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事情在于，同样是书写伊斯兰的重要人类学学者，Asad在Geertz与Gellner间所予以的批评并不均等。或许可以说本文更加聚焦于Gellner所著的MS。我们当然可以说，对Geertz的批评早在1983年就已经完成了，因此没有必要在这里多费口舌。然而关键的问题或许不在这里。
Gellner依照他所想象的社会蓝本所描绘出的伊斯兰，有着异域情色，基督教镜像的底色。在这种描绘中伊斯兰社会这个整体成了一出既定的舞台剧，就好像社会里的每一个人都被分配了特定的角色，而他们的余生也只能够根据这些角色动机来维持自己的行为举止。然而将活生生的人，将他们的语言、生命作为死物肆意摆弄，靠着千百年的傲慢与偏见随便地做解释，怎么可能让阐释具有说服力？然而这一问题的深处或许在于，Gellner不仅将伊斯兰社会作为某种社会蓝图，他同时也在将自己的社会想象成某种蓝图，将自己作为某种角色，来继续再生产那些偏见与误识，这或许是我从Asad那里看到的，更加深入骨髓的讽刺。
这个事情复杂，虽然说Gellner的确是在写作，但是就如Asad提到的那样，他和Geertz一样，都是在进行专业写作，因此他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让我们理解伊斯兰到底发生了什么：被书写的主体在此处成了并不是那么重要的媒介，以传达更重要的事情。不过就这一点而言，Geertz对自己要更加诚实：他知道自己对文字的精心雕琢意味着什么，同时Asad承认Geertz的路径能够靠近对象（然而Asad隐含的批评在于，他明白Geertz具有感知现象的能力，即便这种能力无法在他人身上得到保障，可Geertz所谓的阐释在底色上有着浓厚的不可知论，这种不可知论确保了Geertz在叙述上的谦卑，却又在阻碍了一种真正的贴合[Asad, 1983]），或许这才是Geertz被放过了缘由。
这是一种怯懦，一种不负责任。或许更可怕的地方在于，写作者本人对不同语言间的间隙没有任何察觉。他越是努力地解释，对文本苍白无力的理解就越是漫溢。一场滑稽剧有时候就是这样：虽然表演者越是努力的表达，意义就越是疏远，但是表演者没有管控自己的自觉，而观众们却被迫要忍受他的胡言乱语。幸运的事情在于，Gellner写的是伊斯兰，除了偏见之外，我们并没有那么了解这个遥远的对象，所以这种忍受被距离给稀释掉了。
对整体性的社会蓝图的批评并不意味着Asad憎恶“整体”，从Alasdair MacIntyre那里借来的话语传统，本就不是一个微观的概念（然而这种“整体”还远没有抵达世俗学者所说的普遍）（MacIntyre, 1981）。问题的关键在于，当学者执意描绘某种整体性时，往往会为此采取过度宏大的叙事方式，然而这种叙事往往会遮掩掉动态的关系与运动的细节，它同时也破坏了当下与过去、未来的关系，促使时间静止了下来：由于社会蓝图已经规定了个人、社会与文化的发展走向，因此时间这种概念在此类叙事中便失去了意义（换句话说，当你站的足够远，空隙与间隔就会缩小，时间的流动也会消失）。然而这种执拗于某种美学的宏大整体叙事也因此牺牲掉了希望。救赎与弥赛亚不可能降临在一幅僵化的图像，如若无法修复时间，等待角色的便只有命中注定的绝望（更可悲的事情或许在于，这种绝望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是积极的）。就这个意义而言，话语传统所处的位置刚刚好，它试图追问，并让我们看清问题发生在了哪里：社会装配如何部署、运作；自我如何成为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这些细节的追问，它试图说明人们如何通过当下，从过去走向未来。这种拒绝静止的姿势意义非凡，但它也无比沉重（不仅仅是静止的现在，也有静止的过去与未来，就如没有未来的真实与追求没有根基的现代性）。
（欢迎大家做金钱恶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