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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王国维的一句话来概述清代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三家的篆刻艺术成就，即完白之印体大，攘翁之印技精，悲盦之印意新。吴、赵二氏皆从邓石如出。吴使刀如笔，婉转跌宕，圆熟自如，在“印从书出”上，更进一层。赵则“印外求印” ，殚精竭虑，把权量、诏版、钱币、镜铭、砖瓦等器物文字巧妙地移到印中，别开新境。可惜的是，赵之谦四十岁左右就封刀了，没能像吴让之那样一辈子刻到老，“通会之际，人印俱老”。我对吴让之篆刻的最初认识来自马国权先生的《近代印人传》 ，所载名家如方介堪、韩登安等，早年治印都从吴让之、陈豫钟入门而溯源两汉，遂尔无种不妙，无妙不臻。后我读到几篇有关吴让之篆书篆刻的文章，对“刚健婀娜”“吴带当风”二词，印象尤其深刻，觉得吴让之写篆书能如此驾轻就熟，潇洒自如，非常崇拜。越十数年，我在编撰《邓石如经典印作技法解析》的过程中，反复比对邓、吴二氏的作品后，觉得邓石如的书法与篆刻更加雄浑质朴，摄人心魄。这种变化也反映在我对赵之谦开展的课题研究中，且形成了我的审美取向：篆书偏好邓，篆刻偏好赵。一天午饭前，我向祝遂之老师汇报研究进度时，说道：“赵之谦篆刻匠心独具，每方印都用意很深。”祝老师微笑地告诉我：“你回去多看看吴让之的印谱。”因为祝老师要赶下午的会议行程， 我没追问“为什么”。然而这个疑问一直在脑海里盘旋……二〇一二年，我准备谋刊《二奴山房印存》 ，请祝老师定稿。他看完稿子后说：“我非常赞同晚清吴攘翁的话，刻印以老实为正，让头舒足为多事。刻印贵在平实中见古意。你的印有根矩，有己见，要坚持住。”我恍然大悟，原来祝老师希望我去体会吴让之的“老实为正” ，立定两汉，不逐时好。然而，正是这样一位篆刻大家，后人对他的研究却没有那么全面深入。其书画作品散落各处，未见完整的辑本；文献留存状况更为零散，尤其诗文方面，未见集子刊行；生平行状方面，仅见祝竹、朱天曙先生编撰的简略年表。清代印人的社会地位普遍不高，学术影响也比较有限，困顿者居多，造成流传下来的资料很零散，无法开展深入的研究。赵之谦的情况也与之接近，沙孟海先生有感于这一状况，曾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列出一个篇目，准备整理赵之谦文集，限于精力，未能如愿。后来我花了八年的时间，钩沉爬梳，整理了《赵之谦集》，尽管还有遗漏，但总算是做了一点基础性的文献梳理工作。二〇一七年十月，郑力胜同学来问硕士论文的题目方向，我就想起吴让之研究的空白情况，希望他能在资料搜集、年表编撰以及学术研究上，有全面而深入的功夫。尤其在梳理篆刻艺术时，能在“老实为正”这一印学思想上有所阐发。刚开始，他觉得无从下手，摸不着头绪。我用整理《赵之谦集》的经验辅导他，从文本、作品到关联人物资讯的查找，循序渐进，甚至鼓励他到日本访问。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底，我带他去日本岐阜拜访正在那里讲学的祝老师。祝老师对他说：“吴让之的篆刻境界比赵之谦高那么半点，很小的半点，但内含篆刻至理。” 这句话让他兴奋不已，对吴让之的“老实为正”有了更进一层的理解。回国后，好学勤奋的他渐入佳境，到扬州、泰州实地考察，想尽办法从公私收藏处要到资料，时有新的发现。随着材料的累积与文献的梳理，率先完成《吴让之年谱》。紧接着论文在努力还原吴让之生活状态方面，有新的突破，让大家认识到吴让之不仅仅是一位全面的艺术家，在学术、诗文上也有较高的造诣，尤其游幕期间的著述校注、书画鉴藏等活动，是其高超篆刻艺术背后的学养支撑。这种由人而学再艺的个案研究方法，在我看来是扎实有效的，值得提倡。“老实为正，让头舒足为多事” ，这句名言就是吴让之在六十五岁时给魏锡曾所辑赵之谦《二金蝶堂印谱》写序时提出的，并评价赵之谦的篆刻“已入完翁室，何得更赞一辞耶”。之所以会有这样一句话，一是他一生刻印的经验总结，二是时代风气使然。自元赵孟頫提倡“汉魏而下，典型质朴之意”始，迄于晚清，印学界对汉印的认知越来越深入全面，吴让之是其中的代表。他的“汉碑入汉印”之说，本于“印从书出”而愈加具体。而其用意恐与嘉道以后书法中提倡“横平竖直”有关，也有可能与何绍基于咸丰六年（一八五六）五月十日晚当着他的面大贬其老师包世臣作书“不能平直”有关。而纵观其一生所刻之印，确实能看到晚年日趋平实质朴，有一种从容不迫的优雅，无人可敌。吴让之出于欣赏或呵护赵之谦才华的目的，把经验之语说给他听，没想到却激起了赵之谦的好胜心。赵之谦在《书扬州吴让之印稿》中，用激昂的文字做了一番雄辩。一、“让之所刻，一竖一横，必求展势，是厌拙之入而愿巧之出也” 。二、“让之论余印，以近汉官印者为然，而他皆非”，他很不服气。三、“指以为学邓氏，是矣，而未尽然，非让之之不能知也”。这个“故”就是赵之谦听魏锡曾转述了吴让之“浙宗亟称次闲”的观点，大感不满。因为在赵的眼里，“浙宗自家次闲后，流为习尚，虽极丑恶，犹得众好”。还听说“让之以曼生为不如”赵次闲，立刻替陈曼生打抱不平，认为“次闲学曼生而失材力”。“浙宗见巧莫如次闲，曼生巧七而拙三，龙泓忘拙忘巧，秋盦巧拙均，山堂则九拙而孕一巧”，赵之谦从“巧拙”论上，批评了赵次闲的篆刻。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吴让之与赵次闲没有交集，也未看到有推扬后者的文字。其实，吴让之对待浙派篆刻以及赵次闲的态度，魏锡曾《吴让之印谱跋》中已有说明，曰：“余尝以钝丁谱示让之，让之不喜。间及次闲，不加菲薄。后语撝叔，因有此论。盖让之生江南，未遍观丁、黄作，执曼生、次闲谱为浙派。又以次闲年长先得名，诫相轻，且间一仿之，欲示兼长。其不喜钝丁，习也；不病次闲，时也。”吴是“不喜钝丁”，“不病次闲”，到了赵的笔下，变成“亟称次闲”，估计是转述观点环节上出了误解。其中，有个明显的矛盾是赵之谦在《书扬州吴让之印稿》中先说清代徽宗篆刻自“巴胡既歾，薪火不灭， 赖有扬州吴让之”，再言“徽宗， 拙入者也”。那怎么会得出结论吴让之的篆刻“是厌拙之入而愿巧之出”者呢？颇令人费解。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前后，赵之谦刻了方白文自用印，印文为“会稽赵之谦字撝叔印”，侧款刻：“息心静气，乃得浑厚。近人能此者， 扬州吴熙载一人而已。”这方印布白大疏大密，大开大合，“必求展势”，与吴让之的印风暗合，可见三十几岁的赵之谦喜欢姿态变化、婀娜刚健的印风。所以，对吴让之刻印的评价是“十年前曾见一二，为大叹服”。同治二年（一八六三） ，赵之谦还“介其友稼孙魏君转海来江苏”泰州拜访吴让之，求序治印。其钦佩之情，当是发自内心的。而此时的吴让之已入晚境，认为“以汉碑入汉印，完白山人开之，所以独有千古”。因此，当魏锡曾将赵之谦的印作持示吴让之时，吴毫不犹豫地论其印“以近汉官印者为然，而他皆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按孙过庭《书谱》言：“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六十五岁的吴让之处于“复归平正”阶段，而三十五岁的赵之谦正处于“务追险绝”时期，产生理解上的误会，也是正常的。辛丑春，郑力胜持示从坊间搜得的新见吴让之印存，准备影印出版。其艺术、文物价值，已有专文介绍，此不赘述。我借题申论如上，置于卷首，以为引言，不知妥帖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