建筑空间上，从这种意义上说，刘宅的研究价值突出。同时，为了使“屋志”研究获得更好的连贯性，除了记录刘宅的历时性变迁过程之外，也对屋主所在的刘氏家族（图7）及其祖宅进行了溯源。

图 7：刘氏家族谱系

2.建筑变迁过程再现

刘宅从建造到使用至今共经历了“建房筹备”“正屋完善”和“加建拓展”三个时期，通过实地调研与屋主口述相结合的方法，再现刘宅的历时性变迁过程。

1）建房筹备期

在刘宅未建之前，屋主与亲戚合住于祖宅。祖宅为一正两厢式吊脚楼，正屋建于1958年，面阔三间，堂屋带吞口，进深五柱二骑，以堂屋中线为界，东边归屋主一家；东西厢房分别建于1963年和1968年，均进深三柱二骑。刘氏家族人口增加使得祖宅建筑空间逐步拓展，但最终仍无法满足家族成员们的居住需求，部分小家庭陆续迁出，就近另建新房居住（图8）。

图 8：刘氏祖宅变迁示意

屋主两兄弟的出生使得原有祖宅内的居住空间不再适用，屋主一家开始筹备建造新房。兰田村背靠星斗山，林木资源丰富，但星斗山于1981年成为“省级自然保护区”，加上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的颁布，本村村民即使是砍伐自家山林的树木也会受到限制，程序上要提前向相关部门申请“砍伐证”，并且每次砍伐树木的数量有限。1985年，屋主父亲开始进山伐木，直至1990年才为新房备料完毕。

2）正屋完善期

受经济条件制约，刘宅的正屋从建造到使用经历了一个相对漫长的完善过程（表2），该过程也普遍存在于土家族传统民居的生命周期中。1990年，作为掌墨师的屋主爷爷带领工匠团队加工木料后，在亲戚朋友的帮衬下立屋上梁，合力完成了新房正屋大木构架的建造。1991年，屋主一家搬入新房，同时将祖宅中属于自家的部分拆除，老木料变卖，老瓦重新铺设于新房屋面。新房的一楼退堂和二楼东边小二间后部封板使用，其余部分均开敞。1993年，正屋一楼左边小二间后部封板作为火塘间，火塘改为火炉，退堂只作为厨房使用。1998年，正屋二楼左边小二间前部封板作为父母卧室，原房间则改为屋主哥哥卧室。2001年，正屋一楼左边小二间前部封板作为火塘间，后部改作储藏间。2003年，正屋整体封板完毕，并浇筑水泥地面。至此，刘宅的正屋全部投入使用。

3）加建拓展期

由于家庭人口的不断增加，屋主开始在正屋基础上进行加建拓展。2005年，屋主结婚，大女儿出生，兄弟正式分家，同样以堂屋中线为界，正屋东边归哥哥，西边归屋主。屋主在正屋西边加建砖混结构的单层偏房，前部作为火塘间兼厨房，后部作为母亲卧室，这既降低了木结构正屋的消防安全隐患，也减轻了年迈母亲上下楼层的不便。2006年，屋主两兄弟随全村青壮年外出务工的大流，举家前往浙江从事建筑行业，一直到2015年回村之前，刘宅都处于空置状态。

家庭产业转型加速了刘宅的加建拓展。2015年，二女儿出生，大女儿也即将就读初中，为了更好地照顾她们，屋主一家回村生活。同年，兰田村入选“利川市乡村旅游民宿示范村”，借着全村大力发展民宿业的东风，屋主在原有单层偏房基础上加建一层，将它装修布置为两间带独立卫生间的民宿标间。2016年，屋主将正屋重新装修，并与哥哥同步在正屋两边加建砖混结构厢房，围合形成一正两厢式“撮箕口”吊脚楼，东边厢房暂时空置，西边厢房作为民宿，正屋退堂改为楼梯间。该建筑形态一直延续至今（图9）。

图 9：刘宅现状平面布局（上：一层平面，下：二层平面）

3.建筑变迁趋势分析

通过对刘宅空间变迁过程的梳理，并将该过程中不同时间节点对应的建筑要素并置对比，可以发现如下趋势：

1）建筑材料多样化。传统民居变迁首先表现在新型建筑材料的引入。除了瓦面，刘宅早期使用的建筑材料只有木材，直至正屋西边偏房的加建，混凝土、空心砌块砖等现代建筑材料开始出现。2003年，星斗山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再允许办理“砍伐证”，木材获取越发困难，这是导致刘宅的建筑材料多样化的主要原因。屋主对此无奈感慨道：“木头买不起，成本太高，我自己山上有也砍不了”。

2）建筑平面祖宅化。兰田村的传统民居中带有厢房的极少，但刘宅的建筑平面在经历正屋完善和加建拓展后，发展成为了与祖宅形制相同的一正两厢式。这种现象并非偶然，而是屋主的有意为之，“主要是因为念旧，差不多的房屋布局，会让我想起小时候在祖宅中与家人一起生活的过往”。

3）建筑功能复杂化。在刘宅变迁过程中，餐厅、卫生间等新功能空间置入的同时，原有功能空间也在发生改变，主要表现为火塘间重要性增加和堂屋重要性降低（表3）。火塘间变动较大，但一直是刘宅使用频率最高的空间。位置上，先后存在于退堂、一楼东边小二间后部、一楼东边小二间前部、一楼西边小二间前部和西厢房转角；形式上，从地火坑变为火炉；功能上，从最初的烤火取暖变为集烤火、吃饭、休闲、娱乐和学习于一体的复合型空间。

堂屋是刘宅早期最重要的仪式和生产空间，但生产方式的转变让它沦为了过道和临时储物空间。随着屋主自家田地的主要作物从低端茶叶升级为高端茶叶，堂屋的生产功能逐步丧失。种低端茶叶时，一家人的农活为茶叶种植、机械采摘和一系列粗加工工序，其中，茶叶在正屋的二楼西边小二间和阁楼进行萎凋，在堂屋进行揉捻、发酵和晒干；改种高端茶叶后，农活变为茶叶种植和手工采摘，采摘后的鲜叶由茶厂当天统一组织收购，无需再进行茶叶粗加工。

四、茶村屋志：日常生活对传统民居变迁的理论观照

传统民居研究应注重对空间组织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探讨。“日常生活”包含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各种活动，日常生活方式的转变必然伴随着新的空间生产。通过对屋主一家日常生活的参与式观察，尝试从家庭结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等方面揭示隐藏在刘宅空间变迁背后的深层动因（图10），并将其概括如下：

图 10：居民日常生活——建筑空间变迁时间轴

1.家庭结构变迁是建筑空间扩张的根本动因

刘宅的数次空间扩张都源于屋主的家庭结构变迁。屋主父母结婚后，在祖宅中分得房屋一间半，屋主兄弟的出生使得居住空间不足，屋主父亲开始筹备另建新房，并于1991年迁入刘宅；2005年，屋主结婚，大女儿出生，屋主一家分得正屋西边小二间，同时在旁边加建偏房作为辅助用房使用；2015年，小女儿出生，为获得更大的居住空间，屋主将原有偏房扩大并加建至二层。“不够住，地方太窄了”是屋主在谈及房屋变迁原因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句话，正是家庭人口增加直接导致了房屋的“不够住”。

2.产业转型发展是人居环境改善的基础动力

屋主一家的主要生产方式转型提高了收入水平，并不断推动着刘宅变迁。1991—2002年，屋主一家以水稻种植的第一产业为主，只能勉强维持温饱，在此期间刘宅正屋缓慢完善；2003—2005年，屋主一家的农田由水稻改种低端茶叶，并有少量茶叶粗加工的第二产业，收入水平初步提高，刘宅正屋得以全部封板使用；2006—2014年，屋主一家先后在浙江和毛坝镇上务工，收入水平显著提高。2012年，屋主委托亲戚帮忙将自家茶田改种高端茶叶品种“冷后浑”，至2015年屋主一家回村生活，茶田的产出成为屋主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2016年至今，屋主一家大力发展以民宿为主的第三产业，翻修正屋的同时，加建了两侧厢房，这也极大改善了刘宅的建筑人居环境。

3.民族文化认同是建筑风貌协同的内生规制

屋主兄弟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感保障了刘宅旧有正屋和新建厢房的建筑风貌协同。刘宅初建时期，土家族地区未受到过多现代文明的冲击，乡土社会存续状况良好，传统民居呈均质化特征；刘宅空置时期，土家族青壮年在打工大潮影响下纷纷前往东南沿海谋生，大部分传统民居的变迁被人为按下了暂停键；刘宅加建时期，数次乡村建设行动让土家族地区的民居形式趋于个性化，但刘宅没有被简单地推倒重建，而是仿照正屋的传统样式，加建了两头的厢房，“老屋是父亲留下来的，同时也代表了土家族文化，我不想把它毁掉”，正是屋主的民族文化认同，造就了现在这栋风貌协同的新旧结合式民居。在此期间，虽然屋主哥哥一直生活在利川市，但在落叶归根的传统观念支撑下，也委托屋主同步加建自己这头的厢房，为年老返乡预留了退路。

上文从聚落、建筑和居民等不同层面厘清了刘宅的变迁史。基于“屋志”的研究方法，将刘宅的空间变迁划分为两部分，前期遵循集体意志，正屋完善缓慢而有序，后期体现个人选择，厢房与正屋的建筑形态相协调，该过程是兰田村乃至整个土家族地区传统民居适应性变迁的一个缩影。再结合对屋主一家日常生活的观察，揭示了家庭人口增加、产业转型发展和民族文化认同是刘宅空间变迁的深层动因。而受条件所限，该个案研究尚存不足，例如，未能追溯刘宅初期的正屋建造过程，作为推导建筑变迁过程的研究材料也略显单一。

五、结论与讨论

“屋志”研究尝试从微观史学视角关注生动鲜活的传统民居个案，借此打破在“国家”与“地方”长期互动中形成的“精英”话语体系。具体而言，“屋志”研究的意义在于：1）实现传统民居物理数据和日常生活的时空记录与整合，包括建筑技术图纸、居民生产生活方式、工匠营造技艺等；2）进一步认知并挖掘传统民居个案承载的乡村文化遗产价值；3）通过多样化的典型民居个案积累，重新理解并诠释地方生活史进而洞悉民族乡村社会变迁，并为传统民居的存旧续新提供路径指引。

“屋志”研究探讨了传统民居变迁的适应性机制，找寻了根植于居民记忆中的生活场景，并为理解地方生活史提供方法论支持，为重塑富有“乡愁”的人居环境提供理论指导，为记录当代乡村发展历程提供微观史学材料补充。以鄂西茶村刘宅为代表的地方性民居，正是在不同的个人选择下，呈现出多元共生的类型特征，这是一种客观现象，无意褒贬。但是，在当前以政府为主导的乡村建设行动背景下，应尊重和鼓励村民基于地方生活实践的民居存续更新选择，并结合村民日常生活、区域产业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等多维需求，科学引领村民自发改造一批如刘宅一般既置入现代居住功能又延续传统建筑风貌的民居，联动政府、市场、村民、工匠等多方乡村建设主体，合力推进传统民居的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民族地区产业兴旺和生态宜居。

值得注意的是，“屋志”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传统民居不同于官式建筑，相关研究材料如文字记载、历史影像等大都较为匮乏，过往的空间组织形式和日常生活方式一般只能通过对居民的访谈获取，虽然居民都是建筑变迁的亲历者，但记忆难免会有偏差，而且研究者在访谈过程中也存在预断和引导的可能，所得访谈材料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因此必须反复求证，尽量辨别材料的真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