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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兰溪隆道、一山一宁禅师不惧鲸波之险赴日通好之后，赴日传法僧和入中求法僧日益增多，他们或为弘扬佛法，或为躲避战乱，但对于日本僧俗各界来说却喜闻乐见、盛况空前。元代本是中日敌对的非常时期，但艺术的交流却空前的繁荣，日本学者道端良秀言：“日本历史上日僧涉足中国最多的时代却是成为敌国的元朝时代，这的确是个不可思议的现象。”日本室町时代的书坛之所以能焕发出新的生机，除了禅僧的交流，天皇的推波助澜亦不无关系。而看似与室町时期书法毫无关联的赵孟頫，实为这场变革的始作俑者，他与中峰明本禅师的交往，为入元朝礼名山、参禅问法的日本禅师打开了眼界，影响了室町时期皇室书法和禅宗墨迹的发展。![]()
《尘事帖》赵孟頫与禅林关系紧密，其与中峰明本的莫逆之交更是被传为佳话。现藏东京静嘉堂《赵文敏公中峰六札册》有：“孟頫和南拜覆中峰和上吾师侍者，孟頫平生承祖父之荫，无饥寒之窘，读书不敢谓博，然亦粗解大意，其于佛法，十二时间，时时向前，时时后退，见人说东道西亦复随喜，然自今者一瞻顶相，蒙训诲之后，方知前者悉是口头眼前无益之语，深自悔恨，干过五十年，无有是处，三要之说，谨当铭心以为精进之阶闻。”（书于元至大三年，即1310年）由此我们可知赵孟頫在1298年左右皈依佛门，而他与中峰明本的相识则可追溯到1296年前后的杭州云居寺。《尧山堂外纪》卷七十一：“释明本，钱塘人，号中峰，又号幻住……赵子昂与明本为方外交，冯海粟独甚轻之。一日，子昂强拉中峰同访海粟。海粟出《梅花百韵诗》示之中峰，一览走笔，亦成百首。海粟犹未以为然，明本亦出所作《九字梅花歌》示海粟，海粟竦然，遂与定交。”《古今图书集成》第九百三十六卷之《杭州府部汇考·杭州府山川考一》：“云居山在杭州城西南，上有云居寺，又名圣水寺，面圣湖，倚枫林，颇称佳境。而中峰和尚之履，赵子昂之碑，尤为胜迹。寺额题‘云居’二字亦子昂书。”清代魏源《（康熙）钱塘县志》卷二：“云居山，有云居圣水寺。本二寺，洪武间并为一。此山城垠亘其上，寺门对雉堞。为中峰和尚道场，有中峰发塔。赵子昂书中峰碑。”笔者视域，赵孟頫写给中峰明本的信函书札多达21帖，起于大德四年（1300），讫于至治二年（1322），前后长达23年，赵孟頫与夫人管道昇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在赵孟頫人生的最后5年中，其先后经历丧子、丧女、丧妻之痛，赵孟頫将悲痛化为信札，前后书《长儿帖》《幼女夭亡帖》《南还帖》《醉梦帖》等向明本抒发自己的悲痛，更多次邀请明本为其爱妻超度，这些信札既反映了赵孟頫真实受用的心理所得，又向我们解释了二人不同寻常的莫逆之交。经云：“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功名利禄如过眼云烟，转瞬即逝，只有不迷失自己，才能“说通即心通，如日处虚空。”赵孟頫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的禅宗思想润其书学，也在不自觉中影响了日本的书法。![]()
《南还帖》宋元之际，目前已知的赴日传道僧人26人，宋僧11人，元僧15人，17人曾在日本主持过地位最高的五山寺院，13人在日本开创了新的禅宗流派，现存173件墨迹作品。其中不乏兰溪道隆、无学祖元、一山一宁、明极楚俊、竺仙梵仙等德高望重的善书者。而出于对中国佛教界智眼洞明、名倾海宇之出世导师的衷心钦慕和无比崇敬，入元拜谒的日本僧伽人数往往令史家咋舌，仅中峰明本会下就不少于两百人，限于卷帙浩繁的史料记载以及笔者闻见，未能一一照录，故只能择其中践履真实、德高望重、且参谒于中峰明本会下，归国后又多主持或开创寺院的善书禅僧：远溪祖雄（1286—1344）曾于1306年至1316年入元求法，归国后开创高清寺；雪村友梅（1290—1346）曾于1307年至1329年入元求法，归国后主持建仁寺、南禅寺；嵩山居中（1277—1345）曾先后两次入元求法，1333年归国后先后支持南禅寺、建仁寺、圆觉寺、建长寺；复庵宗己（1280—1358）于1310年至1322年入元求法，归国后开创实相寺、华藏寺；古先印元（1295—1374）于1318年至1326年逗留元朝，归国后先后主持万寿寺、建长寺、圆觉寺，开创普应寺、长寿寺等；无隐元晦（？—1358）于1310年至1326年入元，归国后主持圆觉寺、建长寺、南禅寺；寂室元光（1290—1367）于1320年至1326年入元求法，归国后主持建仁寺、建长寺、南禅寺；别源圆旨（1294—1364）于1320年至1330年入元，归国后主持建仁寺、南禅寺，并开创善应寺、吉祥寺等。不一而足，但都反映了当时日本禅僧入元求法的高度热情，以及对于中国佛法的高度热忱。通过上述入元求法僧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佛法修为出众的日本僧侣大都于中峰明本会下有过求法经历，其中善书者的比例也不在少数，考虑到他们入元的时间，其书法多多少少受到了赵孟頫及其相关学赵高僧的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
《还山帖》日本书坛认识学习赵孟頫书风大致来讲有以下几种途径：但元世祖忽必烈曾先后7次派人出使日本，“通问结好，以相亲睦。”号称“知礼之国”的日本，均未予理睬或“拒而不纳”，其他途径亦论证不足，因此唯有留学僧和入日僧的双向交流最贴合实际。元代僧人以书名世者甚多，结合元代陶宗仪《书史会要》、马宗霍辑《书林藻鉴·书林纪事》、日本学者宇野雪村《中国书法史》、黄惇著《中国书法史·元明卷》及田光烈《佛法与书法》5部著作，见有著录的元僧书家45人。而作为元代书坛的领袖，僧人书的取法于赵孟頫不足为奇，赵孟頫书风对日本书法影响的第一传播途径便是受赵孟頫书风影响的中国禅林对日本禅林的渗透和传播。入日僧中竺仙梵仙就是典型的崇赵派，未赴日的释祖瑛、释允亦胎息于赵孟頫，诸如释夷简、释正际等虽未取法赵孟頫，但学书于受赵孟頫影响的张雨等人。前文所述留学僧入元参谒多以中峰明本、古林清茂、断崖了义等善书高僧为主，而这些高僧无一例外与赵孟頫往来频繁，情谊甚深。这就为留学僧与赵孟頫的直接接触创造了条件，如雪村友梅就曾在赵孟頫面前挥毫过：“雪村友梅入元时，曾在当时书坛领袖赵子昂面前，挥毫写下李北海（邕）书风的字，使得在场之人皆为惊叹，这在我国（日本）书法历史上是一段值得一笔的佳话。”但将其作为雪村友梅学习赵孟頫的证据显然是立不住脚的。另外，留学僧寂室元光见过很多赵孟頫的真迹是毋庸置疑的：“寂室元光在入元以后，于中峰明本会下参禅求法。”其入元的时间为1320年，直至1322年赵孟頫去世，虽未有资料显示二人有过见面，但这段期间，赵孟頫先后5次致信于中峰明本禅师，那寂室元光能见到赵孟頫的真迹并学习他的楷书便顺理成章了。![]()
《疮痍帖》京都的比睿山是日本天台宗总本山延历寺的所在地，众多寺院围绕其中，入日传道的高僧中在京都五山寺院当过主持的有镜堂觉圆、一山一宁、清拙正澄、明极楚俊、竺仙梵仙等，且大多有墨迹流传于世。入元留学僧归国后在京都五山担任主持的有：雪村友梅、嵩山居中、元隐元晦、古先印元、寂室元光、别源圆旨等，通过他们入元逗留时间及回国后的时间再次筛检，其中雪村友梅逗留时间最久，长达23年，而他的书风也是最接近赵孟頫的；元隐元晦求法16年，其书风亦是一派赵氏风流，其更有李北海之韵味；石室善玖、月林道皎、寂室元光、中岩圆月等几人求法时间多为七八年，但无一例外都是当时享誉日本禅林的善书高僧，而上述留学僧，不是在入元期间与赵孟頫有所接触，就是参学其书法风格，想必定是见过不少赵孟頫或是其书风拥趸的作品。![]()
《千江入城帖》赵孟頫书风虽流行于朝野，但毕竟真迹不易得，而这些禅僧又是通过何种途径得以学习呢？赵孟頫虽是虔诚的佛教徒，并抄录过大量佛教经文，然因墨迹本身稀少，且流传性往往不如碑版石刻，因此，入元僧的学习范本当以拓本居多。而赵孟頫中晚期撰写的寺院碑铭塔记恰恰与入元留学僧的高峰期不谋而合，参考《赵孟頫文集》等著录，此期间先后撰写《帝师胆巴碑》《大觉寺长明灯记》《五台山文殊菩萨显应记》等14块碑铭。碑版拓片相较于墨迹更易保存和传播，日本所藏赵孟頫《十札法帖》即是学习其拓本的铁证。另外学赵的士人与僧人也书丹了大量佛教刻石，如商挺于至元三十年（1293）九月书《赠龙川大士诗刻》、金澄润于延祐六年（1319）正月书《开元寺兴致碑》、杨玉于延祐七年（1320）三月书《显庆寺碑》、虞集于至顺元年（1330）十月书《万岁禅寺庄产碑》、张蒙古台于至正二年（1342）二月书《灵岩寺龙藏殿碑》、散散于至正四年（1344）十二月《圆觉寺碑》、王国祯于至正二十三年（1363）十二月《灵芝寺碑》、何秋崖于宣光三年（1372）年《大盘龙庵大觉禅师宝云塔铭》、从伦于至元三十年（1370）九月《净肃禅师道行碑》、正闲于大德五年（1301）三月《觉达禅师道行碑》、法祯于元统三年（1335）书《兴庆寺碑》、德慧后于至元四年（1267）三月《法容禅师碑》等，皆反映了赵孟頫对当时中日禅林书法的渗透和影响。来源：《中国书法报》2021年3月16日第3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