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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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迷恋苦难，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可是对于苦难的迷恋又在多大程度上成了一种刻奇？这个问题不免令人担忧。移情、同理的人道主义叙事往往遮掩了一种蕴藏于自身当中危险，在对苦难的移情中，叙事者利用他人来巩固自己的权力，甚至摧毁他人（就如近来有关劳工的某种讨论，劳动者作为高校知识分子的素材，成为了她表演的一部分，这当中显然少了某种自觉）。塔阿勒·阿萨德（Talal Asad）在回顾结构-能动性的人类学时，他或许尖锐地指出，人类学对他者的迷恋，有时是为了以他者来满足自身的目的论叙事（将他者用于历史解放的叙事，人类学在对自身的厌恶中重新认可了自身）。同样，对苦难的迷恋也有这样的风险：当我们认为苦难是可以被揭露，可以被听见的对象时，我们恰恰忽视掉了一种“不透明性（opacity）”，事实上，我们大多数时候都只借用他人来讲述自己。
在如今的论调中，我们习惯了某种社会性的分析话语，它试图把人们遭受的一切伤痛都归咎于社会，就仿佛只要我们对社会有足够的明察，就能够克服掉这些一切困阻。然而对社会模糊化的表述可能只是回避“此世”一词本身的复杂：当一切都被视作“社会性”对象并被我们分析时，一个难以被认识的世界就会变得简单，不透明性因此变得透明，它也不再令人惶恐。可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很难区别社会科学所说的社会与人类存在的世界到底有什么区别。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分析貌似恰恰说明，这种有关“社会”的话语是某种寓言，它是一种为“无能”准备的措辞，为了表达出无法表达出的想法，它必须要舍弃掉不透明性。这类似于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所写的笔记，传闻他曾写过这样一句话：“寓言诞生于压抑时期。当人们不能清楚表达其思想时，就会寄情寓言。”社会，貌似恰恰是这样一种寓言，从社会科学诞生起，它的措辞就为厚重却又时常脆弱不堪的情感所寄托。
（Death in the Sickroom Edvard Munch1893）
让我们回到三十年前的法国，回到法桑的讨论。精神痛苦的社会化发生在法国政治失败的语境下（左派下台，经济困难，移民问题、社会分裂），然而吊诡的是，如果说人们的苦难来自于社会，那么为什么改造的目标不是社会，而是遭受痛苦的个人？我们能看到，援助中心的工作仍然延续了十九世纪以来的“正常化”传统，它试图让不正常的人重新变成正常的人，鼓励并帮助那些遭受苦难的不幸之人，试图让他强大到足以面对这个世界。看似人道的措施在名义上的确不再生产污名化了，可是它延续了某种生命政治的配置：不是去压抑而是去承认，不是去消灭，而是去引导，不是去改善问题，而是去强化自身——由此，不安可以再次被安抚，生命可以再次被利用。因此在这种治理下， “苦难在本质上仍是一项私人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社会知识的洞察貌似成了一种强身健体的项目。考虑到苦难是能够为自主个体所克服的问题，社会科学的分析性语言在此成了一项针对个人灵魂的规训技术，通过对“智慧”的赋予，人们可以强大到接受现实，一种更具有容忍性的灵魂诞生，它因此变得驯顺。
总之，人道主义式的语言用“揭开”、“聆听”、“看到”展现出来了怜爱，可是问题从来不会因为「被看到（听与言都以某种可视化的方式被感受）」而被解决。事实上它可能只是一种即兴表演，怜爱只是一种安抚，它模糊掉了政治上的无能，因此我们也表达不了它（就某种程度而言，如果没有政治失败，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但真的如此吗？）。社会分析的寓言是这种无能的产物，它常常让我们忘记这样一个事情：事实上，精神苦恼恰恰是一种政治抑郁。
（Dance of Death, 1899 Hugo Simberg）
译：春花
校：春花
[1] 参见由若埃勒·阿菲沙尔（Joëlle Affichard）和让-巴蒂斯特·德·富科（Jean-Baptiste de Foucauld）为Commissariat Général du Plan（总计划委员会）编纂的卷作（1992）。雅克·希拉克所采用的“社会断裂”，这一表述出自于人口学家埃马纽埃尔·托德（Emmanuel Todd）或哲学家马塞尔·戈谢（Marcel Gauchet）之手，这再次说明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对政治词汇的构筑，它在取代马克思主义阶级词汇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
[2] 雅克·希拉克在一九九五年总统选举的第二轮对手、社会党人士利昂内尔·若斯潘（Lionel Jospin）试图抓住“分隔的法国（divided France）”这一主题，他以毫无说服力的个人风格宣称，比起“断裂”，他更喜欢“裂痕（rift）”这一观念。见《一个“社会裂痕”，两种经济理论》[Une ‘fracture sociale,’ deux théories économiques]，《回声报》（Les Echos），二〇〇七年五月二日，http://www.lesechos.fr/info/france/300166117.htm ;（于二〇一〇年二月查阅）。
[3] 这项研究在巴黎及其郊区的五个场所进行的，已为法桑发表（2004b）。这项研究的基础访谈和观察是在不同场所中进行的，其中两个场所的研究是由扎希亚·凯萨尔（Zahia Kessar）（位于圣丹尼的青少年中心）和布朗迪诺·布朗热（Blandine Boulenger）（位于巴黎的失业者中心）进行。
[4] 世界医生组织（Médecins du Monde）于一九八六年发起了“法国使命（France mission）”，无国界医生（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不久也跟进；他们意图帮助那些无法接触到福利支持的人。在一个对称但最终互补的转变中，曾经为地方事业奔走的人开始介入议题更为遥远的行动（Collovald, 2001）。格扎维埃·埃马努埃利本人是无国界医生的创始人之一，后来又创办了“SAMU Social”（为无家可归者提供紧急服务），几年后他出版了一本名为《社会断裂》（La fracture sociale）的书。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这样的场所在全法国数量激增。[5]其中一个位于塞纳·圣丹尼（Seine-Saint-Denis）的镇子中——这是一个广为人知的département（一个行政范围），尤其因经济困难造成的沉重打击而闻名，不过在此却有着高度的社会与政治介入——该场所由一位精神科医生及一队心理学家指挥。市政管理层希望这个团队能以cité（住房项目）为基础，但考虑到自己的工作时间要在一群不熟悉的人中度过，这些精神健康的专业人士便不免为这一前景感到害怕，故而他们争求一个被他们委婉称之为“中立场地”的地方。他们由此在镇上的一个古老街区中占有了一座形制典雅的建筑。虽得到了安宁，但他们也无疑失去了最为弱势的委托人。[6]然而，他们提交给管理委员会的活动报告所显示的情景却令人担忧：
（March against hunger: French unemployed demonstrate in Saint-Denis, Paris, 1 January 1933）
[5] 一种评估表明，仅根据一九九七年通告条款而设立的组织就列有67家，预算总额为1.67亿法郎（30,000,000美元）。参见伊丽莎白·雅各布（Élisabeth Jacob）等人准备的报告，Évaluation des points écoute jeunes et/ou parents（对家长与/或年轻支持中心的评估），OFDT, Étude no.23，二〇〇〇年。
[6] 对该中心的详细介绍见“Un dispositif d’observation psychologique”（一座心理观察设施），见法桑（2004: 83-102），文中能找到对该中心报告的摘录及统计数据。
[7] 然而，Haut Comité de la Santé Publique（公共健康高级委员会）于二〇〇〇年二月发表了题为“La souffrance psychique des adolescents et des jeunes adultes”（少年与青少年之间的精神苦难）的汇报，报告建议在将苦难与暴力联系起来时要谨慎：“青少年精神痛苦的概念是模糊的。”作者警告道：“人们太倾向于将其与某些影响混为一谈，拼凑成同样模糊的‘青少年暴力’类别。”见http://www.sante.gouv.fr/htm/actu/36_000200.htm;（于二〇一〇年二月查阅）。
场所本身呈现出来的景象却非常不同。青少年在放学后疾驰而来，享用点心，随后分成几个小组玩大富翁，或是在IT室闲逛。这里当然也有争论，有时甚至会打起来，但是与学校操场上发生的事情相比，并不会有什么出人们意料的事情。看着这些少年，我们很难承认他们遭受着苦难，甚至是以暴力为掩盖的苦难。但就如我们在节选文字中看到的那样，心理学家已经为这种反驳提供了回答：非专业人士缺乏经验的眼睛通常看不到苦难；青少年表达苦难的失败仅仅是对苦难存在的证明。然而中心的统计材料表明，由精神科机构转诊的年轻人只有6%，由儿童保护机构转诊的年轻人为6%，由教育机构转诊的年轻人为5%，而根据自身意愿来到这里的年轻人至少有80%，并且时常心情愉悦，可这并没有阻止心理专家继续想象他们有“重大问题”。因此与学童相对普通的现实相比，这更能揭示出他们对这种环境的无知，就社会层面而言他们距这些孩子太远了：“当你来到这里，你就会感觉像是在另一颗星球，”其中的一位支持工作者承认，他不熟悉这些青少年在言语与肉体上的表达方式。但是除了巴黎中产阶级上层的心理学家与塞纳-圣丹尼街区中留着移民血统的少年的隔阂外，我在此所感兴趣的是治理采用的形式，它凭借精神痛苦来翻译社会不平等，并提议聆听工人阶级的苦恼，以此来回应他们的社会困境。
（Les Quatre Cents Coups [The 400 Blows]）
[8] 见皮埃尔·罗桑瓦隆（Pierre Rosanvallon）（1995）和罗贝尔·卡斯特尔（Robert Castel）（1995），他们也有类似的观点。“社会问题”是一种用于十九世纪的表达，它说明了无产阶级的贫穷化进程及其作为政治问题的出现。当前的“新社会问题”也结合了两个维度：经济现实及其在公共领域的表达。
[9] 埃莱娜·托马（Hélène Thomas）（1997）强调了勒内·勒努瓦（René Lenoir）（1974）的著作《被排斥者》（Les exclus）和利昂内尔·斯托莱（Lionel Stoléru）（1977）的著作《在富裕国家消除贫困》（Vaincre la pauvreté dans les pays riches），在阐述富裕社会中持续存在的贫困问题时所发挥的作用。
[10] 菲利普·罗贝尔（Philippe Robert）（2002）指出，这一主题的出现并不像人们通常所想的那样，它并不是最近的事，因为它最早出现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
但是一种语义形貌并非是凭空出现的。语义形貌源自于特定的社会领域——职业化的、制度化的、文化的世界——就特定时刻而言，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这些领域是社会事实的权威描述者并且能够为社会提供回应措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法国，精神健康领域便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它找到了阐述社会混乱的词汇。社会，或至少社会的大部分成员——从政府官员到贫穷街区中的社会工作者——在着手处理新的经济现实时，都采用了精神健康的词汇来执行有关不平等、偏差、贫困与犯罪的政策——这些问题在如今多以排斥与苦难来看待，它们寻求的是协助与聆听。在强调这种发展时，我并不是在说传统的国家工具为人所摒弃：福利机构仍然维持着，有些时候甚至被扩大了，镇压技术也在被运用，甚至得到了改良，不过也同样出现了其他的应对措施，精神科专家与心理学家为这些应对措施贡献了自己的理论与实践工具，这类应对被证明是更具效力的，因为社会科学、各类的政治家以及媒介已经为它打下了基础。我在此试图去理解的是一种社会创新，它被引介到精神健康领域中并为该领域引介到了其他领域，在理解中它既是一类专业人士的集合也是一类知识的集合。发展分析的视角常常以社会的心理学化，甚至是精神病来看待该现象，这仅是一种非常局部的解释。一旦我们绕过官方的声明，去审视国家与地方政策所实施的话语及实践，特别是由聆听中心所推广的政策，我们就会发现其方向与重点并不是被单方面决定的，我们见证的是一场表征与观念的结晶化，它们围绕在一系列的词汇与观念左右。
社会的具体显现
[11] 争论围绕着的焦点是图像权，因为这名妇女要求她的照片不要公布。她的抗议得到了阿尔及利亚当局的鼓励，而当局又翻过来被指控为是想逃避他们在大屠杀中的责任问题，因为临近军营中的军队未能干预。摄影师侯赛因·扎乌哈拉（Hocine Zaourar）因这幅被称为“本塔拉圣母（Madonna of Benthala）”的照片而获得了当年的世界新闻摄影奖（the World Press Photo Prize）。见http://www.humanite.fr/1998-02-14_Cultures_-LaMadone-de-Benthala-photo-de-l-annee-1997;（于二〇一〇年二月查阅）。
但是苦难并不仅仅在图片中被描绘，它也同样被置入到了文字中。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苦难在工作领域中无处不在。一家杂志在报道抗议运动的扩散时便刊登了这样的标题：“苦难走上街头。”社会学家达尼埃莱·林哈特（Danièle Linhart）解释道：“社会工作者与职业医生强调了人们工作的许多部门到底有多么糟糕。以前同事们传递工会卡；如今他们交换抗抑郁药。”她继续为这种发展哀叹：“有了更多对苦痛的讨论，但是这种讨论常常以个人词汇来表达……互相之间的聆听、对双方麻烦的共情，将彼此的苦难当作一回事。这个议题又一次成为了集体的焦点”。产业之中的社会关系以及生产组织的变化逐渐以精神病理学的词汇来描述。“工作条件的改变产生了苦难的新类型（Changes in Working Conditions Generate New Kinds of Suffering）”刊登在了一家国家性日报的头条上，其中一篇纪念工作事故法一百周年的长文中大段引用了精神分析师与心理学家的一系列话。在职业精神病理学专家达米安·克鲁（Damien Cru）的总结中，这些人的解释只有一种含义：“以前，苦难被限制在了工人当中，他们对此保持沉默。如今这些现象影响了所有行业类别，包括经营者与调查者。”[12]换句话说，以前工人阶级被拥护为苦难的拥有者，而如今工作界中每一个人都被怜悯，哪怕是最有特权的人。最首要的是，曾经以经济剥削称呼的东西，现在则以精神健康的词汇表达。以前工联主义者谴责开展行业活动的环境条件，而如今的职业医师则关心精神上的苦恼。当然，这个发展不应该被过分夸大，因为先前的语言并没有完全被新的语言所取代，但更为显著且有点讽刺的地方在于，抗议的话语开始在苦难的词汇中找寻它最有效的资源。
[12] 见《电视全览》（Télérama），no.2553，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六日，第8-9页，以及《世界报》（Le Monde），一九九八年四月九日，第9页。在此期间也有许多其他文章发表，包括《您必当在痛苦中劳动》（Thou Shalt Labor in Pain），《解放报》（Libération），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十日，以及《为压力与抑郁清空的办公室》（Stress and Depression Empty Offices），《解放报》，二〇〇〇年十月十日。杂志还发布特别报道：其中，Santé mentale [心理健康]于一九九八年十二月报道了“精神痛苦（psychic suffering）”，Santé et travail [健康与工作]于二〇〇〇年四月报道了“女人在工作中的痛苦（the suffering of women at work）”，La Pensée [思想]于二〇〇二年三月报道了“工作中的痛苦（suffering at work）”。
[13] 参见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日为全科医生举办的工作坊“Surmenage et limites du médecin”（工作过度与医生的限制）。二〇〇二年一月二日，《世界报》的一篇社论以“受难的医学（Suffering Medicine）”为题探讨了这一主题，这篇社论实际上与全科医生要求将基本医疗问诊费提高到20欧元、家门上访费提高到30欧元的罢工有关：受难是提高收费的一个理由。然而在这里，医生们的问题再一次与他们病人的不幸关系在了一起：“这场运动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这转译出了一种普遍的痛苦。医生们抱怨的不仅仅是他们的收入，还有他们的工作条件”，“在每一个个体都极易遭受孤立的社会中，医生成了第一个求助者”。
[14] 见“Les téléspectateurs jugent le journal télévisé（对电视新闻的公共判断）”，《世界报》，二〇〇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这项研究采用的技术据说可以保证其科学性（分级问卷调查、焦点小组、代表性抽样）。
[15] 在《论革命》（On Revolution）（1962）一文中，汉娜·阿伦特区分了对大众的抽象怜悯和对乞讨者的具体同情。吕克·博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在《遥远的苦难》（Distant Suffering）（1999 [1993]）中也采用了这一分别。如今的媒体有将大众个体化的力量，并使遥远的场景显得近在咫尺，从而将怜悯转化为同情。
[16] 这篇评论发表在《人》（L’Homme）上（1999, 149: 214–215），评论了由凯博文（Arthur Kleinman）、维以娜·达斯（Veena Das）与玛格丽特·洛克（Margaret Lock）编著的《社会苦难》（Social Suffering），它可以与文卡尼·亚当斯（Vincanne Adams）对同一本书的另一篇评论比较，见《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1998，100: 1064），后者提出了一个不同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对苦难的渴望、揭露和定位如此重要？人们可能会问，这种必要性是否也有其特定的文化渊源？这本书在文化和哲学上的动力基础是什么？奇怪的是，如果苦难被认为是国家和现代社会形态的必然结果，那么为什么如今只有苦难在我们的学科中如此具有代表性？”
[17] 参见克里斯托夫·德茹尔（Christophe Dejours）（1998）、多米尼克·吕利耶（Dominique Lhullier）（2007）和伊莎贝尔·梅泰尼耶（Isabelle Méténier）（2010）等人的著作，和许多人一样，他们的观众也越来越多。
[18] 阿兰·埃伦贝格（1998: 180）在他的研究中关注的这样的人，他们“因为必须想象一切有可能发生他身上的事情而变得抑郁”。几年后，他在《精神》（Esprit）杂志（2004）上继续论述了他的观点：他拒绝从现象学的角度看待精神痛苦，而是将这种痛苦视为“一种对个体紧张感的公开表达，这种个体类型仍然需要遵守规训、服从命令，然而现在首先得自主，有能力为自己采取行动和做出决定。”
[19] 例如，可参考方向略有不同的肖蒙（Chaumont）（1997）、埃尔内尔（Erner）（2006）以及埃利亚凯夫（Eliacheff）和苏莱-拉里维埃（Soulez-Larivière）（2006）。
如何描述这一路径？我会说它从一种惊异中涌现而来：在我们的语义世界中，苦难为何如此坚定，却又如此容易地建立起来？但是它也源于一种转变：难道我们不应当将那些看似理所应当的事实——人们因他人的不幸而受难——当作一种文化运作的产物，而这种文化运作恰恰带来了一种迄今仍未在公共领域中被清晰构想出来的存在？这不是一个对现实受难加以质疑的问题（虽然我们会感觉到，将当代的种族灭绝与过去几个世纪的灭绝行为[exterminations]相提并论，以及将当代工人的精神苦恼与十九世纪无产阶级的疼痛体验相提并论是何等的困难）。这也不是低估苦难话语在时间中的变奏（但我们不能将自身限制在这种评估中，只看待时间变奏，如果这样我们就会忽视它在国际冲突管控以及在对被统治人口治理中所产生的社会及政治效应）。我们需要将苦难作为一门当下的语言考虑，并探索这种语言对我们看待世界之视野的重构——我们要承认这是局部的——有何意义及影响。伊恩·哈金（Ian Hacking）将这种对惊奇与换位的操练同记忆联系起来：[20]
（A Clinical Lesson at the Salpêtrière）
[20] 在此可以知道的是，哈金承认自己的路径是福柯式的分析法（1995: 3-4）：“作为一种研究策略，我一直非常喜欢米歇尔·福柯所称的考古学。我认为，思想体系有时会存在相当剧烈的突变，这些观念再分配确立了后来看来不可避免、不容置疑以及必要的东西。”
回到受难，问题就成了：为什么我们以前意识不到是“社会”令人“受苦”，而在当下我们对此深信不疑？换一种说法：对我们而言，它为何看上去是不证自明的呢？以及最后：这种通过痛苦来表征世界的方式会导致什么后果？
一个问题的诞生
伊恩·哈金认为，一种“短暂的精神疾病”想要在某一时刻存在于特定社会之中，它就必须要找到他所言的“生态龛（ecological niche）”（以生态学为隐喻），也就是条件环境汇聚一致的点，通过这个点一种新的病理类型就会出现。他以此解释了歇斯底里、狂乱旅行者综合症（mad traveler’s syndrome）以及近期多重人格障碍的兴起及衰落。[21]据这位加拿大哲学家所言，一个龛位有四个基本要素：为提供诊断框架的医学分类；能够区分消极与积极的规范极性；使该现象可见并可测量的可观察性；最后是找机会解决一个没有其他解决方案的社会问题。因此，短暂的精神疾病只要符合了这四个条件便可以存在。当然，就我所考虑的案例中，苦难并不完全是一种心理疾病，而是一种精神症状；此外我们很难宣称它是暂时性的，因为这将预设一旦它出现，它便会很快消失，是我们自然会略去的一种潜在演变过程。尽管如此，如果我们愿意从现象学或诠释学的角度，而不仅仅是从政治社会学，甚至是道德人类学的角度来处理苦难，那么问题就在于它如何——也就是说在什么样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变成了社会性的。
[21] 在他有关“狂乱旅行者”的著作中，哈金（1999）表明，这种“生态龛”的模式可以适用于据说只存在过一段时间的疾病和病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法国被打上了“新贫穷”发展与“城市暴力”爆发的印记。[22]这些现象集中在特定的区域（banlieues[市郊]，或者说是贫穷街区，以及它们的cités[居住区]，或者说是住房项目）以及特定的范围（工人阶级，特别是出身于移民的工人阶级，他们特别容易受到就业市场变化的影响），其结果是一种以肯定性（affirmative）为路径而非普遍性的行动，一种补偿性而非再分配性的正义：一方面是整合失业人口的经济政策（politiques d’insertion[嵌入政治]），另一方面是支持住房项目（politiques de la ville[城市政治]）。重要的是，两种现实都在公共空间中延续了贫穷与犯罪、弱势群体与危险阶级的联结，这是十九世纪以来人们对社会问题所持的典型态度，而它的典型补救措施则在同情与压抑之间摇摆。但是这种道德上的两极化并不稳定。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同情登记薄便开始取代压抑登记薄。为吸毒者减轻损害的政策发展（它几乎完全集中在贫穷街区）为这一进程提供了一种重要指标。然而在此之前的行动大致上完全以公共秩序为基础，以治安与司法为核心（很少有专业化的精神治疗部门参与药物戒断行动），新路径强调了两个议题，对个人生命的危及（罹患艾滋病与肝炎的风险）以及精神创伤（吸毒被视为其后果及加剧因素）。[23]吸毒者的形象在揭示中则从令人畏惧并遭受排挤的罪犯变成了遭受威胁与苦难的存在，它构成了彻底改变公共行动的前奏，其中在当下被视作“照护”的东西（它涉及到了减少风险与促进治疗）则成为了地方政府针对贫穷街区的政策主轴。
（First national march for gay rights and freedoms, Paris, April 4, 1981）
[22] 经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反复使用，这两个术语已成了为人所接受的惯例。然而，我们应该从批判的角度来看待这两个术语，已有大量的科学著作投身于此。有关这两个概念的介绍及其经验验证，请参阅塞尔日·波冈（Serge Paugam）（1991）和克里斯琴·巴赫曼（Christian Bachmann）与妮科尔·勒·盖内克（Nicole Le Guennec）（1997）的著作。
[23] 我和埃尔韦·于德比纳（Hervé Hudebine）在巴黎地区进行的研究说明了，对海洛因吸食者的同情话语已经渗透到了警察的观点和工作方式当中，以至于他们在谈论海洛因吸食者时会带着一种怜悯，并系统性地避免拦截他们，以便他们能平静地地去往针头交换点。见Politiques de la drogue et gouvernement des villes: Les scènes locales de la réduction des risques [毒品政策与城市政府：风险减轻的地方景象]，汇报，Bobigny, Cresp, 2002。关于这一时期国家和地方层面的政策分析，分别见贝热龙（Bergeron）（1999）和洛弗尔（Lovell）（1998）。
从更广泛的层面来看，人们针对社会问题的态度愈发向那些被视为受害者的人靠拢，与他们连成一线。随着失业人数及其能见度的增加（尤其是在媒体上），一种共享的移情与一种旨在团结的道德敕令似乎已经取代了先前污名化行为的倾向。[24]“经济危机”被视为一切问题的来源；项目中的失业者、穷人以及年轻人都是它的受害者。此外，在一九八八年引入的融入社会最低收入（Revenu minimum d’insertion[最低收入保障，RMI]）在救济金受助人与该制度的支持者之间建制了一种新的契约义务：为换取后者承担的保证收入，受助人必须竭尽所能地找一项新工作，而在这个过程中机构也必须竭尽所能地帮助他们。这项契约以私人叙事与良善意图来揭露自我。[25]这些受到救济金的人不仅必须在工作中心呈现自我，对自身加以说明并为自己有理由获取救济金而辩护，他们也必须以这一解释为基础设计出一项计划来恢复自身在社会世界中的位置：换句话说，人们要求他们围绕不确定的当下，将过去与未来联系在一起。
[24] 在同一时期，人们对艾滋病患者的看法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如我们所见，对同性恋者的不认可以及对吸毒者的不认可，在艾滋病流行的最初几年为一种“受害者有罪”的逻辑强烈标识了出来，现在它则让位于人们对“公益”的关注，正如尼古拉·多迪耶（Nicolas Dodier）（2003）指出的那样，它指向的当然是个体与公共的健康，但也包括了对污名化的反对以及对自我实现的看重。
[25] 伊莎贝尔·阿斯捷（Isabelle Astier）（1998）在对求职委员会的研究中指出，这项政策以深入调查私人的生活细节为基础。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早期出现了两种新的词汇，它们将公共行动牢固地锚定在了同情登记薄上：“排斥”，以及最重要的“苦难”。在两个案例中，国家行政部门与社会科学家都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它们在政治与智识上共同正当化了这些新范畴。“排斥”最先出现在由Commissariat Général du Plan（计划总署）撰写的文本之中。值得注意的是一份一九九一年撰写的报告，它由菲利普·纳瑟（Philippe Nasse）指导，以及一份一九九三年撰写的报告，它受到了贝特朗·弗拉戈纳尔（Bertrand Fragonard）的指导，两份报告发展了“排斥”这一概念并规范了它在政治圈的使用。与此同时，它也被自称为“第二左派”（非马克思主义，接近于委员会[Commissariat]）的社会学家所理论化，如雅克· 东泽洛（Jacques Donzelot）与阿兰·图雷纳（Alain Touraine），他们主张存在着一种新的社会分化，其形态同先前工业化时期的不平等有着根本性的不同。[26]尽管报告或作者的解释有着某种程度的不同，但是一种更广泛的共识便是将排斥怪罪给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它不再是“纵向的”，而是“横向的”，并且有“内”有“外”，而法国人民缺乏lien social（社会联系）的比例会越来越多——一种很快就成了陈词滥调的说法。虽然产生这一新描述的分析很少基于经验研究，因此也无法提供这些所谓被排斥者的可能画像，但是与不平等的语言相比，针对排斥的专门术语却唤来了更多具体现实。媒体广泛采用了这一词汇，使用个人故事与图像来说明问题不再局限于社会边缘，而是影响了整个社会：无人是安全的，每个人都有堕入“另一边”的风险。民意检测显示，法国社会中有很大比例的人感觉到了被排斥的危险。很少有人对失业或短期雇佣的风险与社会类别[27]有着密切关联加以评论，例如，非熟练工人的失业风险要比专业工人高出六倍。
[26] 参见雅克·东泽洛和若埃尔·罗曼（Joël Roman）（1991）以及阿兰·图雷纳（1992）为《精神》出版社集卷所提供的稿件。计划总署报告包括了菲利普·纳瑟的报告，“Exclus et exclusions: Connaître les populations et comprendre les processus[被排斥者与排斥：对群体识别及理解的过程]”，以及贝特朗·弗拉戈纳尔的报告“Cohésion sociale et prévention de l’exclusion[社会融合以及对排斥的预防]”。当时该规划主体与《精神》杂志的相关知识分子的关系密切且有机（个人联系、工作组、共同出版报告）。关于排斥概念的社会历史分析，见法桑（1996）。
[27] 阿兰·比尔（Alain Bihr）和罗兰·普费弗科恩（Roland Pfefferkorn）（1999）回想道，一九九八年法国职业阶级的失业率为4.5%，而非技术工人的失业率为21.9%；短期合同和临时就业在职业群体中的比例为2.9%，非技术工人为19.2%。
[28] 该书的实物展示本身就引人注目。在法文版（1993）的封套上，标题被巨大的红色字母掩盖，它将“法国的言说（français parle）”这两个单词打在了上面。然而，当书本完全打开时，“français”却变成了“souffrance”（痛苦）。埃里奇·迈格雷（Éric Maigret）（2002: 172）讲述了研究组织者是如何找到他的：“作为一名学生，我被邀请参与这项研究；我记得我发现这个邀请并非因主题而变得简单，而是因为其界定的实体主义方式：我们必须找到一个我们认识的、一生中‘真正遭受苦难’的人。”。这一“指示”意味的是，“只有痛苦才是可以听得见的”。
[29] 在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出版的《社会科学调查》（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中已经介绍了这一集体研究的最初内容，它的标题就叫“苦难”。看到皮埃尔·布迪厄不无天真地发现了“他人的生活”，这令人感动不已。他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强调了这项研究如何成为他科学工程的转折点：“我已然到了现在这个年龄，多培养出了一点社会神经，因此才能做出这种僭越。”
因此，当城市事务部际专员吉恩-玛丽·德拉鲁（Jean-Marie Delarue）任命安托万·拉扎勒斯（Antoine Lazarus）为“城市、精神健康、不稳定性与排斥”工作组的组长时，分析与提议的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在两年后，他们产出了这一主题之中最具影响力的出版物。[30]社会苦难的“生态龛”已经得以确立——或者说，至少已经有三个可能性的条件结合在了一起。
[30] 这份报告的标题非常醒目，叫做Une souffrance qu’on ne peut plus cacher（无法再掩藏的苦难）。有关这份参考材料，德拉鲁声称他的机构“定期通告了打击排斥政策实施的阻碍问题”，并且“这些困境尤其与病态状态有关，或者更具体地说与特定群体的心理健康有关”。因此，社会排斥和心理健康这两个概念从一开始就联系在一起。该报告由埃莱娜·施特罗尔（Hélène Strohl）撰写，于一九九五年以打印文档的形式发表。
因奥斯汀（Austin）的讲座，人们已经认识到话段（utterances）可以是“述愿性的（constative）”或“操演性的”——也就是说有关某物是什么的言说，或是通过言说它们而产出某物。然而，在公共场合中，被说出的言辞在述愿与操演的同时，也作为一种对事实的纯粹观察呈现出来，它同时又促成了这些事实的存在：仅仅把不安全感当作对现实的描述，这种说法又导致了不安全感的产生。但话语想要在社会上发挥功效——换句话说，想要被承认为是真实的——就必须要遵守特定规则，我们可以从其有效的对反案例中判断出这些原则，它始于“非适合条件的教义（doctrine of infelicity conditions）”，即其中的一个或多个条件缺席便不会成功[31]。因此，言说一个述愿性或操演性的短语并不足以产生效用。它还必须要有一个为常俗所承认的流程，通过适当的人群在适当的环境来运转。只有当精神科医师对苦难进行研究并将它纳入到正当的制度框架时，它才能在公共政策定义中成为一个有效概念。
[31] 约翰·兰肖·奥斯汀（John Langshaw Austin）（1962: 23）在他的一门课程中开玩笑地以下述案例来说明展演性话段的非适合性：“就假如我看到一艘船停在码头上，走上前去砸碎挂在船尾的瓶子，然后宣布‘我给这艘船取名为斯大林先生号’，再另外踢开船锚，但问题是，我并没有推选为命名者。”
[32] 会议记录已出版：J. 菲尔特什等编，Déqualification sociale et psychopathologie: Devoirs et limites de la psychiatrie publique[社会边缘化与心理病理学：公共精神病学的义务与局限性]，里昂，ORSPERE，1994；以及J. 菲尔特什等编，Souffrance psychique, context social et exclusion[精神痛苦、社会语境与排斥]，里昂，ORSPERE，1997.
[33] 跨部门工作小组的四十七名成员中，组中有七名被视为专家的精神科医师遭受到了质疑。其中一位名叫让·迈松迪厄（Jean Maisondieu），是一名前军医和普瓦西医院的精神科医师，是针对排斥之临床实践的先驱。
首先，拉扎勒斯从精神医学的传统对象中转移开来，他断言道，在贫困街区观察到的精神失序并不是有关精神病理学的问题：“如果不是疾病，那它就是苦难”，报道坚称道。罗贝尔·卡斯特尔（Robert Castel）早先将这一种逻辑描述为，“为心理本身的利害而促进心理”，因此“要超越精神病学。”[34]这份报告有效表达了对规范与病理之分裂的摒弃，它于十九世纪为精神病学引介到了医学领域。规范与苦难一同被带入到了精神健康的领域中：生活在危脆情景下的个体并非病人；人们体验到的精神苦恼作为一种反应，是对他们社会经济情景的恰当表达。他们并不是以病理学的方式受难：它反倒是以实例证明了，这些人的心理功能在良好运转。因此在该领域中，公共行动的新视野并非是精神病学的，也就不是治疗被列入到传统病情之中的精神病理，它包括了抑郁症、神经官能症以及精神病，而是字面上的精神健康，照护那些因生活磨难而受伤的人。[35]然而，报告的作者并没有立刻使用“苦难”一词，也就是此后唯一正当的指称词汇。在研究这些议题的专业网络中，也就是构成工作组骨干的那些人里，专家们更常说的是“病态”（mal-être与malaise两个术语在本文件中交替使用）。[36]但是“苦难”一词可能更好地描述了一种可能为所有人所共享的体验，它解释了为什么它处在报告标题的开头，这并不是不带有文学抱负的。此后这一词汇也为公共政策、社会工作与精神健康所采纳。
[34] 在他的早期著作中，卡斯特尔（1981: 155）就谈及到了“心理文化”，即一种“倾向于将心理嵌入视为实现社会主体使命的文化立场。”
[35] 在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埃里奇·皮埃尔（Eric Piel）和让-吕克·罗兰（Jean-Luc Roelandt）为卫生部撰写的具有影响力的报告，De la psychiatrie à la santé mentale[从精神病学到心理健康]，巴黎，二〇〇一年。
[36] 工作小组所围绕的网络核心由研究人员和专业人员组成，他们在拉扎罗斯和社会学家米歇尔·茹贝尔（Michel Joubert）的领导下，在圣丹尼弗朗克·穆瓦桑区的一个社区卫生项目设计中被召集到了一起。对该项目的居民进行的入户调查显示，59%的受访者患有抑郁型情绪障碍。因此，调查报告的作者们（Joubert, Bertolotto, and Bouhnik 1993: 112）提出了“一种病态的社会流行病学（a socioepidemiology of ill-being）”的观点，认为它“形成了日常临床实践的基础”，但在他们的研究报告中，他们还没有使用 “苦难”一词。
[37] 这本书的标题，Souffrance en France与La misère du monde产生了回响，在这一点上德茹尔（1998）或许在文字的押韵游戏中无意间采用了刚刚提及到的，布迪厄书封套上的短语（“受难”/“法国”）。
[38] 同年《精神》出版的特刊“A quoi sert le travail social?” [社会工作有什么用？]探讨了这一发展，即对社会工作的分析已经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谴责（社会工作被视为一种对被支配者施加的控制，这构成了谴责的基础）转变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批评（社会工作未能满足使用者期望）。以前指责社会工作者做得太多，现在则指责他们做得不够。
因此这种诊所的建立，首先是因为社会可以使人遭受苦难而不至于变成一种病理，其次，这种受难同时影响了服务的提供者与使用者。紧随这份报告而来的结果——以它的分析为前提并以它的建议为基础——里昂的精神医学小队成立了一种所谓的“社会心理诊所”。这当然不是唯一一个围绕着排斥而发展出来的精神健康实践场所。[39]尽管如此，应当特别注意的是，它使精神痛苦在公共中可见。
[39] 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关于苦难这一主题的丰富论述当然并不局限于里昂的“社会心理实践”学派，尽管这一趋势毫无疑问，在为苦难与公共政策中建构正当空间一事上扮演了支配性角色。一些网络和组织也在探索苦难的社会维度，但这些网络和组织更多以精神分析或族群文化为导向。
一九九五年拉扎勒斯的汇报使两条新的路径在心理社会实践中重见天日。一方面，是一种新的社会现实正在被解决：“被界定为精神痛苦的苦难因为在个体的独一性中体验，因此它不是‘精神病学’的‘对象’，” 让·菲尔特什写道。“与其说是一种与因果论的医学思想更为适配的病原学概念，倒不如说我们正在见证的，是一种带有社会地貌的存在性苦恼。”这一医学隐喻实际上是对皮埃尔·布迪厄构想的改述（“感觉自己不太好”/“所处的社会位置不好”）。更准确地来说，根据ORSPERE主任的说法，“社会心理实践领域在两个社会对象出现客体损失的区域中出现”——也就是，援助（以一种依赖社会行动的形态显现）与排斥（以一种与所有社会联系的断裂显现）。两种情况都属于同病理学相对的“精神健康”问题。另一方面，服务提供者自身在实践中因服务使用者的苦难而遭受的苦难也必须被纳入到考虑之中：“过度的紧迫感会使他们重新陷入到苦恼与无力感当中，”菲尔特什强调。“认识到这种紧迫感是一件要事，要予以它尊重，而不是试图以全能或轻率的方式来回应它；否则结果便是苦痛与失望，我们会将它称作失败，并因此变得精疲力竭。”[40]此外，意义深远的地方在于，ORSPERE的活动主要集中于服务提供者——特别是那些受雇于社会援助、求职支持以及住房领域的“社会工作者所组成的工作群体”——以便在同对方合作时分析“遭遇到的问题”。心理学实践由此被定义并加以展开，要承认的是，这种实践并没有为所有精神健康专家承认——我在大巴黎调查期间所遇到的专业人士并没有提到它，甚至认为它无关重要并消抹了它——但是它确实定义了一个参考框架，考虑到它在公共权威机构中享有高度的正当性，且在新兴领域中表现出了高水平的组织技能，因此它也难以忽略。[41]通过观察站及其网络、期刊与会议，作为机构的排斥诊所，其影响力正逐步在扩大。
[40] 引文摘自让·菲尔特什在一九九七年会议上的演讲Souffrance psychique, contexte social et exclusion，以及ORSPERE的汇报Points de vue et rôles des acteurs de la clinique psychosociale[行动者在社会心理实践中的视角与角色]，Ministère de l’Emploi et de la Solidarité / Fédération nationale des associations d’accueil et de réinsertion sociale（就业和团结部/全国接待和社会安置协会联合会），一九九九年。
[41] 一九九九年，在里昂小组的倡议下，国家性的Souffrance psychique et précarité[精神痛苦与危脆性]网络被建立了起来：其主席为无国界医生的创始人扎维埃· 埃马努埃利，安托万·拉扎勒斯担任行政官员。期刊Rhizome: Bulletin national santé mentale et précarité[精神健康与危脆性的国家公报]于二〇〇〇年发起，它受到了就业与团结部的支持。让·菲尔特什担任编辑，它成为了宣传精神痛苦事业及讨论精神健康实践未来的主要机构之一。二〇〇二年，ORSPERE成为了一个国家观察站。
（Melancholy, 1892. Oil on canvas. 64 x 96 cm. National Gallery, Oslo）
词汇之外
语言确保我们能够接触到世界并传递我们所理解的意义，但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的分析提醒我们，不要把词汇当作事物（thing），也不要把它当作针对现实的命题，就好像对词汇的宣称仅仅是一种命名。[42]他断言道，“语言批判”是所有哲学的根基，这对社会科学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我们必须要问的是，我们所使用的词汇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世界构成对象的形成，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要审阅的是，行动者在日常生活中持有词汇并操弄词汇的方式（将它们变成自己的、不恰当的，或有争议的词汇）。换句话说，我们需要理解这样一场运动，即语言对世界的强迫，以及与此同时，世界对真实语言的抵抗。这就意味着，在九十年代期间，苦难与聆听的词汇于法国公共政策中的具体引介是我们研究必不可少的一环。我们需要严肃对待这些词汇在表征社会世界时所产生的影响（通过对排斥的言说，而不是不平等或贫困；对苦难的言说，而不是不公平或暴力；对聆听的言说，而不是平等或支持），同时也要同样严肃地对待行动者用这些词汇所做的事情（当他们言说或行动时）。
[42] 在《逻辑哲学论》（Tractatus）（1922 [1921]）中，甚至更具体地说是在《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2004 [1953]）中。
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九九六年六月十四日以及一九九七年四月十日两份有关设立聆听场所的部级通告非常有趣，因为它们所声明的同它们所指涉的现实并不相同。第一份通告开篇便提出了“边缘化青年开始行乞”的问题——这是当时媒体集中关注的主题。第二份通告则强调了“对有害物质的使用、参与犯罪以及帮派现象”。在两个案例中，公共秩序问题显然为场所的设立作了合理辩护。但是解决方法显然包括了对“苦恼”的聆听（第一份通告），或是“对需求的感受”（用第二份通告的话来说）。这种用来处理边缘青年与药物滥用的路径代表了将社会现实转化为公共问题及公共政策的一种异常转译：偏差被视为受难，聆听相对于压制而言，则是优先的应对措施，这至少是政治上的说法。制度实践以及社会应用则有着一些自由。通告的性质并不明确；既有促进措施快速实施的必要性（它支持了已存在的结构，这些结构以独特的逻辑得到构想）；也有对场所中专业人士多样性的表达（尽管心理学家占多数）；也涉及到了目标人群的异质性（从顺利融入高中校园的学生到离家出走的青少年，再到长期的失业者与非法移民）：所有这些要素都使聆听中心的运转与签署通告的部长及项目发起者的想象相去甚远。[43]我们或许会认为这并没有什么特别异常的地方，因为公共政策声称的意图与它所指向的现实从未适配过。但是对这些中心而言，恰恰是项目本身的构想导致了它们的模糊与匮乏。
[43] 皮埃尔·维达尔-纳凯（Pierre Vidal-Naquet）、伊雷娜·阿米尔（Irène Amiel）、索菲·特雷文特（Sophie Trévant）和西尔维亚娜· 图泽（Sylviane Touzé）的研究报告Lieux d’écoute et prévention des toxicomanies[聆听场所与吸毒防治]，塞纳-圣丹尼省委员会（Conseil général de la Seine-Saint-Denis），一九九七年，提供了大量证据证明设施有着诸多变体：在为求职者提供服务的失业中心（该中心利用通告招聘了一名 “四处游荡”并自称为心理医生的心理医生）与吸毒者支持和治疗场所（它参与到了青年领袖们的 “街头工作”）之间，国家资助是使比较可以进行的唯一共同特征，并且有着一种潜在可能，可以在回溯中组成一个聆听的专家“社群”。
场所被要求解决苦难，可苦难本身仍然是一个问题。参与到聆听中心的行动者在实践中根据一系列逻辑建构了苦难——它取决于精神分析以及人们时而坚守的政治传统，但也为工作中心的目标与使用服务者决定。有些人过度地强调苦难，描述苦难：任何意料之外的显现，语言或行为中任何节外生枝的要素都可以被证实为苦难的一种——一场沉默也同样是一场抱怨——而它并不一定需要那些被认为遭受影响的个体去认识它或核实它，这恰恰是因为那些遭受苦难的人时常无法认识到他们遭受到的苦难究竟是什么。另一些人则批评这种见解并拒绝将自己的学科政治工具化：在他们看来，并不总是社会困境生产苦难，相反，苦难也有其他的社会来源；最重要的是，他们反对心理学家与精神科医师通过治疗个体的精神创伤（其问题是社会性的）来充当某种精神警察。然而，许多人认为苦难是不证自明的事实，它不需要被质疑：他们使用这个词汇就好像它是不言而喻的，而有些人甚至通过区别精神痛苦（psychic suffering）和社会苦难（social suffering）来完善苦难本身的定义。
（El amour y la muerte [Love and Death], Francisco Goy）
[44] 这一单元在“Une rencontre improbable entre des psychanalystes et des chômeurs[一场心理分析师与失业者的不可能会面]”已经得到了描述，选自法桑（2004b: 143–149）并摘录了一些访谈内容。
在这种情况下，便不难理解 “社会（the social）”（它常常以物化的方式提及）正在“被精神病化”或是被“心理学化”的论调为何会被如此频繁地运用，特别是在聆听中心或是工作于广泛精神健康领域的行动者们之中。这种使用即便不是为了谴责现实，也至少是在谴责精神病学与心理学聚焦于管理穷人的发展风险。我们并不是质疑这种可能性，但是我们需要借助一种翻转的过程中真正衡量出这种风险，这类进程并没有那么频繁被提及的，即“精神病学化不足”与“去心理学化”的进程，如果我可以用这种未被提炼过的措辞的话。这些过程以两种相去甚远的方式出现。一方面，精神病学化不足是一部分精神科医师不满于公共部门工作及私营部门的收费标准的结果——这些医师的人数已经很少了，特别是在最为弱势的地区：他们宁愿选择自由的私人部门或收取附加费用，这实际上使那些低收入患者难以接触到他们的服务。例如，一位在巴黎治疗失业患者的心理学家在与城市中的五十多名精神科医师的接洽时，询问了是否能将最棘手的病例转诊给他们，除了其中一名医生外，其他全都遭到了拒绝。他们每次给出的理由都是他们并非社会工作专业，而一些人更为诚实地承认，他们担心这样的病人出现在他们的候诊室可能会使他们的常客感到不适。由此得出的是，在对穷人精神病化中，其所假定存在的危险——除了某些被限制在制度化语境中的病理外——不太可能出现：它主要是为大多数精神科医师未能介入他们知之甚少且认为没有回报的领域提供辩护。另一方面，去心理学化则源于几乎相反的人口学事实。心理学家在就业市场上的过剩导致在各个领域中工作的心理学家数量持续增多——特别是在社会援助领域，在那里他们与社会工作者竞争专业性较弱的岗位，其中就包括聆听中心的职位。然而，比起输出自己的实践，他们会发现自己更有可能去做的事情，是被迫介入到各类时常与自身训练与惯习相去甚远的活动当中。在其中一个接受调查的中心里，一位实际上从事于少年工作的心理学家抱怨说，她被雇来做任何事情，除了与她技能相符的事情。然而应该很少有人对此感到意外：部门通告明确提及了，新的场所需要“去医学化并去职业化”。穷人并不是发疯了，而苦难也并不是一种病理；因此它表明照护应当“重铸联系”，而不是“治疗”实际上并没有生病的“患者”。
苦难是一项近来的发明。显然，这并不是说人并非总是受难的，甚至也不是说以前的人对苦难觉察的要更少：这只是再说苦难在本质上仍是一项私人问题，或是某种置于宗教体验或基督教救赎苦难框架内的东西。说苦难是一种近来的发明，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它进入到了公共领域并成为了一项政治议题。就法国的案例而言，二十五年前在生产线上屈从于强大压力的工人、无法找到工作的失业者，以及遭受种族歧视的移民受害者，学业失败的青少年，甚至是面对职业矛盾的社会工作者，都可能遭受过苦难。但是我们并不知道这种苦难，而他们也并没有这么和我们说。这里不存在表达苦难的合法空间：苦难并没有社会性地存在过。如今我们认识到了这一点。就期待与现实之间的差距、目标与限度之间的紧张关系而言，有关社会境况——如贫困、排斥、边缘化、甚至是社会位置——应当是令人沮丧、羞辱、苦恼或折磨源头的观念已经为我们所熟知：简而言之，它是自然的。在政治与工会的话语中，在对高中院校与住房项目的评论中，在对经济危机与世界状态的分析中，它如今是个司空见惯的东西。“社会”——一种对不平等、暴力与偏差的模糊本质化——使人们遭受苦难，而受难必须被听见。它甚至应当被倾听，而这正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晚期引介政策的目标。
[45] 泰勒（1989）认为，“自我的源头”应当进一步回到启蒙运动时期的道德哲学，甚至是在洛克、笛卡尔和奥古斯丁中找寻。
[46] 从这个角度看，对企图杀害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弑君失败者达米安（Damiens）的残暴处决是这一转变的标志性场景。米歇尔·福柯在《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1977 [1975]）一书的开头品味着他被处死的过程。这是法国最后一次公开处决。
[47] 见泰勒（1989）。
[48] 在《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1979 [1976]）第一卷中。与性压制的常识话语不同，福柯强调性的问题是无处不在的。
我们在语言和视觉上陈列出的这种同情成了一系列理解的目标对象（它们相互矛盾）。一些人谴责我们情感的自作多情以及我们对聆听的自鸣得意：我们处在一个受害者时代，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怜悯自己及他人。相反的是，另一些人则赞扬我们终于关注到了那些我们迄今未被承认，且仍然被隐匿、不正当且无人听见的痛苦。最后，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我们正在遭受更多的痛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更多地谈论它——并因此得到满足；这种立场有时源于天真，或者相反，源于工具化进程，但是它们通常源于一种道德信念，即认为社会联系已经被打断。然而我在这里并没有采取两种立场中的任何一种，我在此试图回答的并不是“为什么”这个哲学问题，而是“如何”这个社会学问题。在过去几十年间发生了什么，促使我们认识到了社会主体性？以及如今又发生了什么使我们建立机构来回应这些苦难？尼古拉斯·罗斯（Nikolas Rose）无疑是最先理解这一问题的人之一[49]：“自我是权力网络中至关重要的要素，它遍布在现代社会，”他写道，“现代国家的管控装配不再是某种从外部强加给个体的东西，而个体在本质上仍未被国家所触动。对主体性的合并、形塑、引导、增强已经是政府运作的本质。”我感兴趣的正是政府的这种实践，因为它不仅仅在话语及管控中体现，也体现在结构与行动之中。法国在收入、税收、教育或健康方面，是最不平等的西方国家之一，在社会不平等持续加深的年代，公共领域对社会苦难的规范化以及为国家聆听政策的建制，不仅仅是新主体化形式的结果，即对他人的不幸展现一种关心；它也是治理的模式，它努力使危脆生活变得可活，并逃离了造成其境况的社会成因。
[49] 见《治理灵魂》（Governing the Soul）（1989: 198）一书。在他的分析之前，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在《公众人物的衰落》（The Fall of Public Man）（1977）中也做过类似分析。
让我们回到这一政策的前设背景。在一九九五年一月十日发布的总统竞选宣言中，雅克·希拉克预料到了“社会断裂”的风险以及它所导致的“混乱”，像一名预知到社会苦难及其破坏性后果的预言家那样：“一种软恐怖在被剥夺了权利的街区中盛行。当太多年轻人在地平线上看到的只有失业，毫无意义的培训课程以及其后未明了的研究时，他们最终便会以反抗收尾。”十年后——不平等在随后持续加深的时期——法国“被剥夺的社区”爆发了近三十年来最为剧烈的动乱。当时人们谈论的不再是社会苦难：相反，宣布的是一种紧急状态。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安全取代了人道主义。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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