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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碑刻按种类分，大致有刻石、碑碣、墓志、摩崖、石阙、石经、造像记及杂类等。但是这样分类也只能就其大概，其形式、内容、功用方面往往有交叉。如西晋和十六国、北朝时期，有些墓志就做成碑的形状，设置在墓室、墓道里。造像记也有做成碑的形式，而称之造像碑。四川等地的东汉崖墓，往往在墓室石壁上刻有题记，记年月、姓名、造墓大小、价值等。简单的仅刻死者姓名。形式是摩崖，而内容则近碑志。以上所列各类碑刻，其所立或为纪功述德，垂之久远；或为标识冢墓，以示来昆；或为正定文字，启明后学；或为发愿祈祷，修福禳灾等，初无流传书法之意图。而宋代及以后的刻帖，有木刻，有石刻，而以石刻占多数。刻帖之动机是摹刻名人、书家的书迹，用以保存、传拓，化一身为千万，可作观赏、临习。其所研究刻帖的学问称之为帖学。帖学，一般不包括在传统的金石学中。专门研究碑刻的学问称之为碑学，是金石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刻帖，不在碑刻种类之内。立于宗庙、坟墓，刻有铭文的碑之实物，到东汉中期才大量出现。后人于是将发现的新莽以前凡刻有文字之石称之为“刻石”。“刻石”的名称来源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巡游天下，先后在沿海地区的峄山、泰山、琅琊台、之罘、之罘东观、碣石、会稽等地立石刻辞，以颂秦德。这些在《史记》里有记载，都有“刻石”、“刻所立石”之称。战国时秦国的《石鼓文》，金石文字学家唐兰就起名为《雍邑刻石》。中山国有《公乘守丘刻石》。秦代有《峄山刻石》、《琅琊台刻石》等。西汉则有《群臣上醻刻石》、《五凤二年刻石》、《麃孝禹刻石》、《连云港界域刻石》。新莽时有《居摄二坟坛刻石》、《莱子侯刻石》等。也有如《鲁北陛石题字》、《霍去病墓石题字》、《杨量买山地记》、《鲁孝王陵塞石》等则以其形式、功用来命名。这些石刻可归入杂类里面。后世少数石刻也有称作“刻石”的，如高句丽《好太王碑》，它是一块高六米多，不规则立方柱体的巨石，石质粗糙有小孔，四面刻字，非碑的形制，故亦有称之为《广开土王纪功刻石》。碑与碣在古代是有区别的。有些人讲：方者为碑，圆者为碣。古人有称《石鼓文》为《猎碣》的。《石鼓文》是十枚鼓形石，每石在四周刻四言诗一首，内容为歌颂秦国国君游猎的情形，这十枚石头形状像北方吃的玉米窝头，顶是圆形的，故有人认为这是“碣”，其实和后世圆首碑是不同的，碑石两面是扁平的，而《石鼓文》之石是圆柱形的，体形亦矮小。一些圆首的汉碑，都自名为“碑”，如《衡方碑》、《樊敏碑》、《赵宽碑》等。到唐代，有《丧葬令》曾规定：五品以上官员墓前可立碑，七品以上官员墓前立碣。到这个时候，才有明确的区别，碑为方顶，碣为圆顶，并有等级区别。碑在古代，本是竖立在墓圹前后或两边的大木，两碑之间有辘轳，引棺的绳索——“綍”绕在辘轳上，将棺椁徐徐下入圹中。陕西凤翔境内1986年发掘清理完毕的秦公大墓内，在土圹南北两侧各有一木柱，即是碑。后来将碑改为石制，上面刻字，记述墓主生平事迹，立在墓前，而“引綍下棺”的功用则消失了。东汉时的碑，有一类是圆首的，正中或偏上方有一圆孔，名曰“穿”，其上部往往刻数道弧形凹痕，称作“晕”。“穿”意味着引綍下棺装辘轳用，而“晕”则意味着绳索在碑上磨勒出的痕迹，以存古制。还有一类是尖首，如圭形，也有“穿”，是立于宫室宗庙的碑。《仪礼·聘礼》郑玄注云：“宫必有碑，所以识日景，引阴阳也。凡碑引物者，宗庙则丽牲焉，以取毛血。其材，宫庙以石，窆用木。”宫室的碑用以测日影，以知季节时辰，其功用与圭表类似。而宗庙之碑则用以系屠宰前的牺牲。典型的汉碑有碑额，在碑正面上方，刻碑铭题署，字体有篆书，也有隶书。穿在碑额上，或在额下。碑之正面称碑阳，背面称碑阴，两侧称碑侧。碑下有座，以起稳固作用，称为趺，趺多作长方形。前人以为碑要到南北朝时才作螭首龟趺，其实汉王舍人碑和樊敏碑均作螭首龟趺，可见其制始自东汉。只是汉碑较朴素，大多不加纹饰。这种典型的碑式在东汉早期尚未发现。汉碑碑阳一般刻正文，记事颂德。墓碑列墓主名讳、里贯、履历、叙述门第、祖先、事迹、品行，多加夸饰。碑文末尾常系四字一句的铭辞。正文如果碑阳写刻不下，则连续刻于碑阴。当时的人在生前死后皆可立碑，立碑者除子女外，还有门生、故吏。碑阴一般列门生故吏姓名及出钱数目，非门生故吏而出钱者，谓之义士，如《孔宙碑》、《张迁碑》等。出钱人多，碑阴写不下有写于碑侧者，如《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仓颉庙碑》等，立于宗庙的碑也往往刻出钱人的名字。以石为载体的文献形式是人类最古老的文献形式之一。古埃及早在第四王朝时（约公元前2613年～前2494年）即有方尖碑。方尖碑有光滑无字的，也有刻象形文字的，多竖立于神庙。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公元前27年称帝）时代起就陆续将方尖碑运到罗马，竖立在广场中央或显著位置。在罗马，这些从埃及运来的方尖碑就有十三座。圆首的石碑起源更早，埃及在公元前约3000年的第一王朝时期就已出现。两河流域四千多年前也已有圆首石碑，这些石碑数量很多。方尖碑和圆首碑在形式上和汉碑接近或相似，而年代要比汉碑早二三千年。我国东汉中后期，碑大量出现，固然与当时崇儒授经、标榜名节、虚伪好名、重丧厚葬等风尚有关，而其形式上是否因东西方文化交流而受到影响，因没有文献上的证据，只是作为一个问题和现象提出，希望同学们在这方面作一下探索。自东汉末期，执政者曹操“以天下凋敝，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而后魏文帝下过“薄葬诏”，并在洛阳天渊池建九华殿，殿基全用洛中故碑累叠而成。高贵乡公曹髦也立过禁令。晋武帝咸宁四年因禁令弛替，下诏曰：“此石兽碑表……，一禁断之。其犯者虽会赦令，皆当毁坏。”东晋末和梁天监六年也分别禁过碑。所以魏、晋、南朝，立墓碑极少。而十六国、北朝无碑禁，相反孝文帝曾下诏：一些旧墓，只要“铭记见存”，“三公及位从公者，去墓三十步，尚书令仆，九列十五步，黄门、五校十步，各不听垦殖”。这就无疑鼓励有官位者设立碑、志，墓葬能得到保护。但因长期战乱，不是无暇立碑，就是碑刻毁坏殆尽。自汉代有碑铭以来，一些大手笔常被请为撰文，如汉代蔡邕、东晋孙绰。至南朝，王公百僚的碑志甚至由皇帝、太子及大臣亲自撰制，史乘文集皆有记载。梁朝安成康王萧秀死后，得到梁武帝诏许，在墓前可以立碑，萧秀门下的文士王僧孺、陆倕、刘孝绰、裴子野各为制碑文，因难分优劣，四碑同竖立在神道。由于立碑的目的是为了使碑主的事迹、功德传于后世，故汉、晋碑铭体例大多不列撰书者，只有少数例外，如《华山碑》、《樊敏碑》等有书者之名，而刊刻造作的石工的名字却常常隶于碑末，这是受当时物勒工名的影响。隋唐以后，寺庙宫观、园林官廨、学堂书院，凡兴建修葺，必立碑以志之，碑碣数量又突然增长。唐初开始，在碑上列撰书者职衔姓名的逐渐多了起来，至开元以后，碑铭必有撰书者。韩愈为文，必索润笔，一字之价，辇金如山；李邕书碑，所得酬金巨万；柳公权书法名闻天下，子孙若不能请得其为先人书碑，被视为不孝。于是唐碑不重所葬之人，而重撰文、书丹之人。唐碑刻勒皆精，故名家书迹，宋代以来，其拓本皆作临池范本，或转辗翻刻，如同法帖。而唐代以后，因时间晚近，书家存世墨迹亦多，除蔡、苏、黄、米等少数名家所书碑记之外，皆不为世人所重了。摩崖，是指天然崖岩上所刻的文字。有时崖岩需加磨治，然后再刻字。可以想象，摩崖应是各类刻石中最先出现的一种。贵州的红崖刻石，福建各地一些山崖上所刻的所谓“仙篆”，皆无法释读，应是先秦南方少数民族所刻的原始图像文字。《庄子》云：“易姓而王，封于泰山，禅于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垠堮勒石，凡千八百余处。”《庄子》多即事寓言，上古在泰山如果有这么多刻石，而后世不可能实物一无所见，故此言不可信。秦始皇巡游天下，在沿海地区多次刻石，《史记》记载，皆言“立石，刻颂秦德”，唯三十二年（前215）至碣石，刻辞于碣石门，而不言立石，则碣石门为摩崖刻石也。汉代，因势利便将一些要永久传存的标记刻在山崖上，如浙江绍兴《大吉买山地记》、江苏连云港《界域刻石》以及四川崖墓题记等以外，还有一些是因战争胜利，宣扬威德；或兴修阁道，纪念功绩，往往在边塞隘口、工程艰险处、断崖绝壁上刻辞记颂。前者如《裴岑纪功碑》、《刘平国刻石》等，后者如著名的《石门》、《西狭》、《郙阁》三颂等。山崖岩石坚硬粗粝，刻字都用锥凿而成。非如刻碑志，用石灰岩整治打磨平光，快口薄刀，将铁尺轻轻敲击，双刀沿字口刻成，笔画起讫，都见锋棱。所以摩崖字较大，笔画粗细变化小，字口往往剥落，显得雄浑古朴，似有篆书笔意。其实这种所谓的篆书笔意，多半是锥凿的效果。北齐、北周时，由于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两度灭佛，一些僧侣信徒在山东、山西和河南、河北（当时北齐境内）一些地方的山坡岩崖上，用大字深刻佛经、佛号。如山西太原风峪的《华严经》，河北武安北响堂山的《唐邕刻经》，山东泰山《泰山经石峪金刚经》，邹城葛山、尖山、岗山、铁山《四山摩崖刻经》等都是。铁山《匡喆刻经石颂》云：“缣竹易销，金石难灭，托以高山，永留不绝。”正是刻佛经、佛号于崖岩的用意。这些摩崖还刻有不少题名、题记（记经主姓名、署经人、刻经的时间等）。有些刻经如泰山《泰山经石峪金刚经》、邹城四山摩崖等，字都很大，有一二尺见方，而且字很多，书写时可能用草把蘸白垩水所写，刻时先用凿子沿字口双勾刻成镂空字，笔画交叉处也照刻，然后将字的笔画用凿子掏深，一个字就刻成了。往往有些字仅双钩刻了未掏深，留了下来，让我们知道刻字的过程。摩崖，南北朝以前多纪功颂德，以后多题咏题名。一些名山大川大多有唐代以后的题刻，为大好河山增添了不少人文景观。汉代祠庙、陵墓前都有装饰性建筑——石阙。石阙在门前的两旁，两阙中间为行走之道，即神道。河南登封太室阙、山东嘉祥武氏阙等铭文中，皆直称为“阙”。而四川渠具冯焕阙、沈氏阙、北京秦君阙等均自称“神道”，故又称石阙为“神道阙”。登封少室阙即刻有篆书阳文“少室神道之阙”。大多石阙刻有铭文，或刻于阙身，如嵩山三阙，或刻于檐下枋头上，每个枋头刻一个字，如四川雅安高颐阙。石阙铭文一般只有数字至数十字，个别也有不相干的铭文刻于石阙上的，如登封《开母石阙》上刻有《堂谿典嵩高山请雨铭》。从石阙上所刻的文字书法看，可以了解古人在书写时会考虑到载体的尺幅大小而随机应变，如《冯焕阙》和《沈君阙》的字是写在阙身上的，面积较大，横向笔画尽情舒展，奇逸开张，无挂无碍，别出心裁。而像《高颐阙》枋头上的字，只能局限于每一方块上写，故字都很方正。现在汉代石阙共有29处，其中山东4处，北京1处，河南4处，四川地区最多，有20处。石阙在汉代以后基本不再营造。南朝帝王公侯陵墓前也有“阙”，和“神道”，但形状与汉代不同，作石表形式，也刻铭文。字为正书，有的西阙上作“反左书”，如江苏丹阳《梁太祖萧顺之西阙》、南京《梁安成康王萧秀西阙》、《梁吴平忠侯萧景阙》（亦为西阙，东阙佚失）都作“反左书”。南朝人热衷于写杂体书，名堂有数十种，梁东宫学士孔敬通创“反左书”，即反写的楷书，当时称之谓“众中清闲法”。这些石阙上的就是“反左书”的实物，想不到游戏性质的新出杂体书，马上就刻立在庄严的帝王公侯陵墓神道上了。石经，为官方所立，将儒家经典刻于石上以为定本，让后儒晚学取正。历代大规模的刻石经共有七次。关于各次刻石经刻了哪些经典，多少经石，存佚情况，前人有考证专书，有兴趣可查阅。我只简单论述与书法相关的部分。《汉石经》，工程甚大，始于熹平四年（175年），讫于光和六年（183年），历时9年，所刻经都是今文经，用隶书一体写成，故又名《熹平石经》、《一体石经》。原立于洛阳太学讲堂东侧，现仅能见到残石。从史传上能知道的和各残石上能见到的人名，有上奏灵帝要求正定六经文字的蔡邕、堂谿典、杨赐、马日磾、张驯、韩说、单飏等，还有仪郎卢植、杨彪、刘弘，光禄勋刘宽、谏议大夫赵域、宦者李巡，郎中张彣、苏陵、傅桢、孙表、孙进，博士左立、司空兼集曹掾周达，司空属尹弘，舍人傅弥，以及张玹、陈懿等，甚至还有刻工陈兴之名。这些人中有很多是有名的经师硕儒，有的是可能参与校勘审定的人，也有的可能是书写、核对、督造的人。旧籍以石经书写者归称蔡邕一人。蔡邕是著名的学者和书法家，光和元年（178年）因陈灾变而获罪徙朔方，次年又亡命江海，居吴会（今江浙一带）12年，可参与的时间仅三年。经文总字数约20万余，必非一人之力能完成，验诸各经残石，书法风格亦有不同，故知非蔡邕一人所书。石经的字是当时工整的官书体，也是铭石书的代表之作。《魏石经》，是三国魏正始间（240～248年）刻《古文尚书》、《春秋》和《左传》部分，皆古文经，每一字用古文、小篆和隶书三种字体书写，立于洛阳太学讲堂西侧，现亦仅存零碎残石，后世亦称为《正始石经》、《三体石经》。北魏江式《论书表》以为《三体石经》由邯郸淳书写。邯郸淳六体皆工，又擅古文，在汉末魏初其古文和篆书影响最大。卫顗曾学其所书古文《尚书》而酷似之。然卫顗之孙卫恒《四体书势·古文字势序》云：“至正始中，立《三体石经》，转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已明指非淳所书，卫恒距《正始石经》所立年代极近，祖父又学邯郸淳古文，原迹应都能见到，其说可信度更高。《唐石经》，唐开成二年（837年）刻成，正书。迭经修补，现完整保存于西安碑林，又称《开成石经》。书者有艾居晦、陈玠、段绛等四人，为当时皆能书虞、欧体者。《蜀石经》，始刻于后蜀广政十四年（951年），至廿一年（958年）刻成十经，立于成都学宫，今存零星残石。据宋晁公武《石经考异序》所记：各经书写者有张德钊、杨钧、孙逢吉、周德贞、孙朋吉、张绍文等，正书，风格亦类虞、欧，又称《广政石经》。两宋时又不断增刻。《北宋石经》，宋仁宗敕刻于庆历元年（1041年），至嘉祐六年（1061年）刻成，置于开封太学，一行篆书，一行正书，故称《嘉祐石经》或《二体石经》，现有残石存世。篆书由章友直、杨南仲、胡恢、赵真继、张次立、谢飶等人所书，皆当时名手，其字迹大小、风格不尽相同。正书书写者不知何人，字方正近欧字，宋版书字体与之相似。《南宋高宗御书石经》，宋高宗于绍兴十三年（1143年）九月下诏将其平日所书《周易》等六经及《礼记·学记》、《经解》等五篇刊刻于石，立于杭州太学院。其中《论语》、《孟子》为行书，其他皆正书。宋高宗本人书法甚佳，将墨迹摹刻于石，类似于刻帖。现存77石，在杭州府学。宋高宗又命国子监用木板复制刻《淳化阁帖》。这两种举措对南宋刻帖之风盛行起到了推动作用。《清石经》，江苏金坛人蒋衡用正书写十三经，干隆初年，由达官献与朝廷。高宗于干隆五十六年（1791年）命校刊石经，至五十九年（1794年）刻成，凡190石（其一为记事碑）立于北京国子监，今仍完整，亦称为《干隆石经》。历代小规模刻儒家经典还有一些，著名刻单部经典的有唐玄宗李隆基隶书《石台孝经》，今在西安碑林。佛教僧侣和信徒将佛教经典刊刻于石上，是出于护法的信念。除前面谈到的北齐、北周大规模摩崖刊凿佛经、佛号外，还有隋朝僧人静琬在北京房山发起刻造佛教石经，以备佛法毁灭时，充经本之用。房山刻经自隋朝起，断断续续一直刻到明末止，将各部佛经刻于石版，分藏于石经山顶九个洞中和云居寺西南压经塔下的地穴内，大小经版约有15000块，这是我国石刻集中数量最多的地方。道教刻经数量很少。道经中除《道德经》、《黄庭经》、《灵飞经》等由历代一些书法家书写后刻石以外，在明代宣德三年（1428年）道教两大宗派的全真教陈风便、正一教王至玄等刻道经曾送往石经山储藏。其规模与佛教刻经不可比拟。儒家石经在书法史上的影响非凡。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这些经典刊刻时，书写者皆一时之选，也受到当时士子的重视，以为楷模。如《熹平石经》，“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这些官方刻经现在看来因过于华美整饰而缺少生气，但在当时，都是奉为典范之作的。也说明古今的审美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其次，石经促使了传拓技术的产生。《隋书·经籍志》著录有《一字石经某经》若干卷，《三字石经某经》若干卷，于“小学类”小序中云：“其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传拓技术可以保存、复制、流传名家书迹，使得后世学习书法的人能在案头观赏临摹金石铭刻、法书名迹，晤对古人。甚至对隋唐以后印刷术的发明也有所启发。以上两大类因篇幅关系，略而不讲。在这方面的论述，可参看本人书学文集中所收相关论文。如塞石、黄肠石，画像石题榜、题记，买地券、石经幢（石经幢自唐初佛教密宗传入后，寺庙中往往立石幢，上刻陀罗尼经咒或佛号，也可作为佛教刻经）等。清代中后期碑学书法兴起后，学书取法的对象范围大大开阔，一般临池和创作，还很少将目光注视到这些方面。庄子云：“道在瓦甓。”不妨也去了解它们，为我所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