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分享实录|玫瑰是没有理由的开放

文摘 2024-09-01 10:48 云南

2016年7月24日在博尔赫斯《虚构集》悦读会上主讲隗知分享了博尔赫斯的作品

小编萦君整理了隗知的PPT分享给未到场的读者们
便于大家通过活动实录与这位伟大作家相识相知

一部经典作品是这样一部作品，它把现在的噪音调成一种背景轻音，而这种背景轻音对经典作品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

一部经典作品是这样一部作品，哪怕与它格格不入的现在占统治地位，它也坚持至少成为一种背景噪音。

——卡尔维诺

人物-卡尔维诺（左）与博尔赫斯（右）

毕达哥拉斯是不愿写作的，

他希望在他死后，他的思想能依然活在弟子们的头脑里。这就产生了那句老话：大师说过。

这不等于说弟子们因大师说过而受到束缚；恰恰相反，他肯定了他们有自由在大师思考的基础之上继续思考。

人像-毕达哥拉斯与孔子

孔子曰过对应毕达哥拉斯的大师说过。

在轴心时代，弟子代替师傅发言有合法性。

我倾向于认为万物是虚幻的。

至于现实主义，我一直认为它从根本上说错了。地方色彩、历史真实对我来讲，姑且说，没什么用处。

我喜欢做的，就是让我把梦做下去。

关于《通天塔图书馆》

透特神

苏格拉底借透特神这样教诲我们：你是文字之父……你发明的不是记忆的长生不老药，仅仅是帮助记忆的手段；你是传授给学生的是智慧的表象；他们会无师自通，去读很多东西，表面看，他们似乎知道许多事情，其实他们对大多数事情一无所知。

马拉美说，世界的目的就是为了一本书。

书籍不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成了目的本身。《古兰经》第八章说该经的原本，《万书之母》，存放在天国。《古兰经》无非是其理念或者纯理论的标准型。

犹太人比穆斯林更离奇。《圣经》第一篇就有名言：“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秘哲学家们认为上帝这一指示的法力来自组成词句的字母。比如k那个能够左右生命的字母如何形成宇宙中的太阳、日历中的星期三和人体的左耳。

基督教徒们走得更远。17世纪初，弗兰西斯·培根在他的《学识的进步》里声称，上帝给了我们两本书，以免我们犯错误；一是揭示他旨意的《圣经》；二是表明他力量的造化万物之书；后者是前者的钥匙。培根的用意远不是打个简单的比喻；他认为世界可以分解为基本的形式（温度、密度、重量、颜色），这些数目有限的形式组成一张自然字母表，也就是用以写出宇宙大块文章的一系列字母。

巴别塔

伽利略的著作里常有以宇宙比作书本的概念，他说：“哲学写在那本一直打开在我们眼前的浩瀚无比的书里（也就是宇宙）；但如果不事先学习那本书所用的文字、不识那些字母的话，是无法理解的。那本的文字是数学，字母是三角形、圆圈以及其他几何图形。”

人像-伽利略

关于《环形废墟》

我合上眼眸，世界倒地死去；

我抬起眼帘，一切重获新生。

——西尔维亚·普拉斯

人像-西尔维娅普拉斯

是感觉赋予你意象。切斯特顿说过，我们可以想象世界的尽头有一棵树，其尽头即是罪恶。罪恶指的就是一种感觉，而假如你想像一颗树，比如说由骷髅，鬼魂做成，那就太愚蠢了。

切斯特顿的树

在我们存在的同时，我觉得我并没有梦见你，或者换一种说法，你并没有梦见我。但是，而所有的修辞则依存于一种看法，即事物是不足为奇和显而易见的。这种对于生命感到困惑的事实也许就是诗歌的本质。所有的诗歌依存于对于事物的陌生感。我当然对我的存在，对我存在于一个身体之中，要用眼睛看，要用耳朵听之类的事实感到困惑。也许我所写的每一件事都只不过是一个隐喻，都只不过是我为万物所困惑这样一个核心主题的不同表述。哲学和诗歌关心的是同一种困惑，在哲学中，答案的得出具有逻辑性，而在诗歌里，运用的是隐喻。既然你了解我的著作，既然你了解我的联系，我想你一定已经感到我始终都被困惑着，我在努力为我的困惑寻找一个基础。

莎士比亚说，我们是用我们的梦相同的材料做成的。

在我的梦魇中，它是一面镜子，一座迷宫。

奥地利诗人瓦尔特在讲述这一点时非常高明，他自问道：我梦见了我的生活，还是它本来就是梦？他不能肯定。这自然就把我们带入了唯物主义；带入一种怀疑，即只有一个做梦的人，这个做梦的人梦见宇宙的一切过程，梦见宇宙过去的全部历史，甚至梦见他的童年，他的青少年。可能一切什么也发生：到现在才开始存在，开始做梦。是我们中的每一个人，不是我们整体，是每一个人。现在我就在做梦，我在查尔卡斯大街做着报告，我在寻找主题——也许我未能找到——，我梦见你们，但不是事实。你们每一个人都在梦见我，梦见别人。

关于《赫伯特·奎因作品分析》

我并不虚构小说，我创造事实。

每一位作家创造了他自己的先驱者。作家的劳动改变了我们对过去的概念，也必将改变将来。在这种相互关系中，人的同一性或多样性是无关紧要的。写作《观察》的初期的卡夫卡并不比勃朗宁或者邓萨尼勋爵更能影响写作阴森的神话和荒诞制度的卡夫卡。

人像-卡夫卡（左）与芝诺（右）

博尔赫斯认为芝诺的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悖论

是卡夫卡《城堡》等小说的先驱

关于《死亡与指南针》

我不知道有没有必要说，认为文学应该由产生国的特点所确定这一概念是比较新的；认为作家应该寻找他们各自国家的题材也是专断的新概念。如果有谁试图把莎士比亚限制在英格兰题材里，说他作为英格兰人无权写写斯堪的纳维亚题材的《哈姆雷特》，或者苏格兰题材的《麦克白》，他会大吃一惊的。阿根廷人对于地方色彩的崇拜是欧洲的一种新思潮，其实民族主义者应当把它作为外来物予以排斥。

前不久，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论断，说是真正土生土长的东西往往不需要，也可以不需要地方色彩；这是吉本在他的《罗马帝国衰亡史》里说的。吉本指出，在那本完完全全是阿拉伯的书里，也就是《古兰经》里，没有提到过骆驼，就可以证实它是阿拉伯的；我认为如果有人怀疑《古兰经》的真实性，正由于书中没有骆驼，就可以证实它是阿拉伯的。《古兰经》是穆罕默德写的，穆罕默德作为阿拉伯人没有理由知道骆驼是阿拉伯特有的动物；对他来说，骆驼是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没有加以突出的理由；相反的是，一个伪造者、旅游者、阿拉伯民族主义者首先要做的是在每一页大谈骆驼和骆驼队；但作为阿拉伯人的穆罕默德却处之泰然，他知道即使没有骆驼，他还是阿拉伯人。我觉得我们阿根廷人也能像穆罕默德一样，我们可以相信，即使不渲染地方色彩，我们也能是阿根廷人。

穆罕穆德

我还想指出一个矛盾，民族主义者貌似尊重阿根廷头脑的能力，但要把这种头脑的诗歌创作限制在一些贫乏的地方题材之内，仿佛我们阿根廷人只会谈郊区、庄园，不会谈宇宙。

那么，阿根廷传统是什么呢？我认为我们很容易回答，这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我认为整个西方文化就是我们的传统，我们比这一个或那一个西方国家的人民更有权利继承这一传统。

美国社会学家索尔斯坦·凡勃伦讨论了犹太人在西方文化中出类拔萃，他问这种杰出地位是不是可以假设为犹太人天生的优越性，他自己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说犹太人在西方文化中出类拔萃，是因为他们参与了这种文化的活动，但同时又不因特殊的偏爱而感到这种文化的束缚；因此，凡勃伦说，犹太人比非犹太的欧洲人更易于在西方文化中创新。我认为我们阿根廷人，南美洲人，所处情况相似；能够处理一切欧洲题材，能够洒脱地、不带迷信地处理一切欧洲题材，从而达到，事实上也达到很好的效果。

在日本，你始终能够感受到守护神一般的中国的阴影，人们感受中国就像我们感受希腊。

人像-凡勃伦

1792年9月20日，歌德看到欧洲第一大军队莫名其妙地被一些法国民兵在瓦米尔击退，对他不知所措的朋友们说：“今天，就在这个地方，世界历史开始了，我们可以说，我们亲历了它的开端。”从那一天起，标志性历史日期层出不穷，政府的任务之一就是通过大造声势、公开宣扬来虚构捏造标志性的历史日期。这些历史日期大多与新闻有关，而非历史本身使然。我想，历史，尤其是真实的历史，是很有羞怯心的，其实质性的日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不为人所知的。真正的知识分子都回避同时代的论战：本质的存在总是超越时代的。

我一生中读的书不很多，大部分时间都在重读。我想我一辈子也没读过一份报纸，我们能够了解过去，但是现在却远远地避开我们。只有历史学家们，或那些自诩为历史学家的小说家们才能了解现在。至于今天所发生的事，那是宇宙全部神秘的一部分。

人像-爱伦坡（左）与高乔人（右）

《死亡与指南针》是一部向爱伦坡致敬的侦探小说，

充满了布宜诺斯艾利斯风情，里面的角色是高乔人（意为无主之民）的典型形象。

关于《博闻强记的富内斯》

本篇是失眠的隐喻，博尔赫斯在那些不眠的夜里想要忘记自己，忘记居住的房间，忘记房间外的花园，忘记家具，忘记身体种种不适，可是做不到，于是就想到一个为整个记忆所压迫的人。

他不费多少力气就学会了英语、法语、葡萄牙语、拉丁语。但我认为他思维的能力不很强。思维是忘却差异，是归纳，是抽象化。在富内斯满坑满谷的世界里游荡只是伸手可及的细节。

想象是由记忆与遗忘构成，它是这两者的交融。在这一意义上，富内斯只能是个疯子。没有文本，一个人甚至无法确定自己曾经说的一段话是不是发烧时的幻想，口语文化的思考模式是你可以记住，而不是记录的东西，也就是富有节奏的诗歌，神话与实在事件没有清晰的界限，人们对时间没有确定的概念。

一度，我曾经想写一部书籍的历史。不是从形态角度去写。我对书籍的形态毫无兴趣，我想写人们对书籍的种种评价。古人不像我们那样推崇书籍——这点我深感意外；他们把书籍看成是口头语言的替代物。人们经常引用的那句话：书写的留存，口说的飞掉，并不是说口头语言是短暂的，而是说书面语言有一定的持久性，但却是死板的。相反，口头语言是会飞的，是轻盈的；诚如柏拉图所说，口头语言是飞动的，是神圣的。说来奇怪，所有伟大的人文学大师的学说都是口授的。当一首诗是真正的诗时，它迫使读者大声朗诵。这是对诗歌的检验，如果你觉得并不非得把它大声朗诵出来，那么这作品一定是出了什么毛病。尽管文字或许应当出自笔端，但从本质上说它属于口头。既然它始于口头，就不该脱离口头。

我想，即使在人类的语言里，没有不牵涉到整个宇宙的命题；说起“老虎”这个词就是说生它的老虎，他吞食的鹿和乌龟，鹿觅食的草地，草地之母的地球，给地球光亮的天空。我想在神的语言里，任何一个词都阐述了一串无穷的事实，阐述的方式不是含蓄的，而是直言不讳的；不是循序渐进，而是开门见山。时间一久，我觉得神的一句话的概念有点幼稚或者亵渎。我认为神应该只讲一个词，而这个词应该兼容并包，而这个词应该兼容并包。神说出的任何词不能次于宇宙，少于时间的总和。

关于《秘密的奇迹》

我们写作，既不为少数人，也不为多数人，也不为公众。我们以写作自愉，或者也是为了使我们的朋友愉快。或者我们写作，也许是因为我们需要打发掉某些想法。

每一次我们不能有所感受，不能有所发现，而只能机械地重复什么的时刻，就是死亡的时刻。我记得我的英雄之一爱默生，曾经就此警告过我们。他说：“让我们当心吧，生活本身也许会变成一段长长的引文。”

“神在创造之中。”而我们就是创造者。神由我们而出。每当我们造就美，我们也便创造着神。至于善报与惩罚，这些东西仅只是威胁与诱饵。我对它们不感兴趣。

人像-爱默生

关于《小径分岔的花园》

时间是一个根本之谜。时间问题把自我问题包含在其中，因为说到底，何谓自我？自我即过去、现在，还有对于即将来临的时间，对于未来的预期。

《小径分岔的花园》中的时间理论是“一种扩展性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网，由各种分叉、汇聚和平行的时间构成”，这一同时有多个时空的无限性的观念，不是故事的离题，而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有了这条件，叙述者才能感到自己被授权从事他的间谍任务要求他去从事的荒诞而讨厌的犯罪活动，他知道这事只会发生在其中一个宇宙，而不是其他宇宙，或毋宁说通过此时此刻这次犯罪，他和他的受害者就可以在其他宇宙里把彼此认作朋友和兄弟。

在中国，艺术与文学的分界线并不总是泾渭分明，如用绘画表现诗句，在绘画上题字，文学与艺术的结合，诗与画的结合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典型特征。汉字的高度视觉化特性导致文学与艺术之间界限的模糊化。一位诗人在墙上题诗，与仅仅高声口颂有很大不同。他同时在视觉性与文学性地表达自己。类似地，一位书法家在卷轴上写下一首诗，通过笔画的厚重感、墨的浓度，字的布局等表达自己的同时，他也必定传递了诗句的基本情感。

关于《南方》

要回到过去，过去是我们的财富。这是我们唯一拥有的东西，它可以由我们来支配。我们可以改变它，我们可以把那些历史人物想象成别的样子。合成过去的不仅仅是具体发生过的事件，而且还有梦境。瑞典的查理、凯撒、玻利瓦尔、我们有书，而这些书实在是梦。

至于取消过去的奇想，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提起早在公元前3世纪已在中国作过尝试，结果很不幸。17世纪中叶，在克伦威尔召集的一次人民议会中，塞缪尔·约翰逊写道，“有人十分严肃地提出焚毁伦敦塔保存的档案，抹掉对过去的全部记忆，让生活制度重新开始。”这说明废除过去的企图古已有之，不可思议的是它恰好证实过去是不能废除的。过去是无法销毁的；一切事物迟早会重演，而重演的事物之一就是废除过去的企图。

人像-克伦威尔

每当我们想起什么，我们都稍稍改变了我们的记忆。我想我们应该感谢整个过去，感谢人类历史，感谢所有的书籍，感谢所有的记忆，因为说到底，我们所拥有的只有过去，而过去是信念之力。

后记

爱默生说，图书馆是一个带魔力的珍藏室，那里有许许多多着魔的灵魂。我们呼唤它们时，它们就醒来；在我们打开书之前，这书从字面上将，从几何学的角度讲，完全同其他任何东西一样，是一个体积。当我们打开这本书，当书本找到它的读者，便发生了审美行为。即使是对同一位读者，这同一本书也变了。需要补充的是，因为我们也变了，因为我们是赫拉克利特的小河。赫氏说，昨天的人就不是今天的人，今天的人就不是明天的人。我们在不断地变化着，可以这么说，每读一本书，每次重读一本书，每次回味上次的重读，都会更新书的内容。内容也是变化的赫拉克利特的小河。

“他们永远不会把它授予我”

他对我（格雷厄姆·格林）说，表情极为严肃

“因为他们认为我不是一个严肃的作家。”

——马尔克斯《诺贝尔奖的幽灵》

我开始从事写作的时候，我们不大考虑作品的成败。目前所谓的成功，当时是不存在的；而所谓的失败，过去也没有。

我没有政治头脑。我有的是美学的头脑，也许还有哲学的头脑。

我想天底下只有一种正义，那就是个人的正义，因为说到公众的正义，我不知道它是否真的存在。

我要说有两种思想方式：一是论说式，一是神话式。希腊人可以同时运用这两种方式。比如在苏格拉底服毒自杀之前的最后一次谈话里，你们会发现理性与神话盘绕在一起。但是如今看来，我们已丧失了这种能力。我们要么采取论说的方式思想，要么动用比喻、形象或寓言。

寓言是一个美学错误。柯尔律治认为每个人天生不是亚里士多德就是柏拉图派。后者认为理想就是现实，前者则认为理想是普遍化的概念。柏拉图主义者知道，宇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种和谐，一种秩序：这种秩序对于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来说，可以是由我们的片面认识而产生的一种错误或虚构。

人像-柏拉图（左）与亚里士多德（右）

我没有美学观点，我只会写诗，写故事，我觉得理论没有什么用处。

我认为艺术即提及，你永远无法解释他们。我就是这样教学的，坚持美学事实不需要定义。美学事实是那么明显，那么直接，就像爱情、水果的味道或水那样不能确定。我们感觉诗歌就像我们感觉附近的一个女人，或者就像我们感觉一座高山或一个海湾。如果我们一下子就感觉到了，为什么还要用别的词语去稀释它呢？这些词语肯定比我们的感受要脆弱得多。

人像-帕斯卡（左）与惠特曼（右）

有些人很少能感受诗歌，他们通常从事教诗歌的工作。我觉得自己能感受诗歌，但是我没能教诗歌。我没有去教诲这一篇那一篇的爱情。我教我的学生喜欢文学，把文学看作乐事。我几乎不能进行抽象思维，你们也许发现我在不断地依靠引文和回忆，这比抽象地谈论诗歌要好，因为那是一种令人生厌的或者说是夸夸其谈者的方式。

我的朋友们告诉我，帕斯卡的思想促使他们思考。确实，世上没有什么东西不能引起思考的。

惠特曼教给我讲话要直截了当。但是“教导”毕竟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我为一种情绪所动。如果一个人不能切身感受诗歌，那么他根本就谈不上能感受诗歌。他最好去当个教授，或当个评论家。

我怯场。

我是一个不可知论者。

当我寻找自己时，我从未找到过那个我所熟悉的人。

文稿|隗知

编辑|萦君

类人描写

描写这个时代青年的心理困惑。我们是人却又不像真正的人，努力模仿活着，向成人世界要一朵小红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