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 YOUTH / 心理PSYCHOLOGY 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一、优绩主义教育观走进家庭
十九世纪，工业革命的影响扩散到整个西方，进而席卷全世界。企业为了强化竞争力、占领市场，组织规模不断扩大、管理架构日趋复杂。为满足技术工业社会对专业人才日益增长的需要，教育由传统面向精英的博雅教育开始向现代面向大众的标准化教育转变，覆盖全社会的教育体系在民族国家逐渐建立起来。
二十世纪初，为了保障由成千上万员工组成的现代企业高效运转，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快速进化。1909年“科学管理之父”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发表了《制造业者为什么不喜欢大学生》一文，此后半个世纪，美国企业管理的优绩理念从工厂进入大学、从大学进入中学、从中学开始又覆盖了整个K12教育阶段，并推动了作为配套服务的教育培训行业迅猛发展。到十年之后的一战结束，消费驱动的教育产业已经在美国生根发芽，并在优生学、管理学、心理学的支持下，制造着践行优绩主义价值观的优质人类。
二战后，美国的教育专家带着产业化的教育理念走向全球各地。首当其冲的是在马歇尔计划及其他后续经济重建计划下的西欧各国。1958年，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杨（Michael Young）出版了讽刺当时欧洲教育转变的作品《优绩主义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描绘了2033年一个以个人天资和努力论英雄的反乌托邦社会图景。杨在书中发明了“Meritocracy”（优绩主义）一词，这个词由 merit（值得称赞或奖励的优点、价值）和 -cracy（统治）构成，也就是聪明（智力过人）而勤奋（考得高分）的人优先拥有体面的工作岗位，获得丰厚的经济收入。在文艺复兴的人文传统的阻隔下，在欧洲知识分子敏锐的警惕下，优绩主义对家庭与学校教育的改造是缓慢的。从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优绩主义先后走进了东亚日、韩、中各国。东亚社会有着教从家始的儒家文化传统，“家正而天下定”，家庭有着传递整个社会价值观的重要功能；同时，相比其他文明，“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家庭与学校在教育子女的联系上也更为紧密。在东亚社会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优绩主义教育观迅速改写了教育行业的责任和家庭教育的目标，在二十年间拥有了在美国超过半个世纪才能达到的影响力，并重塑了数以万计的东亚家庭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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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统计显示，日本和韩国分列世界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排名第二位和第四位。排名一、三、五位的分别是具有大量社区学院的加拿大、只有一座大学的高收入小国卢森堡和有着悠久教育传统的以色列，第六名毫不令人意外的是美国。优绩主义教育观在九十年代中期伴随着教育产业化和教育地产化走进中国，通过高昂的教育消费塑造了中国65后一代的家庭教育观，尤其深刻影响了Z世代的家庭关系与自我评价标准。根据华经产业研究院整理数据，2020年，中国学前教育和K12课外培训市场规模合在一起已达近9500亿元，而这还一数据还不包括如“豫章学院”等教育“改造”机构，以及其他衍生产业的规模。一些生物学家提出了人类演化的耐力追逐假说，他们认为，起源于非洲的人类，能够在与其他凶猛的、团队合作的肉食动物竞争中脱颖而出，重要因素在于人擅于在长距离追逐中狩猎。或许人经过锻炼，是可以在长达六、七个小时的耐力奔跑中跑死其他猎物，不过达尔文们预料不到，人类会把这一耐力竞赛的试炼拉伸到超过20年，把“猎物”由其他大型动物变成同类。优绩主义教育观影响下的家庭不再是亲子团圆的场所，家庭变成了拉拉队，孩子变成了孤独的长跑者。正常人类在持续7300个日夜的优绩马拉松赛跑中，绝大多数都会掉队，变成让家庭失望，需要继续为教育产业付费的失败者，而极少数的成功者，很可能也没有发展出“考试”、“展示优秀成绩”与“终身学习”之外的其他能力。人类的未成年期是漫长的，所有人都曾有和家庭紧密共生的时期。一个4岁幼儿，如果他远离了养育者的视线，走进不熟悉的环境，他很可能会在几十分钟内走失，乃至面临生命危险。人类的成长就是要慢慢走出父母的家庭，逐渐在青春期晚期走出家庭共生，在二十岁左右做好成为“大人”的准备，走进自己的人生道路。一位24岁的成人，他需要更多从自己的社会关系中，包括友情与爱情，而非亲情中寻求成为自我的支持和参照。众多东亚家庭承担了过度的优绩主义教育观传播任务，变成了付费的教育产业产品质量监督员。“优秀”背后意味着竞争，它不是一个家庭成员的必须特质。如果一个家庭成员，带着“优秀”的标签走进卧室、走进厨房，家庭关系就会变得隔膜虚假，恐怕没有人想在床上听人说着公司第一的梦话入睡，没有人想在餐桌上面对金光闪闪的正能量吃饭。当家庭成员关系被“优秀”的强迫观念强行捆绑多年后，很容易形成父母与成年子女共生问题。优绩主义教育观下的家庭共生常见有四种形态：在子女完成需要的高等教育后，一些家庭难以想象出子女其他的可能的人生成长方式，而子女也无法立刻从可以并排8人的优绩主义赛道上拐进少有人走的自我人生小路，于是继续依从父母的期待，奔跑不停，并对外宣称自己是为了少走弯路。一些人即使并不喜欢自己所学的专业，无法形成自己的问题意识，仍然在读硕之后继续考博，在“应该有用处，但不知道有什么意义”的学习中，不仅规避了工作责任，更回避了社会化的第一步。研究生阶段需要的是具有原创性的最终成果，许多人离开频繁的标准化考试提神后，在学校中就得不到持续的价值感补血。习惯了听从老师讲授做题技巧的子女，即使成功上岸，仍然难以发展出工作的自主性，不能自发作为自己工作的责任人。在职场中，习惯了竞争思维的新人们，无法坦然的寻求同事的帮带，又习惯性的期待工作成绩被人看见，于是办公室的工作成为了严重的精神内耗。惯性奔跑型的子女最终回到了家里，呼唤着父母的抱抱。他们可能最终有了体面的工作，稳定的工作，甚至寻找到了门当户对的伴侣，但往往走不出父母的控制，自己的家庭与原生家庭纠缠不清，而自己的事业成为了一种人生煎熬。在42.195公里的马拉松竞赛中，许多人经过补给点获得水与能量棒以持续奔跑，也有人停留在那里，退出了比赛。在175200个小时的优绩主义长跑中，一些人暂时甚至永远的经由补给点离开赛道躲进家庭，“全职儿女”成为年轻人日益增多的选择。一些人害怕自己最终无法跑出赛道，永远像一只仓鼠。他习惯性的把原生家庭当作补给点，然而补给点无法给予充分的恢复，于是他越来越依赖原生家庭中短暂的休整，重复着“补给—奔跑”的循环，直到心理的倦怠让他最终躺倒在家里。一些人害怕自己经历漫长的努力后，仍然在终点线前被人超越。他们与其在努力后父母仍然失望，不如提前让他们习惯失望。而既然父母总要失望，不如让他们直面最大的失望，就是自己躺在家里。倦怠躺平型的子女与父母之间每一次的互相抱怨，都能够暂时填补内心低价值感的缺口。父母似乎不堪重负，但他们之前也并未认真试图让子女拥有灵动的生命能量，无畏的人生态度。为了孩子成人操心，是他们希望孩子永不长大的美好借口。子女对父母苛刻的挑剔，则是自己毋需走出家庭温室的理想辩护。在优绩主义教育观影响下，几乎所有被卷入的人都会变成自卑者，父母也不例外。如果子女真的战胜了所有父母认知中的同代竞争者，那么培养出超人精英的父母，有的会完全把家庭教育的权威交给这样“优秀”的成年子女，亲子关系部分异化为师生关系。子女诚然从道德和法律角度都应该尽孝，但这些父母往往体力尚未衰退、智力仍然处于高峰、可能刚刚年到半百。他们谦虚的成为成年子女的学生，这些高学历或高社会地位的子女则负责的成为父母的教育者。子女认为，他们要迅速在人生阅历和经济收入方面超过父母，引导父母学习那些便利生活的新技术，带着他们去各地体验人生，可能的话，还要教育他们学习心理、历史、政治、艺术等方面的知识，让他们“追上”自己这一代的生活。这些子女表面上在报恩，实际上通过对父母行使权力，为人生多年受控于人，展开一场甜美复仇。在多年对子女教育的全力投入中，这些父母也丧失了评价自我的能力，他们的顺从背后是自卑者对他人的心理依赖。但父母与子女同龄人客观存在的代沟，让他们即使真诚，也无法真正走进子女的社交圈，而子女却由此越来越为原生家庭所束缚。一些被迫参加这场漫长的淘汰的子女，无法忍受“优秀”作为家里的唯一价值观，在成年后迅速逃离了原生家庭。他们可能逃到深圳、逃到大理、逃到纽约、逃到清迈，用各种“冷”或“热”的方式，逃到远离父母的地方，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断亲。“冷”断亲的子女，会有各种借口延迟与亲人的见面，即使他们所在城市与父母相隔只有200公里，他们也会有突发的工作出差或者老友来访的理由经年不见；“热”断亲的子女，则会隔空用语音或文字，偶尔是在家的激烈争吵中爆发出对过往父母逼迫、老师偏袒、同学排挤等的愤恨，之后就是长期的失联。断亲有多种原因，那些试图通过“断亲”来逃避家庭中优绩主义教育氛围的成年子女，有的自觉只有足够“优秀”，才能回家面对父母而无惧他们的审视，于是他们可能逃往深圳、纽约，有的感觉无法“优秀”，也无力改变双方的沟通模式，于是他们更可能逃往大理、清迈。这种毅然决然的“断亲”背后，是成年子女精神上仍无力走出的原生家庭价值观。他们肉身逃亡了，但没能成功的作为独立个体找到与父母之间的适当边界，于是他们往往在人际关系，尤其是亲密关系中也是逃离的。传统文化中有着珍贵的教育理念。儒家提倡教育者面对学习者救困、立德、成才、解惑等不同需求，有针对性的教书育人。孔子提倡一个人文化知识的学习，要放在孝悌仁信品行的实践之后。西方古代哲人亚里士多德认为，教育的目标培养自由而能为城邦负责的公民。无论优绩主义教育观初衷如何，当它把相对意义上的竞争“成功”作为目标时，它最终成为了一种生产人生失败者的教育理念。当原生家庭意识到，家庭延续的意义不是为教育产业创造产品，而是由父母之爱把孩子养育成为大人的时候，优绩主义捆绑下的家庭共生，也许会迎来束缚永远松开的那一刻。
