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变化时期，它不仅是一个较为混乱的年代，还是一个王朝快速更迭的年代，更是一个人才济济的年代，同时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年代。对中国传统艺术来说，正是从这里开始了他的“自觉时代”。刊刻于北魏景明五年的《霍扬碑》，某种意义上就体现了中国传统艺术的这种“自觉”，遂有山西省现存碑刻“魏碑之冠”的美誉。该碑出土于民国时期，历史记载极度缺乏，且一度被认为是伪造，饱受争议。但祝嘉力排众议，赞其曰：魏《霍扬碑》民国初年出土，兼有《郑文公》《嵩高灵庙》《石门铭》《爨龙颜》诸碑之长，尤为可宝者也。由于当时晋南地区人们接受的历史文化相同，生活方式相近，对美的表现形式的选择和认同形成了该碑独特的书风，故此碑能集众碑所长，一改魏晋南北朝方峻严整风貌，显露出诸多书体的特点，受到后人的赞扬。汉字书体演变到汉末魏晋，体式趋于定型，法度日趋完备。前期代表为钟繇，其小楷存留了隶书相关特点，直至北魏时期的碑刻、墓志等，仍被保持着，可谓隶楷杂糅，接续衍变。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的出现都离不开前代艺术的影响，《霍扬碑》也不例外。《霍扬碑》杂糅书风的产生，首先绕不开魏晋时期钟氏与卫门两大书法望族。魏晋南北朝时期，地处黄河以北的卫氏一脉，其学风重继承；而位居黄河以南钟氏，其学风注重理论发挥与思辨，力求创新。故南北书风在这两种思想的影响下出现明显的分别，即卫门热衷传统，笃守古体，这为北雄南秀书风发展下了伏笔。其次，艺术是一种基本的文化形式，文化的变化自然影响着艺术的变化。西晋承曹魏之余绪，永嘉之乱后，司马家族南迁，北方频繁的政权更迭使一大批书家移居南方。这一举动无形中阻碍了北方书体的演进，使得北方书风保持着“古质”面貌。正如刘涛所言：西晋以来，楷书的发展分为两途：南方进展快，“二王”一脉的楷书吸收了早期行书一拓直下的笔法和内擫的笔势，体态是欹侧的“斜结”，基本上剔除了早期楷书的隶笔；北方的进步慢，北魏平城时期的楷书还保留着许多“新隶体”的平直写法，平城时期的楷书字脚以“平脚式”和“右低式”两种最为常见，体态是横向的“平结”，所以它杂有古朴的隶式，具有浓郁的隶意。北魏平城时期的书风承西晋隶书余韵，其结构和笔画都留存了些许隶意，展现出“体兼隶楷”的风貌。可贵的是，刊刻于此时的《霍扬碑》也受到了南朝新妍书风的影响。其点画丰满，俯仰向背，各有姿态；结体间架已是斜画紧结而不是平画宽结，逐渐显出现洛阳体的特征。总之，由于北方卫氏书风的笼罩和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造成的人才流失，从魏晋到北魏长达三百多年的时间里，北方书风与南方的书风相比，整体上呈现书体发展滞后的现象，楷书的发展具有隶书的遗风即为明证之一。当时的这种书写风格，实际上也遵循了社会的公约和公认的规范，是书写者在既定的文化、社会背景下的一种合乎礼仪规范的慎重表达。碑碣之制，按惯例都是采用庄重的隶书书刻。其表现出的隶书笔意，楷书的写法，不仅是无意识为之，同时也是时代背景的影响，因此多篆隶圆转笔法。所以，碑刻用书体一定程度上是含有复古元素，使得《霍扬碑》的书风比较保守，显露出独特的艺术风格。北朝诸政权中北魏统治时间最长，国力也最强盛。论及书法，北魏书法也以雄厚茂密的风格为最。雄阔豪放为其整体面貌，为当时风尚所使然，《霍扬碑》即是一例证明。该碑在时代背景和地域书风的影响下，具有雄伟、壮阔、豪放、浑穆、显豁的特征，总之属于阳刚一路，表现出一种雄性之美。祝嘉《书学论集》中写道：这个碑的长处，是雄强无敌，笔画、结构、变化都很大。六朝碑雄强的很多，但这个碑则是强中之强，可于钩画见之。但这些钩画是从汉碑《娄寿》《衡方》来的，尤显而易见。如该碑中的“将”“时”等字，其钩画有隶书遗意，相对于其它楷书中的钩更长，有无限延伸之意态，显得更为强劲生动，生命感十足，所以，他在《书学论集》提出：是碑者，腕力殊强，若“将、时、特、野、序”等字之钩画，钩势甚长，翘起而成半环，最为奇踪。是于人之难处，大显身手，为各碑之所无。在结构方面，《霍扬碑》中字内空间舒朗，结体宽博，如“昌”字，虽为独体结构，但在笔画的处理上偏细，但不失厚重感，以此来体现雄强意蕴；“帝”字字形偏扁，未将末笔竖画拉长，上疏下密，略显朴厚率性，用笔圆融，是雄强又一体现。《霍扬碑》并未体现书丹者姓名，但其高古超迈的书写方式，足以说明书丹者绝非普通书手为之。虽经千年风雨侵蚀漫漶，但肃穆雄浑之趣不减，是魏碑之佳作。然纵观中国书法史，雄强之美作为书法审美的范畴之一，展现出生气勃发、神理完足的视觉感受。而雄强茂密的艺术风格成因与用笔有密切关系，《霍扬碑》用笔厚重雄强，沉稳朴茂，匀而藏锋，内刚劲而外温润，字之曲折圆而有力，点画疏散恣意，以楷隶为体，篆籀为用，如锥画沙。雄为力之用，雄强推崇的是精神气象，参有道家浑然与天地同体的精神气质，故雄强之力不露骨，为内蕴之力，是内在的、精神的、实质的美，源自人生命深层的力量。雄强是书法创作主体精神人格的内在彰显，可谓精神的雄强才是真正的雄强。因之，《霍扬碑》与中国传统美学所提倡的沉郁顿挫、潜气内转的艺术哲学是相通的，表现出的是内在的生命和精神。此碑最为突出的价值，不仅在于其书法艺术成就，还在于昭示着隶书向楷书演变的过程，更在于其体现着精妙绝伦、雄强无比之地域书风。雄强的书法所迸射出来的足以震慑人心的强大魅力，使它具有无比深刻的感召力，无比强大的感染力。因之，几千年来，山西的历史文化锻造着这里人们的性格、思想和审美理想，也锻造着这里的文化艺术。故雄强书风应是山西书法发展的主旋律，实际上也正是书法发展的主旋律。由于北方社会的复杂性、历史原因及书学思想等多种原因的共同推动，对北方书风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而《霍扬碑》为这种影响下的实际产物。但从事物的两面性来讲，北方的“滞后”书风不仅使古体得以传承，使由隶到楷的演变过程得以存留，而且也为我们寻找书体演进的过程提供了清晰的线索。祝嘉关于此亦有见解：魏《霍扬碑》，民国初年出土。古朴若《嵩高灵庙》，奇逸若《石门铭》，精丽若《灵庙碑阴》，茂密若《张猛龙》，高美若《爨龙颜》，绵丽若《郑文公》，可谓集诸碑之大成，真神品也。必有得之以成名者，吾且拭目以待之。祝嘉认为该碑集各碑优秀因素于一身，遂将其列为神品。对于《霍扬碑》的肯定不知仅限于祝嘉先生一人，罗文哲言：碑文方正典雅，古色照人，历经千年风雨侵蚀漫漶，而肃穆雄浑之趣在焉，是为魏碑之佳作。在曹操奠定北方统一局面的同时颁布禁碑命令，《宋书》记载：汉以后，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凋敝，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曹操为遏止浮华浪费的风气，恢复北方凋敝的经济，下令禁厚葬，此令在曹魏统治下的北方地区得到了良好执行，并且其后的近四百年的时间，禁碑成为通行制度。西晋取代曹魏之后，武帝在咸宁四年下诏重申碑禁，《宋书》记载：此石兽碑表，既私褒美，兴长虚伪，伤财害人，莫大于此，一禁断之。其犯者，虽会赦令，皆当毁坏。碑禁至隋朝颁行立碑制度后，才算完全得以解禁，这使得东汉自由立碑的风尚受到了约束。在当时严苛的碑禁政策下，能够产生高一百九十七厘米、宽八十九至九十六厘米、厚十三至二十厘米的巨型碑刻更是难能可贵。山西地区这一时期的碑刻书法，以其雄风高踔的面貌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无论其书法形质还是尺寸大小，实为魏碑佳刻无疑，值得宝之爱之。《霍扬碑》并非横空出世，首先是离不开前朝审美主旨的影响，这为楷隶兼容的书风奠定了思想基础；其次离不开那个时代书家所提供的书写样本，这为楷隶兼容的书风提供了技法支撑，使得《霍扬碑》显现出审美的多重性：第一，该碑展现了楷隶并存的双重审美；第二，该碑在用笔上表露出方圆相济的双重审美；第三，正是由于前两点的共同作用，造就了该碑质朴与妙趣共生的双重审美，体现出一种意蕴深厚的文化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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